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的反思和展望 ——讀《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 (香港) 正 明 舉世震驚的「六四」悲劇已四週年了，由此上溯，建國以來爆發於一九五七年五 、六月間的第一次學潮和民主運動距今已經三十六年了。為了紀念「六四」，反思 中國歷來民主運動在中華兒女心中引起的波瀾，展望中國的明天，香港市民支援愛 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編輯了《中國的良心(民運百人的心路歷程)》這本文集。入選的 文章，既有在歷次民主運動中曾經產生過廣泛影響、今天一般讀者難以找到的珍貴 的歷史文稿，又有八九年「六四」前後的許多激動人心的演講、政論和應港支聯之 約新寫的篇什；既有民運人士心路歷程的自我剖析，又有對某些民運人士的客觀公 正的介紹。其作者或尚在國內險惡的政治環境裡、身陷囹圄之中，或已去國離家， 流亡天涯海角，或為居住世界各地的同情、支援民運的愛國同胞。 展讀該書，彷彿與許多友人促膝談心，歷史的風雨匯聚心頭，抗爭的英雄浮現眼 底，某些幽默的插曲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引證的詩詞不時激起澎湃的詩情，當然 ，更多的是精神的分析，深刻的反思，發人深省，耐人尋味…… 道德天平：良心和墮落 八九民運的爆發，歷史原因是十分複雜的。它是中共一黨專制長期以來對代表先 進生產力的知識分子的壓迫、對教育科技的摧殘及其愈演愈烈的官倒腐敗引發的必 然結果，是渴望民主和呼喚政治改革的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和平請願、示威。自 從五月十三日學生開始絕食以後，他們的愛國熱情與政府的冷漠喚醒了全國人民的 良心，「六四」的槍聲更激起了一切正直的中國人的道德義憤。因此，在「六四」 前後，在廣大民眾中使用最頻率高的的一個字眼也許就是「良心」，它表達了人民 對八九民運的樸素的道德認同。該書定名為《中國的良心》，可謂中肯精當。 某些人之所以捲入民運，最初完全是出於這樣一種樸素的道德認同。 前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成員，現流亡美國的呂京花，她承認自己最初沒有任何政 治目的，而是出於一種熱情和正義感：「我當初是懷著像學雷鋒做好事一樣的心情 去參加『八九』民運的。在大學生們的抗議和絕食開始後，我到天安門廣場上去給 他們送飲料和食品，就像千千萬萬北京市民做的那樣。」真幼稚得可愛，善良得可 愛。殊不知雷鋒精神中固然有利他精神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奴性的一面。呂京花 就是這樣「由淺入深」捲進了民運。 普通民眾如此，有些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何嘗不是如此呢？包遵信說：「我參加 那場運動，只是憑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關懷祖國的命運與民族的前途。」他無 怨無悔，坦然承受了三年多的囹圄生活，認為這是「求仁而得仁。」 同樣因此罹「罪」的陳子明，在他的「我的政治期望」一文中也真誠地表示自己 將一如既往地「恪守愛心」，因為他從儒家的「仁」、「恕」之道、佛家的「憐憫 」、「慈悲」、基督教的博愛精神這些人類文明的優秀遺產中吸取了人類文明的道 德精華。 不少長期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多年來身處異邦，心繫同胞，用愛譜寫出 動人的樂章。例如薛偉先生創辦的「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曾幫助過很多因 政治原因而尋求庇護的同胞。他說：「自己獲得自由是我人生的第一步，為我千千 萬萬的同胞獲得自由人的生活才是我人生的目的。」 《中國的良心》第一章是「國內及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第二章是「各地支援民 運人士」。在第二章，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富於道德責任感的人士為支援民運作了大 量的工作。年逾花甲、歷任港支聯主席的司徒華先生「還有豪情似舊時」，已接受 洗禮成為基督徒的趙京先生以「不為功名出賣良心」自勉，「但為良知負責，不為 強權所屈」的齊墨先生，把「良知」奉為行動言論準則的馬大維先生，種種感人的 故事和動情人物，都在道德的天平上向著良心傾斜，其中，以陳力川先生的這段話 最富於代表性：「我介入民運是出於道德責任。面對『六四』血淚之夜，我覺得不 參加某種形式的抗爭是懦夫行為，繼續容忍愚蠢而暴虐的中共政權是不道德的表現 。」 然而，在道德的天平上，良心的砝碼難敵墮落的重壓。 墮落，令人髮指的墮落，首先來自中國執政黨的內部。 魏京生早在一九七九年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一文中用道德的天平作了稱 量，用道德的法庭作了判決：「誰鎮壓這場真正的人民運動，誰就是名副其實的劊 子手。用不著等待歷史的裁決，人民心中的法庭馬上就將判定他的罪行。」可是， 歷史就是這樣顛倒是非地把沒有罪的人投進了監獄，劊子手卻逍遙法外。 上行下效，如劉賓雁所言：「中共對於傳統道德、教育、宗教和法制的破壞，又 從另一些方面把人民置於『墮落容易上進難』的境地。中共又以自身的腐爛帶動著 全社會的腐爛。」試看今日之中國大陸，官商勾結，賄賂成風，物慾橫流，見利忘 義，冤獄遍於國中，謊言充斥報刊，豈一個憂字了得！ 可是憂患意識近幾年來已經淡化了，知識分子普遍的冷漠，人民的麻木和愚昧， 支撐著一個腐朽墮落的政府。 無可諱言，在海外民運內部，也有墮落的跡象。對於每一個流亡者來說，熊焱提 出的問題是值得深思的：「是生存還是毀滅？是向上還是墮落？是挺進還是敗退？ 是變成惡棍還是成為仁人？只是一念之間啊！」 悲劇精神：覺醒和抗爭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文學史上一個著名的悲劇人物——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早就提 出的「to be or not to be」的問題。在人文主義者哈姆雷特那裡，悲劇衝突既在 他與邪惡的外在世界之間展開，也在他自己的內心世界展開。在「六四」這場中華 民族空前的大悲劇中，我們已經看到「善」在黑暗勢力的壓迫下暫時失敗了，但願 「善」在民運人士的內心世界不要自我毀滅，而要加強自己的悲劇精神——覺醒了 的自由精神和抗爭的勇氣。 具有悲劇精神的人對社會的認識往往走在時代的前頭，因而不能見容於執政的統 治者。 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民主運動中，林希翎、譚天榮、高爾泰、劉賓雁、戈揚等人 都曾為了真理的聲音歷盡悲劇的磨難，讀一讀他們今天的文章，人們不會忘記這些 最先覺悟的人曾經起過的啟蒙作用。 相繼興起的「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北京之春」運動標誌著中國的民 主運動已經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這股潮流中的弄潮兒都在勇敢地探索中 國發生的悲劇的最深刻的根源——現存政治制度的弊病。結果，王軍濤、陳子明、 王希哲、魏京生、劉青等人都為了自由而付出了失去自由的代價，但他們義無反顧 的悲劇精神是無法壓服的。重讀魏京生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探索》號外社論 ，不能不折服他對鄧小平的預言式的批評。 曾積極投身「北京之春」民主運動的傅申奇，在「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 介紹了一位為民主獻身的悲劇英雄。王申酉在七十年代就曾指出中國革命只是帶有 濃厚封建色彩的政權移位的農民革命，毛澤東只是帶著軍帽的農民，所以革命以後 的中國社會漸漸演變為新專制主義社會。為了追求真理，王申酉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 有覺醒就有行動，就有抗爭，就有必然的悲劇性衝突。 八九民運的爆發，最充分地體現了中國青年一代的悲劇精神。 許多絕食的學生都抱定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有的學生哭著要點火自焚， 有的學生用血肉之軀站在坦克前用和平的心抵抗野蠻的暴力，這種悲壯的獻身精神 使任何稍有愛國心的人都會為之動容。 「六四」之後，多少愛國青年倒在血泊裡，多少知識分子陷在囹圄中，死者不能 瞑目，生者不願屈服。 「六四」前，趙紫陽曾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無意反對中國的根本制度。如果說，在 「六四」前他們的覺悟的確沒有上升到這種高度的話，那麼，經過「六四」的血與 火的洗禮以後，中國的悲劇源於「制度病」已經成了大多數民運人士的共識。 陳一諮先生憤慨地指出：「『六四屠殺』使人們普遍認清了『公有制加一黨專政 』的社會主義是一種扼殺人類天性的制度」。在四川，人稱「當代秋瑾」的蕭雪慧 女士指出：「一黨專政給人民帶來了災難，滲透於社會每一個角落的官僚特權、貪 污腐朽以及效率低下、貧困落後是現有制度的必然結果，是現體制下無法治癒的『 制度病』。」 面對中國的久病沉痾怎麼辦？是固執地認為中國現行的政治體制在本質上是好的 ，只是外感風寒，還是消極拖延，諱疾忌醫？為了治頑症救中國，敢不敢開刀動手 術？ 每個民運人士都在思索、探討這個問題。於大海指出：「要在中國結束中共的一 黨專政、建立民主政體，非要有強大的有組織的民間政治力量不可。」嚴家其提出 了中國應該走聯邦制道路的設想。美學家高爾泰則意識到自己在反對極權專制、爭 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已經無法退卻了。「四十年來黨的無微不至的關懷，已經千 錘百煉地把我鑄造成了一個以反對它的鬥爭作為生存意義的角色」。諸如此類的角 色無疑是悲劇英雄的角色，因為他要反抗的是依然存在的具有實在力量的現存社會 制度。 如果說，八九民運還不曾提出真正革命性的口號，它本身還不是革命，那麼，它 也許是革命的起點。但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並不是「暴力」的同意語，而只 是某種根本性的變革。現代意義上的悲劇精神，與傳統的悲劇精神相比，雖然依然 有澎湃的激情，但已經進入了更多的理性精神。 民主之路：激情與理性 激情與理性相對，但並不是水火不相容。在西方，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的統一， 不但是社會的和諧，人自身的和諧的一種審美理想，而是一種實踐，一種現實的存 在。「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然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權利」——方勵之早 就引用過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的這句名言，就是酒神精神與日神精神的絕妙的揉合 。 我們所需要的激情，首先是一種深厚的愛國主義情感。 家家的「獄中有感」中記述的八九年六月五日別人勸他出走他卻婉言拒絕的往事 ，不禁使人感到「戊戌六君子」之一譚嗣同的「獄中題壁」詩：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可是啊，留在國內的，祖國的母親胸懷卻不能保護她親愛的兒女，而王丹仍然真 誠地希望中國的民主、富強，陳子明不相信偉大的中華會讓她無辜兒女長久含冤受 屈…… 去國流亡而無時無刻不遙望東方，魂牽夢繞，高爾泰在呼喚著與我們一起受苦受 難的祖國，嚴家其表達了三年多流亡生活在心中形成的一種愈益強烈的祖國概念： 祖國不是少數幾個人的祖國，祖國是人民的祖國…… 民主運動的航程，匯聚了多少激情的風雨，而理性則像羅盤一樣指引著未來的航 程。 什麼是理性精神呢？我個人認為，理性應當是社會個體或團體在處理人與人、人 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時寬容、妥協的精神，是怎樣以最低代價換取最大效益的行為經 濟法則。 激情與理性的統一是貫穿《中國的良心》的一個基本主題，是絕大多數民運人士 的共識。 王若水在「六四」四週年以後感到自己的頭腦冷靜些了。他說：「光有一往無前 的英雄氣概是不夠的，還要懂得在必要時侯為了保存力量而實行妥協。」 許良英認為中國不應該再走武裝鬥爭和暴力革命的老路，而應該和平、非暴力地 推進中國的民主事業。 郭羅基理性地拿起法律武器，控告國家教委和中國共產黨南京大學委員會侵犯他 的人權，訴訟雖然沒有得到受理，但他的合法鬥爭卻取得了勝利！ 何頻提出中國不要再「開天闢地」，因為不斷「開天闢地」，法制秩序難以建立 ，而且中國再也經不住大折騰，應當以百年漸進取代一蹴而就的幻想；高新也反對 用暴力方式，主張在中國大陸實行安穩、漸進的政治改革；蘇紹智同樣倡導通過和 平、民主、非暴力的手段實現新社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傅新元在「『中國人權』成立四週年回顧」一文中談到「中 國人權」在組織上的非政治性原則得到了愈來愈多有遠見、真正關心中國人權事業 的人的支持。非政治性原則正是理性精神的表現。 我們曾經善良地以為戒嚴部隊不會用真槍實彈來對付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我 們曾經天真地期望中國知識分子負擔起教育者的角色，教育中國的當權者學會一點 民主，可是，歷史卻不無遺憾地看到了統治者的一次喪失理性的屠殺，儘管如此， 義憤的激情仍然在呼喚理性的精神——中國走向民主的自由之路。 《中國的良心》真實地記錄了民運人士的心路歷程，回顧了民主運動的坎坷道路 ，總結了民主運動的歷史教訓，探討了民主運動的未來走向，是血與淚的文字，又 是經驗和智慧的結晶。由於聯繫方向的困難，有些約稿泥牛入海，因而未能收入少 數幾位著名民運人士的文章，如被譽為「民運理論家」的胡平先生，德高望重的王 若望先生，海內外頗有影響的劉曉波先生，令人覺得遺憾，但不管怎樣，本書仍然 不失為一本具有豐富的理論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