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一) 胡 平 101、階級教育的一種新範例 學校裡，師生合作排演了一幕話劇《年青的一代》。起先，老師們要我扮演劇中 的李榮生。後來他們發現班上另一位同學更適宜這個角色。於是便讓我改任舞台效 果。平心而論，我缺少演戲的才能。儘管說在以前我總是被選中登台表演，但考其 緣由，無非是我能講得一口標準流利的普通話而已。 《年青的一代》是階級教育的一種新範例。和其他階級教育的文藝作品一樣，它 的主題也是讓我們牢記，今天的幸福生活是無數的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才換來 的，因此，我們應該繼承先烈遺志，發揚革命精神，克服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思想 ，獻身於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不過，《年青的一代》這齣戲的新鮮之處 在於，它加入了一種血緣的感情因素。在促成林育生(劇中主人公)思想轉變的過程 中，最重要的一個情節是，林育生終於得知他的親生父母原來是革命烈士，早在革 命戰爭年代犧牲於反動派的屠刀下。當林育生讀到其父母在臨刑前寫給自己的血書 時，激動萬分，因而痛悟前非。這就給人一種暗示，似乎是革命精神會借助於血緣 關係、親情關係而更有效地傳給下一代人。 在學校組織的其他形式的階級教育活動中，這種強調血緣和感情作用的辦法也一 再運用。譬如，聽了一場憶苦思甜報告，同學們都要結合實際地寫出一篇心得體會 。不少「紅五類」出身的同學就會聯繫到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最後歸結到，如果沒 有共產黨，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因此，我一定要聽黨的話，報答黨的無比恩 情。其它出身的同學，雖然都拚命地使自己認同於「勞苦人民」，認同於「革命前 輩」；但是，既然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搬出這種血緣性的證據，那就使得他們的發誓 效忠總顯得不夠份量。 102、從優越感到進取心 其實，即便在當時，許多人也未必相信一封遺書會有那麼大的神通。林育生的養 父養母都是老幹部。如此優越的家庭背景尚且不足以保證其子女的「思想革命化」 ，到頭來還必須仰仗一封遺書才能實現戲劇性的轉變。這與其說是證明了、不如說 是否定了出身背景對子女會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這一神話。我們都知道；還在大規模 的階級教育活動之前，學校就已經頻繁地採用過類似的教育方法。老師對出身貧苦 的工農子女說：「如果不是新社會，你怎麼能過上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你一定要 加倍努力。」對幹部子女說：「你父母為革命出生入死，所以，你一定要忠於革命 事業，做一個優秀的接班人。」不過經驗證明，這種方法並不那麼靈驗。當然，紅 五類子女中有不少是積極的、勤奮的。但其比例不一定比其他家庭的子女更高。 然而，由於階級教育，由於階級路線，我們確實看到有一批紅五類同學的精神狀 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例如我班上的那位新支書。這使人想起西方心理學家做過的 一項實驗：將一批兒童任意地分成兩組，然後告訴其中的一組說你們更聰明、更能 干；過一段時間後再對兩組進行同樣的考試，這一組的成績果然優秀。這項實驗的 效果自然不能誇大，否則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培養出各種理想人才了。有的美國 老師，幾乎在和每一個孩子個別談話時都鼓勵說「你是與眾不同的」，但這並沒有 使孩子們個個都變得非同一般。這項實驗只是表明，自信心對個人成長具有積極的 作用。一個人，尤其是青少年，越是受肯定便越 是有自信，越是有自信便越是肯努 力。開展階級教育，旨在讓紅五類子女對現政權產生一種分外的親近感和報效之情 ；貫徹階級路線，意味著對那些「根紅苗正」的同學給予格外的關懷與提攜。這就 使他們獲得了一種優越感，借助於優越感，激發起他們更高的自我要求。這樣看來 ，像林育生那樣，由於意識到自己出身不凡，從而生出超越平庸的雄心壯志，那倒 並非全無可能。古今中外，培養貴族都是雙管齊下。一是給你高人一頭的心理，二 是給你與眾不同的待遇(包括更嚴格的訓練和更榮耀的職位)。這樣，便造就出了一 個精英群體。 103、階級教育與貴族教育 但是，相比於傳統式的貴族教育，共產黨的階級教育、階級路線，無論是在內容 上還是在效果上，都有著自己的許多特色。 我們知道，一切貴族教育都會產生相應的弊害。它在造成一些人的優越感以及由 此而激發出的上進心的同時，很容易也養成了這些人的驕橫和霸氣。在缺少平等競 爭的條件下，許多人不是變得更高尚而是便得更墮落。不是變得更自律而是變得更 放縱。共產黨的階級教育和階級路線自然也無法防止產生類似的弊端。除此之外， 還有幾個方面值得一提。 首先，優越感是一種排它性的東西。圈子越小，優越感才越強。可是，「紅五類 」子女這個群體的人數太廣，以致於作為其中的普通一份子，你差不多感受不到什 麼高貴和優待。因此你也無從激發出什麼更高的自我期許和更嚴的自我要求。所以 ，毫不奇怪，階級教育、階級路線在提高整個紅五類子女的進取心上取得的效果是 相當有限的。作為鮮明的對比，它們在挫傷非紅五類子女、尤其是黑五類子女的積 極性方面則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既然優越感的強化有賴於圈子的縮小，那麼，在具有同樣優越身份的人們中間， 就會出現進一步的區分，從而使得其中的一些人再高出於另外一些人。我們知道， 這種「圈子裡面再劃圈子」的做法在「文革」初期表現得淋漓盡致，但實際上早在 「文革」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再者，「優越」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你在眾多的同類人中間感受不到什麼優 越；那麼，你很可以通過壓制那些比你低的人而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這就導致 了一些出身好的同學對出身不好的同學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性姿態。當時官方的政 策只是在入團、升學和就業等問題上「卡」住出身不好的同學，並沒有進一步從精 神上欺侮我們的意圖。在理論上，我們仍被視為「革命青年」。學校組織的各種政 治活動，包括民兵訓練，都不分彼此地讓全體同學參加。但是在同學中，一種更帶 敵意的氣氛已經開始滋生。不錯，你可以說某些紅五類子女對其他同學的進攻性是 自發產生的，而且還是受到官方抑制的；但究其根源，它卻是官方理論與政策的邏 輯產物。正是官方自己，製造了這種滋生敵意的溫床。 在《往事與隨想》裡，赫爾岑寫道：在當時俄國的學校，來自四面八方、出身不 同階層的青年彙集在一起。他們很快地消除了從家庭和社會得到的各種偏見，融合 成了一個兄弟般友愛的團體。倘若誰要是炫耀自己的貴族身份，他就會遭到大家的 排斥，成為同學們的笑柄。過去中國的學校也是如此。那時，學校總是最少出身偏 見的地方，同學之間的關係也總是最純潔的。可是現在，一切都變了。 104、反文化的文化 也許，中共階級教育和傳統教育的更大不同是，它造成了一種反文化的文化。在 這種反文化的文化中，窮比富好，「土」比「洋」好，無知比有知好，粗野比文雅 好。 有人把這種反文化的文化歸因於中共是以農民為主體、靠槍桿子起家。但是，劉 邦的漢帝國、朱元璋的明帝國、以及滿人的清王朝，何嘗不是一批社會下層或文明 程度更低的人們用武力而建成的。可見那並非問題的關鍵。在這裡，共產黨的意識 形態本身恐怕負有相當的責任。既然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聲稱要和以往的一切「剝削 階級文化」徹底決裂，那就很容易導致文化上的虛無主義。不過，證諸蘇聯東歐， 或者是對比中國的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你又不能不承認，中共的反文化的文化主 要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直接產物。當然，你可以說 這種反文化的文化也有它的動人之處。例如提倡艱苦樸素、要求幹部不脫離生產勞 動、還有對原先被壓抑的某些社會能量的釋放。即便像毛澤東關於「讓哲學走出哲 學家的課堂」的號召，一方面造成了哲學的庸俗化和簡單化，另一方面，起碼是對 普及識字率有好處的。但總的來看，這種「無產階級新文化」的反文化性仍是十分 明顯的。正是由於有了這種以文化之名的反文化，才會有爾後的以「文化大革命」 為名的「大革文化命」。 105、一則日記 大概是在六六年早春的一天，我從《中國青年報》上讀到一篇文章。一位在某縣 城中學擔任團幹部的高三學生在他的日記中寫道：「學習了毛主席光輝著作《中國 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我明確了在班上開展工作的方針，要堅定地 依靠工人貧下中 農子女，團結其他勞動人民的子女」。那麼，「非勞動人民的子女」呢？當然是該 「孤立打擊」了。日記中沒有明說，也許是讓編輯刪掉了。要麼，就是他們那裡根 本沒有「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同學。我們知道，在小縣城，在廣大的農村，還 在「文革」之前，「黑五類子女」進入高中學習的機會就已經是微乎其微了。 我們這代人，從小就被教導說要做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九評》發表後不久 被定為政治課教材。其中，重點學習內容之一就是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接班人的五 條標準——那是要求我們全文背下來的。我們一向以為，所謂「接班人」，是包括 我們大家都在內的。然而，階級教育、階級路線開始透露出另一種訊息。在當時， 在一些紅五類子女、尤其是在一些幹部子女中，伴隨著優越感的強化，他們已經暗 暗地相信，唯有他們，才理所當然地是接班人。「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 這裡的「你們」，實際上是指他們，而不是指別人，不是指大家。至少，主要地、 首先地是指他們。與此同時，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學開始醒悟到，這裡的「你們」其 實並不包括「我們」。 讀到這篇文章，我立時就激動起來。我和別人爭辯「怎麼能這樣講？」我差一點 就提筆給青年報寫文章反駁了。當時班上完全贊同「日記」中觀點的人還不多。大 部分人的看法要溫和一些。他們說，這只是一篇中學生的日記；黨的政策還是「重 在表現」。另外，縣裡邊、農村裡邊的情況可能也和我們大城市不一樣。於是，這 場爭辯不了了之。不過我想，至少是我自己，也許還有其他一些人，日益強烈地感 覺到一種更加陰沉壓抑的氣團正在迅速地形成。 106、無形的鴻溝 高二以後，我幾乎已經放棄了入團的願望。在理論上，共青團仍同往日一樣，宣稱 它的大門向著一切要求進步的同學開放；但在實際上，它為出身不好的同學設置了 越來越多的障礙。「文革」中，一位過去主管共青團工作的老師告訴我，在六五年 他們便得到上面下達的某種明確暗示，叫他們不要接收黑五類子女。我說它是「暗 示」，因為像這一類的指令，向來是用堂皇而噯昧的詞句加以包裝；我說它是「明 確的」，因為對於那些熟悉官方用語的人來說，誰也不會解讀不出來其中的意義。 我們在當時自然不知道上面有這樣的指令，但是我們卻清楚地知道在我們面前，有 一道無形的、不可逾越的鴻溝。 組織上反覆強調，出身不好的同學要和家庭劃清界限，要背叛自己的家庭。這就 是說，我一向引以為傲的那些優點，我過去做出的種種努力，統統是不重要的。最 重要的是我必須證明自己和家庭劃清了界限、背叛了家庭。然而，如何才算劃清了 界限，背叛了家庭，誰也沒給出一個具體的標準。「劃清界限」不是個法律問題。 也不是個經濟問題。你宣佈不承認你的親生父母，你決心斷絕和家庭的一切關係， 這都不足以說明問題。況且，一旦子女真的和父母完全斷絕了往來關係，年邁的父 母日後由誰扶養？年輕的子女現在由誰負擔？黨顯然無意於擔負起這種「劃清界限 」的物質後果。所以，黨只是一味地要你「從思想上」劃清界限。這樣一來，「劃 清界限」就變得更加不可捉摸、不可定義，因而事實上更加不可證實。「背叛家庭 」這句話簡直是「有罪推定」。它意味著在你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你已經背叛了家 庭之前，你就是屬於家庭的、屬於家庭所屬的那個「反動階級」的。我們的忠誠從 一開始就是被否認、起碼是被懷疑的。按照「劃清」和「背叛」的要求，我們不能 通過肯定性的行動、而是只能通過否定性的行動才能證明自己。換言之，為了肯定 自己，你必須首先否定自己。大部分黑五類子女和我一樣，出於自尊而不肯自貶自 辱，出於誠實而不會自欺欺人。於是，我們總是被排斥於組織的大門之外。於是， 我們不得不放棄進入大門的奢想。 中間階層出身同學的狀況也江河日下。他們要入團，不是不可能，但也越來越艱 難。他們需要不斷地加強「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因為據說他們的這種感情是處 於不那麼確定的狀態。他們必須表現出積極靠攏組織的迫切願望。他們必須經常地 向團幹部或介紹人談心、匯報思想。當然，他們也必須在學習及其他各種活動中表 現出色。不少中間出身的同學本來是很不錯的。對他們而言，最難的一點是贏得團 幹部的好感和信任。我班的團支部是那位新支書掌權，他對階級出身問題格外敏感 。他顯然不希望象前支書那種中間階層子女在團內喧賓奪主。所以，直到高中畢業 ，整整三年之中，全班只有一位中間階層的子女戴上了團徽。 107、關於共青團 順便談一談共青團。 一部分是由於年齡的關係，一部分是由於政治氣候的關係，在初中階段，至少是 在我就讀的二十四中，同學中積極爭取入團的人並不多，團組織的威信也並不高。 進入高中之後，情況變化很大。同學中申請入團的日見增多。偶爾見到昔日初中同 學，有些原先對入團毫無興趣的，交談之下，發現他們如今對入團一事也都十分熱 衷，並且對過去的「不懂事」、「不要求進步」頗有懊悔之意。高中三年，粗算下 來，寫過入團申請書的同學起碼佔全班總人數的四分之三。不難想見，在短短的三 五年間，共青團組織在一般青年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有了何等顯著的提高。不消說， 這中間免不了含有對個人未來升學就業等問題的利害算計；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 它也表明了人們政治熱情的高度增長以及對自身革命化的更高要求。共產黨十幾年 來的宣傳，尤其是近幾年來的突出政治和階級教育，至此可以說是取得了驚人的成 功。 不過，在如何看待共青團組織的問題上，人們或多或少有著兩種不同的側重。有 人將它視為優秀青年的集合，有人則強調它的革命性或階級性。按照前一種觀點， 團員應當是青年中那些出類拔萃的人；按照後一種觀點，團員的最基本素質應該是 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假如我們把共青團看作一個政治性組織 ——它當然是個政治性組織；那麼我們就得承認，後一種觀點其實更有道理。作為 一個政治性組織，它對成員的基本要求當然應該是對其政治理念的認同，而不在於 是否具有優良的學習成績或其他什麼出色的能力。然而，在當時，在高度一元化的 教育之下，共產主義理想被幾乎所有青年奉為共同的理想——實際上那也是我們所 知道的唯一理想，我們都不假思索地認為自己信仰共產主義。這樣一來，區分團員 和一般群眾的標準就只能是看誰個更優秀、更積極、更能幹。五十年代的團員，大 體上都是一般意義上的好學生，道理即在於此。在蘇聯，赫魯曉夫提出「全民黨」 的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全體蘇聯人民的共同理想。因此共產黨 就成了全體蘇聯人民的黨。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蘇共便大力吸收各行各業中出類拔 萃的人才，從能幹的政治工作者、創造出高產值的工人和集體農莊的莊員、到卓有 貢獻的科學家、贏得金牌的運動員和出色的芭蕾舞明星。只要他們都表示了效忠共 產主義並無異議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那當 然是後話了)。 同時期的中國完全是為一種趨勢。中共重申階級鬥爭，批判修正主義，強調發揚 革命精神，共青團——更不用說共產黨——的階級性和政治性便日漸濃重。吸收團 員的標準也相應有了變化。紅五類子女被認為是階級感情深厚，政治上更忠誠，故 而被優先接納，即便申請者表現平平；反過來，其他出身的同學，縱然在各方面表 現優秀，也要受到限制乃至排斥。於是，團員的成分便發生了重要變化。 由此引出的一個後果是，共青團組織，隨著整個國家生活中政治色彩的加重，其 威信在名義上有了顯著的提高；但由於它把越來越多的優秀份子排拒門外並同時也 降低了優秀份子在團內的地位，這又削弱了一般青年都它的實際尊敬。此時的共青 團，正面臨著來自多方面的不滿。有人嫌它「成分不純」。有人則嫌它太注重家庭 出身。前一種人終於在「文革」初期創建了由清一色紅五類子女組成的老紅衛兵。 後一種人則隨之而建立了遠比共青團更為包容的造反兵團。共青團組織在一夜之間 全線瓦解，正所謂其來有自。 108、令人不安的思考與令人不安的結論 在整個高中時代。我從未想到過日後我將致力於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我的興 趣仍然在自然科學。不過在那段時期。我確實獨立進行了一項真正的社會科學研究 ，即出身問題和階級路線問題研究。我並沒有從這一研究中體會到多少發現的愉悅 ，因為那是一種不得已而進行的思考。我獲得的結論也不曾給我多少慰藉，因為它 顯然與官方政策有差別。畢竟，當時的我，完全沒有以標新立異為本事的心理習慣 。事實上，從一開始，我就處於兩種矛盾的情感之中：一方面，我是如此強烈地希 望能證實自己的感覺；另一方面，我又是那麼不情願地與官方政策相牴觸。然而， 那迫使我不得不思考的焦慮恰恰在於，我清楚的意識到我的感覺和官方的政策是不 一致的。我相信，「文革」前夕，不少青年都遇到了和我類似的尷尬：對某種現實 的深刻不滿迫使我們暗自進行獨立的思考，獨立思考的結果證明了我們原先的不滿 的感覺是正當的、有道理的。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很難讓自己相信是黨錯了。我們 真誠地希望我們能「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在我們的意識中，黨絕對正確的神話根 深蒂固。而且，下意識地，我們有種恐懼。黨的巨大威力、黨對反對者的無情鎮壓 ，深深地刻印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只要指出下面一個例子就夠了：在自由世界 ，一個人提出不同於政府的觀點，別人也許會對你說「你這個看法是錯誤的」；而 在我們那裡，哪怕你僅只是表露出一點懷疑，親朋好友馬上就會神色凝重地警告你 「你這個想法太危險」。唯有站在真理一邊。良心才會感到安寧；但唯有站在黨一 邊，我們才會有安全感。我們感到不安。可是我們又常常鬧不清這種不安究竟是不 安寧還是不安全。當時，我們的理性——至少是我的理性——還沒有敏銳到可以清 晰分辨出二者的程度。 我對出身問題、階級路線問題思考的結論很簡單。我無非是認為：家庭出身和個 人成分不是一回事。因此，把「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表現」這套話搬在出 身問題上是不合適的。其次，家庭出身對個人的影響並不大。我們只能依據一個人 的現實表現去對他進行評價：表現好就是好。在這種情況下，再把出身不好這一條 加上去，似乎一個人表現再好但出身不好便總是不夠好。那是講不通的。我左思右 想都找不出我的上述結論有什麼毛病。但我仍然感到不安。因為按照這種分析，連 「重在表現」一說都成了多餘。何不乾脆宣佈一視同仁呢？假如上述理解便是對階 級路線的正確理解——我看不出為什麼不是如此，那麼階級路線本身也就沒有存在 的理由了。 109、人心的曖昧與理性的單薄 我將自己的疑慮和思考與一些同學、老師討論、辯論。沒人能反駁我。但也沒多 少人讚成我。在這種討論與辯論的過程中，我又發現了另外一個令人困惑的現象。 我發現，對於一個如此重大而貼近的問題，大多數人似乎並沒有追根究底的興趣。 於是就出現了種種自相矛盾的情況。一方面，許多人對所謂階級路線毫無批評、毫 無懷疑，並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對那一套奉行不違；另一方面，他們又對出身不好 的同學的不幸處境深表同情。一方面，他們總是誠懇地勸告我們不要背上「家庭包 袱」，力圖讓我們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不論你是什麼家庭出身，你 都有著一個同樣光明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他們又對我們在入團、升學和就業上 受到的歧視習以為常，並不以為那是多麼的不公正。在出身不好的同學那裡，我也 很少見到執著的思考和不平的申辯。更多的人只是抱怨「倒霉」。他們把一件分明 是人為造成的困境像當做一種自然現象一樣的接受下來、忍受下去。他們感受到了 不公正，但好像並不試圖去改變這種不公正。我開始隱隱地覺察到人心的曖昧與理 性的單薄。□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