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 胡 平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在九月六日、七日的《紐約時報》上連續發表了 兩篇有關中國大陸的長篇報道。報道指出：鄧小平推動經濟改革，中共已由極權主 義轉變為權威主義統治。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一方面是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另一方面，人權記錄仍然十分惡劣。應該說，這種描述大體上是準確的。 不過，對於報道中提及的某些分析和評論，我們卻未能完全贊同。 首先，我們不贊成把經濟發展同政治自由相對立，把民生同民主相對立。憑什麼 根據說，在中國，只有在政治專制的前提下經濟才能高速發展呢？且不說過去幾十 年的慘痛經驗已經證明，正是由於中共的一黨專制，才導致了諸如大躍進和文革時 期那樣駭人聽聞的經濟危機。問題在於，你怎麼能把這幾年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 ，歸功於「六四」屠殺呢？不錯，今日中國有兩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殘酷的政治專 制和高速的經濟發展。但是這兩個現象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那卻比紀思道們所理 解的要複雜得多。紀思道的文章給人這樣一種印象，似乎是因為中共堅持一黨專制 ，所以才有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不僅如此，文章還進一步暗示，倘若沒有中共的一 黨專制，就不可能有經濟的迅速發展。這樣一來，政治專制不但成了經濟發展的充 分條件，而且還成了後者的必要條件。紀思道寫道：「一名中國嬰兒在第一年夭折 的概率還不到印度的一半。從優先緩急上來說，許多人很可能願意為一個健康的寶 寶而放棄民主政治的選票」。此話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們貪圖民主政治的選票， 我們就會失去健康的寶寶。眾所周知，在社會科學研究中，最忌諱的就是把兩個並 存的現象武斷地、並且排他地認作簡單的因果聯繫。紀思道的文章恰好犯此大忌。 不過，從民運人士方面，我們也應當從紀思道的文章、確切地說是從當前中國大 陸的現狀中，引出一些更深刻的思考。長期以來，許多民運人士都一直信奉一個同 樣是失之簡單的命題——「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我在《論言論自由》一文中 曾經對這個命題表示過異議，不過那時好像並沒有引起其他民運人士足夠的注意。 所謂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應運而生，就是鑽了這個理論誤區的空子。正如我 早就指出過的那樣，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國，以及斯大林下的 蘇聯，都是在政治專制乃至政治極權的情況下，實現了經濟現代化乃至於成為超級 大國的。可見，民主也不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這 個口號，乍一看去它只會加強民主理念的說服力，實際上它也有可能削弱民主理念 的說服力。因為在這個口號中，民主被有意無意地貶低為實行現代化的工具和手段 。基於同理，片面地強調專制必將導致社會動亂，民主才可保證長治久安，也會有 類似的毛病。從歷史上看，用專制的辦法而達到社會較長時期穩定的也不乏其例。 中國古代君主王朝常常能維持數百年便是明證。今天，當不少人在分析大陸社會的 不穩定因素時，往往著眼於權力交接和官僚腐敗，殊不知這兩個不穩定因素，與其 說是一切專制政體的痼疾，它們尤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毛病。在中 國古代王朝那裡，有帝位世襲制、有科舉制和其他一些監察迴避制度，反倒比如今 的共產黨專制更有辦法些。毫無疑問，從統計的角度看，實行自由民主要比實行專 制，在贏得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上更操勝券。但自由民主的價值卻不限於此。自由 民主的最根本的價值在於它最符合健全的人性，最符合人的尊嚴，在於它使人成為 人。 當紀思道說：即使中國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對絕大多數中國人而言，它在實際上 也代表著一種巨大的改善。這就使人想起四十多年前一些西方人的觀點。這些西方 人說，共產主義對我們西方人是壞的，但對中國人是合適的。當然，你可以說鄧時 代比毛時代好。不過在毛澤東躺進水晶棺材已有十七年以後的今天，再作這種比較 有多大意義呢？紀思道還說，在現實中，持不同政見者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特 別是農民的生活，並不會帶來任何影響。因為中國有十二億人口，而四分之三的人 生活在農村。我們知道，作為一場非暴力運動，「八九」民運的參與者超過千萬， 這在古今中外都是極其罕見的。如果說這樣驚人龐大的運動都對中國沒有影響，那 麼我們就很難設想還有什麼和平的民間的運動可以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了。按照紀 思道的這種計算方法，像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它「僅僅」造成了幾十萬右派—— 大概就更不值一提了。當年毛澤東有個著名的公式「團結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民」。 這意味著有百分之五的人屬於鎮壓打擊之列。從 百分比看，百分之五的確不像是個 令人恐怖的數字，它完全符合官方一再聲稱的「一小撮」或「極少數極少數」，但 是，在實際數字上，百分之五起碼意味著三千萬！假如說面對著民運人士殘遭迫害 的事實，其餘的大多數人果然視若無睹、無動於衷，那本身就是一種影響、一種最 令人擔憂的影響。因為它表明了人性中最高貴的成分——同情心與正義感——的淪 喪。相比之下，諸如有人失足落水、眾多的圍觀者誰也不伸以援手一類現象就只不 過是這種影響的一個小縮影罷了。在兩百年以前，享有自由民主的西歐和北美在數 量上也只佔當時全球人口的一個很小的部分，那是否意味著他們對世界上的絕大多 數人、特別是對貧窮國家的人民也不會帶來任何影響呢？ 不錯，紀思道還是贊同自由民主的。他只是在向我們訴說他在評價當今中國大陸 現狀時的矛盾感受。紀思道認為，從長遠來看，對現今中國的評價，要看它在今後 的發展而定。其實，像「六四」屠殺一類事件，是不需要等待未來的歷史才能作結 論的。它從發生之時起就給自己蓋棺論定。如果希特勒不發動世界大戰，他屠殺猶 太人的罪行難道就可以赦免或減輕嗎？紀思道說，如果在今後，中共成功地實行了 所謂東亞模式，像台灣和南韓一樣地轉化成一個繁榮而多元的國家，那麼目前的經 濟發展和中產階級的興起就是中國二十世紀末最重要的歷史事件。這話本不錯。不 過它的弦外之音是，倘若未來的中國走上了台灣、南韓之路，那也就證明，現階段 中共對自由民主的嚴酷壓制，多半可視為迫不得已之舉，因而應予以不那麼嚴厲的 譴責；而且，由於政治上的嚴格控制保障了社會穩定，有利於經濟發展，因此在客 觀上為爾後的和平的民主轉型提供了條件，故而很值得肯定。如此等等。這層意思 我們就很難贊同了。我們要強調的是，所謂「對現今中國的評價要看它在今後的發 展而定」這種思考模式，本身就是專制主義的或極權主義的。因為它意味著「今天 」沒有獨立的價值，「今天」只是「明天」的墊腳石；「少數人」沒有獨立的價值 ，「少數人」只是「絕大多數人」的犧牲品。 在去年獲得全球獎的電影《斯大林》一片中，有這樣一段對話。斯大林剛斷氣， 在洗手間，赫魯曉夫和莫洛托夫展開了辯論，他們兩人都對斯大林時代的恐怖不寒 而栗，都希望結束這種恐怖。赫氏力主對斯大林的罪行予以揭露和清算。但莫洛托 夫表示不同意，莫洛托夫說：「不，尼基塔，你太感情用事了。我們誰能評價斯大 林呢？在斯大林執政之前，俄國是孱弱的、貧窮的。如今，我們控制了半個歐洲和 整個中國，我們有了原子彈，我們贏得了全世界的尊重，沒有斯大林，這一切起碼 要推遲二十五年」。赫魯曉夫反駁道：「我不相信！」 是的，我們也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