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關心六四受害者 ——給聯合國世界人權大會非政府組織會議的書面發言 (北京) 丁子霖 【編者按】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丁子霖的這篇書面發言，是對中共當局的血淚控訴 。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們，讓我們記住這些「六四」死難者的名字吧： 蔣捷連(十七歲)、郝致京(三十歲)、蕭波(二十七歲)、袁力(二十七歲)、王超(三 十歲)、葉偉航(十九歲)、陸春林(二十七歲)、段昌隆(約二十二歲)、張瑾(十九歲 )、吳國鋒(約二十二歲)、王佩文(二十一歲)、董曉軍(約二十歲)、王楠(十九歲)、 於地(三十二歲)、楊明湖(四十二歲)、張向紅(約二十歲)、安基(三十一歲)。 尊敬的西蘇盧夫人及各位朋友們： 由於我一直沒有收到大會的邀請文本，因此無法前去參加會議，與朋友們相見。 儘管我被阻隔在遙遠的中國，但我心繫維也納，每天通過傳媒密切關注著會議的進 程，我衷心祝願大會成功！ 我，一個普通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在中國八九年「六四」屠殺中失去兒子的母 親，能夠被列入維也納世界人權大會非政府組織代表的邀請名單中，感到十分欣慰 。這一事實本身說明中國八九「六四」的無辜罹難者並未被世人所遺忘，他(她)們 的遺屬——悲苦無告的父母、妻子、兒女——也未被世人所忽略，他(她)們的命運 正受到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善良的人們的關注。我此刻內心充滿激動，由於不能前去 出席大會，只能以書面形式向莊嚴的大會表達自己的想法與意願。 中國政府對「人權」的概念作出了自己的解釋，聲明人權首要的是人的「生存權 」。我暫且不介入有關人權概念的爭論，只想在這裡從特定的角度用事實來說明中 國人權之實況，讓朋友們真切地瞭解在當今的中國，被政府公開承認的「生存權」 ，究竟是怎樣得到中國政府「保障」的？ 中國八九「六四」這個夢魘般的日子雖然過去四年多了，然而這個事件給人類文 明所造成的恥辱卻永遠刻在歷史的永恆記憶之中，這是任憑怎樣的權力乃至暴力都 無法抹去的。 政府口口聲聲說尊重公民的生存權，然而在四年前，無數優秀中華兒女的生存權 竟在一夜之間被機槍和坦克所剝奪，這難道不是一種虛偽嗎？為此，中國政府多次 聲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我不知道政府所指的這個天安門廣場的方圓究竟 有多大？但我可以明白無誤地告訴世人，我的兒子蔣捷連和我的朋友們的親人就是 倒在從天安門廣場這個中心點向左右(東西)延伸的、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稱的東 、西長安街上的。血與淚已經將這鐵一般的事實凝成了歷史！ 我作為死難者的母親，無法忘記倒在血泊中的男男女女，包括我的兒子。我要讓 世人知道，他們曾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這個世界本來是屬於他們的，而現在他們 已永遠在這個世界上消失。我還要讓世人知道，他們究竟是為了什麼，是怎樣消失 的。 八九年六月三日深夜，西路戒嚴部隊從北京西郊五顆松、翠微路一路射殺東進至 木樨地橋頭，遭萬餘民眾堵截。十一時多，在該地又響起了機槍射擊聲，第一批應 聲倒下的人群中就有我十七歲的兒子，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高二學生蔣捷連(關於 蔣捷連遇難前後的情況，這兩年來海外媒體已有多次報道，這裡就不再重複了)。與 我兒子幾乎同時倒下的，有一位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三十歲的郝致京，他去年才訪美歸來，新婚不到一年，又是年逾古希雙親膝下的獨 生子，他左胸中彈，被民眾送往復興醫院，不治身亡，直到七月四日才找到屍體。 在木樨地戒嚴部隊接連掃射多次，相繼倒下的屍體群中有北京大學化學系的青年教 師蕭波，這天正是他二十七歲的生日，他是特意趕往木樨地招呼他的學生返校的。 蕭波死後，留下了一對出生僅七十天的孿生子。同時倒下的還有機電部北京機械工 業自動化研究所工程師，二十七歲的袁力，生前剛獲赴美簽證。他十一時許剛從甘 家口住所出門不久便胸部中彈遇難了。相當一段時期，他被作為海軍總醫院第二號 無名屍體存放在該院內，直至六月二十四日才被家人認領火化。與袁力的屍體存放 在一起的第三號無名屍，後來也被家人認領回去，他就是四通公司工作人員王超， 三十歲，婚後才一個月。與袁、王存放在一起的第一號無名屍是北京五十七中學高 三學生會主席葉偉航，十九歲，六月四日凌晨兩點在木樨地右肩、右胸各中一彈未 死，倒地後右後腦又被補了一槍以至死亡。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八六級碩士生，來 自江蘇南部的農家子弟，二十七歲的陸春林也倒在木樨地，他臨終前，用盡全身僅 剩的氣力把身上所有的物件托路人交給所在學校，好報個死訊。 隨著戒嚴部隊向天安門的突進，被剝奪「生存權」而倒下的中華兒女也越來越多 。清華大學化工系應用化學專業八四級應屆畢業生段昌隆，剛找到工作單位。他父 親四十六歲才有這個寶貝兒子。這天夜裡，他在學校實驗室裡放下尚未作完的實驗 ，從後海家中騎車出去，到達西單民族宮附近，恰遇戒嚴部隊與堵截群眾相持，他 上前勸解，卻遭胸部中彈，被路人送往附近的郵電學院，未及醫治便停止了呼吸。 與段昌隆同時身亡於郵電醫院的還有一位十九歲的姑娘張瑾，她是職業高中外貿專 業生，國貿中心培訓班學員。張瑾與其男友見開槍射殺，便一同躲在民族宮附近的 胡同裡，儘管如此，也未能逃脫過這場劫難，十二點多鐘張瑾頭部連中兩彈，倒在 男友的腳下，送郵電醫院不久，於四日凌晨一點多去世。同時停放在郵電醫院的屍 體中還有一位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四年級學生吳國鋒，他是四川某偏遠縣唯 一的一位大學生，三日晚背了一架照像機離校後，再也沒有回學校。他的死亡名單 是我丈夫在四日凌晨尋找我兒子屍體時從郵電醫院帶回學校的。 六月四日凌晨，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逼近天安門，而追殺並未隨之停止，六部口 西長安街上一輛坦克飛快駛向剛從天安門廣場撤出、走在便道口的學生隊伍，當即 有數人(六、九或十一人，說法不一)喪身在坦克履帶下。走在學生隊伍頭排的中國 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八六級學生、二十一歲的王佩文，以及走在隊伍尾部的該 學院同系八八級學生、還未滿二十歲的董曉軍同被坦克碾死，連完整的屍體都未留 下。 越是靠近天安門，其情景越是悲慘。月壇中學高二學生，十九歲的王楠，在南長 安街口，子彈穿過他的頭盔，他並未立即死亡，倒在街口，腦漿流在地上，民眾組 織的救護隊前去搶救，被戒嚴部隊阻止，說是暴徒不准救。據目擊者講，王楠在南 長安街口躺了約有兩個小時，才被移走，後不知去向。他的家人遍尋了北京的二十 多家醫院，在友人協助下，六月十四日終於在北京護國寺醫院的冷凍室裡找到屍體 。原來六月四日清晨王楠及其他一些遇難者的屍體被收屍隊匆匆挖個土坑掩埋在天 安門西側的北京市二十八中門前空地上，與王楠同坑掩埋的還有兩具屍體。由於埋 得倉促，又正值盛夏，未及數日，該處便有異味，經校方交涉，當局才又把屍體悄 悄挖出來重新「處理」，此時屍體已開始發臭、長蛆。王楠遇難時穿一身軍便服， 因疑為軍人，經辦人員不敢貿然「處理」。才將他存放在護國寺醫院。 以上這些死難者都是在天安門西側的西長安街倒下的，在天安門東側，還有不少 民眾未能逃過這場劫難。北京太陽能研究所的工程師於地，三十二歲，生前曾獲電 熱膜發明獎。六月四日凌晨兩點至四點之間，他站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至歷史博物館 一帶的民眾隊伍中，在戒嚴部隊掃射時，第一批被子彈擊中，傷及肝、腎、肺等八 個臟器，被民眾送往協和醫院，先後做了四次大手術，摘去一腎，仍不治於六月三 十日與世長辭。與於地相近時間中彈的另一名男子是四十二歲的楊明湖，他是國際 貿易促進會法制局的工作人員，才從廣州出差回家，聽說外面開槍，不敢相信，想 親自去看個究竟。六月四日凌晨在天安門東側公安部門前遭戒嚴部隊掃射，腹部中 了「炸子」（外表看不出多少傷痕、血跡，子彈在體內作粉碎性破壞），痛苦異常 ，膀胱、骨盆粉碎，雖被民眾及時送往同仁醫院做了救治手術，但術後高燒不退， 在清醒狀態下逐步走向死亡，於六月七日在同仁醫院離開人世。 如果說，六月三日至六月四日這場殺戮是為了天安門清場的需要，那麼為什麼在 戒嚴部隊已經佔領天安門數日之後還要繼續在北京街頭濫殺無辜，剝奪他們的「生 存權」呢？中國人民大學國政系八七級女學生張向紅六月某日（六日或六日以後的 日子）在住家附近胡同口因與其嫂擔心其兄外出危險，一起追趕並呼喚其兄回家， 遭到戒嚴部隊一梭子彈掃射，當即死在其嫂懷抱中，建設部中國建築技術研究中心 、村鎮規劃設計所《村鎮建設》雜誌編輯、三十一歲的安基幾乎也是死於同樣的情 況。六月七日夜十一點多，安基與一群朋友(共四男二女)一起送友人去羊坊店，途 徑月壇附近的市兒童醫院附近，被戒嚴部隊喝住，安基與幾位男青年逃跑躲避，在 一陣射擊中，兩人逃生，安基與另一位三十餘歲的王姓青年同時中彈身亡。兩人死 後都留下老母、寡妻、幼子。那兩名女青年只因跪地求饒才免於死。 我在上面提到的這些在中國首都街頭喪生的男女青年，只是我所瞭解到的「六四 」死難者的一小部份。還有一些死難者家屬，懾於當局的壓力，不願公開死者的姓 名和有關情況，其實他(她)們無一不是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生前或者學業優良， 或者工作勤奮，不少人還為中華民族文明作出過貢獻。他們慘遭殺身之禍的唯一「 罪過」，就是對自己的信念過於執著，就是在人民遭受劫難的時候走上街頭。 八九「六四」這場殺戮已經過去四年多了，逝者長已矣，而給生者——那些年邁 體弱的父母、孤苦無依的遺孀、嗷嗷待哺的孤兒又帶來了什麼呢？下面是北京西郊 萬安公墓聳立著的一家新墳，墓碑上刻著這樣一段「墓誌銘」： 　　慟哭吾兒 　　未及而立之年 　　猝然離世 　　吾家希望之星 　　突告隕落 　　天公如此不公 　　喚走有志青年 　　留下古稀雙親 　　吾兒七七墜地 　　六三升天 　　短暫一生 　　不幸始終 　　全家心碎 　　永失歡笑 　　立碑致哀 這段血淚凝成的文字道出了「六四」遇難者家屬悲苦絕望的心聲。對於「六四」 死難者家屬來說，確實已經不再有歡笑，留給他(她)們的只是痛苦和哭泣。有一對 年逾古稀的父母，自失去愛子之後，神情淡漠，沉默寡言，但他們心底裡並不平靜 ，他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乞求自己活得長一點，能親眼看到雲開霧散的一天。 政府對「六四」這一事件採取了不准談論、讓人遺忘的方針。隨著時間的推移， 死難者家屬從周圍得到的溫暖和關懷越來越少。儘管高壓並未使他們低頭，然而現 實的冷酷、對死去親人的思念常常使他們窒息得喘不過氣來。有一位媽媽四年來變 得異常沉默，沉默得可怕，她不再肯對人提及那場浩劫中死去的十九歲的兒子，仿 佛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似的，但她的心承受著巨大的煎熬，人整個兒變了一個模 樣。有一位媽媽幾度痛不欲生，神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當她難以控制自己的時候， 就在夜深人靜之時，來到空曠無人處痛哭狂喊。有一位媽媽平時克制悲痛，等到清 明、週年時倒在兒子墓前慟哭不止，盡情渲洩。還有一位母親，每逢清明、「六四 」，無法呆在兒子生前住過的家裡，來到大街小巷，無目的地四處遊蕩，久久不願 回家。有一位妻子實在難以扼制自己的怨憤，時時企盼遇到同命運者一起訴說心中 的悲苦。她終於想了一個辦法，她為自己的丈夫掃墓時，悄悄地在不相識的同命運 者的骨灰盒上留下自己的聯絡地址，由此打破了孤寂無助的境遇。 我本人作為這些母親和妻子的同命運者，同樣經歷著「六四」後冷酷、悲苦的日 日夜夜。我的精神和身體都遭到了嚴重的摧殘。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於「六四 」兩週年前夕打破沉默，接受了美國ABC廣播公司的採訪，用事實駁斥了中國總理李 鵬有關「六四」事件的違背事實和民意的說法。為此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招來了 一年多的整肅和迫害，終於在「六四」三週年前夕，遭到黨內除名(「六四」後黨員 重新登記時我拒絕了履行登記手續)和停止(實為取消)研究生導師資格的處分。這一 切嚴重損害了我的健康，以致多次突發心絞痛。 面對這些失去了親人的父母、妻兒，中國政府又作了些什麼呢？一九八九年七月 八日，也就是「六四」屠殺後的一個月，受中國政府控制的香港《文匯報》曾經刊 出一則消息，標題為「戒嚴之下坦然宣佈誤殺群眾，後事辦妥死者家屬未稱不滿」 。消息全文為：「香港中通社北京七日電：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俞曉松今天在接受 記者採訪時透露，北京『六四』事件中被誤傷死亡的群眾，後事已作妥善安排。俞 曉松說，對於確實屬於誤傷的群眾之家屬，政府進行了認真嚴肅的安排，撫恤金按 每個死者家庭的不同情況核發，一般在一萬至兩萬人民幣之間，對於死者的子女， 政府則扶養到十八歲，並對死者家屬的生活進行了妥善的安排。俞表示，至今為止 ，死者家屬還沒有對後事處理不滿意的。」 事實果真是如此嗎？我，作為一個死難者家屬，曾經多次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對我 兒子的死作出正式的政治結論，是誤傷，還是「暴徒」，必須有一個負責的說法， 但是至今沒有哪一級政府部門對我的要求給予正式的回答。有位母親曾經憤怒地要 求有關部門把她被槍殺的女兒定成「暴徒」，她說，我女兒不能死得不明不白，居 然也無人理睬，所謂「對於確實屬於誤傷死亡者」云云，純屬欺人之談。事實是， 我所接觸到了死難者家屬，沒有一家得到過有關當局對死者的正式結論，至於對誤 傷群眾家屬「進行了認真嚴肅的安排」，「核發人民幣一萬至兩萬」等等，我不知 道發給了哪一位死難者家屬，但我所接觸和瞭解的死難者家屬，均未收到過這樣一 筆撫恤金。這裡，我可以舉出這樣的事實，香港《文匯報》那則消息刊出後，曾有 死難者家屬直接給那位北京市副秘書長俞曉松寫信訊問，要他對《文匯報》所登的 消息說個明白，可是至今石沉大海，沒有隻字答覆。 當局究竟是怎樣「認真」、「嚴肅」、「妥善」安排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的呢？ 請看以下事實： 在八九年六月中下旬認領到屍體，都必須由公安局開具「非暴徒」的身份證明， 才准予火化。有的死者的死亡證上填寫的是「外出死亡」。 在「六四」屠殺不久的政治學習和清查運動中，各單位黨政部門逼迫死者家屬參 加「學習」，以提高認識，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承認「平暴」有理，並要求寫出書 面的政治小結，否則過不了關。 對有些死難者家屬發出警告，不得暴露死難者家屬身份，不准接受記者採訪，否 則不得在死者單位居住。 對有些死難者家屬實行監控，通過街道或居委會監視死者家屬與外人的接觸和來 往信件，尤其是來自海外的人士和信件。有的家屬不時受到盤問。每當清明節或「 六四」週年，這種監控尤為嚴格，使得死難者家屬處於一種恐怖和行動自由受到威 脅的狀態。 更有甚者，連清明節和「六四」週年死難者家屬為死難者掃墓，也調派大批軍警 「維持秩序」，死難者家屬正常的悼念活動受到不應有的干擾和監控，墓地籠罩著 恐怖的氣氛。 有的「六四」死難者家屬尤其是孤兒寡母迫於實際生活困難向死者單位領導提出 要求，得到的答覆是：要家屬簽字承認其親屬屬「正常死亡」，才發給少得可憐的 撫恤金(人民幣八百元)，否則一分不給；至於遺孤的扶養費，只是那些開明的領導 才發給每月五十元，「六四」後的一段時間周圍尚有一些好心的朋友給那些孤兒寡 母經濟上些許幫助，時間長了，也就難以為繼，現在他(她)們幾乎成為被遺忘甚至 被遺棄的一群。 朋友們！這就是中國人權狀況之一角。四年前，我們的親人無辜被坦克、機槍剝 奪了生存權。四年來，我們承受著難以想像的物質上、精神上、身體上的痛苦。人 權這一人類理應普遍享有的權利，在當今的中國，尤其是對於我們這些死難者家屬 來說，不過是一件奢侈品。我們失去了享受正常生活的權利，失去了自由行動的權 利，失去了向世人訴說自己痛苦的權利，失去了表達自己意見和觀點的權利。　　 　　　　 　　　　 我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八九年「六四」死難者家屬的命運，給予他(她)們愛心 與安慰。 我呼籲：聯合國成立專門機構，獨立、公正地調查中國八九年「六四」屠殺事件 ，向世人公佈事實真相。 我呼籲：聯合國責成中國政府遵守諾言，公佈「六四」死難者名單和人數，並組 織獨立機構，對每一位死難者及其家屬作出個案調查，並責成中國政府對上述家屬 作出妥善處理，包括必要的撫恤和生活補貼。 中國人民大學 丁子霖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