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散記 「中國人權」執行主席 劉 青 一、籌備和起程 六月九日，「中國人權」代表團從美國起程，前往歐洲維也納參加聯合國世界人 權大會。代表團的成員有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蕭強、中國人權的第一位大陸理事郭羅 基先生、中國人權研究員鮑樸以及李淑嫻和我。本來，還有中國大陸的兩位女士： 六四死難者蔣捷連的母親丁子霖和民主牆長期系獄人士徐文立的夫人康彤，但由於 參加會議的邀請遲遲沒有收到，或許還有其他原因，可能難以與會了。另外，還請 了在德國訪問的作家鄭義和北明，屆時視他們的情況前往維也納相應做些人權工作 。實際上，在我們之外，據說還有從大陸出發的三個人權組織，還有台灣、香港的 多個人權組織，另有歐美澳等地華人留學生的人權組織。當然，中國政府也有代表 團前往維也納，參加這幾十年一次的人權大會。作為在世界人權活動中難見一面的 華人，這次對人權活動的參與是空前的。 中國人權參加這次大會的準備工作，早在九三年初既開始了。一次蕭強談起了這 次大會，我說我們為什麼不去參加呢？我們全認為，單單為了向世界表示中國人不 是不要人權，從而避免被中國政府所說的中國人只要生存權單方面困惑，使這次全 球人權盛會有些中國人的不同面孔和聲音，我們去參加就有足夠的價值和意義。 我們實際準備的內容自然更大些。我們手裡有一批中國黨政文件的複印件，還有 不少中國司法方面的內部刊物複印件。這些表達了中國政府私下的聲音和看法，說 明中國政府公開的聲音和看法（改造罪犯的白皮書）既使不全是謊話，也是刻意遮 掩了事實的全貌。我們最初想整理出一個題名黑皮書的報告，帶往維也納人權大會 。但很快就發現，這樣浩大的工程，不是中國人權現有的人力、物力、資料以及到 會期所剩不多的時間能夠完成的，黑皮書就變成了一個單項報告－－只談中國司法 中的任意羈押，既只談收容審查、勞動教養和留場就業對人權的侵犯情況。 五月份，我們決定再帶劉剛的個案報告去維也納。有一些人權迫害的個案，是列 入中國人權追蹤工作內容的，中國人權一直要等到這些個案的人權侵犯解決了，才 給這些個案畫句號。一旦列入這樣的個案，中國人權將首先致函侵犯了人權的中國 政府部門，把我們核實過的材料副件送交並要求核實及核實後依法糾正人權迫害行 為。在經過一段時間得不到答覆後，中國人權按照隸屬關係，將逐級送交我們的材 料副件和重複我們的要求，一直到中國的最高部門。在這方面的努力窮盡而沒有任 何效果後，中國人權才考慮訴諸世界輿論、國際壓力和國際人權組織的援助合作。 但是，劉剛所受迫害正有增無減，而且時間已達數年，所以帶劉剛的個案去維也納 人權大會很有必要。 除了報告，實際參加這次人權大會，中國人權從三月分曼谷會議已經開始了。蕭 強在那次會議上參加了不少非政府人權組織的工作，不僅保證了我們繼續參加的資 格，而且使會議籌備組意識到了中國存在嚴重的人權問題，華人應有更大範圍的人 權組織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從而使會議籌備組在分配給予資助的代表名額時，各 方兼顧。這樣，曼谷會議時只有一個華人人權組織與會，到維也納人權大會則出現 了眾多華人人權組織將要前往的盛況。在最初分配給中國人權四個資助代表名額時 ，我們商量全部請大陸的代表，我們自己另想辦法與會，這就是國內代表優先的原 則。這樣做，不僅由於國內代表可以更清楚地講述目前大陸的人權狀況，也可以給 這些重視人權的代表提供點保護，還可以為大陸直接進行國際間的交流來往增加機 遇。可惜時間太緊促，使我們要努力爭取國內代表與會的機會也沒有了。 在曼谷會議上，有一個中國大陸的人權組織也去了。這個由前團中央書記李元潮 為團長的人權組織，是曼谷會議前不久成立的，雖然他們沒有參加曼谷非政府組織 的會議，但已經和蕭強有過接觸。他們一定還會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那才是目標 。所以，見到他們該有個什麼態度，也是我們籌備工作的一個內容。最初，我們認 為一個臨時拼湊起來的組織，專門是用來對付人權大會的，我們一定要在公開的場 合予以揭露和將它壓下去。但是，後來我們想，既然用人權組織的名義，就不能一 點不說人權的話吧？以前台灣被迫成立半官方的人權組織時，就為台灣的政治犯作 了不少改善待遇和其他人道的事情。我們不如去找這些共同點，去建立交流和溝通 ，也許瞭解多了還可以找到一點合作的內容，這對我們今後把人權工作做到大陸去 會有益的，也更符合我們一貫的風格。我們作了一個決定，主動去找他們，一定要 把他們視為NG(非政府組織)，這樣才可以和他們談人權，他們也才會意識到應該像 一個人權組織那樣說話、做事。如果他們接受，我們請他們吃頓飯，希望吃飯這種 大陸通行的方式，有利消除猜疑。 最後，我們還準備了一封給中國政府代表團的信。我們把能夠想到的全想了，我 想我們沒有拉下什麼。 二、與大陸人權組織的交談 我們第一個接觸到的大陸來客，是新華通訊社的記者陳鶴高。那是在維也納聯合 國的高大建築物裡，整個大廳擠滿了人，全在登記、領取證件資料和接受住宿安排 ，到處是亂糟糟的聲音。我們剛下飛機，站在長龍似的隊伍裡耐心等待輪到自己， 陳鶴高突然擠到了我們面前。他問我們是不是大陸人，從哪來，組織的名稱叫什麼 ，一共來多少人，等等。我們也向他打聽大陸來人的情況，不同的是，我們可以把 自己的情況說的很清楚，他卻連新華社來幾個人也不大清楚。最讓我們有興趣的話 題是陳鶴高最後的問話：願意不願意與大陸代表團的人接觸、談談？他表示願意去 聯繫。我們說不論是政府代表團還是非政府代表團，我們全願意交流、溝通。這件 事使我猜測了半天，陳鶴高是一時興起問這話呢，還是早有預謀的？ 第二天，我與大陸來的中國人權研究會的李保東研究員有一番長談。下午兩點多 鐘，我和黃默教授正在排隊準備吃這天的第一頓飯，李保東走了過來。他笑一笑說 ：「是大陸的嗎？」我們握手，相互介紹自己。李保東知道我，他在未出國前已經 看過關於我們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的報道，是海外新聞媒體發表的文章。看來，他 不僅知道我們，也研究過我們了，比起我們僅僅根據自己的願望，決定如何與他們 交往，他們的位置顯然有利得多。他們可以把我們看個透，我們對他們卻一無所知 ，就是到今天仍然一無所知。我們交談不久，黃默就走了，他後來說實在聽不下去 了。黃默當然可以聽不下去，他是來自台灣的學者，台灣已經不再需要談這些了。 但我來自大陸，還要回到大陸去，我們的人權起點只能從這聽不下去的水平面開始 ，這是需要點耐心的。 我大約與李保東談了兩三個鐘點。這差不多是一次沒有交點的兩個平面的交談， 李保東只談他所要談的東西，我也只談我所要談的東西。我想，這是我們兩人的聰 明之處，因為任何一個點的糾纏全必然把兩個平面擰成一團。但是，如果有相同之 處，我總是不失時機的表示贊同，將這些相同的東西加重和突出。我實在很願意有 更多的相同的東西，但我找到的只有兩點：中國的經濟發展很快，這對中國各方面 的發展全會有利的；中國的民主和人權應該漸進的穩定的發展，切忌大起大落或動 蕩。有幾次，我抓住機會向李保東提合作的建議。如他說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內容 有不實之處，說西藏人在監獄看守所裡遭受非人的虐待和酷刑不真實，我就提議， 由我們的組織和他們的組織共同搞一次專題調查研究報告，就研究西藏監獄看守所 有無虐待和酷刑。我說，像我們這樣一個人權組織如果通過調查研究，得出和他們 一致的結論，當然比他們單方面說話要有力量得多。李保東有些遲疑，他說，「你 們有地方申請到所需的經費吧？」我告訴他，我們可以向許多地方去申請這筆費用 ，甚至包括國際特赦組織，因為象國際特赦這樣的組織，不會忌諱證實自己的錯誤 和得到修改的機會。李保東沒有再繼續這一話題。我也沒有指望今天就有結果，我 能體諒這已經超出了他可以判斷和決定的範圍，我實際希望的是他把這類問題帶回 去，給我留下「那麼下一次吧」的期望。 這次談話的最大收穫，是李保東接受了找一天晚上中國人權請他們研究會成員吃 頓飯的邀請。這意味著我們和他們將有好幾個小時交談，說不定可以有些瞭解和機 會，至少可以減去點猜忌。這也不錯，中國的人權事業需要的就是少些阻力，多些 瞭解。 談話中，李保東也像新華社的記者那樣總是要我們的報告。可是，蕭強根據曼谷 的經驗，說報告不能先給他們，一旦給了，他們就消失了再繼續交往的興趣，所以 要等到請過飯後才給他們。我不知道事實是否真如蕭強所說，假如真的這樣，我們 可能犯了一個技術性措誤，因為我們雖然沒有給他們，但卻把要散發的一部分報告 放在了NGO組織散發資料的大桌子上，那是任何人都會去看看，也都會取走點感興趣 的東西的地方。有一二天，大陸來的人權組織和我們接觸交流挺多，但突然就中斷 了，整天難碰一面。我們開始想，他們還會不會和我們一起吃那頓飯？ 到了約定吃飯的日子，仍然整天難見他們的影子，聽說他們在一個NGO的會議廳裡 。按說好的時間，他們沒有來，我和蕭強決定去請他們。可是，他們不去了，說是 時差還沒有倒過來，謝謝了，下次再說吧。然而，我和李保東說過，他們如果需要 改日子，或是不去了，請提前告訴我，他們該懂得這點禮貌的吧？ 三、並非目睹的幾個片段 所有參加維也納人權大會的NGO組織全知道中國人權研究會。他們碰見中國人時常 常說，知道嗎？你們中國政府派來了一個非政府的人權組織。 中國人權研究會落得這種印象和名聲，實實在在只有怨自己。一次，NGO大會的主 持人提議，為全世界正在遭受迫害的良心犯肅立一分鐘，用來表達為改善人權而努 力的非政府組織對良心犯的敬意，和對迫害良心犯的譴責。全場一千四百多名代表 站立起來，面色凝重。但是，會場裡有些什麼不對頭的氣氛分散了大家的沉思肅立 ，許多目光投向了一個焦點－－五個毫無反應、坐著不動的人。有些代表驚訝得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是誰？為什麼他們對為了思想和良知而遭受政府迫害的良 心犯沒有敬意和同情？在極短的時間裡，所有的NGO都知道了這件事和這個非政府組 織。 可是，他們還在進一步引起注意和議論，他們總在抓機會爭取登台發言。他們說 ，不能邀請達賴喇嘛來聯合國人權大會演講，因為達賴喇嘛是流亡政府領袖；他們 說，西藏人民生活的很好，西藏人民反對分裂。不管這些話的真實性如何，問題是 完整無誤的重複了中國政府的話，而不是一個非政府組織根據自己掌握的材料所作 的獨立判斷。 有人講笑話說，這是什麼人權組織，實在是個反人權戰鬥隊。後來他們真的差點 發動了一場戰鬥，對象就是我們。 六月十四日政府組織的會議正式開始。聯合國突然有一項規定，僅僅有允許參加 政府組織會議的名牌還不能進入會場，還必須有當天大會發的入場卷。本來，參加 政府組織的會議就有嚴格的規定，只有具有聯合國咨詢資格的人權組織才給了一定 名額可以與會。這項規定更使亞太地區的非政府組織只得到五十張入場卷。但是， 亞太地區可能有上千的代表風塵僕僕地趕來了。他們分配票的時候較激動，都害怕 分少了甚至分不到。 中國人權研究會的李保東站到了負責分票的南韓人對面，說：「我們是從大陸來 的，我們有三個組織十二個人，分配給大陸的票應該給我們。」 蕭強也站到了側面。他認識分票的南韓人，曼谷的非政府組織會議就是他們一同 搞起來的，而那次會議中非政府組織的運作和合作，被認為是一次成功的經驗。盡 管如此，看著爭個不停的李保東他仍然有些心急，他說，票應該分給真正的非政府 組織。 李保東的聲音壓住了周圍的糟雜聲，他說，「票不能給他們，他們是從美國來的 ，拿的是美國政府的錢，只有我們才是從大陸來的真正的代表。」 圍著等待分票的代表不耐煩了，他們說，這裡的人全清楚誰是誰。 陷入孤立和不友好的李保東有自己的主意，他對另一個同來的夥伴說，去，回去 多叫點人來。 有幾個以為要出事的非政府組織籌備會議的人趕了過來，但平時很溫和並有些結 巴的南韓人卻不需要他們。他說，你們走吧，我對付的了，讓他說，聽他說些什麼 。 李保東所能說的就是不停的重複，他說票必須給他們，他們是從大陸來的，是真 正的代表。 有些代表提議大家舉手表決，由大家決定誰是真正的代表，票應該分給誰。這個 解決辦法幾乎獲得一致的同意，只有兩個人例外，李保東是其中一個。他高聲說不 能由大家舉手表決。另一個不同意表決的是南韓人，他說，「表決什麼？不表決， 把票交給我就是要我負責分配，我說給誰就給誰，我只給參加過曼谷會議的代表。 」 李保東說他們就是參加過曼谷會議的中國代表。然而，南韓人卻說，「你是誰？ 我不認識你。」他把票給了蕭強。這時，李保東犯了一個可能會後悔終身的錯誤， 他動手去搶蕭強手裡的票。這激怒了所有的人，引起了一片「滾」的喊聲，並有人 動手去推李保東。 李保東剛一搶即放手了，他對蕭強說，「好，我們走著瞧，回北京見。」 可是，李保東只過了一會就帶了同伴去見蕭強，還有協助蕭強一起爭取票的李祿 ，追著他們喊：「漢奸，漢奸，我還要告訴你們，凡是當漢奸的，沒有一個有好下 場的。」 過了一天，李保東見到一個華人，問他怎麼到聯合國人權大會來了。那人說自己 是旅遊者，在維也納聽說了這次大會，便順路來看看。李保東告訴他，劉青、李祿 拿了美國政府的錢，跑到這裡來為美國政府說話。那人對李保東說，他還知道在這 裡有些人是拿了中國政府的錢，跑到這裡來為中國政府說話。 四、記者招待會 在維也納舉行一個記者招待會，是我們的重要活動。按最初的想法，我們只去多 接觸記者，爭取他們多採訪。但是，台灣中國人權協會的韓若梅小姐的做法給我們 以啟發，她還未赴會之前，已經與大會聯繫好，得到一個房間和半天的時間，準備 召開一個所有華人人權組織的會議，用來各自介紹自己和尋找相互支持配合的內容 與方式。我們想，我們也應該爭取一個房間和一些時間，可以用來舉行記者招待會 或是一個關於大陸人權問題的討論會。這時，發生了達賴喇嘛因中國的反對而被禁 止來演講及十四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準備集體罷會以示對此的抗議，還發生了大陸 來的代表團有諸多引人注目之事，尤其在部分政府組織掀起一股以集體的發展權排 斥人權的完整性和不可分割性的聲浪中，中國政府顯然起著重要的作用，因此，中 國成了本次大會議論的中心，自然也是新聞採訪有興趣的對象。這種情況使我們傾 向舉辦一個記者招待會。 從我們想做的事情和所餘的時間看，開一個記者招待會也是經濟實用的辦法。我 們帶來了數百份報告集，每份裡有我們組織的簡介小冊子、我們組織的最新一期刊 物、中國的任意羈押報告、劉剛托人偷偷從獄中帶出的給本次大會的呼籲書、我們 將報告濃縮成一張紙的內容提要等，全部裝在一個深藍色的紙夾裡。我們的資料很 受歡迎，在上千個NGO組織帶來的大量的資料的發放處，幾乎看不到它受冷落。但是 ，我們相信，一次由我們當眾的講訴，由記者尖銳坦直的提問，不僅是對我們這些 報告的詮釋，也是擴展和挖掘，而且由人口述所產生的感覺絕不是紙張油墨所能有 的。何況李淑嫻早就想講了，她說，她到維也納就是為她的學生劉剛講話來的，如 果沒有人為他講話，他是會被在監獄裡整死的，他的情況越來越糟了，必須有更多 的人更多的新聞媒體來為他說話。 開記者招待會還有一個技術性問題，本次大會不允許針對任何一個具體的國家舉 行批評的會議，或是舉行揭露指責一個具體國家的記者招待會。但是，私下又說只 要派發的邀請上的題目沒有具體的國家，會上說什麼沒有限制。我們按這種情況捉 摸了一個題目：敦促未加入兩個人權公約、即未加入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的國家簽署這兩個公約，談的時候要點美國和中國的名，舉例 則用中國的人權狀況。這樣，在一個普遍一般的問題下，我們可以實質上談的是中 國的人權問題。我們為自己的這點小聰明又高興又心酸。 但是，我們決定的晚了一些，蕭強雖然到處聯繫，十五日以前已經沒有可能得到 一個較大的開會場所。大會聯絡處說可以給我們一間小辦公室來開記者招待會。蕭 強去看了一下，回來五指伸開搖著手說，實在是小了點，如果擺開椅子坐，大概只 能坐十幾個人。可是我們看來別無選擇，李淑嫻十六日一大清早就必須坐飛機回她 喜愛的沙漠城市，我和郭羅基也不過遲幾個小時就要飛回紐約。我們只好對自己說 ，小點好，小了開會集中不鬆散，擠進來的全是真正對中國問題有興趣的記者。 開會前，郭羅基在亂糟糟大廳裡凝思默想，用一天多時間寫了中國人權的聲明， 他著重談了六四，並圍繞著六四向中國政府提出十點要求。郭羅基說，我們必須提 六四，否則人家會罵我們跑到維也納幹嗎來了。 我們提前二十多分鐘到達會場，可是，居然有比我們到得更早的記者。中國新華 社來了一個叫劉剛的記者。我們說，我們等會兒要為另一個劉剛、一個在凌源監獄 被以絞肉機施加改造的劉剛說點話，希望能寫進他給中國政府看的報告裡。記者越 來越多，不僅把整個房間擠滿了，而且把門外的過道也擠滿了。有記者汗流滿面地 扛著攝影機往裡擠，另外一些記者不停的拍照。我們有些著急，但還差好幾分鐘， 我們決定準時開始。 先是蕭強給每個人作簡短介紹，然後由我發表敦促所有的國家加入兩個人權公約 、尤其是美國和中國應該盡快加入的講話。接著，我立刻轉入了目前中國的人權狀 況，我談到中國大陸對人權的制度化侵犯，數十年來連續不斷的大規模的運動式的 對人的迫害，對人權迫害的普遍性和嚴重性，將人迫害到監獄仍不罷休，監獄的迫 害更加嚴重和肆無忌憚等。我接著講，中國政府現在正在製造宣傳一種理論，說人 權主要就是地區性的生存權、經濟權、發展權、文化權，用這些來排斥具體的個人 的那些自由、權利和尊嚴，從而把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人權分成了兩部分，要人們為 了一部分，就必須犧牲或放棄另一部分，由此來確立和維護國家對個人的基本人權 和尊嚴實施侵犯的合法性；我還說，在目前全世界人權運動高漲的時刻，一些人權 記錄不好的國家湊合到一起了，試圖運用聯合國舞台破壞這一全世界的潮流，將其 仍然分割在各個國家統治的範圍內，以便照舊由代表國家的那些人侵犯其他人，在 這一湊合裡，中國起著非常重要的不好的作用。我說這些，尤其是說最後兩點時， 我似乎看到新華社記者咬緊了牙。 這次記者招待會開了將近兩個小時，是不停歇的講話和提問。李淑嫻抓住機會就 講劉剛，她不僅在記者招待會上講，就是會下，她也常常不由自己地談起劉剛，她 實在十分為劉剛的命運擔憂。郭羅基則以縝密的思維，回答記者所提的他有研究和 感興趣的那部分。鮑樸既忙著幫我翻譯，又忙於自己的解答，他顯得很興奮。可能 最忙的說的最多的是蕭強，他擔任了主持人，幹得實在不壞。散會後，仍有不少記 者意猶未盡，還在問個不停。有一個記者不知道想到了什麼，他要我把上身伸出窗 戶，他也把身子伸出窗戶，就那麼給我拍了一張照。 中國人權的另一位理事黃默一直沒有能夠擠進來，散會後才進來像個旁觀者似的 評判道，不錯，很成功。我們花費了許多精力、時間和捐款人的錢，如果不能有幾 件交代得過去的事，那才叫人沮喪暱。□(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