中國不可能跨向新權威主義 (北京) 華子怡 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期間，當新權威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興起的時候，我只是 一個熱心的關注者，沒有進行投入的思考，更沒有撰文參與論爭。但我認為，圍繞 新權威主義所展開的論證與批判，是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變革途徑提出 自己見解的一個公開的大膽的嘗試。未經官方授意，並明顯置官方路線於不顧，思 想理論界就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戰略選擇開展爭鳴，這一事實的歷史性意義無論如何 不應被低估。 八九民運之後，大陸知識分子對中國前途及實現途徑的思考，在深度和廣度上都 有了實質性的拓展，只是不可能進行公開的探討和爭論而已。九零年十月之後，海 外燃起新權威主義論爭，且至今不衰，筆者願以此文作一初步投入。 一、我所認定的新權威主義 我所知道的最具代表性的新權威主義者是張炳九和吳稼祥，我把他們的主張認定 為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是對中國改革方略和現代化道路的一種探索，是一種可被稱作「總體 改革觀」、「改革理論綱領」或「戰略性思考」的理論探索。 新權威主義認為，從全能主義到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可以有多種途徑，而穩健的 途徑則是全能主義——新權威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對中國來說，這也是 一條現實和可能的途徑。其他的途徑或欲速不達，或引發動亂。因此，它實際上說 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實現民主化不可避免的過渡階段」，「民主的方法不可能， 但又不能回歸舊體制，現實和可能的抉擇只能是新權威主義」。 新權威主義的要旨，是在專制政體下強制執行、大力發展市場經濟；新權威的任 務，是致力於政治、經濟的二元化，並在政治專制下最終實現經濟的自由化，從而 使民主政治的一系列歷史前提得以發育成熟，民主政體作為歷史運動的結果能夠脫 胎而出。 張炳九和吳稼祥認為，新權威的產生是舊權威日益危機的結果，而日益深刻的危 機將防止它蛻化；新權威產生的方式多種多樣，既可選舉產生，也可繼承執政，還 可政變上台，新權威必須不僅是現代化的產兒，還應當是社會權力的控制者，二者 缺一不可。 二、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 作為萌芽的新權威主義，始出於一九八六年夏天。當時張炳九在北大和中央黨校 的「沙龍演講」中，闡述了他的「半集權制模式」的總體改革觀。 但是，一石未能激起千重浪。作為一種思潮，新權威主義在八八年冬、八九年春 孕育並推揚，且引發了理論界的一場激烈爭論。總的說來，新權威主義受到了批判 比受到的肯定要多得多，而批判的主要鋒芒則鬧了個滿擰，根本沒有說到點子上。 對新權威主義批判的主流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1、新權威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否定民主，其實質是專制主義的舊夢重溫。鼓吹新權 威與民主政治建設是背道而馳的。 2、新權威強調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因而只能導致倒退。 3、新權威主義認為中國缺少民主條件是片面的，重要的是在實踐中訓練民主和運 用民主。 九零年十月以後，海外對新權威主義的批判，大體是這種主流觀點的繼續和延伸 ，例如萬潤南撰文指出：對新權威主義的態度，反映了對民主理念是真相信還是假 相信，可以把這一點作為區別真假民主派的試金石。在這種摧毀性的批判中，「新 權威主義在海外沒有市場，一時間成了過街老鼠。」 但是，批判的力量主要不在於它的火力，而在於它的實確、恰當和透徹。只要經 過冷靜，審密的思考，就可以發現上述批判是站不住腳的，有人起而為新權威主義 大聲作辯，乃是理所當然的。 三、遠志明的辯護 遠志明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號《爭鳴》雜誌上發表文章，題目是「為新權威主義 辯護」。這篇文章為新權威主義者和新權威主義作了理性的、帶有深情的辯護，其 中為新權威主義者所作的辯護是尤為成功的。 事實勝於雄辯。倡導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絕不是假民主派，對民主理念也絕不 是假相信。誠如遠志明所說，他們是曾經和正在英勇地為民主而獻身的人。 那麼新權威主義呢？八九民運之後繼續思考的遠志明，可謂真正把握了新權威主 義的要旨和實質，體察了新權威主義者的良苦用心。遠志明的辯護說明： 1、新權威主義的基本主張是打好民主的經濟基礎，創造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並且 用借助新權威的方法來做到這一點。因而鼓吹新權威與建設民主政治是一致的。 2、新權威主義強調的是走好從「人治」到「法治」的過渡階段，強調法治絕不能 一蹴而就。這怎麼會導致倒退？ 在我看來，遠志明「新權威主義和民主化是不衝突的，它應當是中國民主化理論 的組成部分」的見解是公允的，可取的。但是，他認為戈爾巴喬夫在一定程度上實 踐了新權威主義，則又明顯不符合事實。戈氏的所作所為是與新權威主義的基本主 張相悖的。他走的是另一條和平理性的過渡之路，那條路本質上是非新權威主義的 。 此外，遠志明還設法委婉地糾正了吳稼祥的下述武斷說法：現實和可能的抉擇只 能是新權威。這使得新權威主義消除了一個理論上的弱點，似乎變得更有說服力了 。 然而，使我感到驚詫和遺憾的是，新權威主義的根本缺陷——在中國大陸不存在 現實可能性，不僅未被現在的遠志明所體察，所質疑，反而被正面肯定和論證。如 果說，在「為新權威主義辯護」這篇文章中，他還顯得慎重一些，只說「新權威則 是……可能邁出的第一步」，「其現實可能性則大一點」，那麼，在發表於一九九 二年三月號《爭鳴》上的「再為新權威主義辯護」一文中，他就進一步認為，「最 大的可能性」是中國真正踏上新權威主義的不歸路。從他提議中國現階段可並稱為 「後全能主義」與「前新權威主義」，就可確鑿無誤地判明，在他的心目中，下一 階段，最大的可能性是新權威主義。他並且對「新權威 主義在當代的現實性」作了 簡單但極為明確的論述。於是，本文的考察就將轉向下一個題目。 四、全能主義到民主政治的過渡 全能主義亦稱極權主義。當代全能主義國家除北朝鮮、古巴等極少數例外，大都 已通過全能主義的過渡階段，而進入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階段。中國與越南則 處在後全能主義過渡期間。此外，德國、意大利是全能主義招致毀滅，在戰爭廢墟 上開始經濟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阿爾巴尼亞也未經過渡，直接從全能主義跨入民 主政治初級階段。已經通過過渡階段的前全能主義國家和地區有東歐諸國、蘇聯、 蒙古、台灣、南朝鮮和新加坡。 東歐諸國，立國之初及稍後一段時間，是全能主義國家。但以後均有先有後、程 度不同地進行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因而進入了後全能主義階段。八九年秋之後 ，又相繼進入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階段。東歐諸國的後全能主義階段，不是前 權威主義階段，而是一種非新權威主義的過渡。 蘇聯自戈爾巴喬夫上台後，由於推行政治民主化，而進入後全能主義階段。九一 年八·一九政變失敗後，進入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階段。蘇聯的過渡，也是一 種非新權威主義的過渡。蒙古亦然。 台灣的社會演變，是循著全能主義—新權威主義—民主政治這樣的路線實行的。 南朝鮮和新加坡也大體如此。 歷史的提示表明，全能主義到民主政治的過渡模式，絕大多數是非新權威主義的 ，尤其是共產黨國家的過渡，無一例是新權威主義的。 但是，由此並不能得出結論說，新權威主義的過渡模式很糟糕。平心而論，在具 有現實可能性的地方，三十六計此為上。只要比較一下完成過渡所付出的代價，只 要看一看同時建設民主政政、推進市場經濟的艱難與風險，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不過，歷史事實至少告訴我們，新權威主義的實現需要很苛刻的條件，起碼取決 於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和專制者的選擇，而不僅僅是前者。而全能主義的共產 黨國家，則不可能經由新權威主義的「特別快車」達到民主化。 東歐諸國中，阿爾巴尼亞連全能主義都突不破，其他國家先後進入後全能主義之 後，共產黨政權對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就是順應不了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最後 在民主大潮前或先行蛻變交權，或大權旁落後瓦解蛻變，不得善終。 蘇聯共產黨政權，在面對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時，多少準備順應社會發展的內在 要求。它的路子是政治民主化先行，經濟市場化跟進。但是，當政治剛剛實質性地 邁入民主化階段，共產黨就急劇地分化、衰落，並經由失敗的八·一九政變而崩潰 。 新權威主義，或戈爾巴喬夫式的非新權威主義，在共產黨全能主義國家之所以不 具備現實性，其根本原因在於：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是與共產黨的基本理念相衝突 的。共產黨的改革，實際上一定會作繭自縛，本質上順應不了經濟、政治、文化發 展的內在要求。它的自我設限，固然說明其落後與愚昧，而同時，也是保持其為一 支有組織的隊伍所必須。當果有雛形的新權威或戈氏式的權威欲公開推行突破其「 基本原則」的過渡方針時，或者是這樣的權威被梏於襁褓中，或者是推行伊始，隊 伍瓦解，不復存在。這就是說，無論舊權威危機多深，在這種專制政體中就是出不 了新權威。 台灣的國民黨，其基本理念中就有經濟自由和民主政治這兩條。只是因為情勢急 危，才先搞一段統制經濟，後來就大力扶植私營經濟了。也是因為自身安危，才「 凍結」憲政，搞「戡亂戒嚴」。而一九八六年後的政治轉型，既是經濟社會發展所 推迫，也為其基本理念所允許。執政的國民黨始終主導著社會的演變，並隨之不斷 進行自身的角色調整，無分化散伙之處。 那麼，中國大陸的後全能主義有何特色？中國會不會跨向新權威主義，而讓理論 家瞠目結舌？ 五、中國不可能跨向新權威主義 中國自一九七八年以來，迫於經濟困境，實行改革開放，從而進入後全能主義階 段。後全能主義區別於全能主義的標誌，可以歸結為：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化不斷減 弱，恐怖統治疲軟，集中指令型經濟破產。中國後全能主義的特色，在於經濟局部 自由化先行，政治改革滯後並在八九民運之後中斷。現在的態勢是，在政治專制下 繼續推行部分經濟自由化，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些。這樣的後全能主義，很 容易使人誤認為就是前新權威主義。因為它所產生的效果和形成的特徵，與新權威 主義前期的後果和特徵是接近和類似的。遠志明把改革開放對全能主義的突破，說 成是新權威主義對全能主義的突破，把改革開放的趨勢，說成是新權威主義的趨勢 ，雖然不無依據，但看來是不妥當的。因為，不得已而為之的部分經濟自由化，與 有意大力推行經濟自由化，中間存著巨大的本質差距。 遠志明準確地認為，鄧小平遠遠夠不上新權威(主義者)，目前的中國並不是新權 威主義國家。那麼，就有理由認為，遠志明寄希望於鄧之後中國出現新權威，他將 在專制政體下致力於經濟私有化。然而，深刻地、內在地制約著別的共產黨國家過 渡過程的因素會在中國邊界之內失效？由於中國社會的獨特性，中國共產黨會在改 變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仍然保持其有組織的隊伍並維持其專制統治？勿庸諱言，我 對這兩個問題都給予否定的回答。問題在於，遠志明看到了保守派會強行中斷經濟 成長或逐步削弱這種經濟成長的可能性，並斷言必定引發動亂，但是，他沒有看到 ，高層改革開放派順應現代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有其先天的局限，在面臨只有公開 背棄原有基本理念才能擺脫經濟困境時，他們將或者自己停頓下來，或者無法再握 有權力，號令天下。因此，像所有其他共產黨國家一樣，中國也出不了新權威，中 國不可能跨向新權威主義，七十二變此為無。 這裡有必要指出，當初國內的「中立派」抓住新權威如何在中國產生的問題進行 質詢，是很有見地的；而蕭功秦則早就強調中國不具備新權威主義的背景和條件， 可以說是切重要害的。 由此可知，中國現在的後全能主義，不是前新權威主義。在本質上，它亦是非新 權威主義的。然而，中國有沒有希望和平理性地進入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的新 階段？或者說，至少比蘇聯的演變要平和有序些？我認為，希望是有的。這就是， 中國的部分經濟自由化不僅尚存較大的拓展空間，而且改革開放派也有能力將其繼 續推進。而我們在這方面也是有所作為的，這就是警惕和反對保守派的倒行逆施， 盡量推動改革開放派運作，以逼近他們所能承受的極限。這個極限是：公開允許各 種所有制公平競爭，並能有效地付諸實施。改革開放派越不過這個極限，但我們不 希望在到達這個極限之前很遠，改革進程就停頓下來。果能如此，則中國將在一個 較好的經濟社會狀況下，從後全能主義進入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新時期。應 當說，這種現實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幾率並不小。 六、結束語 總的說來，本文以指出中國改革開放派的本質局限，並明確斷言中國不可能跨向 新權威主義而與新權威主義者相比較，從而使有志於中國現代化的人士明瞭今後同 時擔當起經濟市場化與政治民主化任務的艱巨性，增強鍛造自身、磨煉自身、提高 自身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同時，本文以認同經濟部分自由化的深刻意義，並明確肯 定經濟先行、政治跟進的順水推舟性及現實可行性而與激進民主派相區別，從而告 訴願為中國現代化奮鬥的人士，按中國的情勢，發展經濟與弘揚民主必須並駕齊驅 是不現實的，如果經濟部分自由化在實質性地推進，則應當容忍政治空間的暫時鎖 閉，在致力於促進經濟部分自由化，從而造成中國社會的不可逆變化，以縮小與巨 變前東歐社會差距的同時，又能有機會在理論上、組織上和品質上作好準備，一旦 保守派中斷改革，或改革派無力前進因而國家陷於經濟困境和社會危機時，能夠負 責任地挑起主導社會全面變革的歷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