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轉型意義試析 (北京) 梁雪芹 台灣的政治轉型自一九八六年三月拉開帷幕，至今仍在曲折地、艱難地推進。本 文對「政治轉型」的含義界定為：「以和平方式進行的自上而下的政治體制改革」 ，並且這種改革「引發了具有重大階級性意義的結構變化」。單有前半句，則將「 政治轉型」等同於政治改革」，失之過泛；光是後半句，則成功的暴力革命也被括 於其中。兩者合二為一，較為相宜。轉型的基本色彩是溫和的，漸進的，不失控的 。 台灣政治轉型具有重大的歷史性意義。它通過自我和平演變，使台灣社會不僅在 經濟層面，而且在政治、文化層面走上全面提升品質之路，是後發現代化國家、地 區中啟動和推展政治民主化的又一成功範例；它對專制政體民主化理論的發展提供 了獨特的實踐樣本和推動力；它將民主憲政付諸實施，標誌著中國政治史上一個重 大的歷史性轉折；它將海峽兩岸統一的基點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台階，使統一於專制 政治的「大一統」模式不復有實現的可能；最後，它對大陸政治變革，是一種有力 的激勵和寶貴的啟迪。 一. 政治轉型的基本事實與發展態勢 台灣的政治轉型是由一種前資本主義的集權專制向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轉型。從 國民黨一九四五年接收台灣算起，到一九八六年三月國民黨召開十二界三中全會， 其間四十餘年，台灣實施的是東方專制主義意味的威權政治體制：由政治強人獨裁 下的一黨專制，政治空間基本被鎖閉，民眾政治權利大部被剝奪，民主運動遭彈壓 。 一九八六年三月，國民黨決定實行以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等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革 新，標誌台灣的一黨專制體制開始鬆動。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黨外人士事實 上突破黨禁，組建民主進步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蔣經國宣佈解嚴，廢除實 施達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令》，並隨之正式開放報禁和黨禁。一九八八年一月十 三日李登輝主政後，突破蔣經國不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框架，積極進 行「憲政體制」改革，使政治轉型進入新階段。 台灣政治轉型的基本事實可歸結為： 一、政治體制由「一黨專制」向「一黨獨大、多黨制衡」的方向演變。開放黨禁 後，反對黨取得合法地位，與國民黨開展競爭，發揮政治制衡的作用。然而，反對 黨或反對黨聯盟，還遠未具有通過選舉擊敗國民黨，從而取得執政地位的力量。目 前的政治格局可以定名為「一黨獨大、多黨制衡」。國民黨加緊進行由獨裁壟斷性 政黨變為主導性政黨的角色調整，增強自身作為民主政黨的競爭性和應變力，而反 對黨也在逐步從一味批判與反制走向體制內競爭。 二、政權結構開始「回歸憲法」。「戡亂戒嚴」是政治上凍結民主憲政、實行專 制統治的依據。在這種體制下，「總統」成為獨裁者，「民意機構」形同擺設。既 解嚴開禁，政權結構「回歸憲法」乃成題中應有之義。於是，「中央民意機構」的 功能隨政黨政治的運作而逐步增強，「立委」、「國代」選舉已成朝野較量的一個 主戰場，「立委」黨團成為政治制衡的重要力量。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正式終止「 動員戡亂時期」，則移去了憲法改革的最大障礙，是「回歸憲法」的重大步驟。終 止「戡亂」，廢除「臨時條款」，「總統」超常權力被取消，所有「資深」代表於 九一年底退職，「民意機構」將按計劃全部改選。這樣，以黨領政進一步弱化，以 法治政不斷凸現並漸趨主導。 三、民眾參與意識增強，社會思潮活躍，社會運動勃興。解嚴開禁後，民眾獲得 了基本的政治活動空間，政治恐懼開始讓位於政治參與。除組黨與國民黨匹敵外， 各種利益團體亦紛紛成立，輿論市場熱鬧非凡，自力救濟層出不窮，走上街頭司空 見慣。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政治權利開始真正落實。 台灣政治轉型是在社會力充分湧現，社會多元化已成不爭之事實的情況下開始的 。儘管目前政黨政治低質化，政治參與和競爭事實上存在不平等與不合理性，具有 明顯優勢地位的國民黨走向制度性妥協的意願和體認尚可質疑，獨立於國家體制的 多元的、自我組織的自由的市民社會還不成熟，但是，由於阻撓社會多元化、政治 民主化的勢力已成強弩之末，執政主流派「對歷史負責」，順應潮流推動政治變革 的取向清晰可見，因此，儘管還會有動盪、曲折和不確定，其發展態勢已可估測。 這就是，台灣政治轉型已經走上不歸之路。具體可有： 一、政黨政治將漸趨成熟，「一黨居優、多黨競爭」將是九十年代末最可能模式 。目前，雖然台灣黨派林立，但勉力可與國民黨一爭的反對黨只有民進黨，且該黨 內耗嚴重，又公開打出「台獨」綱領，短期內與國民黨平起平坐殊無可能。然而， 朝野關係會從現在的粗魯、亢激走向良性互動，抗爭的主要手段將由街頭運動讓位 於議會鬥爭，而議會中的肢體抗爭亦將趨於消失，形成「一黨居優、多黨競爭」格 局。 二、憲政體制將進一步名符其實。國民黨政治新生代已經全面接班，其對民主政 治的認同和追求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九一年底，「國代」全面改選，國民黨取得「 修憲」主導權，九二、九三年全面改選「立委」、「監委」。照目前趨勢，「憲政 改革」的推展與實現是可以預期的。因此，台灣政權的憲政體制將更為名符其實。 三、「脫序」現象將漸趨平和，民意表達渠道將更為通暢。隨著政治活動合法渠 道的營建與通暢，各種「脫序」現象出現的頻率和烈度呈衰減趨勢，乃是必然的。 當然，這還不排除還會冒出激烈的街頭運動和非理性抗爭，如民進黨為吁求「總統 直選」而搞的遊行靜坐。不過，這種做法越來越失民心。「脫序」現象漸趨平和是 一種大趨勢。 二、中國政治演進的歷史性轉折 毫無疑問，台灣政治轉型是台灣政治演進的歷史性轉折。 長期以來，大陸居民經常東渡台灣從事墾拓、經營，因此台灣社會發展狀況大體 上與大陸相一致。公元一三三五年，元朝在台初設府治，從而正式將台灣納入中央 政府統一管轄之下，經明、清至民國(一六四二至一六六二年，淪為荷蘭殖民地；一 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淪為日本殖民地)，政治上由君主專制到一黨專制，始終未脫 專制巢穴。儘管在政治轉型之前，台灣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自由化，但似乎國情 和文化的「特殊」，阻礙著現代民主政治的到來。 台灣政治轉型，在台灣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撼動了專制統治，並將其導向民 主政治。這說明，中國文化背景既不是市場經濟不可逾越的障礙，也不是政治民主 不可逾越的障礙。中國人自己治理下的社會，同樣能全面走出傳統文明，匯入現代 文明，並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承認台灣政治轉型是台灣地區政治演進的歷史性轉 折，這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說，均無困難。 然而，台灣政治轉型的意義未止於此。它還是中國政治演進的歷史性轉折。這裡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基本的史實。 在中國政治史上，君主專制制度一直在封閉循環圈中悠然運轉。它雖然一再由盛 到衰，由衰而敗，卻又能死而復生，生生不已。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是外部給 它的一次空前打擊，同時也提供了一個使其轉型的歷史機會，從君主專制轉向君主 立憲。然而，由於統治集團的愚昧，昏庸，由於社會精英階層——士大夫的麻木、 遲滯，由於民眾身上體現出來的傳統的強大惰性，質言之，整個中華民族的冥冥昏 睡，使中國失去了這個有可能實現「千年未有之變局」的機會。 五十五年過去，彈指一揮間。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海戰，中方慘敗，朝野震驚 。士大夫階層起而救亡，籲請改革。這時，統治集團中也出現了比較開明、著力維 新的力量。一八九八年，光緒帝實施戊戌變法。這也是一次有可能導向政治轉型的 歷史性事件，但不久即被頑固派扼殺。 清末的另一政治事件是一九零五年的改革。時隔八年的這次改革，是由當年腰斬 「百日維新」的統治者所推行的。它除了對教育、軍事、行政制度進行了重大革新 外，還鮮明地確認立憲政體優於專制政體，中國應該實行立憲制。一九零九年，清 政府在北京成立資政院(國會前身)，各省設立資議局，並宣佈九年後實行憲政，定 於一九一七年召開國會，頒布憲法。然而，不管是真心想辦還是虛與委蛇，一切都 為時已晚！這時的清末統治者不僅已經失去了實現政治轉型的能力，而且王朝政權 機器已經千瘡百孔，衰敗不堪，很快就遇上了滅頂之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由下而上地、強制性地結束了延綿二千年之久的君主專 制統治，將共和政體推向前台。然而，這個政體面對的，是傳統小農經濟占主導地 位的經濟體系，是雖經戊戌思潮衝擊和突破但仍唱主角的傳統文化特質和社會價值 觀，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處於基本上無法偶合的狀態。因此，政黨政治剛 有發 ，議會民主稍有運作，便被粗鄙軍閥打入冷宮。極不穩定的共和政體如隕星閃 過，很快便是軍閥割據，群雄爭鬥，陷於內亂。這個時期出現的主要政黨，如國民 黨，共產黨，基本理念殊異，競爭包容鮮見，你死我活為真。 一九二七年後取代北洋政府的國民黨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處於內亂外患 之中，沒有一天安頓過。孫中山的宏願，民國的憲法，統統束之高閣，其政治體制 的實質是一黨專制。 一九四九年以暴力革命手段取代南京政權的共產黨政權，基本宗旨就是一黨專政 ，既載之憲法，更付諸於實踐。而這種一黨專政的實質，或大體類同於君主專制， 如毛澤東時期，鄧小平時期中的一段(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或是寡頭專制政治 ，如一九八九年到現在，由幾個垂暮老人共同掌舵。與此相映照，乃是民意代表上 頭圈定，民意機構形同虛設；「民主黨派」須將「執政慾望」自我閹割，社團組織 必須官方化、半官方化；輿論一律，學術、創作不自由。 通過以上勾勒的中國政治演進畫面，可知台灣自公元一九八六年開始的對專制政 體的實質性突破，決不僅僅是地區政治演進中的歷史性突破，而是整個中國政治史 上的一次歷史性突破。 在四十餘年政治專制時期，台灣的經濟體系已由傳統農業占主導，成長為以市場 調節為主、以工商服務業占主導；現代文明價值觀已在全社會深得人心。八六年後 ，政治上邁向民主化，從而使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偶合得更好，更穩定。 比之辛亥革命後曾經是曇花一現的「民主政治」，這一步是扎扎實實的，開創新紀 元的。而前者，充其量只是一次注定要失敗的悲狀預演。 對台灣政治的演化過程來說，啟動政治轉型，似乎是瓜熟蒂落，只是相當自然的 一小步，甚至可以說操之過遲了。但是這一小步，卻是中國政治破天荒地跨出的一 大步。從專制到民主。 三、中國統一品質的劃時代提升 對大陸當局和台灣當局來說，對海峽兩岸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拉茲洛對「虛構出 來的民族國家主權的神聖性」的批判，雖然不是完全難以理喻，但起碼是太超前了 。中國統一過去是，現在是，今後相當長時間內仍然是中國人追求的神聖目標。 回溯歷史，中國統一局面的最後一次失去，是辛亥革命導致清王朝崩潰之後。一 九一二年建立的民國共和政府無力控制政局，大權很快旁落軍閥之手。北洋政府治 下，內亂烽起，軍閥混戰，談何統一？一九二五年，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亦年 北伐。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而自打成立之日起，它就一直想 使自己成為統一的中央集權政府，為此不惜使出渾身解數：訴諸武力，金錢收買， 經濟封鎖。但終因日本人入侵，攘外而不得安內，加上不搞土改，自身腐敗，不僅 始終未統一，反」而被共產黨趕出大陸，退踞台灣一隅。 共產黨統一中國大陸後，雖出兵進取金門受挫，但武力解決台灣之決心未改。如 果不是金日成利令智昏，操刀過急，於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動戰事，則台灣 被攻佔，由共產黨統一全中國，是極有可能的。朝鮮戰端一啟，美國由軍事上中立 迅即轉而護衛台灣，中共武力解決方案再無希望。同時，國民黨「軍事反攻，光復 大陸」亦毫無現實可能性。 不過，雙方都從沒放棄「統一大業」。武鬥不成搞文鬥。到八十年代中葉，共產 黨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模式，國民黨則應以「一國良制」，反制「一國兩 制」。所謂「一國兩制」，是說：一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在北京；兩制 ，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現在誰也吃不掉誰。「到將來 多少代人以後，有一天條件成熟了的時候」，「大陸的社會生產力大大超過台灣」 ，於是台灣人民接受社會主義制度，「一國一制」水到渠成。而所謂「一國良制」 ，是說：一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設在大陸；良制，大陸，台灣均實行三民主義 制度。理由是：台灣的社會生產力大大超過大陸，因而三民主義是「良制」。 說到底，兩家的目標都是一國一制。且按國際法基本原則，唯有一國一制才算統 一。顯然，兩種統一模式是內在衝突的，不可調和的。其癥結在於：兩家各自確認 相互對立的一制，並且無論口頭上多麼渴求統一，乃至標榜「祖國統一具有至高無 上的絕對價值」，實質上均以統掉對方為先決條件和核心要求，而決不願意為對方 所統掉。看起來，國民黨要麼不統，要統就統掉對方。共產黨則是先精神上統掉對 方(去其「國」號，賊漢易位)，以後在物質上統掉對方。共產黨統掉對方的依持是 ：四九年打敗國民黨，以後一直控制大陸，其面積佔全國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人 口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綜合實力明顯強於台灣。國民黨控制的台灣地區，面積不 及全國的百分之一，人口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二，在綜合實力，國際人格方面明顯處 於劣勢，國民黨為何不「理性務實」，接受被統，反而要統掉對方呢？國民黨當初 提出的「一國良制」時，其依持是創造了經濟奇跡的台灣經驗。其根本點是經濟制 度加上適時調正的發展戰略和策略。 現在，讓我們超越黨派紛爭，換上一種新的歷史眼光，則可以看到，共產黨從實 力地位出發，本質上尋求的是「大一統」格局下的中國統一，即將全中國統一於中 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一如既往地對政治、經濟、文化各個領域實行強控制。而國民 黨凸現「良制」，即統一於讓經濟領域按自身規律發展的制度，這樣的統一是對「 大一統」格局的衝擊和突破，預示了中國統一將在品質上有所提升。可以認為，在 台灣政治轉型前，台灣當局尋求的是半大一統式的中國統一，一種經濟能自由發展 ，但在政治、思想領域實行強控制的格局。不過，經濟自由為中國統一新台階鋪下 了第一塊基石。相對於過時的大一統格局，半大一統架構是一種歷史的進步，是指 向未來、更有生命力的東西。 台灣的政治轉型，將台灣從政治專制導向政治民主，從而初步建成了具有中國特 色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歷史上，這是首次全面突破超穩定結構模式的偉大 歷史變遷，而同時，這也對中國統一品質作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提升。因為，它使 中國統一的新台階得以最終形成。而構成這個新台階的，是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兩 大基石。 台灣當局對這一點的體認，表現在對「一國良制」模式進行了用心良苦、耐人尋 味的修訂。它將「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改為「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明確 提出要在大陸走向「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社會多元化、文化中國化」的基礎 上實現國家統一。這裡，刻意張揚、著意凸現的是「政治民主」。 台灣的政治專制，一向多為台灣、大陸知識分子及民眾所詬病，也是「良制」不 良的根本缺陷所在。八十年代後期，在世界民主大潮和台灣社會多元化壓力下，台 灣當局不避斧鉞，在政治上脫骨換胎；而六·四屠城，卻見大陸當局之專制劣根無 可救藥。兩岸政治遂由難分伯仲而成天壤之別。至此，民主政治將是統一中國之不 可忽缺的基本特徵。而任何統一於經濟統制、政治專制的大一統模式，已經決然行 不通。 「一國兩制」這個大一統模式，八十年代落空了，九十年代同樣將落空。其所以 會落空，固然在於台灣執政者不願伏首稱臣被「矮化」，不想由鳳頭變雞尾。但更 在於台灣人民不接受。不接受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相信共產黨會讓台灣長久保留現 有制度，從而遲早會蒙受物質上的損失。二是不堪忍受精神強暴。把生活在先進的 政治、經濟制度下的人納入實行落後制度的國號之下，是一種精神上的「降格」， 一種由「公民」變「臣民」的貶辱。具有現代價值取向的人民，只要不是走投無路 ，別無選擇，就決不會因物質利益暫不蒙受損失，而願被置於過時的「大一統」陰 影之中，在精神上失身。 近五年來，占台灣人口九分之一的老百姓來大陸探親、旅遊、做生意，他們幾乎 百分之百地確認台灣政治、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幾乎百分之百地拒斥「一國兩制」 的統一模式。尤其是八九東歐巨變、九一蘇聯解體之後，台灣人民明瞭大陸的制度 壽數已盡，就更加不願在精神上被強暴了。 同樣朗若白晝的是，大一統中內含的經濟統治和政治專制，亦為越來越多的大陸 人民所不能忍受。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標誌著處於落後的社會發展階段上的 現實社會主義社會——一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和平地、自然地進化為資本主義社會 的歷史大趨勢是不可抗拒的。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趨勢，大陸亦不能免。不用太 久，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將會共同認同和選擇更為優越的社會質度。那個時候，中 國統一的時機就到來了。在大陸專制政權被非暴力瓦解掉之後，將由新的政治力量 與台灣朝野共商國是，協力推進和完成統一大業。屆時，各方即有統一的願望，又 有同一制度(法統)的認同，大家坐下來談統一，就不是誰統掉誰，而是形成中華聯 邦或邦聯的問題。 一種新的統一的曙光，已經出現在地平線上。從來中國的統一，都是統一於專制 政治，而這一次，將在新的台階上實現的統一，是一種嶄新的統一，統一於民主政 治。 四、對大陸政治變革的激勵與啟迪 共產黨控制大陸之後，將中國古已有之的中央集權專制統治發揮到了極致。然而 ，這也預示著，延續了二千年之久的制度已經到了它壽命的最後階段，敲響其喪鐘 ，用新的制度替代它，從而在全中國結束超穩定循環的時刻為期不遠了。在這個制 度下發生的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以及對外在世界的經濟、文化開放，是 將其導向瓦解並培養出新結構要素的基本動因。而自七十、八十年代以來出現的世 界民主化潮流，則是推動大陸政治變革的重要外在激勵因素。 世界民主化潮流所到之處，自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秘魯、南朝鮮、菲律賓 、台灣到東歐諸國、蘇聯、蒙古、席捲了面積達三千萬平方公里的廣袤疆域，從根 本上改變了地球上的政治格局。這一人類文明史上的偉大進步，使人類政治進入了 民主憲政走向全世界勝利，專制制度走向全面崩潰的新時代。迄今尚存於中國大陸 、北朝鮮、古巴等地的專制政體，已經從根基上被這股潮流所撼動。 其中，台灣政治轉型所引發的民主化變遷，對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具有獨特的激 勵做用。這是因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共享同一中國文化傳統，具有同一巨大歷 史負擔，存在同一民族性狀特徵，一句話，同文同種。一水之隔的台灣，其政治狀 況不僅與大陸之狀況形成最切近的鮮明比照，而且，它也雄辨地證明，所謂中國文 化傳統和國民性，並不是專制政體民主化不可逾越的障礙。台灣的政治變革，至少 有力地擊破了反對大陸政治變革的許多推諉欺人之辭，並為大陸提供了一個極具可 比性的可貴範例。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台灣的中國人能夠完成歷史性的飛躍，而 大陸的中國人卻注定要陷於專制政治的泥潭？當然，大陸某些人抗變拒變的依持除 了中國國情「特殊」這一條外，另一條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然而，它的合理 合法性大體已為蘇東巨變所消除。因此，大陸政治由專制走向民主，既是社會發展 的內在呼喚，又是對全球民主大趨勢的認同。最後，也是對來自台灣的政治激勵的 響應。無可置疑，這是一條應走之路，也是一條可走之路。 然而如何走？這是當今中國有識之士特別關注的具有挑戰性的課題。筆者認為， 台灣政治轉型的啟動和推展，為我們深入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迪。 啟迪之一：力避暴力手段。台灣的政治轉型是在執政者比較明智，倡導暴力推翻 國民黨政權的力量又不成氣候的情況下得以實現的。如果大陸的執政者亦比較明智 ，則可以期待不會發生以暴力手段來採取來強制實施政治變革的情形。需要考慮的 是，執政者愚昧、僵化，對政治，經濟均不實行改革，或只許實行鮮有實質性變化 的有限改革這兩種情形。第一種情形可能性極小，第二種情況有較大可能。這兩種 情形都將釀成矛盾激化、衝突加劇的局面。這時，如果奉行暴力革命宗旨的社會政 治力量積極活動，則容易導向革命形勢，最後以槍桿子定乾坤。然而，如果在同樣 的情況下，處於主導地位的社會力量依然奉行和平促變方針，則有可能找到契機， 使較為明智一些的統治者得以推行變法革新，造成和平過渡的局面。需要特別指出 的是，這種耐心和策略，不是僅僅著眼於統治者的分化，更重要的是促進社會的成 長。暴力催生，暴力催熟，一般地不會加快社會的成熟和進步，而和平變革則往往 與社會的不可逆推進相聯繫。尤其是，東歐、蘇聯的共產黨已經開創了和平方式讓 位的先例，我們有理由期待和爭取在中國實現這一結局。暴力手段從未使中國政治 從專制走向民主，和平手段卻在台灣成功地實現了這一目標。我們的方針應當是力 避暴力手段，這就是說，將它作為下下策。 啟迪之二：台灣路子行不通。這裡所謂台灣路子，是指台灣處在政治專制之下， 卻完成了經濟的根本轉型，提升了社會的理性化程度，從而為降低政治結構變化時 的社會動盪烈度創造了條件。這個路子是分兩步走的路子。先經濟自由化，再政治 民主化，而不是兩者同步進行，並駕齊驅。應當說，這是一條好路子。 四十年代末，台灣公營企業在工業產值中所佔的比重超過百分之七十，民營企業 不足百分之三十，運行機制是政府主導形塑，實質上是一種計劃性很強的統制經濟 。而到一九八五年，兩者的比重分別為百分之十五和百分之八十五！民營企業的資 產總額已佔台灣資產總額的四分之三，運行機制已是市場調節為主，政府控制為輔 。八十年代中後期，當國民黨當局進行政治變革時，中產階級已是台灣社會的主導 力量，民眾受教育程度普遍不低，政治轉型顯得更像自然歷史進程，而不是人為強 制進行的社會改造工程。 令人遺憾的是，一部分中國人在台灣「摸」出來的這個寶貴路子，在大陸卻沒有 機會得以實踐並取得成功。原因在於，在共產黨基本理念的框架中，社會主義經濟 最本質的結構特徵是以公有制為主體。換句話說，多種所有制公平競爭是不允許的 。無論對以「貓論」開路的中國共產黨主流派，還是對矢志於鳥籠經濟的黨內保守 派，這都是禁區。(當然，保守派設的禁區比這寬得多，廣得多。)共產黨推行的不 問姓「資」姓「社」的經濟改革，如果不曾提前夭折的話，也將最後在公有制為主 體這一人為設障前停止下來，它能搞成的經濟，從總體上來說，仍然是所謂「計劃 經濟於市場調節向結合」，而不會是市場經濟於計劃調控向結合。 一旦共產黨試圖突破這最後的禁區，如蘇聯共產黨明確宣佈向市場經濟過渡，不 保證國有企業的特權地位，則由於原有理念框架的崩潰而未及實踐就組織解體；或 如保家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則只能自我改名換姓，公開宣佈改弦易轍，阪依新的 理念。而即便如此，他們也無力完成經濟自由化。 人們也許會問，由於中國社會的「獨特性」，中國共產黨會通過只做不說，讓「 私有化潛行」，從而在實際上突入最後的禁區，更為徹底地實踐「貓論」？不能事 先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但是，只要開始大力扶植私營企業，從而讓各種所有制進 入事實上的公平競爭，維繫共產黨的理論體系就將崩潰，共產黨的隊伍就將大分化 、大改組，共產黨推動的經濟改革就將中斷，從而無緣實現經濟自由化。當然，更 不能指望在這之後，再由共產黨走出第二步，即啟動政治轉型，並主導實現根本性 的政治變革了。 啟迪之三：經濟、政治變革同向而不同步。中國大陸不會在先有經濟根本轉型之 後，再開始政治轉型。因而，最有可能的，是經濟、政治、社會同時進入轉型期。 這是東歐、蘇聯等國家的轉型模式。它們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原執政黨 嬗變，由其中的民主改革力量另組新黨，繼續執政，啟動和推進轉型，如保加利亞 ，阿爾巴尼亞等；一類是原執政黨 變，並在開啟政治轉型後，立即成為在野黨，由 社會民主力量上台執政，推進轉型，如波蘭、匈牙利、捷克等。蘇聯的情況稍有不 同。蘇共 變，但仍以共產黨名義啟動政治轉型，至八·一九政變失敗而土崩瓦解。 現由原蘇共民主改革派與社會民主力量主導社會全面轉型。 原社會主義國家同時進行經濟、政治轉型，難度很大，步履維艱。中國將來的全 面轉型，由於其社會發展程度和人民承受能力與蘇東的差距，只會更加不易。局部 失控，活動脫序，民怨叢生，社會動盪，都是可以想見的。必須看到，社會全面轉 型是一個極為艱巨，相當痛苦，且常常不得人心的歷史進程。橫亙在前面的完成轉 型、提升中華的宏大任務，是對民族素質和精英能力的嚴峻考驗和無情挑戰。為了 避免欲速而不達和減少轉型失敗的風險，為了減少轉型期的社會震盪和民族災難， 從台灣政治轉型與經濟轉型的關係，從台灣政治轉型動盪而不動亂，從而得以穩步 推進的事實，我們認為，在全面轉型期到來之前，應當盡可能地使經濟改革深入展 開，提高經濟部分自由化程度，縮小與市場經濟目標模式的差距，使經濟系統逼近 面臨根本轉型的分叉點。這樣做，對提高社會理性化程度、改善民眾素質並最終減 輕全面變革的艱巨性是最為有效的。政治改革的要求、民主運動的展開，應當以服 從這一中心為前提。在進入全面轉形期之後，朝野應當對變革前期的路子獲致一種 共同的理念：經濟自由化為主，政治民主化為輔；經濟自由化先行，政治民主化跟 進。這就是說，經濟、政治變革應當同向而不同步。 對這個路子的提出，台灣的成功經驗是一種寶貴的啟迪。因為，這是來自中國人 自己的直接實踐。此外如東亞的南朝鮮、東南亞的新加坡，乃至歐洲的葡萄牙、西 班牙，那裡的經驗均表明，政經可以相分離而不是非要同步互動，經濟能夠實行自 由化，繼而政治民主化。如果我們稍稍走向歷史深處，則英、法諸國，也是在專制 政治之下，社會自發地實現經濟結構變化，然後以暴力(或光榮)革命造成政治結構 變化；日本是在君主立憲的半專制下，完成社會經濟轉型，以後再有政治民主化。 看來，這樣的路子較為自然，較富於自組織色彩，事實上也更為可取。 對願意獻身中國現代化壯麗事業的人來說，台灣經驗是一面很好的鏡子，台灣軌 跡是一種很好的參造，台灣模式是一種很好的借鑒。 本文對台灣政治轉型的意義進行試析，意在拋磚引玉。望能看到更多的學者同仁 寫出文章，切磋探討中國現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