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輕

——寫在魏京生獲釋之時

 貝 嶺

 
  從我們的誕生始，惡從來都是在不斷地累加的，國家的存在並不構成個人逃脫的
理由。所以，約瑟夫·布羅茨基說道，增值邪惡似乎是時間的功能。
  一九八九年初，當中國的一些知名人士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時，許多人把在
公開信上的簽名視為一種勇氣行為，也許，對於從未真正反抗過的他們，這種行為
確是一種勇氣。但對我們，則應該是對於以往怯懦的某種悔悟，作為民主牆的共同
參加者，當牢獄的懲罰確切地降落在魏京生等人身上後，我們曾經幾近可恥地緘口
了十年，甚至沒有試圖去探監。我們最大限度地使用了魏京生等人以漫長的刑罰為
代價而獲得的有限的自由，許多人還由此獲得了不懈追求的聲譽。多年來，我們似
乎心安理得。也許，我們已經喪失了我們曾經具有的某種信念，也許，我們從未確
認過這種信念。
  此刻，當我看到出獄的魏京生的容貌已經「面目全非」時，我的沉痛和震驚使我
沒有任何高興的感覺。
  如果說魏京生成為了一種象徵，那不僅是由於他的勇氣，更是由於國家強加在他
身上的駭人的刑期，他是一個蒙難者，僅僅因為獄中的魏京生，民主牆的精神得以
延續到了今天。
  我所無法想像的，是將近十五年的囚禁，假使他不被允許閱讀，或者，他只能閱
讀官方的報紙，那是一種怎樣的懲罰。在某種意義上，十五年構成了一個殘酷的謎
，那是記憶無法窮盡的，我們也將永遠無法確知。  
  我們總是習慣性地認為，因為索爾尼琴寫出了《古拉格群島》，而使人類記住了
那段歷史，那並不準確，在此之前，還有陀斯妥耶夫斯基，還有他的《死屋手記》
，那是俄羅斯的一個傳統，他們從未忘記，遺忘不是俄羅斯民族的性格。
  一個習慣遺忘的民族，也就喪失了對尊嚴的意識。我看到的另一個場景，則是殘
忍的。在電視鏡頭面前，面對剛出獄的魏京生，中國的記者問道：你挨過打嗎？(這
是消滅個人尊嚴的另一種方式。)我不能想像，南非的記者敢這樣追問剛出獄的曼德
拉。或者，緬甸的記者可以這樣去問昂山·素姬。製造這類鏡頭的媒體，也為這個
國家製造了再一次的羞恥。
  作為當代中國最為著名的政治犯，魏京生的出獄將會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中國政治
的進程呢？我所看到的報紙上，他被稱為「中國的薩哈羅夫」(短短幾年，中國已經
有兩位持不同政見者先後被命名為此項稱謂，這是遺忘的另一種形式)。在同一張報
紙上，他的出身檔案簡介先把他確定為一個共產黨幹部的兒子，隨後，又在隔天的
報道中引述西方媒體的描述，魏京生成為了「中國現代民主之父」。
  令我恐懼的也許並不是政治這個詞根中形容他的詞彙貧乏，而是這種可怕的、喪
失了個人性的政治語式使我產生的聯想，它是不祥的，它的陰影已經籠罩在出獄後
的魏京生身上。
  按照米蘭·昆德拉的定義，魏京生已經進入不朽的行列，儘管「不朽」這個詞已
被人類濫用。
  在我所目擊的世界上，成為歷史一部分的某個人不被遺忘也許並不困難，困難的
是整個歷史不被遺忘。時間是遺忘之母，我們能倖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