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難在外交公寓 ——《末日倖存者的獨白》第三章第三節 劉曉波 「六四」天安門清場後，劉曉波等知名人士開始考慮如何躲避…… 侯德健躺在擔架上，由四個協和醫院的醫生抬著。他的一雙手垂下來，隨擔架晃 來晃去。我走在擔架邊上，拉住侯德健的手，希望他能清醒過來，和我說點什麼。 但是德健一點反應也沒有，那雙手象死人的手，或像剛剛打過麻醉藥完全失去知覺 的手，任人擺佈而沒有一點兒感覺。我對抬擔架的一位醫生說：「德健是不是不行 了？」醫生把手伸進毛毯裡，摸了一會兒說：「問題不大。」我說：「能快點走嗎 ？我來幫你們抬。換換會快點兒。」那位醫生說：「劉先生，你身體也很虛弱，還 是我們抬吧。」說完，他們又叫來四名醫生，替換正在抬擔架的四個人，加快了腳 步。就這樣，八位醫生交替著把侯德健從廣場一直抬到協和醫院。 在路過通向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中時，一輛公共汽車正在長安街上燃燒。車身傾 斜，黑乎乎的濃煙飄向空中，油漆被燒焦後散著刺鼻的氣味。被燒得發黑變形的鐵 皮，在火中不斷扭曲，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響，就像有什麼東西被強行撕裂似的。王 府井大街上空空蕩蕩，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幾名外國記者跟著我們拍照、錄影。 突然，一輛救護車停在侯德健躺著的擔架旁。駕駛室裡探出一個頭問：「有垂危的 傷員嗎？擔架上的是什麼人，乾脆上車，我們負責搶救。」抬擔架的四個人停住了 ，面面相覷，誰也不說話。一個醫生問我：「劉先生，怎麼辦？」我說：「還是抬 著保險。上了車，德健就不知道被拉到哪去了，反而更危險。」醫生點點頭，示意 抬擔架的繼續走。 協和醫院的大門口圍著幾十人，這些人都是來探聽自己的親人、朋友、同學的下 落的。醫院的人勸他們不要急，查對也要慢慢來。我和王越紅跟著侯德健的擔架進 了協和醫院。德健被抬去檢查身體，我和王越紅在外面等著。我再次勸王越紅回家 ，她仍然不肯。一會兒，德健在兩位年輕醫生的攙扶下出來了，雖然看上去臉色不 好，但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醫生把我們三個人領進一間小屋中，屋裡有兩層床和一張桌子，看來是供醫生值 夜班用的。醫生們拿來麵包、香腸、汽水、西瓜給我和德健吃。吃了些東西後，德 健的氣色逐漸恢復了正常。醫生們勸我倆好好休息一下。王越紅回家了。我和德健 一頭栽到床上，竟死死地睡了過去。 一陣敲門聲把我驚醒，原來是王越紅。她回家安排了一下又回來了。這時已經是 下午一點多鐘了。我叫醒德健，商量怎麼辦。我說：「這裡不能長呆。我想回家。 」德健說：「現在絕不能回家。一來街上太危險，二來你的家肯定被監視了，我們 最好還是躲一躲。」我問：「去哪兒？」德健說：「外交公寓」。我說：「現在家 裡的人不知道我們的死活，一定要讓家人知道我們是安全的。」德健說：「可以打 電話通知家裡人。」王越紅插話：「你們倆出去太危險，還是由我去。」我倆把家 裡的電話和一個外國朋友的電話告訴了王越紅。一會兒，王越紅回來了，她說：「 已經告訴陶力和程琳你倆很安全，請她們放心。那個外國朋友說，三點半他開車來 協和醫院接我們。」我們三人在那間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裡焦急地等著，胡亂猜著 周舵和高新的下落。兩個醫生一直陪著我們。下午三點二十五分，兩個醫生帶我們 走出了醫院的大門。由於怕德健被人認出來，醫生稍稍給他化了妝，穿上白大褂， 戴上白帽子。醫院的門口仍然聚集著許多人，從他們臉上的表情中可以看出他們尋 找親人的焦慮。 我們三個人在協和醫院門口站了大概有十分鐘左右，一輛掛著黑色牌照的紅色轎 車神奇地出現在我們身邊。車門開了。我們立即上車。開車的人對德健講著不太流 利的漢語。這時，一群人圍了上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侯德健！」汽車飛快地 啟動，甩開所有的人。 我們的車上了朝陽門立交橋，德健才笑著對開車的朋友說：「你是北京最勇敢的 司機。」開車的人沒有回答，表情嚴肅地盯著前方。東二環路上，幾乎排滿了軍車 ，只有我們一輛載客的民用小轎車。我望著車窗外向後飛掠的軍車，真為司機捏把 汗。我一直在想：如果被截住怎麼辦？如果戒嚴部隊向我們開槍怎麼辦？十分鐘後 ，我們的車駛進建國門外交公寓的院子，一顆提著的心才放下來。 在等電梯時，那個外國朋友囑咐我們不要說話。電梯的門開了，開電梯的中年婦 女上下打量著我們三人。我頓時又緊張起來。以前就聽說過：「在外交公寓為外國 人服務的工作人員大都負有監視住戶的使命」，「六·四」期間，這種監視肯定要 加強。六月六日深夜，我離開外交公寓後，在街上被綁架式地抓住，就證明了從我 進入外交公寓就已經被盯住了。 一進朋友家，我和德健就緊緊地抱住為我們開車的朋友，連聲道謝，他的確是北 京最勇敢的司機。我們避難的寓所還是我前些天見白傑明的地方，屋裡的一切依然 如故，同樣是寬敞明亮的客廳，同樣是色澤舒適的地毯和沙發，同樣的酒、茶，同 樣的音樂……好像是這裡的一切與昨晚的血雨腥風無關。但是，在我的眼中，這裡 的一切都有種異樣的感覺，站也好，坐也罷，總感到心中空空，一點也不踏實，隨 時可能有惡運降臨。唯一可以使自己鎮靜下來的方法就是洗澡。淋浴的噴頭向我赤 裸的身體上噴灑著密集的水珠，我毫無感覺地揉搓著自己的皮膚，彷彿不是在洗去 幾天來積滿身上的污垢，而是在清除滲入心底的恐懼。我手下的肌體似乎是個遠離 我而去的無生命體，它感覺不到水滴，感覺不到溫度，感覺不到有兩雙手輕輕地揉 搓。儘管洗手間中很熱，但我仍然不住地顫抖。我始終懷疑自己是否真的離開了那 層層把守的士兵，離開了那些毫無表情的目光，離開了閃亮的槍口。 從洗手間出來，走進客廳。我叫了一聲，「德健，洗澡吧。」德健一動不動，好 象沒有聽見我的聲音。他蜷縮在一把靠窗的椅子裡，呆呆地看著窗外。我走過去， 站在他的背後，順著他的視線向窗外望去。下面是建國門立交橋，橋上是排列整齊 的軍車和來回走動的士兵。 突然，門鎖響起來，我和德健頓時緊張起來，不約而同地向門口望去。門開了， 進來的是這個家的主人周思和琳達。他倆都是我們的朋友。四人相見，既驚且喜， 他倆萬萬沒有想到我和德健能如此安全地進到這裡。我們四人緊緊擁抱，琳達哭了 ，淚水表達了她的擔心、焦慮和意外的欣喜。 房間裡的人一多，緊張的氣氛自然就有所緩解。當只有我和德健時，我倆都不掩 飾我們的恐懼，但是有了周思和琳達，我倆又毫無感覺地變得瀟灑、超脫起來，好 像我們不曾身處層層戒嚴部隊的包圍之中，不曾聽到過槍聲，不曾被士兵用槍口逼 下紀念碑，我們只是聽到別人說過廣場的情況，現在只不過在向周思和琳達轉述。 儘管我的心還在劇烈地跳，我在講述撤離的經過時盡力保持平靜，偶爾還要玩點兒 小幽默。德健更是一副超然於生死之外的神情，他講到躺在擔架上的感覺時說：「 我已經死過一次了，葬禮都舉行完了。」 吃過豐盛的晚餐，琳達坐在我和德健的對面，商量以後怎麼辦。琳達讓我進澳大 利亞使館，我不同意；德健要我馬上去廣州，他在廣州有一套房子，可以供我使用 ，我也沒有同意。我說：「在我沒有見到高新和周舵之前，我絕不離開北京。」反 過來，我力勸德健離開北京去香港。德健開始時不同意，但到最後，還是我的話起 了作用：「德健，我們四個人必須出去一個人，把六月四日的真相告訴全世界。這 是我們的責任。而你出去的條件最充分。如果你也留在北京，也許人們一輩子也不 會知道清場的事實。」德健同意了。 接下來琳達分別給陶力和程琳打了電話，告訴我和德健正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並 囑程琳準備好德健的護照，我們會派人去取。我又分別給高新和周舵打電話，想讓 他倆也來外交公寓。周舵家裡的電話沒人接。高新的未婚妻張小梅接了電話。我告 訴她：要高新呆在家中不要出門，明天會有人開車去接他。 那天晚上，我們根本沒睡。白傑明從澳大利亞打來長途，敘述了他在電視中見到 的北京大屠殺的血腥場面。當琳達向我們轉述時，我和德健都感到慶幸，當時的北 京城，風暴之眼的紀念碑附近是最安全的。同時，我又隱約地感到不安，有一種道 義上的犯罪感，總覺得死於戒嚴部隊槍口下的人與我發起的絕食有關。一種揮之不 去的推論總是跟著我，直到我被抓進秦城監獄，直到我獲得自由，直到我走進墳墓 ：「如果我不發起絕食，就不會有新的運動高潮；如果沒有新的高潮，政府也許會 等待著學運的自我瓦解，不會進行強硬的清場；如果沒有強硬的清場，北京市民就 不會與軍隊發生正面的暴力衝突；也就不會有現在的暴力屠殺。」當我從秦城監獄 出來後，多次向朋友和熟人談到過這種想法，儘管他們都眾口一辭地說清場早已決 定，與我們的絕食無關，但我仍然放不下這心靈的重負。每每想起，都感到自己不 自覺地和共產黨一起策劃了「六·四」大屠殺。 至今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晚上九點多鐘，我的學生程真不知從哪打來了電話 ，問我是否安全，是否想盡快離開北京躲一躲，她說她可以安排一切。我告訴他我 現在在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謝謝她想著我。程真打來的電話使琳達非常緊張，說 不定已經有人知道了我的下落。萬一出現意外，對我和德健、對周思都沒有好處。 晚上，窗外不時地傳來槍聲，有時密集，有時零星，有時近在幾十米之內，有時 好像從北京城的某個角落裡響起。我們幾個人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窗前度過的。一 陣槍聲響後，我們總要拉開窗簾的一角，小心翼翼地向外張望。六月五日凌晨二點 多鐘，我們看見有五十多輛坦克駛過建國門立交橋，向天安門方向開去。我們邊聽 外電的廣播，邊議論著、猜測著北京的局勢。英國BBC的華語節目，播放了對著名翻 譯家楊憲益的採訪，楊老憤怒地說：「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用坦克、裝甲車和全副 武裝的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和青年學生，是北洋軍閥不敢為的，國民黨不敢 為的，連日本人也沒有幹過，但是今天共產黨卻干了。這樣的政府，天理難容。」 楊老的仗義直言令我們感動不已，因為我、琳達、德健都是楊老的朋友，曾多次去 他家聊天、吃飯。我們的《六·二絕食宣言》的英譯稿還請楊老幫過忙。「六·四 」後，由於他堅持自己的反對戒嚴和屠殺的立場，他被開除出黨。 六月五日，又有幾位澳大利亞在北京的公民避難於周思家中，準備乘六月七日的 飛機回國，周思家成了一座難民營，但是是一座生活條件優裕的難民營。除了睡覺 不太方便外，其他的條件還是滿不錯的。而且，高度的緊張和恐懼很難使人成眠， 所以人多反而成了一件好事。六月五日一整天，琳達都在為從德健的家中取回德健 的護照忙碌，打了無數次電話，托了無數多門路，結果還是沒希望。琳達一閒下來 就勸我進澳大利亞使館，並且當即寫了邀請信，以備在必要時得到澳大利亞使館的 簽證。但是，我執意不肯去。我的理由是：絕食由我發起，至今不知道周舵的死活 ，也不知道高新的情況，如果我進使館尋求政治避難或逃亡國外，而周舵和高新被 捕，那我將在國外或使館中背一輩子道德的十字架。琳達氣憤地說：「到什麼時侯 了，還講哥們義氣。現在是能逃一個算一個。」我反問道：「那你為什麼不先回國 ，非要和德健一起去香港幹嗎？你不也是出於對朋友的忠實嗎？」琳達無言以對。 後來，在監獄裡，提審人員都對我有條件逃亡而沒有逃表示敬佩，出獄後，也有朋 友誇我這樣做的勇氣。但我以為，我這樣做實在不值得誇耀。我之所以留在北京， 沒有進使館避難或逃亡，完全不是出於留下來為「六·四」、為八九抗議運動、為 死難者承擔責任，而是為了狹義的哥們義氣，為了自我良心的解脫。如果當時我、 周舵、高新、德健四人都有條件逃亡國外，我想我就不會考慮留下來承擔責任，肯 定和他們三人一起逃亡海外，或避難於使館。不是「六·四」中死難者的鮮血和生 命留住了我，而是狹義的私情留住了我。寧願不負朋友之誼而冒險，不願為自己深 深捲入其中的、結局悲慘的運動承擔責任，這難道有什麼正義、道義、高尚可言嗎 ？絕對沒有。 從外交公寓的窗戶向下望，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國門立交橋上的軍車和頭戴鋼盔、 手持武器的士兵。中午十二點左右，十幾輛軍用卡車載著一車車士兵駛過立交橋， 有的車上的士兵不斷地向天空鳴槍。有一輛軍車駛到立交橋的一半便停住了。司機 下車和車上的士兵說了些什麼，士兵們跳下車，截住後面開過來的軍車上去了。顯 然，那輛停下來的軍車出了毛病，孤零零地停在橋上。半個小時以後，幾個市民來 到軍車旁，看著駕駛棚和車廂。他們用鐵器砸開油箱，把汽油灑向駕駛室、車頭和 車廂。然後劃著火柴，扔進駕駛室。頓時，火舌驀然升起，從駕駛室的窗口向上升 騰。過了一會兒，整個車身都開始燃燒。那幾個燒車的人站在幾十米外欣賞著他們 的傑作。令我和德健奇怪的是，在這幾個人燒車的全部過程中，立交橋上的戒嚴部 隊離他們只有二十來米的距離，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燒車。而那幾個燒車的人一點恐 懼感都沒有，一切都幹得從容、自信、毫不慌張。一開始，當我和德健看到他們在 士兵的槍口下燒車，確實替他們捏了一把汗。但是，直到這輛車燒黑燒焦，也沒有 一個戒嚴部隊的人出來干涉。這是不是戒嚴部隊有意為之？是不是政府為了證明「 反革命暴亂」而精心策劃的陰謀。我被捕後，看官方的平暴錄影，也見過類似的場 面。在歷史博物館的馬路上，一排軍車開過，其中的一輛被人群截住，砸毀、點燃 ，但後面的軍車好像沒有看見一樣，匆匆開過。據官方報導燒燬軍車是所謂的「反 革命暴亂」的證據之一，是不是官方有意拿出一些早該淘汰的破車讓市民燒，燒得 越多越好？ 同時，戒嚴部隊的士兵卻對外交公寓的動靜警惕萬分。他們不讓外國人站在陽台 上錄影、拍照，甚至不讓外國人看。只要一發現有人站在陽台上，戒嚴部隊就鳴槍 警告。從窗口，我看見幾個士兵追趕一個小伙子，一邊追一邊開槍。這時，有一個 外國人站在陽台上錄影，大概是想錄下戒嚴部隊開槍抓人的場面。那個外國人一出 現在陽台上，幾十個士兵一起跑過來，槍口對準那個外國人，大聲道：「不准錄影 ！」「趕快回去！」「再不回去，我們就不客氣了！」過一會兒，一個當官的拿著 手提式擴音器，衝著外交公寓的窗口反覆喊話：「請你們不要錄影，不要站在陽台 上。不聽勸告者，我們無法保證其人身安全，一切後果由自己負責。」 五日下午五點多，高新隨周思來到外交公寓。一見到高新完整地站在我面前，我 無法抑制地抱住他哭了，高新也掉下了眼淚。德健沒有哭，但從他的表情中能看出 他的激動。高新說：「我和程真、梁兆二一起走的，在六部口看見坦克碾死學生。 有的士兵一邊笑一邊開槍，他們打紅眼了。中午到了北師大，去陶力家，安慰了她 一陣，吃過午飯，就回家了。陶力讓你在外面躲一躲，能出國就出國，不要考慮她 和孩子，這是陶力托我帶給你的三千元錢。真沒想到我們還能見面。」 高新還說：「昨天晚上槍聲一響，陶力就到北師大東門前等你，從半夜十一點半 一直等到天亮，等到從廣場撤下來的學生全部返校。她沒有找到你，以為你非死即 傷，她哭得眼病又犯了。」 陶力，我的前妻，我兒子劉陶的母親，無論是在我們沒有離婚時，還是在我們離 婚時，我都對不起她。除了我放蕩的生活給予她心靈上、身體上的痛苦和絕望之外 ，我參與「八九抗議運動」的風風雨雨，也始終令她懸著心；在驚嚇中度過了我回 國後的日日夜夜。不管「八九抗議運動」的結果多麼慘烈，不管我因此受了多少磨 難，統統與陶力無關，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是我自己要回國、要投入、要絕食。 我在外面風風火火，有刺激、有觀眾、有名聲，即使受難也不會白付代價，即使死 了也只能自己負責。而她呢？她得到的是什麼呢？除了痛苦、驚嚇、焦慮、揪心， 除了疾病的折磨、撫養孩子的艱辛、臥床兩年和病魔搏鬥之外，她一無所得。當我 在「八九抗議運動」中面對歡呼的人群時，我從未想到她和孩子；當我面對成群記 者、閃光燈，自我感覺良好地討論時事時，我從未想到過她的痛苦；當我在廣場上 和其他女人調情時，更沒有想到過她那受過多次傷害的心靈還在滴血。因此，陶力 與我離婚，無論在什麼時侯、什麼情況下都是理由充足的。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 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 陶力的愛。接到離婚協議書時我所經受的痛苦完全是應該的，而且它還遠遠不能與 陶力所承受的痛苦的深度相比。 在周思家吃過晚飯，除了沒有任何目的的等待外，我們無事可幹。德健出於道義 上的激憤，提出由我們四人聯名寫一份面向世界的緊急呼籲，呼籲全世界主持正義 的政府和公民在物質上、道義上譴責中國政府的法西斯暴行，支持「八九抗議運動 」。德健說：「這個呼籲錄成磁帶，如果我能出去，就帶到海外。如果我走不成， 就交給琳達或其他人帶出去。」我和高新開始時都有些猶豫。我覺得周舵不在場， 不知他會怎麼想。德健說：「沒問題。我們四人在廣場組織撤離時的一致是超人的 ，現在仍然如此。更重要的是，人權是國際性的，受到聯合國的保護，我們的呼籲 完全合法。」在德健的說服下，我和高新同意了。 呼籲書的起草自然由我執筆。草稿出來後，大家都覺得不夠簡練，太長。德健進 行了刪改，加上了楊憲益在接受BBC採訪時說的那段話，最後由我訂稿。《呼籲書》 的大致內容如下： 由胡耀邦逝世所引發出的、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全民民主運動，是完全符合憲法的 。此次運動一直遵循著理性、和平、非暴力的原則。但是，李鵬政府居然動用坦克 、裝甲車、軍用卡車、飛機和全副武裝的軍隊來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完全 是法西斯行為，是八十年代世界歷史上罕見的暴行。 現在，大屠殺已經血染整個北京城，學生和市民仍然堅守著和平的非暴力的原則 ，它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民主意識的大覺醒。這種覺醒絕不是靠血腥的暴力所能鎮壓 的。 在中國現代史上，如此大規模地血染北京城還是第一次。北洋軍閥沒有幹過，國 民黨政府沒有幹過，就連日本法西斯也沒有幹過，今天卻由共產黨干了，這樣的政 府，天理難容。 為此，我們向全世界一切維護人權和民主的政府呼籲，向全球一切主持正義、維 護和平、反對暴力的良知呼籲，給中國的法西斯政府以經濟上、政治上、外交上、 道義上的制裁，給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和「六·四」的受難者以一切形式的支持與 聲援。 呼籲人：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者 侯德健、高新、劉曉波、周舵 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於北京 周舵的簽名由我代筆。《呼籲書》寫完後，由侯德健和高新分別對著錄音機念一 遍。琳達當時把《呼籲書》翻成了英文。我們商定，如果德健能出去，公開發表由 四人簽名的呼籲書要視我們三個留在北京的人的情況而定。如果我們三個人被抓， 就只以德健一個人的名義發表：如果我們安全，就以我們四人的名譽發表。後來， 由於六月六日的忙亂，《呼籲書》的原稿和錄音帶是否被帶出國境，是否安全發表 ，我就不得而知了。 六月六日差不多一整天，大家都在為德健的護照和飛機票奔忙。上午九點多鐘， 高新冒險騎自行車去雙榆樹的德健家中取護照。從建國們到雙榆樹，幾乎橫穿了大 半個北京城，我真為高新捏一把汗。一個小時後，高新從德健家打來電話，說程琳 已經帶著護照走了，肯定是她去了建國門外交公寓。果然，過了一會兒程琳打來電 話，說她在國際大廈門口，帶來了德健的護照。我們幾個人商量了一下，是否讓程 琳上來。但是最後我們一致認為不能讓程琳再捲進來了，少牽連一個人是一個人。 於是，琳達和另一個澳大利亞的女孩兒下樓取回了護照。程琳想見德健而沒能如願 ，我想她肯定非常痛苦。六月六日的北京城還充滿著恐怖氣氛，人走在街上隨時都 有危險，程琳能孤身一人給德健送護照，已經是忘我的勇敢之舉了，確實讓人感動 。我想，不管程琳和德健的關係到了多麼不可挽回的地步，但是在當時或在以後， 德健都應該感謝程琳能夠冒著風險給他送護照。 高新從德健家裡出來，就直接去崑崙飯店附近的一個民航售票處給德健取去香港 的飛機票。這邊桑嘩和王越紅帶著護照和錢去和高新見面。我、德健、琳達和其他 幾個人在焦急地等待著。下午四點左右，高新打來電話，說一切都辦妥，約定在澳 大利亞使館的門口見面，一會兒，周思從使館回來，接在他家的幾個澳大利亞人去 使館。德健又找到一個外國朋友的車一起去澳大利亞使館。德健的飛機票是六月七 號的，他必須在使館住一夜，第二天和琳達一起飛往香港。在周思家中避難的所有 的人，特別是琳達都勸我和他們一起走，躲進大使館肯定更安全。但我執意不肯。 我一定要等到高新和王越紅回來，再商量怎麼辦。另外，我一直為不明下落的周舵 懸著半顆心。 我看見他們忙碌著收拾東西。德健的行李最簡單，只有一個小挎包。他把我叫過 去，拿出他身上所有的人民幣，共一千七百元交給我，他說：「我一出境，這錢也 沒用了。你們留在北京的人也許用得著。」 一陣忙亂過後，房間裡一下安靜下來，要走的人都聚到了門口，所有的目光都集 中到我的身上，我知道分手的時侯到了。德健過來，彷彿特別不情願地和我擁抱， 他對我說：「小波，這次分手很難說什麼時侯再見，你多保重。如能見到周舵，代 我問候。如果你想開了，等高新回來，你們也一起來吧。」琳達哭著和我做最後的 吻別，她的嘴唇貼在我臉上時，我感到一陣徹骨涼氣，那是一種冰冷的悲哀，渺茫 的離別，儘管她在不住地顫抖。直到門已打開，其他的人都走向電梯時，琳達還在 說：「小波，跟我們一起走吧。」我固執地搖搖頭。琳達的眼中掠過一種無可奈何 的淒涼。我送他們到電梯門口，又和所有的人一一告別，最後我對他們說：「放心 吧。我知道怎樣保護自己。如果高新和王越紅也能進大使館，就代勸他們進去。如 果不行，請你們開車把他倆送到這。」電梯的門開了，他們動作緩慢地上了電梯， 當電梯的門緩緩地關上時，我看見德健負疚似地看著我，撇了撇嘴。 電梯開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中，盯著那個閃著紅光的倒三角，那垂直向下的 形狀讓我想起一個大頭朝下的人，正在被從無限的高處推下來，一頭栽入無底的深 淵。真不知道德健此去，是入天堂還是下地獄。 我幾乎是下意識地回到周思家，關上門。忽然感到從未有過的冷颼颼的失落，仿 佛在生死攸關之時我被最好的朋友拋棄了。儘管我心裡清楚，誰也沒有拋棄我，完 全是我自己決定留下來，但是，我的意識的清醒已經無法控制那種浸透整個身心的 失落感。偌大的房間，剛才還到處是人，是各種混合的氣味，是各種嘈雜的聲音， 但是僅僅幾分鐘後，它空了，空得如此迅速、突然，如此不留餘地；它靜了，靜得 毫無道理、毫無感情。彷彿在我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挨了猝不及防的一擊 ，還沒等我有所反映，攻擊者早已不見蹤影。我的確懵了。 頭腦裡空空落落，外界無聲音，內心裡也沒有竊竊私語，沒有獨白的詞語，甚至 沒有任何可以稱之為動的痕跡。唯一能作的就是雙腳機械地移動，走遍周思家的角 角落落。經過一大段可怕的空白之後，自己對自己說的第一句話是：「我不能就這 麼等著，必須幹點什麼。」我的目光在房間裡東遊西蕩，像輕飄飄的敗葉沒有著落 。我坐在沙發上，拿起一本雜誌，又放下。起身倒了一杯水，拿到嘴邊又不想喝。 我走進洗澡間，想解手，但又什麼都尿不出來。我擰開水龍頭，洗了把臉，想讓自 己清醒一下。擦臉時，偶爾在鏡中看見自己，彷彿在看一個髒兮兮的陌生人，總也 洗不乾淨。我又去洗臉，一連打了三次香皂，毛巾把臉皮擦得火辣辣的。突然，我 想起了德健的眼睛那目光似乎是在做永久的告別。我猛地意識到，也許不會有任何 人再走進這套公寓，我將一個人長期地生活在這裡。不行，我一定要出去。我快步 走向門口，但是恐怖逼迫我沒有勇氣開門。只要跨出去，我將無法回來。門是一條 界限，門外的世界彷彿殺機四伏，到處都是陷阱，猙獰狠毒。 猶豫了幾分鐘，我退了回來。走進廚房，打開冰箱、看看有多少吃的東西。冰箱 幾乎是空的，只有冷凍室裡有生的肉、魚。我又打開冰櫃，裡邊差不多有半櫃各種 肉食。我感到有點餓，又想到高新和王越紅可能來，乾脆開始做飯吧，為他倆做一 頓燒牛肉。我拿出一塊牛肉，放在案板上化凍。 一走進客廳，看見了放在一角的電話，我這才意識到我最應該幹的是給周舵撥電 話，撥通了周舵的電話，萬萬沒有想到他居然在家，我叫他想辦法過來，他說：「 我們單獨行動更安全，更方便。現在我白天回來看看，晚上躲出去。」我說：「我 們最好見一面，看看以後怎麼辦。」周舵說：「哥們兒，以後怎麼辦。先老老實實 呆上一陣子，現在不能做任何事。」我說：「一會兒高新也許來，我倆一起去找你 。」周舵說：「太危險。找到了安全的地方就等著吧。我馬上就要出去。德健怎麼 樣？」我說：「德健已經去澳大利亞使館了。他明天飛香港。」周舵問：「你為什 麼不和他一起走？你比他危險。」我說：「我們要逃一起逃，什麼時侯見面？」周 舵說：「這不是講義氣的時侯，能逃一個算一個。」我說：「反正知道你安全我就 放心了。你要是能走就一個人走吧。我和高新再想辦法。」周舵說：「就這樣吧。 多保重。」電話斷了，我一怔，感到自己很累很累，真想躺下睡一覺。 大約七點多鐘，有人敲門。我的心怦怦地跳著打開門，原來是高新和王越紅。他 倆在使館門口把飛機票交給了德健，坐一個外國朋友的車回來了。我和高新坐下來 商量怎麼辦，想來想去想不出好辦法。大概到晚上九點鐘左右，周思回來了。他說 ：「我回來取東西，還要接兩個澳大利亞的人去使館，明天回國。」我說：「我們 三個馬上就走。」周思說：「去哪？」高新說：「先到我家去吧。」周思說：「小 波，你坐我的車，安全些。」我說：「我還是和他倆一起走吧。」高新說：「我和 王越紅騎自行車，你就坐周思的車吧。澳大利亞使館就在我家對面。」 周思收拾好行裝，我們一起下樓。我坐進周思的車。開車後，周思問我：「小波 ，你想進使館嗎？」我說：「不想。」周思問：「為什麼？」我說：「周舵和高新 怎麼辦？」周思搖搖頭，不再說話了。車到大使館門前，周思又一次問我：「小波 ，你想進去嗎？這是最後的機會。」我說：「不，謝謝。」我拿起自己的東西下了 車。 兩個小時後，當我騎著自行車被攔路搶劫式地抓上公安局的警車後，我的第一個 念頭就是後悔，痛心疾首地後悔：我為什麼沒有進使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