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績偉談新聞改革 羅 蒂 整理 【編者按】胡績偉，四川人，七十七歲，目前在美國訪問。「文革」前任《人民 日報》副總編輯等職。一九八二年出任人民日報社社長。一九八三和一九八八年， 出任六、七屆人大常委會委員。一九八九年北京實行戒嚴後，與厲以寧等人聯名提 出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六四」後，先後被免去人民日報社社長、人大常委 會委員的職務。此文系胡績偉七月二十六日在哥倫比亞大學演講的錄音整理，未經 本人審閱。 報紙走向商業化 我想講一講中國新聞界的情況。現在中國的新聞界，黨所控制的報紙、通訊社、 廣播電台，還是處於一種非常僵化的狀態，但是在黨控制不嚴或不能控制的情況下 ，新現象也不斷出現，而且是很可喜的現象。從報紙來說，九一年鄧小平在上海的 一個講話和九二年南巡講話以後，中國的經濟情況、改革開放出現了新的現象，報 紙上也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首先是各個主要的報紙，比如說象《人民日報》、廣 東的《南方日報》、上海的《解放日報》，他們也慢慢感到情況不妙。為什麼呢？ 因為讀者意見很大，不愛看。我在《人民日報》工作了很多年，從五二年起當責任 編輯，粉碎四人幫以後，就當總編輯了。在我當總編輯期間，報紙曾經發行到六百 多萬份。現在《人民日報》已跌到二百多萬份了，說明讀者越來越不喜歡這份報紙 。因此，他們首先感到的威脅是經濟上的威脅，因為發行量越來越少，收入就越來 越少，但是現在的報紙的工作量是相當大的，像《人民日報》原來在文化大革命前 ，只是八、九百人，現在已經增長到兩千多人，開銷很大。 因此出現了一種現象，叫小報養大報，就是每一個大報，都辦一些小報，各種刊 物，把它辦得生動活潑一些，辦得比較符合讀者的要求，這樣，就可以賺錢了，用 這個錢來養大報。這種現象這兩、三年發展形勢很好，這些小報辦得相當活躍，不 僅是在一般的版面、排版，而且在內容方面、政治上，都有一些很好的表現。比如 說，出現了一些好的雜文，這些雜文都是政治性很強的，這些雜文有一些像當年的 《燕山夜話》鄧拓式的雜文。寫得很好，影響也是很快的，報紙如果是在一個地區 發行，一傳就傳到各地，每一個地方都複印，你送給你的朋友，他送給他的朋友， 小報裡有很好的報告文學，像劉賓雁式的報告文學，寫得很好，無論是寫正面人物 或是寫反面人物。 小報養大報產生的結果，慢慢就影響到政治上的鬆懈。比如說《南方日報》的總 編輯，辦了週末版，影響很好，他沒有想到週末版那麼受讀者歡迎，而且能夠賺那 麼多錢，所以他雖然對一些文章政治上、觀點上並不贊成，但他覺得它賺錢，所以 他對它也放鬆。有的人不僅是放鬆，而是支持，甚至於有的總編輯已經慢慢把他的 工作重點放在小報上了，對大報，他認為反正起不了多大作用。大報慢慢地也得改 變，特別是在上海、廣州這些地方。大報不只是一家，廣東有一個《南方日報》， 還有《廣州日報》、《羊城晚報》，上海有《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 報》，互相間競爭。比如說《南方日報》，這是廣東省委的機關報，它改進就慢， 但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就改得快一點，互相競爭，這樣《南方日報》也不能不跟上。 所以這樣一來，大報也得改變。鄧的南巡講話以後，提出來「市場經濟不是資本主 義，計劃經濟不是社會主義」，這樣一來，所謂「市場經濟」的觀點也就越來越得 人心了。 原來的觀點是報紙就是黨的工具，黨的喉舌，現在，一個新的概念出來了，就是 報紙也是商品。報社原來是國家出錢辦的一個機關，現在，也出現了一個新的觀念 ，就是報社也是一個企業。這樣，報社是企業，報紙是商品，它必須放到市場上去 競爭。這是很好的現象，使得不僅小報的情況有所改變，大報也得不斷地改變。至 於廣播電台、電視，也有很大的變化。如上海東方廣播電台，就是獨樹一幟的。 新聞控制仍然很嚴 儘管出現了這麼多新的現象，但是報紙和新聞方面，控制還是很嚴的。在根本問 題上面，沒有多少改變。 第一，重要新聞的發佈權，還是控制在新華社手裡。在其他國家，隨便哪個記者 都可以發佈新聞，有了新聞就寫、就發。在中國，這是不行的。中國重要的新聞都 是新華社的，新華社不發，全國所有的報紙都不能登。比如說，很簡單的事情，李 鵬有病，本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總理生個病算什麼。但在中國不行，這是個重 大政治新聞。所以新華社不發，所有的報紙，至少在我六月十三日離開的時候，全 國的報紙沒有登過李鵬生病的消息。主要的情況靠出國轉內銷，這些消息被國外的 通訊社或者是港、澳、台的通訊社發出來了，大家聽廣播，聽BBC，聽美國之音，這 樣傳出來，然後再傳回去。所以，由於控制了重要新聞的發佈權，人民就沒有知情 權。 第二，重要的政治評論的權利，人民沒有。重要的政治評論是掌握在《人民日報 》手裡。新華社有時也發表一些評論，但評論主要是在《人民日報》。在這種情況 下面，中國的輿論完全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有一個口徑，中央怎麼說，大家也一 致這樣說，沒有第二句話。比如說彭定康的政改方案，全國沒有一個報紙登過彭定 康的政改方案，無論是全文、無論是摘要。但是國內批評彭定康的文章，那是連篇 累牘，多得不得了。無論怎麼多，都是罵彭定康的。沒有另外一種聲音出來，說彭 定康的好話，甚至為彭定康作一點辯護、作一點解釋。重大的政治問題，都沒有議 論的權利。又比如奧運會的問題，就只能說對，只能說好，沒有第二個聲音。甚至 連天皇訪問中國的時候，有很多中國人要求賠償的聲音，也一律不能說。 第三，對重要的理論觀點，不准研究，不准討論。直到今天，這都還是控制在極 左的人物手裡面。要按照他們的調子，只能要他們所掌握的所謂的「理論家」所寫 的文章，至於其他人寫的文章，那是比較難的。 國內的新聞界儘管出現了很多新的情況，但從這三個問題看，控制還是很嚴格的 ，沒有什麼鬆動。當然這三方面也有一些突破。去年上海的《新民晚報》就突破了 幾次。第一次是楊得志下台以後，把軍隊內部的調整登出來了。這當然是重大的新 聞，所以就挨批評，做檢討。第二次又登了市長在內部會議上，要決定撤銷六個工 業局。《新民晚報》登出來後，六個工業局的人拿著報紙找市政府，說怎麼辦，你 要把我們撤掉，叫我們到哪裡去吃飯？又挨批評，批評了以後檢討，檢討以後他們 又第三次突破。在上海市委黨代表大會時，還沒有選舉，內部在討論候選人名單時 ，他把候選名單公佈了。這種現象不止《新民晚報》，其他省的報紙這種突破也不 斷髮生，就是那個那個主持的總編輯，他就有這個膽量突破，突破以後，你讓我檢 討我就檢討，檢討以後我又突破。 這種現象，說明現在控制是比較弱了一點。當然他們現在要收緊也是可以的，但 他們也要考慮到收緊可能會產生的副作用。比如說鄧南巡講話以後，很多報紙、雜 志是擁護鄧小平的。因為南巡講話是反左為主的，因此出了以反左為主的一些文章 ，這種事情，他們是很難禁止的。今年一月，成都有一家《廠長經理日報》，登了 我一篇文章，講中國的民主問題。我提出一個觀點：中國的民主，如果僅僅是在知 識分子範圍內討論，這個力量不大。我主張中國新興的企業家應該來關心中國的民 主，應該來參加爭取中國的民主，投入到這個潮流中去。這篇文章也登了，登了就 登了，他們也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因為這篇文章講的道理他們批駁不了的。 最近在經濟方面的宣傳就更多了，比如說深圳的股市鬧風潮，報紙上什麼特寫呀 、新聞呀、通訊呀，多得很，揭露深圳的貪污。前一段時間，四川仁壽農民起來反 對區政府增加他們的負擔，結果很快平息下去了。但是北京有一家《消費信息報》 登了一篇文章，說這個問題沒有解決，他們是用壓制的辦法，把農民壓下去的，而 這種辦法違背了中央有關不能加重農民負擔的規定。這篇報導一出來，農民就拿著 這個報紙去找區政府，一下子一萬多人就起來了。這個報導起了很好的作用，很快 就把區上、縣上的人撤職、處分、解決了。最近一件事，是長城公司，這麼大一個 詐騙案，由新華社發消息揭露，也產生很大的作用，現在不僅把長城公司處分了， 而且還處分了有關長城公司的人。據說李貴鮮的撤職和長城公司有很大關係，如果 是這樣的話，那就說明新聞報導起了作用。 新聞界出現改革的呼聲 不僅是實際行動，在理論上、原則上，現在也有進行新聞改革的呼聲。比如說今 年一月間四川一家刊物登了一個甘惜芬教授的講話。甘惜芬是人民大學的老教授， 是一個老的新聞工作者，也是新聞學的有名學者。這個人過去是做學問的，很少發 言，很慎重的，但是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寫了這篇文章，說他三年來諱言忌言 ，三年來沒有說的話現在要說了。他提出一個觀點，中國新聞界不能限於業務上、 形式上和版面上的改革，必須進行新聞上的體制改革，這是一個主要的問題。他說 「出口轉內銷」是中國新聞界的一個莫大的恥辱。因為重要消息中國新聞界你自己 不能發佈，靠外國記者來發佈，使我們這些幾十年的老新聞工作者，不得不感謝美 國之音。感謝美國之音，感謝BBC，感謝法國電台，因為它把整個的消息告訴了我們 。他說這種「出口轉內銷」說明中國報紙基本喪失了傳播消息的功能。這個話沒有 冤枉，說得對的。他反對現在中國新聞政策中的一條，叫正面宣傳為主，如報導好 的東西，他說這種辦法實際上是反映了怕揭露工作中的缺點。這樣就妨礙了發揮輿 論的監督作用。他說，我們的新聞政策只准有一個聲音，對國內的大事，只能由《 人民日報》在中央領導下一家發言。他說這種政策在世界上都是罕有的，意味著對 不同意見的壓制。 中國新聞領導機關，就是國務院的國家新聞出版署，他們的調子現在也在改變。 去年十一月，召開了一個全國報紙管理工作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新聞署一個報紙 司的司長提出，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下的新聞出版的新的管理體制。 他提出，應該改變過去公費辦報、公費訂報、行政攤派的方式。他說，這是一種計 劃經濟體制，過去的報紙，不僅在思想上是計劃經濟，而且在經濟上幾乎完全是供 給制，所有的報館、通訊社、廣播電台全是國家出錢。他提出要建立一個新的觀點 ，就是報紙是商品、報社是企業，我們都在市場中，他說報紙內容要正確，要符合 民心，要反映時代風貌，反映群眾最關心的事情，它既是黨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 舌，這樣才能成為市場上群眾自覺購買的商品。 我多少年來一直就是這個觀點，我就認為報紙不僅是黨的喉舌，而且是人民的喉 舌。我提出的觀點是，報紙應該是黨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不僅要代表黨說話， 代表人民說話，而且它還要聽取人民的聲音。他們一直批評我這個觀點，認為我強 調人民性就是反對黨性。特別是「六四」以後，對我進行了很多批評，新聞、刊物 很多篇批評我的文章，當然那時我沒有權利辯論。最近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 人民至高無上」，到美國以後，送給《探索》雜誌，他們覺得還很有意思，就登出 來了。 記者和政府間不斷發生衝突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新聞法。這個時期，關於重新制定新聞法的呼聲高起來了。 原來從八四年開始，是由我負責起草新聞法，到了「六四」以後就停下來了。 最近一個時期，由於不斷出現記者和政府之間的衝突，而且記者受到打擊、迫害 ，現在大家提出要制定新聞法。如去年七月間南陽中級法院審理了一個案子，歌唱 家李谷一告南陽一家報紙侵犯了她的名譽權，然後南陽中級人民法院就開庭，因為 是告記者的，所以全國就來了三百多個記者，採訪這一次審判。在開庭時法院就宣 布，不得錄音，不准錄像，不准攝影，有一個記者就攝了影，他就把記者的膠卷搶 過來，把膠卷曝光，把記者趕出去。有的記者起來抗議，把抗議的記者也趕出去。 被趕出法庭的是《上海法制報》的記者，因此《上海法制報》就向上海的法庭控告 南陽中級法院，說它侵犯了記者的採訪權。就為了這件事，上海新聞界開了一個相 當隆重的會議，來抗議對記者的迫害。當然這件事最後沒有結果。因為那時恰恰是 「人大」閉幕以後，新選出來的高級法院院長任建新代替喬石當了中央政法領導小 組組長，他是代表黨管政法的。他下命令要上海市委告訴《上海法制報》，要麼將 上訴撤回，要麼就撤總編輯的職務。這樣一來，法制報受到壓制，沒有辦法，把控 訴撤回來了。 但是，現在要求制定新聞法的呼聲越來越高。大家更進一步感到，中國的新聞自 由如果真正要搞好，應該要有法制，要有新聞法來作保證。 胡績偉回答問題時的講話 出版界風行「賣書號」 現在市場經濟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叫賣書號。什麼叫書號？在中國出一本書， 必須要有一個登記的號碼，發登記號碼的權力掌握在所有國家出版社手裡面，你如 果沒有登記號碼，你就不能出書。現在中國出現了一些民營的書店，原來擺一個小 書攤，慢慢發展成一個大書店，書店原來是賣書，現在又搞發行、出書，他們有錢 ，而國營出版社沒有錢，出的書也沒人買。因此現在就出現了一個書號的交易，國 營出版社把書號賣出來，有錢的書店的老闆就來買書號，買來以後就出書。去年出 了一本書叫《歷史的潮流》，第二本叫《反左備忘錄》，最近又出了一本，叫《中 國的左禍》，這些書都是內容很好的，怎麼出來的呢？就是這種辦法。政治家、理 論家和私營的書店老闆結合在一起，買書號，買到書號就出。出了以後對這些私營 的書店老闆也有好處，比如那一本《反左備忘錄》，據說印了十一萬份。一份賣八 元六毛，本錢是三塊多，再交上二元的發行費，他可以一本賺三塊多，十一萬本， 賺三十多萬。 這是市場經濟一個新的氣象。大出版社不賣書號就很困難，經濟上要求賣書號。 你政治上要求控制，它經濟上就來抵制，你給我錢來養活我吧，你不給我錢，我只 能賣書號。查也可以查到，處分也可以處分，但他可以說我沒有辦法呀，不僅我四 川賣書號，你人民出版社也賣書號呀，你中央管理的人民出版社也賣書號嘛，人民 日報出版社也賣書號嘛。 法院勸編輯撤訴 《歷史的潮流》是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的，這部書出來以後，人民大學的黨 委出來查封，但是黨委出來查封是犯法的，於是書的編輯就向中級法院告人民大學 黨委。告到中級法院，中級法院不敢受理，但是他把編輯找過去說話，是很委婉地 向他訴苦，說實在是很對不起，我們只能這樣做，沒有辦法，是不是請你把你的控 訴書撤回來。 希望國家更好一點 我很坦率地告訴你，我是一個有五十多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直到現在還是黨員 ，還相信馬克思主義。我的觀點很自然地就是這個觀點。 現在的形勢比較寬鬆，我過去是《人民日報》總編輯，王若水是我的副總編輯， 王若水申請出國就批了一年多，而我這次出來，批了一個月就批准了。所以情況是 比較好的。至於回去以後，他們會不會對我有什麼為難，這個很難說，但我看總的 形勢，如果形勢比較好的話，我看也不會有什麼，因為我在外面也沒有說什麼反對 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話。我還是一個黨員，我還是相信馬克思主義。我是希望 國家更好一點，希望共產黨更好一點。 關於新聞法問題 我曾經在國內寫過好多文章，說新聞法是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 你說是不是不要新聞法更好，這是你的觀點。國內有些極左的人物，他們也有這 個觀點，說根本不要新聞法，因為沒有新聞法，我才可以無法無天，可以隨便想怎 麼限制就怎麼限制你。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我們當年共產黨在重慶的時候，因為國 民黨訂了一個新聞法，所以我們就鑽它新聞法的空子，那麼現在我們共產黨制定一 個新聞法，自由化分子就會來鑽我們的空子，因此，他們的主張是根本不要新聞法 。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認為一個國家如果仍然停留在人治而不是法治，這個國家 就不可能有民主，一個國家要真正變成民主的國家，必須要有法律的保證。否則， 這個民主是假的。 新聞法開始工作是在八三年底籌備，八四年開始，那時我是全國人大教科文委員 會副主任，我分管的工作是新聞、文化、出版，當時我下面直接領導的，是一個叫 文化研究室的機構。就是這個文化室同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合作，成立了一個 新聞法研究室，然後由新聞法研究室起草新聞法草稿。這個工作歷時幾年，爭論很 多。到了「六四」停止工作的時候，已經寫出來了三個草稿，一個草稿是我直接領 導下產生的一個草稿，一個是國家新聞出版署起草的草稿，第三個草稿，是中共中 央委託上海市委領導搞的一個草稿。「六四」後這三個草稿都放下來了，這件事就 根本沒有提了。 新聞法的草案根本沒有送上去，最高層還沒有看到的，還沒有達到那個地方。但 至少中共管理意識形態的高層，比如說胡喬木，他是看到的。 制定新聞法的想法並不是胡喬木想的，是我們很多人提出來的，是人大、新聞界 的很多人提出來的，提出來後，中宣部給胡喬木寫了一個報告，說現在很多人都要 求制定新聞法，我們認為也應該制定新聞法，最好這個新聞法由教科文委員會的胡 績偉來主持這個事情，這個報告是胡喬木同意的。 鄧之後的中國形勢 中國多少年來就是一個皇帝，以後雖然沒有皇帝，但毛澤東實際上就是一個皇帝 ，就是一個最高權威在統治整個中國。我希望將來不要再出現象皇帝這樣的統治。 沒有皇帝，中國人照樣活，而且活得更好。有的人是希望最好是鄧走了再出一個權 威人物，我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出。我估計鄧以後形勢會更好一點。但是會不會有反 復或另外的情況，我看也不能排除，因為中國的情況是很複雜的。但大勢會向好的 方面發展，即使有小的反覆，但最後還是會好的。 在中國，沒有第二政治勢力可以代替共產黨，來跟共產黨抗衡，因為共產黨這些 年來差不多把優秀分子都接收進去了，像我這個老共產黨員，就是希望共產黨真正 能夠進行改革，能夠好。至於它真能好或者不能好，那就很難說了，如果它真正好 ，那當然我們是擁護的，如果他不能好，到了那個時候，當然肯定會有另外的政黨 。 民主可以自下而上爭取 中國的民主，這些年我認為是在發展，但這種發展，是自下而上的活動，不是自 上而下的改革。比如說，人民公社這一個制度是農民的經濟體制，也是政治體制， 因為它是政社合一的。農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要求改變人民公社制度，但是沒有 成功。文化革命以後，人民又開始起來反對人民公社制度，搞包產到戶。開初搞的 時候，很多人反對的，說是反對人民公社，復辟資本主義。群眾不聽，照常搞，先 是安徽、四川、內蒙、福建、廣東，很快就鋪開了，那時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 萬里已經到中央來做副總理，政策不斷放寬，比如說，原來規定，包產到戶只能在 窮困地區，富裕地區不能搞，但後來富裕地區也慢慢搞起來了，經過不斷的突破， 最後由憲法廢除了人民公社制度。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的一大進步，因為在人民 公社的控制下，人民沒有任何自由，他不是土地的主人，他是土地的奴隸，他連種 什麼，什麼時候種，自己都沒有權利，都靠人民公社管著，人民實際上是奴隸，廢 除了人民公社以後，人民當了土地的主人。所以這種民主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活動。 另一個例子，就是最近衝破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看起來是一個經濟的 體制，實際上也是政治的體制，因為中國在高度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面，所有的人都 受到它的控制，包括你吃多少糧食，你穿多少衣服，都控制得很嚴。現在一突破， 憲法一改，控制一下放鬆了。這使人民在民主權利上也得到很大的發展。自下而上 的爭取民主的活動，是很切實、很可靠的，看起來比較慢，還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