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離廣場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連載之二 劉曉波 【編者按】本刊上期轉載了劉曉波所著《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三章「絕食在紀念 碑上」的第一節「人群的誘惑」。現根據讀者的要求繼續轉載。本期轉載的是第三 章的第二節「撤離廣場」，所記載的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至六月四日的事情。 大概是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宣佈在廣場進行民主大學的開學 典禮，名譽校長嚴家其發表演講。他講話的中心內容是要求李鵬必須辭職，如果李 鵬還繼續與人民為敵，必將要接受人民的審判。他最後說：「如果政府用暴力鎮壓 民主運動，我們將以鮮血和生命來捍衛、來鑄造中國的民主事業。」嚴家其講完後 ，廣場指揮部宣佈了民主大學校委會的成員名單。我覺得現在還成立什麼民主大學 有點兒滑稽。更荒謬的是我的名字也進了校委會。我在這之前從未聽說過要成立民 主大學的事，更沒有人徵求過我是否同意進入民主大學，民主大學的辦學宗旨我一 點兒也不知道。 民主大學的開學典禮結束之後，「學運之聲」廣播站宣佈：據可靠的消息，戒嚴 部隊將於凌晨至四點鐘之間進入廣場。號召人們「血戰到底」。大概是六月四日一 點鐘左右，廣場已經被戒嚴部隊圍住，官方的廣播開始播放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 部隊聯合發出的「緊急通告」，大意是：現在，首都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為了保衛 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和共和國的首都，戒嚴部隊將於今晚採取行動平息反革命暴 亂。為了保障廣大市民的人身安全，特緊急通告如下：市民們不要上街，更不要去 天安門廣場，凡是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必須立即離開……不聽從勸告者，我們將 無法保證其人身安全，一切後果由本人負責。 「緊急通告」一遍遍地反覆播放，威嚴的語氣和不容爭辯的措辭令人生畏。廣場 的四周不斷地響起零星的槍聲。我走出絕食棚，看見密集的人群正以最快的速度向 廣場的四面八方疏散。客觀的時間起碼有十幾分鐘，但我的主觀感覺中彷彿僅僅是 一瞬，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得空空蕩蕩，只剩下紀念碑附近的數千人。「看起來真 要動手了。」我在心裡重複著這句話，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可能隨時面對全副武裝的 軍人，面對棍棒、刺刀、催淚彈和槍口。可是，也許由於突然逼近的危險使我驚呆 了，也許因為亢奮的大腦還沒有轉過彎，我當時並沒有感到恐懼，也不想找他們三 人商量一下，看看究竟怎麼辦。我呆呆地站了足有十幾分鐘，毫無感覺地回到絕食 棚中。 周舵和侯德健也沒有表現出任何驚慌失措的感覺，似乎我們是處在一場血腥大戰 的最安全地帶。但是，不斷地有人進來，描述著外面令人恐懼的氣氛。我聽了這些 感到應該做點什麼，但又的確不知道要做什麼。索性躺在床上，閉目養神。但是， 一躺下又覺得危機四伏，很不安全。絕食棚附近的糾察線已經沒有了，絕食棚也再 不是難以接近的「聖地」。人們進進出出，傳遞著各種消息。幾個一直守在門口的 糾察隊員象宣誓似地對我們說：「四位老師，萬一發生危險，我們一定保證你們的 安全。要是死也死在一起。」 六月四日二時左右，「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了吾爾開希的聲音，他號召人們堅 持到底，並發誓說：「只要我吾爾開希有一口氣，就要堅守廣場。我與廣場共存亡 ……」突然，他的聲音中斷了，我猜想可能又是心肌炎犯了。他經常在公眾場合犯 病，講著講著便突然語塞，手捂胸口作快要暈倒狀，於是馬上有人攙扶他，踉踉蹌 蹌地被扶上擔架抬走。果然，十幾分鐘後，吾爾開希躺在擔架上，被抬到我們的絕 食棚的東側。劉燕來到絕食棚中，貼在我耳邊說：「開希來廣場，本想在危險的時 刻肩負起領導學運的重任，可是他絕食後身體一直不好，又犯病了。他讓我來叫你 和德健，他有話跟你們說。」我說：「劉燕，你我都知道開希的犯病是怎麼回事， 我也知道他想說什麼。現在我沒什麼要說的。開希病了，你快找人帶他去醫院吧。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吾爾開希被抬上一輛救護車，離開了廣場。此時，離開戒嚴 部隊進入廣場還有兩個小時左右。 這時，廣場上靠近天安門的西南側的長安街上，有坦克和軍車被點燃，火光映紅 了大半個天安門，不斷地聽到一陣陣槍聲，戒嚴部隊的「緊急通告」仍然在一遍遍 地播放，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凌晨兩點多鐘，幾個糾察隊員拿來了飲料、麵包、 蘋果、香腸、油餅等食品，勸我們吃一點兒。顯然，今晚的清場確定無疑，再絕食 已毫無意義。高新、周舵和侯德健都吃了些東西，我沒吃。不是因為要繼續絕食， 而是吃不下，沒心情吃。但是，我們四人並沒有商量一下究竟怎麼辦。有幾個學生 勸我們盡快撤走，他們的理由是：你們四個人不是學生，而是被官方指責為「黑手 」式的人物，一旦被抓住，肯定倒楣。而且，紀念碑肯定是清場的主要目標，絕食 棚裡太危險。我說：「來了就要堅持到底。要撤也只能與學生一起走。」 凌晨兩點半左右。邵江全身顫抖地找到周舵，向他們詳細敘述了廣場外發生的令 人恐懼的場面。他說：「周老師，你們想像不出有多可怕。求求你們想想辦法，救 救廣場上的學生們。現在，只有你們四位老師能做到。」邵江邊說邊流淚。時至今 日，我們四人仍然感謝邵江，是他的請求打動了我們，之後才有組織學生撤離廣場 的行動。從這個意義上講，「六四」那天晚上的天安門廣場的倖存者都應該感謝他 。同時，一名醫生也找到了侯德健，建議由我們組織學生撤出廣場。 邵江的親身經歷和懇求使周舵感到了局勢的危機，全副武裝的軍隊進入廣場所可 能造成的流血，使周舵下決心組織留在廣場上的人和平撤離。周舵知道我易激動、 脾氣倔，難以被說服。所以他先找到高新和德健，說服他倆同意組織和平撤離。他 倆被說服後，他們三人一起來說服我。開始，我堅決反對。我有些結巴地說：「都 什麼時候了，還要撤？撤得成嗎？」我還陳述了不撤的三個理由：一、廣場已經被 戒嚴部隊死死圍住，根本無路可撤。撤離並不能減少危險，還不如留下來等待戒嚴 部隊清場。二、那些害怕的人早走了，現在留在廣場上的人都是準備以死相拼的人 ，要說服他們主動撤離廣場極為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三、我們四人不是學生領 袖，更不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成員，由我們四人提出撤離、組織撤離，既不名正 言順，又要被指責為懦夫。要組織撤離也應該由廣場指揮部出面。他們三個人都反 對我的主張，認為無論如何要以數千人的生命為重，有一線希望就要做一百倍的努 力，即使承擔懦夫的惡名也要組織撤離。 儘管他們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我覺得他們說得有一定道理。更重要的是，絕食是 我們四個人的集體行為，不管我贊成與否，都應該尊重他們三個人的意見，少數服 從多數。所以我同意撤離。 接下來是商量怎樣才能使和平撤離成功，怎樣做最安全 最有實效。十幾分鐘後，我們四人就統一了看法：一方面派人找戒嚴部隊談判，讓 他們為撤離開出一條通道，可能的話，讓他們延遲清場的時間。另一方面，動員廣 場上的堅守者交出他們手中的槍、棍棒、刀、酒瓶和自製燃燒彈等可能導致暴力對 抗的武器，說服學生和市民撤離廣場。正在商量時，「學運之聲」廣播站傳出柴玲 的聲音：「……現在，已經到了最嚴峻的時刻。願意離開廣場的人可以離開，不願 意離開的人就和我們一起留下來，堅持到最後，用生命保衛廣場，包圍這次民主運 動。」聽到柴玲的話，我感到組織撤離必須要說服廣場指揮部，如果他們不配合， 撤離是不可能的。我們商量決定去廣場指揮部。 我們四人到了廣場指揮部，向柴玲、李祿、封從德說明了來意。他們同意撤離， 但不同意和我們一起去找戒嚴部隊談判。我們只能自己去。我們通過「學運之聲」 廣播站向全體堅守天安門廣場的人和戒嚴部隊發出和平呼籲，希望馬上進行談判。 幸運的是，我獲得自由回到北京後，得到一盤當時的現場錄音帶，上面記錄了當時 的情況。 錄音者：廣場指揮部發佈最後一道命令，讓同學們全部聚集到紀念碑上，全部聚 集到紀念碑上。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不要放鞭炮了，不要放鞭炮了。不要製造混亂，不要制 造混亂。 柴玲：工人可以撤下、市民可以撤下。同學們絕不撤下。同學們不要再留市民， 不要再留市民。 學運之聲主持人：同學們迅速聚集到紀念碑上。在最後一刻，我們將作為人民英 雄永垂於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柴玲：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去發動，有組織的有秩序地往一個方向撤離。 不願意撤離的同學，你們可以繼續堅守廣場。不願意撤離的同學，可以堅守廣場。 (錄音帶插話：這是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香港人：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的敵人不是軍隊，而是我們政府。我希望大 家要謹慎(錄音者插話：這是香港同學在講話)。我們香港同學謝謝你們。一起守護 著天安門，一直到勝利，我們香港同學支持你們。 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統一指揮部發佈第五號最嚴厲的命令：請所有的手中有 棍棒、瓶子、磚頭、甚至燃燒彈的同學立即放下這些徒有虛名的武器。你們知道嗎 ？在西長安街上，已經是屍體遍地，血流成河，被殺的、被打的都是那些投擲東西 的人。你可以、你可以扔東西，作為你個人，而你想到(沒有)只要你一仍，所有的 同學都要犧牲。 周舵：呼籲你們立即派代表到天安門廣場到紀念碑上，到我們的營地來舉行談判 。我們負責說服全體同學立即撤離廣場。請你們立即派代表來舉行和平談判，我們 負責動員全體同學撤離廣場，以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請迅速傳達我們這個緊急呼籲 ，由我們四個人去和你們談判也完全可以。 劉曉波：我呼籲你們馬上派代表到紀念碑上進行談判。必要的話，我們四人可以 前往軍營，前往戒嚴部隊指揮部進行談判，進行談判，謝謝！(錄音者插話：剛才是 劉曉波代表絕食的四個人侯德健、周舵、高新來就談判的形勢講話)。 學運之聲主持人：廣大的市民們，同學們，下面請一位市民的見證人給大家講幾 句話。 一位市民：廣大市民們，我作為一個北京市民向廣大市民講幾句話。我向廣大市 民呼籲。剛才我從永定門來到天安門廣場，從這條街來講哇，已經死亡了十幾個人 。我作為一個辛存者，手已經割傷了。希望廣大市民們放下手中的東西，在街上靜 坐。我估計、我認為吧，士兵們也不會向廣大市民開槍。不要再有過激的行動。謝 謝！ 上面的錄音基本上能夠反映出當時廣場上的人的情緒。我們四人還呼籲大學生馬 上行動起來，各學校組織好隊伍，市民可以插在各學校的隊伍中，準備撤離。如果 談判成功，廣場上的人就可以馬上撤離。但是，從內心深處講，我感到和平撤離的 希望不大，因為我們四人還沒有完全說服廣場指揮部的人。「學運之聲」的基調不 是撤離，而是堅守。在我們呼籲時，不斷有人罵我們是懦夫、膽小鬼。 在派誰去談判的問題上，我們四人爭執起來。我提出：「絕食由我發起，我必須 去。另外，德健一定要去。他知名度高，安全係數大。」他們三人堅決不同意我去 ，主張讓周舵去。因為周舵的長相和為人都比較平和。處理問題比我冷靜、理性， 而我去則容易激化事態。最後是周舵說服了我。他說：「曉波，我們四人中，你和 德健的知名度最高，而你在青年大學生中的威望更高，我和德健去談判，可以增加 安全感和成功率。你留下來和高新一起勸學生，效果肯定比我留下來好。」就這樣 ，周舵和德健去談判，我和高新留在紀念碑上勸學生。 周舵和德健穿上醫務人員的白色衣服，在兩名醫生的陪伴下，打著一面紅十字會 的旗向天安門方向的戒嚴部隊走去。望著他倆一階階走下紀念碑的背影，我的心一 陣陣揪痛，我不知道他倆這一去能否活著或完整地回來，戒嚴部隊的槍口是無情的 。如果他倆遭到不幸，我就會背一輩子負疚的十字架。因為是我把他倆帶入危險之 中，沒有我的發起絕食，他倆無論如何不會置身於這麼危險的情境之中。我突然後 悔發起這次絕食，更後悔不該讓周舵去談判。「萬一、萬一、萬一……」我在心中 反覆重複著這個詞，呆呆地站了好長時間，直到他倆的背影消逝。 淚水已經浸滿了我的雙眼。能夠減少他倆危險的和能夠緩解廣場上的緊張氣氛的 唯一行動，就是盡全力說服留下來的學生和市民。我和高新拎著手提式擴音機，在 幾名糾察隊員的保護下圍著紀念碑轉，聲淚俱下地說服學生和市民交出手中的「武 器」，按校組織起來，準備撤離。我沒想到，說服的效果很好。學生們紛紛把手中 的「武器」放到一起，集中在紀念碑的最上層，再由幾名糾察隊員將這些「武器」 送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在我和高新說服學生時，人群中也不時地傳出「不撤！」 「我不怕死！」「懦夫！」「學賊！」的叫喊。還有人哭著嚷我「混蛋」。 學生們手中的「武器」收得差不多了，但市民手中的「武器」繳上來的不多。兩 個學生急匆匆地找到我，對我說：「那邊有兩個人架一挺機槍，準備和戒嚴部隊拼 命，誰也勸不動他們，誰靠近機槍，他們就要誰的命。劉老師，只有你去勸了。」 我跟著兩個學生來到紀念碑上最上層的西南角。果然見兩個市民模樣的人，分坐在 一挺重機槍的兩邊，機槍上蒙著一副棉被，槍口和槍把露在外面。他倆每人手拿一 根鐵棍，交叉著放在槍上。我向他倆走去，大約離他們兩米左右，兩人同時舉起鐵 棍，向我喝道：「你再靠近一步，我們就叫你腦袋開花。」我停住，對他們說：「 我是北師大的教師劉曉波。」他們一聽到我的名字，便放下鐵棍站起來，其中的一 個說：「劉先生，我們正想跟你談談。」另一個人衝上來，一把抱住我，邊哭邊說 ：「劉先生，你們沒看見，在廣場外面，他們殺了多少人。這群野獸，我們跟他們 拼了，打死一個夠本，打死兩個就撈一個。劉先生，你能帶頭和他們幹到底嗎？反 正我們是豁出去了。」 我說：「你們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們想過沒有，這槍一響，天安門廣場將血流 成河。你們拼了命能打死幾個戒嚴部隊的人，而廣場上是數千人的生命。要報仇， 這也不是時候。再說，這次運動一直採取和平的方式，面對殘暴的政府，我們最有 力的武器和自衛方法，只能是和平。就算紀念碑上再有幾把槍，也擋不住坦克和全 副武裝的軍人。」 他倆說：「和平，還他媽的哪來的和平。他們已經殺人了，不要和平了。我們為 什麼還守著和平挨打。劉先生，我們應該好好談談。」 我說：「沒時間談了。要嘛你倆打死我，要嘛你倆把槍撤下來。」我說著痛哭失 聲，跪在他倆面前說：「求求你們，為了廣場上數千個年輕的生命，為了你們自己 ，我求你們把槍撤下來。」他倆一起跪下抱住我，失聲痛哭，答應了我的請求。我 永遠感謝這兩位我既不知道姓名也記不住面容的市民，他倆也為和平撤離立了功。 但是，他倆的命運比我悲慘，也許現在還在獄中。我知道他倆肯定是作為暴徒處理 的。一九九一年一月份開庭審判我時，法庭宣讀過他倆關於如何交出機槍的全過程 的供詞。他倆的供詞對減輕我的處罰非常有利。我今天的自由確實是用許多人的苦 難換來的。我衷心地祈禱他倆能早日獲釋。 他倆交出槍後，我和幾個糾察隊員把槍抬到位於紀念碑東南角的廣場指揮部，把 槍交給了李祿，叮囑他一定盡快處理。李祿開始想把槍藏在一頂帳篷下面，我堅決 反對。李祿只好叫來幾個學生，把槍扔到紀念堂附近的樹叢中。 我要過封從德手中的話筒，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正講話時，一個市民模樣 的人大喊著「學賊」衝過來，舉起手中的鐵棒向我砸下來。多虧身邊的糾察隊員用 身體保護了我，鐵棒落在一個糾察隊員的肩上，幾個學生一湧而上，死死地抓住那 個人。那人哭著高聲說：「你們撤了，我們怎麼辦？你們都是有身份、有名望的人 ，我們呢？要是被抓住，最慘的就是我們。反正好不了，還不如拚命。」儘管那人 對我發洩著怨恨，但我還是能夠理解他的心情。進秦城監獄後就更理解他當時的情 緒。在處罰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人時，學生從輕、知識分子從輕，市民從重， 大多數被處罰的市民都是作為暴徒。提審的公安人員在勸我悔罪時也說：「你是有 文化的人，和那些暴徒不一樣。」在「八九抗議運動」中，最悲慘的是北京市民。 「六四」血案中的死傷者大多數是市民，因此而被槍斃、被判重刑的大多數還是市 民。王軍濤和陳子明被判十三年，得到了世界和國人的關注，而那些被作為暴徒判 重刑的市民則默默無聞。更令人痛心的是，參加此次運動的北京市民大都動機很純 正，毫無個人功利的考慮，而我們這些有名有姓的知識分子則滿肚子花花腸，疑慮 重重，私心很重。與市民們的單純和勇敢相比，知識界顯得混濁而怯懦，但他們卻 得到了國際聲譽和大量的資助，還一個個地自視為英雄。 我正在繼續動員學生和市民準備撤離時，又有一個學生來叫我，說紀念碑北面有 一個人拿著一把半自動步槍。我馬上趕到，在兩名糾察隊員的幫助下奪下了那把槍 。我一時不知道往哪扔，交給別人又不放心。靈機一動：「砸掉槍」，我高高舉起 槍，在紀念碑的石欄上使勁摔，邊摔便喊：「我正在砸槍，想以此來證明我們的和 平的非暴力的宗旨，也證明政府的暴力鎮壓是法西斯行為。」槍很結實，震得我虎 口和雙臂發麻，連續摔了不知多少下，槍才彎曲。這時，兩名糾察隊員從我手中接 過槍繼續摔，直到摔碎。在我摔槍時，我的正面有一個外國記者拍照，刺眼的白光 照亮了紀念碑，我感到自己的成熟和力量。 摔完槍，幾個同學又抬上來一箱自製燃燒彈問我怎麼辦。我說：「馬上銷毀，千 萬不能落在激進的同學和戒嚴部隊手中。」正忙著，侯德健和周舵談判歸來。他倆 說：「戒嚴部隊同意我們和平撤離，讓出廣場的東南角。」我們四人馬上去廣場指 揮部向大家宣佈談判結果，並作最後的呼籲。下面的情況也是根據現場的錄音整理 的。 錄音人：現在時間是六月四日凌晨四點，現在廣場上的華燈全部關閉，只有長安 街上的華燈依然亮著。 侯德健：我是侯德健，我們剛剛到了紀念碑的北側，天安門前面的部隊裡面，我 們找到了部隊的領導同志。我們希望不要再流血。他的番號是多少？團政委叫季興 國，五一零四部隊。團政委和我們接觸了之後，他請示了戒嚴總指揮部，同意全場 的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們全部撤出天安門廣場。剛才是周老師和我一起去 的，請周老師也說幾句。 周舵：同學們，我們現在少流一滴血，將來我們的民主、我們民主化進程就多一 分希望。我們在座的、在天安門廣場的全體同學、全體市民都是我們民族的精英。 侯德健：請大家安靜。 周舵：沒關係。 錄音者：在侯德健講話的時候有兩輛裝甲車從歷史博物館由南向北開來。 周舵：我們已經答應戒嚴部隊回來盡力說服同學們盡快撤離廣場。我們建議現在 以各學校為單位，馬上組織撤離工作。我們有秩序、安靜的從南面撤離。現在是從 我們自身開始民主建設的時候了，少數要服從多數。 廣場上的嘈雜聲、掌聲，有人高喊：「不撤！不撤！」 錄音者：很多人對撤離廣場還有爭議。 劉曉波：我叫劉曉波。同學們，現在我們堅持的一貫原則是和平的非暴力，我們 希望用最少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民主、最大的民主。現在再多流一滴血都是對中華民 族的犯罪。剛才，侯德健、周舵已經向大家談了，他們和戒嚴部隊的談判所達成的 協議與承諾。現在我們想爭取民主，就像周舵老師所說的那樣必須從我們每一個人 自身開始。少數服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這是最民主的原則，這是最民主的原則 。希望、希望過激的市民們，你們能夠冷靜下來，你們冷靜下來。這次學生運動離 不開你們的支持、你們的參與。你們今天留在廣場，證明了你們的勇敢、你們的信 心。我希望你們冷靜下來。你們已經為學生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你們再犧牲我們於 心不忍。你們能夠保存下來就是對中國民主最大貢獻。市民同志們，希望你們冷靜 下來，在天安門廣場的這最後的關鍵性時刻，能夠作一件具體的民主事情，少數服 從多數，少數服從多數。最後，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學生們，不要再燒垃圾，不 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現在我們必須有秩序地、安全地、各校組織起來撤離廣場。 任何犧牲在現在都是不必要的。特別是市民同志們，我希望你們冷靜、冷靜，少數 服從多數。你們今天如果能做到少數服從多數，全體大學生、全首都的公民們、全 中國人民會感謝你們，會感謝你們！ 封從德：大家安靜一下。我們、我們現在把廣場的決定權交給在場的所有同學。 但是我們目前已經沒有時間、沒有時間來統計、來統計票數。我們現在就用大家的 呼聲來表達我們是留是撤的決定。這一次廣場指揮部。……下面我們將說撤離、或 者說、然後說留守。我說撤離的時候，大家就喊……我數三下，我說撤離的時候大 家同意撤離的就喊撤離。再數三下，喊留守，同意留守的就喊留守。好，現在準備 由這個呼聲來判斷我們是撤還是留。這個表決過後，我們必須少數服從多數。同意 撤的喊撤離，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中發出「撤離」的呼喊。 封從德：同意堅持的喊堅持，一、二、三。 廣場上的人群發出「堅持」的呼喊。 封建德：我們認為撤離的聲音更大。現在我們逐步、準備有組織地、把大旗打在 前面，逐步有秩序地撤離。外校的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和工人、市民、 外校的同學都同北京的同學一道撤到海澱區去。 錄音者：現在一位英國公民，英國路透社的記者正在錄像。 廣場上的人齊聲高喊：「法西斯！法西斯！法西斯！」 在封從德主持廣場上的人就撤離問題表決時，柴玲趴在我的身上，不住地抽泣。 她最後趴在我耳邊說：「劉老師，吾爾開希真是個王八蛋。」 廣場上的人秩序很亂，還有些人堅持不撤。一位台灣記者正在採訪侯德健。我對 侯德健說：「現在還有些人不願撤，特別是那些過激的市民。我們四人再分工，分 頭去勸。」德健說：「好吧。」我說：「你和周舵去紀念碑北邊勸，我和高新留在 紀念碑南邊勸。無論如何，我們四人一定要最後一批撤離廣場。」 德健和周舵去了紀念碑北面。高新下紀念碑組織學生。紀念碑南面的人已經排好 了隊，準備撤離。突然，廣場上的華燈又亮起來，緊接著紀念碑附近響起了一陣密 集的槍聲，子彈打在紀念碑上的大喇叭上，發出火花。三輛坦克車從人民大會堂由 西向東一直向紀念碑南側駛來。槍聲一陣緊、一陣稀，紀念碑上的喇叭被打啞了。 排成隊伍的人群正向廣場的東南角緩緩地移動。學生們不斷地回過頭，衝著坦克高 喊：「劊子手！」「法西斯！」 在我毫無感覺的情況下，七、八個士兵向空中鳴著槍衝上了紀念碑南側，紀念碑 上的人已經沒有了。我站在「學運之聲」廣播站旁邊，想看看柴玲等人是否撤了， 我彎下腰，把頭探進帳篷，已經空了。我剛剛直起腰，冰涼的、硬硬的槍口頂住了 我的後腰。我的身後響起了略帶焦急的聲音：「你還不快走，沒時間了。」我被槍 口猛地推了一下，踉踉蹌蹌地下了紀念碑。由於沒有心理準備，我下到最後一個台 階時，差點兒摔倒。多虧我的學生王越紅抱住了我。這時，我看見高新揮舞雙手， 高喊道：「大家不要亂，手拉手一起走。」紀念碑南面的三輛坦克離我大概只有二 十幾米，坦克上的士兵探出半個身子，頭戴鋼盔，手裡拿著槍不斷擺動，示意讓學 生快走。坦克前面排成一隊的士兵，他們揮著槍向學生們步步逼近，有的士兵高喊 ：「快！快點兒！」 不知為什麼，我呆呆地站在原地，看著撤離的學生和用槍逼學生們快走的士兵。 有的學生還往士兵這邊吐吐沫。當三個士兵端著槍向我吆喝時，我才意識到必須走 了。這時，中國人民大學的於碩跑過來，拉起我的手說：「還不快走。」我剛剛走 了幾步，猛地想起我的手提包忘在了絕食棚中，那裡面有我的護照和其他證件，還 有兩本記錄朋友們的電話和地址的本子。我轉過身，飛快地走上紀念碑，剛上到一 半，紀念碑上的一個士兵居高臨下把槍口對準我說：「下去！」我說：「我的護照 忘在絕食棚中，請你允許我上去取。」士兵嚴厲地說：「都什麼時候了，還要什麼 護照。下去，再往前走我就不客氣了。」面對槍口，我感到涼氣襲心，本能地向下 退。我的學生王越紅和於碩又要上去和士兵交涉。那士兵大吼一聲：「不要命了。 」我趕緊拉住王越紅和於碩。下了紀念碑，我勸她倆先走，我要去紀念碑北側找德 健和周舵。我已經看見高新跟著撤離的隊伍走了。於碩走了，王越紅死活不肯走， 一定要留下來跟我在一起。 我和王越紅沒有跟向東南角撤的隊伍走，而是逆著撤離的人群向紀念碑南側走。 當我倆走到紀念碑的東北角時，最後一批從紀念碑北側撤離的學生打著旗迎面而來 。圍著紀念碑的鐵柵欄和松樹牆全部被踩倒，有的人也隨之倒下。在紛亂的人群中 ，我一眼看見了侯德健，兩個學生攙扶著他。我拉著王越紅奔了過去。由於飢餓、 由於疲勞和緊張，德健休克了。我和王越紅代替了攙著德健的兩個學生，因為其中 的一個學生的腳已經負傷，連自己走路都非常困難。我和王越洪攙著失去知覺的德 健，想盡快撤出廣場。但是，通向紀念碑東南角的所有空地都被戒嚴部隊封死了。 士兵們端著槍，把企圖向東南角走的人趕回來。我和王越紅只好扶著德健，跟著留 在廣場上的一百多個人向歷史博物館前的紅十字救護站走去。 到了歷史博物館前，看見許多人躺在擔架上，他們都受了傷，最重的腹部中了二 顆子彈。我向醫生們講了德健的情況。醫生馬上把德健安置在一個擔架上，用毛毯 蓋住了德健。在歷史博物館前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左右，所有的人都或坐或蹲在地 上，只有兩個中年的醫生在和戒嚴部隊的軍官進行交涉。一有人站起來，醫生就用 手勢示意讓他坐下。醫生還勸學生們不要喊口號。我半蹲在人群中，盡量使視線不 被其他人擋住。但我很擔心，不知道周舵和高新是否安全撤離，中途會不會出事。 更不知道我們這些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將是怎樣的命運。 天完全亮了，一片狼籍的天安門廣場上，除了戒嚴部隊的坦克、裝甲車和士兵之 外，已經沒有其他的人了。士兵們用刺刀挑起各種廢棄物堆起來燒掉，廣場的上空 瀰漫著煙霧，一些自行車也被投入火堆。紀念碑上和紀念碑的四周站滿了全副武裝 的士兵，幾個肩扛錄音機的軍人錄下廣場四周和紀念碑的情況。有一個站在紀念碑 最上層的士兵打著「V」形手勢。一輛坦克由北向南開來，碾過已成碎塊的自由女神 像，向紀念碑的台階上衝去，鋼鐵的履帶砸在石階上，發出巨大的聲響。一個軍官 衝著坦克喊了幾句，坦克退下了紀念碑石階。 我們這些聚集在紅十字救護站的人被團團圍住，一共三層包圍線。第一層是手持 棍棒、沒戴帽子和領章、穿著綠軍裝的士兵，這些人表情呆滯，有些人低著頭，有 些人側著頭，似乎不敢正視我們。第二層是戴著透明面罩的防暴部隊，第三層是荷 槍實彈的士兵。被包圍在中間的人，都盯著正在和軍官交涉的兩位中年醫生，誰也 不說話，再也沒有人企圖反抗了，只能等待戒嚴部隊的安排。 我點燃一支煙，狠狠地吸了幾口。內心的恐懼使我無法平靜。剛才，在組織廣場 的人撤離時，從未多想過。即使在槍聲之後也沒有恐懼，一心只想著怎樣使學生和 市民盡快離開廣場。但是現在，天亮了，槍聲停了，面對那些面容無表情的士兵， 我忽然感到恐懼，即對未來的命運，也對剛剛在紀念碑上的滯留感到恐懼。萬一有 顆子彈打中自己，不就玩完了嗎？如果被打死又是為了什麼呢？現在，如果醫生和 部隊的交涉失敗，我們這些人肯定要作為反革命暴徒被押走，等待我們的不是死亡 就是監獄。還不如跟著那些學生們一起撤走。 正在胡思亂想，一位醫生讓大家站起來，四人一排，向廣場的東南角走。剛走出 二十多米，前面忽然響起了一陣激烈的槍聲。隊伍立即停止前進，所有的人都蹲在 地上。這場槍戰持續了十分鐘左右，是居民樓中的人在和北京公安局門前的戒嚴部 隊相互對射，能清楚地聽到玻璃的破碎聲。 槍聲停止後，我們又在原地待了一會兒，才繼續向東南角走。我們的兩邊是近在 咫尺的士兵。我的上身只穿一件半截袖的青白色襯衣，感到從頭到腳的冷，禁不住 顫抖。我身邊的王越紅問：「劉老師，你在發抖？是不是病了？」我沒有回答她， 繼續朝前走。我們這最後一批撤離廣場的人，一邁出戒嚴部隊的包圍圈，上了前門 東大街，就開始喊口號，唱國際歌。路過北京市公安局前，許多人含著淚衝著戒嚴 部隊喊：「劊子手！法西斯！血債要用血來還！」一個頭纏白紗布的醫生大聲說： 「你們這群野獸，連我們醫生都打呀！」馬路的南側，擠滿了圍觀的市民，有青年 人、老人、有婦女和孩子，他們哭著說：「你們沒失敗，你們是好樣的。」「留得 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還有人舉起雙手，打出象徵勝利的「V」型手勢。激憤、嘶 啞的口號聲、《國際歌》聲和沉痛、揪心、絕望的歎聲混合在一起，給人以一種失 敗的悲壯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