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和解、漸進變革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周 舵


  在「六·四」事件四週年之際，我想以一個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的身份，並代
表一批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向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講幾點意見。
  我們很遺憾地看到，許多中外人士對中國問題的認識，似乎還停留在一九八九年
之前。那時，人們普遍認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十分穩固，因此，為推進中國的民主
，一切有助於動搖、瓦解共產黨政權的言論行動都予以鼓勵。然而，一九八九年發
生了「六·四」事件，隨後又發生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崩潰，中共政權的合
法性幾乎喪失殆盡，其生存環境大為惡化，中國人民、包括中共黨員和幹部對共產
制度的信心徹底動搖，因此，我們認為在鄧小平等一小撮中共元老死去後，一黨專
政不可能再維持下去，所謂「新權威主義」的鄧小平路線在鄧死後走不通。這也就
是說，鄧以後的中國可能發生的最壞的事態，不是不發生政治變革，而是這個變革
的速度可能會快到任何人都控制不住的程度。變革是好事，太快的變革則不然。鄧
強調「穩定」的重要性，這並沒有錯，他顯然察覺到了社會大動亂的致命威脅；然
而，他開出的藥方卻是錯的——他認為求穩定的唯一辦法，是全力維護一黨專政，
這種根本拒絕任何民主變革的態度，恰恰是鄧死後社會衝突和動盪的禍根。
  許多中外人士希望中國發生蘇聯式的激進的民主變革，我們同樣不能贊成。鄧以
後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變不可能，急變不可取。急變的結果，很可能並不是有權威
有秩序的、制度化的民主，而是多數暴政、暴民政治，是權威喪失、組織真空、秩
序瓦解，造成大饑荒、無法控制的犯罪和大規模流血衝突。有效治理國家的最重要
條件，既不是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式的傑出領袖，也不是廣泛地動員民眾，而是要
掌握充分的組織資源——政黨、行政系統、軍隊，等等。由於人均資源、國民文化
教育水準、經濟發展水平等等方面中國都無法與前蘇聯相比，蘇聯的政治變革模式
如果放到中國，共產黨垮台之後很可能出現惡性爭鬥、組織真空和無政府狀態，中
國人民為此付出的代價將會比蘇聯大得多——大到中國人根本付不起的程度。請想
一想黃河——那條高出地面幾十米、每到汛期都不得不動員幾十萬民工上堤防汛的
地上河！想一想中國的十一億五千萬人口只佔有十四億畝耕地(人均六分之一英畝多
一點)！中國人怎能經受得起哪怕是不太大的社會失序？
  因此解救中國未來危機的唯一出路，我們認為只有設法尋求全面的社會和解，尋
求一條「改變制度、保全組織」的漸進、有序、和平的民主變革之路。為此，我們
認為必須做以下幾件事：
  必須敦促中共主動、及時地實行意識形態變革和有限度的政治制度變革，即，放
棄列寧主義，接受社會民主主義，承諾(而不是馬上實行)多黨制議會民主；開放基
層(縣以下)政權的民主選舉，釋放政治犯，允許民間辦報。不進行這些起碼的民主
變革，貪污腐化、分配不公、道德敗壞等嚴重社會弊病無法解決，未來中共必將與
社會各階層發生不可調和的激烈衝突。
  必須說服中國人民、尤其是其中的激進民主派，在中共作出上述變革的前提下寬
容中共，給出路，給他們將功贖罪的機會，而不要一味地清算舊帳、懲辦復仇。
  必須嚴重警告中國軍方在未來的政治變革中嚴守中立，不要作任何一個政治派別
的工具，否則，必將造成軍隊的分裂和衝突，這是未來中國的最大禍害。因此，國
際社會應有足夠的警惕和防範。
  總而言之，儘管目前中國社會看上去比較穩定，經濟相當繁榮，但是，大多數中
國人對鄧以後中國的前途充滿不安和憂慮，「怕亂」是人們的普遍心態。作為持不
同政見者，我們的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情感上對中共專制政權極其憎惡，希
望它盡快垮台；另一方面，理性地正視中國存在的嚴重問題，我們又深知不能不設
法尋求一條和解、妥協與漸進變革之路。否則，中國太亂，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大災
難，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大惡夢，我們將竭盡全力擔負起我們的責任，同時，我們
也強烈地呼籲世界上一切善良的人們真正瞭解我們、幫助我們，因為，幫助中國免
於災難，也就是幫助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