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啊，我想您！ 薛 偉 來到美國已很多年了，我時時都在思念著母親。想到她那苦難坎坷的一生，想到 她那蒼蒼白髮和別離的淚容，我的心又被帶回了我從小生長的故鄉——四川。多少 次我從夢中哭醒，叫喊著：「媽媽，您何時才能出來？」彷彿看見母親在慈愛地招 手，但卻默默無聲。我又何嘗不想飛回母親的身邊，可是就在我出走異國前的十多 年間，我和母親竟然也遭到骨肉分離的酷刑，而且那漫長的思念，比現在更加殘酷 和痛苦…… 這一段故事發生在一個炎熱的夏天，我剛度過了二十歲的生日。為了陪伴我右手 已半殘廢了的母親，我正在申請從郊區調回市中區工作，天天盼著教育局發下調令 。而母親每天大清早就去上班，到傍晚才能回家。每到下午六、七點鐘的時候，我 總是靜靜地等待著她的腳步聲，盼著她一進門就從布袋中給我端出溫溫的飯菜，那 是她特意從單位上的食堂帶回來給我的。因為像我們這樣一個「反革命」加「右派 」的家庭，要想上餐館吃上一頓，那是只有逢年過節才能有的享受。所以平常我們 多過著素菜加湯飯的清淡生活，母親也總是把自己一個月節省下來的糧票留給我， 讓我每天有一頓飽飯。 母親工作很辛苦，每天在單位上掃地，抹屋，拖地板，加上還要洗廁所，打豬草 ，這已使一個五十開外的老人不堪負荷。而且，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一生中從 來沒有幹過繁重的體力勞動，一有不周之處，就會受到保衛科幹部的責罵，精神上 亦忍受了沉重的壓力。每天，僅有晚上回家後的幾小時時間，可以尋求一點人間的 溫暖和天倫之樂。我也從小就從母親那備受煎熬和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的生涯中，深 深地體會到了母愛的偉大和崇高。 但是，現實社會連我們這樣一個可憐的小家庭的苟安也不能容許，不幸的事終於 發生了。 一天，我正靜悄悄地等候母親歸家，突然傳來一陣凌亂的腳步聲，樓梯被踩得吱 吱作響。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猜想不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我是一個規規矩 矩的中學教師，在學校裡深受學生愛戴，從來沒有作過什麼虧心事，所以我毫不心 虛地打開了門。一剎那間，幾個人惡狼似地衝了進來。 「你是薛偉嗎？」其中一個高個子厲聲地問。 「是的，我就是。」我坦然回答。 「舉起手來！我們是市中區公安局的，現在我們要逮捕你！」另一個矮個子拔出 了手槍對準我。 「我犯了什麼罪？你們有逮捕證嗎？」 「你跟我們去法院就知道了。有關手續以後再補辦。」高個子回答。 我默默地舉起了手，不願再發生任何問題。我明白不管我如何辯白，其結果都是 一樣。因為在這個社會裡，強權就是真理，暴力就是法律。我的任何申訴和哀告都 是毫無意義的。 這時我才看清楚，除了和我講話的兩個便衣外，還有一個穿制服的女民警，她是 我們地段上的陳戶籍。昨天中午她還來過我家，說是很關心我，特意來看我，問長 問短真是無微不至。不料今天竟板著一張陰沉的臉，不動聲色地在翻查我的東西。 經過一番搜查的結果，拿去了我寫的幾本日記和詩集，我姨媽從歐洲寄回來的幾 張照片，一張貼在牆上的字，上面是我用毛筆草書的「制怒」兩個大字，另外還有 一把木製的玩具手槍。 高個子把我戴上了手銬，矮個子收起了手槍。三個人把我推出了房間。突然，我 止住了腳步，驚呆了，耳邊傳來了我熟悉的腳步聲。怎麼辦？母親回來了。我還沒 有思考的時間，就又被推下樓梯中的轉角處，與手上提著一個布袋的母親撞個正著 。 「偉兒，出了什麼事？怎麼了？」母親驚叫起來。 「媽，有事要我去一下，幾天就回來，你不用管我。」我慌忙把戴有手銬的雙手 縮到衣袖裡面去，但顯然她已看見了。 「你的兒子也是反革命，你以後更得老實點！」高個子冷冷地朝我母親說。 「不，不可能，我兒子沒有犯罪，他是一個好孩子……」母親抽泣著，張開手臂 擁抱著我，顆顆眼淚滴在我的頸窩。 「少囉唆，走！」矮個子推我一巴掌，高個子一把推開我的母親。 我剛被推下幾步，就又聽見身後母親的哭喊：「偉兒！把飯帶去吃，媽等你早回 來！」 「你還同情反革命兒子，快滾！」一直沉默的陳戶籍光火了。 我扭過頭去，看見母親被陳戶籍推了一掌，一頭栽倒在樓梯上，手中的布袋裡一 缸還在冒氣的飯菜順著樓梯撒了下來。 「媽！媽！」我發瘋似地叫著，拚命想掙脫往回奔，但是，兩個人的大手象鐵鉗 一樣地架著我。 「偉兒，偉兒！」我只聽見在半昏迷中的母親喃喃地呼喚。我自己也昏昏沉沉地 被拖上了一部汽車，腦海中只映出母親倒在樓梯上的身影和地上冒著熱氣的飯菜。 在監獄的牢房中的我徹夜哭喊，口裡「媽媽！媽媽！」地叫個不停，同房的六、 七個人都圍在我的身邊，紛紛向我探問母親的情況。我一肚子委屈無處傾訴，也顧 不得萍水相逢的陌生，我只知道我們都是苦命人，我滾著熱淚向他們傾吐了我苦難 的家世。 我的母親盧蔚蘭出生於一個商人家庭，外祖父早逝，外祖母省吃儉用，守著不多 的遺產，培養幾個女兒上大學。母親早年畢業於重慶二女師，後來又以優異的成績 畢業於北京大學英國文學系。共產黨初期的決策人物蕭楚女、張聞天和中國國民黨 的一些知名人士都是母親中學和大學裡最熟識的老師。抗戰前四年，母親又進了日 本東京早稻田大學英國文學研究院，成為該校開放女禁的第一個女學生。在中日戰 爭爆發前夕，日本軍國主義者在學校內要求中國留學生簽名承認偽滿洲國。母親出 於民族大義，嚴詞拒絕，毅然放棄了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回國參加抗戰，在戰干 團和游干班任日文教官，她親自上前線打游擊，對日軍喊話，審訊戰俘，自己也負 過傷。也就在抗日的血海中認識了我父親，當時他也在同一機構工作。不料就是這 一段抗日的歷史，竟構成了共產黨口中「歷史反革命」的「罪證」。 從我開始有記憶起，母親沒有過過一天太平日子。鎮反、肅反、三反五反、大會 批、小會鬥，母親受盡精神折磨，為了撫養我這一條小生命，默默地飲酸茹恨。五 八年的反右鬥爭，我的家遭了浩劫。母親被劃為「右派分子」，再戴上「歷史反革 命」帽子，送農村監督勞動。 那是一個偏僻的山莊，幾十名右派分子分散住在鄰近的農民家中，白天集體出工 去修水庫，星期日就給農村幹部家推磨子，洗衣服，一天兩頓又黑又粗的玉米麵糊 。這牛馬般的日子母親竟能忍受，但卻苦於她有一千度的近視眼，又從小生長在大 城市，而今跟著隊伍早晚收出工走田埂，狹窄的山間小路，成了她無法忍受的最大 苦痛。為了趕上上工時間，她只有早上四、五點鐘就起床，一個人摸黑慢慢先爬著 上工，等她摸到工地，已是七、八點鐘，隊伍也剛剛到了。晚上下班後，別人先走 了，她又摸著黑慢慢爬回去。這種非人的生活誰能忍受啊！而母親卻默默地忍受著 。她後來告訴我，她曾數次有過自殺的意念，但一想到我，想到她死後將給尚未成 年的我帶來更大的不幸，就含著辛酸淚咬緊牙關熬下去。在農村勞動一個月後，母 親因勞累過度，在工地上體力不支竟昏跌下水庫，右手摔傷骨折，她暈倒在地上， 手臂的鮮血順著鋤頭把流淌滿地。身體傷殘的母親因禍得幅，被調回城裡治療，後 留在原單位監督勞動。不久，父親也因「歷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開除公職，押回原 籍管制，一年後，在病中含冤而死，剩下我們母子二人相依為命。 聽完我悲慘的敘述，大家都沉默著，沒有人發出一句安慰的話語。因為在這暗無 天日的社會裡，哪一個善良老百姓沒有一部辛酸的血淚史！我的故事只是勾起了他 們自身痛苦的回憶而已。 不久，我被判了「企圖叛國投敵」的罪名，原因僅僅是因為我想出國留學而已。 我在勞改營中度過了十年的苦難歲月，母親也為我熬白了頭，哭壞了眼。當我出獄 回到家中，母親已像一根乾枯的草籐，在冰雪寒霜中度著風獨殘年。 一年後，我到了海外。我下定決心一定要接母親出來，但卻因為種種原因，至今 未能入願。母親雖然為她的兒子得到了自由而感到放心，但再在一次強忍著別離的 悲哀。我想她應該明白：如果我回到她的身邊，誰又能保證當年骨肉分離的慘痛經 驗不會重現。 母親啊！我而今唯一能獻給您的只有深深的思念。我唯一所希望的，只是中國人 的親情分離不要一演再演。是歷史的懲罰？還是人為的劫難？痛苦何日才有盡頭？ 我又究竟該怎麼辦？誰能啊，誰能解我的哀怨、給我一個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