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革的再檢討 侯一謙 文革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對於在政治上有判斷力的人來說，應該形成一個比 較明朗的見地了。讀到《中國之春》一一三期上楊小凱《再談文革》一文，其觀點 之模糊，思想之混亂，不免令人吃驚。故甚覺有必要對文革作一番再檢討以澄清之 。 一、共產黨的秩序 共產黨自從接手中國大陸，在如何統治這個國家的問題上就始終存在著分歧。毛 澤東不斷掀起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以他特有的方式去實現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這 些運動給社會帶來了無窮災難。而像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這些人做了大量工作 ，特別是在六二年以後，使社會秩序正常化。但是儘管存在種種分歧，大多共產黨 官僚也都參與了這些運動，包括劉、周、鄧這些人。對於運動的後果都有各自的責 任。對於各人的功過，我們不在這裡討論。我在這裡要討論的，是統治方式上的差 別。每次運動都整掉了一些人。在文革中，連劉、鄧都整掉了。周受了重創，雖然 被保了下來。歷次運動中，始終站在整人位置上的，是毛本人。不管誰被整肅了， 只要毛還在，運動就不會終止，一個過去了，另一個又接著來了。也不管毛的動機 是什麼（我們將在後面討論這個題目），明確的事實是，每一次的運動都使「無產 階級專政」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共產黨在極權的道路上又邁進了一步。我想，很少 有人會認為，若是共產黨按較正常的規則操作，也會有相同的結果，哪怕這種規則 僅是共產黨一廂情願地制定的。實際上，若循正常途徑，共產黨就會像毛預言的那 樣「變修」，就會「改變顏色」，中國社會就會發生「資本主義復辟」，中國就會 一步步和平演變，走上另一條道路。社會秩序的正常化勢必減弱一黨專制的必要性 。那些政治運動造成社會的混亂與危機，專制的機制便常成為社會整合的借口。 我實在弄不懂為什麼楊小凱如此深惡痛絕周、劉這些人，而獨獨鍾愛毛澤東。這 裡講的好惡，不是指對他們個人的性格，而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和政治措施。他與人 們的常識、常情和常理相去有多遠。然而，如果你會解讀它的話，正是在這些常識 、常情和常理中包含了最重要的真諦。如果楊小凱厭惡共產黨官僚，因而也連帶著 厭惡周、劉，那麼，又如何解釋對毛，這個共產黨最大官僚的偏愛呢？並有所謂愛 屋及烏，對林彪、陳伯達、江青也多有偏袒。這大概只能解釋為一種情結：造反派 情結在作用吧。 我在這裡並非說，劉、周、鄧這些人致力於建設一種正常社會秩序，甚至在它威 脅到共產黨本身的統治時，仍堅持社會的利益。實際上，就是鄧小平本人在他復出 後，信誓旦旦地保證今後永不搞運動。餘音未了就發動了「嚴打」，把中國人建立 法律制度的美夢徹底打破了。我要說的是，與毛相比較，他們的方式畢竟更有理性 。它暗示了一種方向，沿著這種方向才能走出以往的惡性循環。其實，舉凡歷史上 的大革命，無一不是越走越極端。以致失去最後一線理性。而從來的極端派，無論 左的還是右的，都對社會構成危害。在這個時候，一個健全的心智寧肯去認同不合 潮流的保守派。這裡我想提一下楊小凱的一句話，他說：「共產黨的秩序比革命中 的無秩序更可怕」。他顯然對於自己所說的「共產黨的秩序」一詞缺乏概念。如果 該概念是指毛的「秩序」，我們都知道那種秩序意味著什麼，那就是一個接一個的 運動，就是「革命的秩序」，實際上就是楊小凱的「革命中的無秩序」，最典型的 就是文化革命中的狀況。如果該概念指的是劉、周、鄧的秩序化努力，那就和楊小 凱的另一段話衝突了，因為他自己也說到過：「共產黨的反對派實際上是在幫共產 黨開閥門，把這種革命的潛力慢慢放掉，使社會能較平穩地過渡到一個政治開放的 狀態」。一九四九年後，共產黨的「秩序」基本上被毛的一個接一個的運動定義著 ，劉、周、鄧的模式始終也未成為一種明確的制度，只是表現在一些文件中，和在 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之間的一些嘗試與努力。他們應該是楊小凱所說的反對派了，雖 然他們並非組織上的反對派，並且早了二十多年。我想，楊小凱總不至於認為毛是 他所說的反對派吧？雖然毛自稱是造反派。他總不會在為共產黨開閥門吧？ 他從不 釋放革命的潛力。他永遠在製造革命的動力，煽起革命的狂熱。我想，楊小凱更不 會指那些主張打江山坐江山的派別，這是些統治集團中最消極的勢力。他們之所以 成為消極勢力，並非因為他們主張自己的利益。人們主張自己的利益，原無可厚非 。問題是在一個缺乏公平的社會中，唯獨他們可以公而開之地伸張自己的利益，而 其他的人們無法合法地求得自己的利益，制度卻保障這種不公平的狀態。 在文革結束時，從全國上上下下顯露出的情緒，你不難體會到，民眾是不會同意 楊小凱的。他們寧肯要共產黨的秩序，而不要文化革命的動盪。諸君大概永遠不會 忘記全國人民哀悼周的逝世和擁戴鄧上台的盛況。他們甘冒殺頭的風險，用自發而 浩大的悼周擁鄧活動來表達自己的心聲。他們高舉四個現代化的標語，表達對劉周 鄧曾試圖推行的秩序的擁護。我當然不會去認同中國只要什麼「四個現代化」，但 在你只能於兩種共產黨統治方式中作選擇時，我寧肯相信民眾的選擇。而這種選擇 決不是不關痛癢的，它幾乎將確定中國此後十幾年以至更長時間的方向。也只因為 當時作了這種選擇，才有後來中國社會朝向民主化的巨大變化，並且使得毛的極端 方式在法理上變成負面的。我想過來的人不會誤會了這裡的含義，老百姓講「四個 現代化」，話中之話即是「別搞運動，讓我們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從此，共產主 義的烏托邦在實際政治生活中很難再有龐大的勢力，而反對社會秩序正常化的勢力 ，多表現在「打江山坐江山」這類赤裸裸的無恥表白中，再也沒有社會的響應。有 人說，中國的改革是不可逆轉的，這不可逆轉就是從中國人明確地表達和選擇了「 四個現代化」這裡開始的。這次的行動不單是黨外並且是黨員們的，是統治集團中 的。但它的性質卻是社會的，爾後再被共產黨拿進自己的組織與會議及文件之中。 我不知道，這算老百姓進入了共產黨的「話語系統」，抑或是共產黨開始走進老百 姓的「話語系統」。總之，七六年的天安門時間，與官方實在是搭不上任何干係。 人們悼周擁鄧，不是受騙上當。我們誰也不會因為曾經參與而覺得自己無知與羞 恥。這與參加紅衛兵和造反派不同，不是被人愚弄，也不是年幼和狂熱，而是在做 一件完全正當的事情，並且它的效益直到今天還在滋養著社會。這是民心所在，在 他們尚不能立即擁有一個民主政權時，寧肯要一個鄧小平政權，而不要江青政權， 寧肯有一個溫和的共產黨統治而不要極端共產黨統治和相伴隨的文革一類運動。並 且，使人欣慰的是，鄧的統治真得使中國開始「變修」，開始走上「資本主義復辟 的道路」。雖然鄧還是鄧，共產黨畢竟還是共產黨，他們沒走得更遠。不過，剩下 的事情，還有別人可以做。自由主義者從來也沒奢望共產黨去做成唯有自己才可能 做成的事情。 二、文革中的諸派別 就中共而言，它無論有著多麼錯綜複雜的派系糾紛與理念差別，在文化革命開始 後都化作簡單的文化革命派與反文化革命派。雖然這種分野並未冠上這樣的名稱。 用官方語言講，就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劉鄧 這些人相對地比較主張用正常途徑解決所遇到的問題。實際上，在文革開始不久， 他們就失勢了。毛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組則主張造反，推翻共產黨已經建立起來的體 制。毛自稱是最大的造反派，造反一詞也正是由毛引入共產詞典的。《我的一張大 字報》就是毛的造反宣言，文革也正是從這裡開始走向社會的。按毛的理念，共產 主義運動就是用非常手段不斷地革命，而不能形成像以往的封建制或資產階級制度 那一類定型的官僚統治。一旦那種統治成為格局，社會就會分化，就會產生新階級 。以往革命的成果就會被斷送，就將開始新一輪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分立與 鬥爭。毛從作為共產黨最高領袖的地位上起而造反，其思想的根據就在於此。毛倡 導巴黎公社的原則，要求社會的統治階層永遠是人民的公僕，不能有貧富的分化， 階級地位的分化。也因此他要一切人亦工亦農，亦文亦武，亦軍亦民，亦官亦兵。 但不管做什麼，首先卻都「要反對資產階級」。無論有多少私人的恩怨及權力上的 得失與衝突，毛髮動文革主要地歸之於這種深層的理念上的衝動。他越來越反感於 在劉周鄧這些人手中，中國社會慢慢定型為一個官僚統治的制度。他明確意識到這 是中國「變修」的前奏。共產黨人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只有走社會主義的道 路中國才能得救。而離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是無法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但 是，對於社會主義本身的涵義，卻各有各的理解。而問題恰恰就出在這種「理解」 上。對劉周鄧而言，他們是要逐步建立起一個較有規則的社會，這種社會，起碼在 他們看來，是中國廣大老百姓所企盼的。而共產黨的統治是這種進程唯一的保障。 他們當然不會認為這種社會與西方制度有某種內在的聯繫。他們要避免社會走向西 方制度，因為在他們看來，西方制度是一種罪惡的制度。因而不能否認他們在信念 中有許多與毛共通的地方。這也是毛的主張得以開展的前提之一。 就毛而言，共產黨的統治則是要確保共產主義的理念，巴黎公社的原則之實現。 捨共產黨，沒有人會去保障這種理念和原則，而共產黨人以往的全部奮鬥，無非是 要實現這理念和原則。然而最令毛失望的卻是「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他看到 ，在取得統治權力的十幾年後，在共產黨內越來越得勢的不是共產主義的理想主義 ，而是形成一個國家政治集團的正常理智和權力佔有與分享慾望的混合物。從最好 的方面說，人們試圖形成一套常規，按一般的政治運作方式操作這架特殊的社會主 義國家機器。從壞的方面說，則是人們只想當官，獲取官僚可以獲取的好處。後者 只是每個社會都會遇到的問題，它本身缺乏正義的前提。而前者則有充分的社會響 應，它足以動搖毛所推崇的信念與原則。 我前面所說文化革命中，實際上就分成了兩派：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就是依據這 種背景分析。文革一旦發動起來，實際上只有這兩種選擇。人們尚缺乏獨立的價值 體系與價值判斷。也許毛是很值得同情的。理想主義總有它美好和可愛的地方，和 深引人同情的那面。但這與實際的社會效益是不相關的。百年來，地球上最大的災 難，幾乎都與硬性推行一種理想主義相關。 毛在文革中，捨棄了幾乎全部過去的共產黨系統與共產黨官僚，這些官僚並非都 曾與他交過惡。因為他知道，在他要發動這樣一場性質的運動時，不會有人繼續跟 著他走，昨天忠實的戰友和下屬也會反目，除非趕著他們走，逼著他們走，激著他 們走。他選擇了林彪，這個曾有赫赫戰功，但對政務一竅不通；江青，只有熱情與 衝動而無政治頭腦；陳伯達，只和共產主義書本打交道而無實際經驗；以及康生， 從來只知投機的政客，這樣一些人，做他發動文化革命的新搭檔。這些人在大陸政 局中實際上從來沒有舉足輕重的實力，他們的政治地位與權力幾乎完全來自毛個人 。在他把共產黨官僚集團（「走資派」）當作頭號敵人時，他不惜下令停止軍隊以 外的共產黨組織活動，而倡導民間組織。他甚至一反以往的階級劃分界限，只要反 對走資派，擁護自己的主張，甚至連過去的敵人也可以成為積極的力量。這就是造 反的意思。楊小凱就是為了這點替「黑五類」感激毛澤東。然而楊卻忽略了，有更 多無辜的人在造反的衝擊中遭受不幸。並且，對「黑五類」的寬鬆並不是給他們人 的權利，而是要他們去做毛革命路線的炮灰，只要他們偏離了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就會遭受更慘重的迫害。楊講到的殺造反派的實質就在這裡，而不是周恩來對造反 派的報復。周恩來真要敢下手報復，恐怕他自己早已成為共產黨監獄的階下囚了。 如果把這種組織造反派的「權利」稱作「結社自由」，那麼那些「民主黨派」也都 享有「結社自由」了，因為這兩者是太神似了。只是這兩種自由都有一個前提限制 ，後者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而前者則是「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超出一 步，就被取締。 瞭解了當時中國政局中的這種情形，對於民間各種組織的性質就容易把握了。民 間的組織不管叫什麼名字，都是受惠於造反的風尚組織起來的。也都無一例外地自 稱，當然也自認為是擁護毛澤東的。他們的區別，在於對毛髮動文革的不同理解， 因而實際上是有文革派和反文革派之分。但即使反文革派，他們的見解也很難超出 共產黨內反對派（我指的是反文革派）的限度。最早，最熱烈的造反行為發生在大 中學生中，是由毛的共產主義理想主義激發出來的。這些學生在共產黨的理念熏陶 下長大，尚年輕，涉世不深，不甚關切切身的利害，容易為理想主義驅動。這許是 激盪這個世界百餘年的共產主義狂熱之最後的一波。但造反的序列漸次後推，雖然 在上意識上極少有人承認，但對於文革的實際政策與措施，則便有反感與反抗了。 這大概就是楊小凱指的保守派了。實際上，沒有誰是純粹的造反派或保守派，更沒 有自稱的保守派。反之，各個組織都高喊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而指責對方為「老 保」。以致當時的社會風氣越來越左，且越左越好。不是沒有明達的人。我相信楊 小凱記述的那些人與事大體是真實的。但他們沒有左右這風氣，沒有形成政治上的 勢力，在那種共產主義兩種觀念的衝突佔據著人們全部注重的年代，他們幾乎完全 被忽略了。他們的真實價值是在反思中被獲得的。而對當時的社會及文革運動，老 實說，其影響等於零。 保守派不比造反派好，造反派也不比保守派壞。論殘暴，論對社會的破壞，都因 地因時而有異。但在思想上走極端的派別，一般地，在行動上更具破壞力。因為它 不承認社會通常認可的準則。而對常識，常理，常情保持一點尊重的人，對自己的 行為便有著一份約束。不要講造反派殺保守派還是保守派殺造反派，在那種自己的 智慧之眼尚未睜開，只會跟著偉大領袖跑，卻又人人以為自己佔盡了全數真理的時 代，那不是用保守派和造反派這種概念就可以界定的惡行。要改變造反派在文革後 仍被迫害的狀況，不是換造反派當權，那對社會實際情形不會有什麼改進。重要的 是走出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概念死結，而以保障人的基本權利為訴求的法律制度作為 新的出發點。只有在這種前提下，才不但保障了對造反派的公正，也保障社會上每 一個人的公正。而烏托邦，恐怕離一個公正的社會更遠一些。 楊小凱還講到了造反派對毛及中央文革的利用。只有自己有明確目標要達致的人 ，才可能去利用別人，造反派本身就只在達致別人的目標，還談何利用別人。楊還 重複「政治上從來都是互相利用」這種人云亦云的老套俗話。首先政治上不單是互 相利用，也存在利用與被利用。其次，僅在利用的層面上定義政治，也未免低級了 一點。政治自有它積極的一面，不是利用的關係，而是一種創造的手段，對人類生 活，對人生價值富有創造性的一面。政治許是人類生活中最積極，最有創造性的一 種方式，它不是用「互相利用」這種卑瑣的字眼就能涵蓋得了的。 三、文革後的派別 在談論文革時，楊小凱的混亂不但在他對造反派的讚揚和對保守派的貶抑中，也 同樣表現在他對保守派的表彰上。 從知識上，楊小凱也知道保守主義的正面價值，他講到秩序和權威對於社會穩定 的作用。雖然我們在他具體談論各種事件時，看不到這種態度。然而，在另一方面 ，被稱作保守派的，絕非僅僅主張按規則辦事的人們。今天西方和港台華文報紙上 稱作保守派的，主要就是指那些只講打江山坐江山，沒有其他是非曲直的人。這種 人更強調共產黨的統治，但他們不是把這種統治作為一種手段，而是當作終極的目 的。他們沒有理想，沒有正義感，甚至連穩保江山的起碼知識也沒有。隨著烏托邦 的幻滅和共產黨統治制度的敗壞，共產黨的整個形象也逐漸讓位給這些一黨私立的 衛護者。他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理念，也知道自己與民眾的對立，他們要維持這個 政權，只是因為他們受惠於這個政權。這種也稱作保守派的勢力，對於社會的穩定 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他們的存在，只助長了社會的動盪不安和暴力的傾向。反之 ，稱作改革派的，反倒是承襲了以往劉周鄧的衣缽，是共產黨政體與中國後共產黨 政體過渡的橋樑。能使中國社會保持穩定和和平過渡的，不是「保守派」，而是改 革派。如果改革派始終不能得勢，中國社會的轉型就很難避免暴力的衝突。 文化革命的失敗是共產主義實驗的失敗，巴黎公社原則的失敗。因為儘管毛實際 上掌握了幾乎絕對的權威與權力，可以像神一樣呼風喚雨，發號施令。但要建立一 個共產主義烏托邦仍是不可能的。人民在狂熱的衝動之後，也不得不正視這種失敗 ，而在僅供選擇的「革命的無秩序」與「共產黨的秩序」中，毅然選擇了後者。人 們明白了，天上的烏托邦比共產黨的秩序離一個法制的社會更遠。「共產黨的秩序 」還有可能過渡到法制社會，而在烏托邦和法制社會之間，沒有任何的中介。 在文化革命特殊環境中產生了獨立思考的一代人。他們的獨立性來自於人性本身 的覺醒。他們不再在共產黨的各種不同政見中兜圈子，而倡導自由主義。他們是獨 立達到自由主義的。即是說，他們不是從楊小凱記述的那些反共人士那裡，或「右 派」與其他「黑五類」那裡承襲來的。這也是人們說中國民運之「斷代」的原因。 我們從而也知道了，民運並非文革中造反運動的延續，造反派也不是自由主義者的 先驅。自由化運動與造反派不是同類的社會現象。造反派向著一個別人告訴他的烏 托邦，他本身缺乏判斷的標準與能力。自由化運動則是人要實現他內在的人性要求 ，具體而明確。前者是沒有自我的。後者卻只是為了自我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