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學燦與人民日報號外 歷 早 幾乎在與魏京生假釋的同時，原《人民日報》編輯吳學燦和原北京經濟學院學生 翟偉民也被假釋出獄。翟偉民是二十一名通緝名單上的。至於吳學燦其人其事，以 及從該案中人們應該看到的有關背景和獲得的啟示，似乎有必要介紹一下。 今年三十八歲的吳學燦，出生於江蘇，原服役於中共海軍的潛艇部隊，轉業後分 配到北京《人民日報》。一九八三年，由原《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倡導，創辦 了獲國家教委批准的新聞研究班，主要為《人民日報》培養新一代的幹部。吳學燦 即被選入成為研究班的一員。從研究生班畢業後，恰逢中共中央指示創辦《人民日 報》海外版，由於人手缺乏，他被直接分配到海外版，在港澳台新聞版任編輯(《人 民日報》系編采合一制，編輯也即記者)，分工採訪僑鄉。吳學燦得其所哉，今天廣 東，明天福建，又玩又寫，也認識了一大批沿海的朋友。 也許和出生在蘇北鄉土有關，吳學燦俠氣粗獷，敢作敢為；又因常跑南方沿海， 在商品經濟繁榮的天地裡交遊闖蕩，他與「黨的喉舌」要害部門那一套森嚴規定更 是格格不入，在海外版時以頂撞領導、拍桌提意見聞名，倒也頗得眾同仁好感。但 直到「八九學運」之前，他在政治上的言行不是非常「出格」的，編輯部領導一般 也聽之任之，不與他計較，但對他和其他人身上隱蘊的「反骨」，則已有所覺察。 實際上，吳學燦在八小時以外更為活躍，與胡績偉、王若水和李澤厚等人交往不 少，與當時一批首都和外地的中青年理論工作者也時有過從。湖北《青年論壇》雜 志創刊後，在北京成立了記者站，不久吳學燦就參加了記者站的工作，奔走推薦、 穿針引線，圍繞當時理論界和社會共同關心的問題如反思「文革」、體制改革和政 治民主化等等，組稿約稿，張羅討論，做了不少默默無聞的幕後工作。 「八九學運」後，《人民日報》以其兩個極端而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一頁，一是 其發表的「四·二六」社論導致了學潮的升級和大規模的群眾民主運動，二是《人 民日報》內部湧現出來一批公開與當局進行殊死抗爭的英雄。特別是，當「四·二 六」社論發表後，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人民日報》一切有良知的編輯和記者 ，無疑生活在一種忍辱負重的環境中。「四·二六」社論本不是《人民日報》起草 ，而是四月二十五日鄧小平找人談話時對學潮下了「動亂」結論後，立即找人捉筆 代刀，繞過正常的編發程序，搶先在前一天晚上的中央電視台聯播節目中播出，造 成既成事實。這件事，不但激起全體學生和廣大民眾的憤怒，也激怒了《人民日報 》的工作人員。他們既感到《人民日報》強姦了民意，也感到自己的良知被共產黨 專制統治所強姦。一批編輯、記者勇敢地站出來，與報社領導進行辯論、對話，並 利用報社大院內的評報欄，張貼大小字報，自行報道、評論，披露真相，揭露陰謀 。吳學燦就是其中一位。學生剛起來自發悼念胡耀邦、與官方發生衝突時，他並不 贊成學生過於衝動，認為於大局有害無益。有文人與之通電話，鼓動他也出來時， 他還說：「我可不摻合！」但「四·二六」後，吳學燦一下衝到了前面。 五月十三日學生絕食後，形勢急劇變化，甚至《人民日報》領導層，也開始公開 對中共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抗爭的態度。絕大多部分編輯、記者更提出在報紙上公開 披露「四·二六」社論的真相，但這顯然是當時《人民日報》主要負責人(社長錢李 仁，總編輯譚文瑞)無法接受的。一些長期為中共這份「喉舌」黨報畢生盡責的老黨 員，甚至提出自己花錢 在《人民日報》上買廣告，刊登反對「四·二六」社論的聲明。顯而易見，這是辦 不到的事情。從五月十六日到五月十九日，報社老中青三代編輯、記者連續多天與 報社領導對話，吳學燦帶頭反覆要求報社領導通過版面公開否定「四·二六」社論 。 五月十九日，中共對學運採取鎮壓措施的決定已經明朗，此時，吳學燦已意識到 ，作為黨報，《人民日報》不可能按照普通編輯、記者的意志行事，便憤然採取了 另一種手法。這天，他們從北京大學「高自聯」獲取一份已經廣泛散發的傳單，內 容是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主要是趙紫陽的講話。他拿到後，立即 和其他幾位編輯，用轉載的方法，排印成一個單張，然後加了按語，套上《人民日 報號外》的刊頭，再用複印機複印百餘份。於是，五月二十日，北京一些主要街道 上，張貼了引人注目的《人民日報號外》。事實上，正如後來《人民日報》聲明所 說，該報十餘年來沒有出版過號外(最後一次是一九七八年中美建交號外)。 身為中央委員，並經常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看到「 號外」以後，頓感事情鬧大。由於「五·一九」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的猙獰面目， 他理解手下編輯、記者的心情，但是，他仍不得不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聲明， 否認「號外」與《人民日報》有關。同時，他每天親自審閱、編發記者寫的花邊新 聞，即以《戒嚴第一天》到《戒嚴第十天》，對李鵬宣佈的戒嚴令竭盡諷刺挖苦之 能事。這是《人民日報》在「八九學運」期間極其矛盾又極其微妙的幾天，是中國 新聞史上的重要一頁。 「號外」事件發生後，中共上層極其惱火，李鵬親自下令公安部立案查辦。李鵬 把這一事件與整個《人民日報》當時的領導行為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五月二十五 日，當李鵬戒嚴後第一次出面會見外賓時，在旁的《人民日報》記者按慣例詢問見 報稿件時，這位堂堂的大國總理，竟以小人的心胸拋出一句話：你們《人民日報》 不是還有權嗎？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當時對如何整治、教訓《人民日報》，已經有 了一個如意的算盤。這是一個有帳必算的人。 北京宣佈戒嚴後，隨著中共元老的表態，以及內部傳出的信息，吳學燦己感到形 勢不可逆轉。在此後的遊行隊伍中，少見了他的身影。在「六四」屠殺前幾天，他 已經從報社「失蹤」，家人告稱「不知去向」。但屠殺當夜，他與他在人民出版社 當經濟編輯室副主任的妻子楊素梅，是在長安街上度過的，清晨五時才回到家。目 睹軍隊開槍血洗、民眾死傷無數，吳學燦悲憤到極點，吃不下飯。他也看清獨裁者 不會善罷干休，只能「走為上」了。「六四」後的最初幾天，他曾向家裡打過電話 ，看來還身在北京。但後來，他便踏上了流亡逃難的道路。在電視、報紙公佈二十 一名學運通緝犯之後，公安機關又陸續公佈了幾批通緝名單。吳學燦屬榜上有名的 要犯。通緝他的照片和特徵文字，幾乎放在所有機場、車站售票員的桌子上面。 除了因所謂「燒軍車」等「反革命暴亂」被抓的幾位實習記者和印刷工人外，吳 學燦是唯一被通緝的《人民日報》記者。參與「號外」事件的另外幾個編輯、記者 ，則束手就擒。主要有兩位，一位叫張抒，是海外版的體育記者，知道在劫難逃， 他又酷愛圍棋，於是，天天一大早來到辦公室，一方面下圍棋，一方面等手銬。果 然，六月底一個下午，幾位便衣協同他的編輯部主任，以談話為名，宣佈將他拘捕 ，在眾目睽睽之下押上無牌警車。另一位是《人民日報》文藝部的宋兵，也隨後被 拘捕。但兩人分別在一九九零年亞運會前夕被保外釋放。 吳學燦逃離京城後，「號外」事件更顯嚴重。高狄在李鵬的指使下，全面接管《 人民日報》。進駐報社伊始，便確定《人民日報》除「輿論導向」問題外，另有三 大事件需查處，首當其衝是「號外」事件，第二是「為蔣介石鼓掌事件」。起因是 報社禮堂放映《百色起義》電影，請來導演和飾演鄧小平、蔣介石的演員同大家見 面。由於飾演蔣介石的演員演技好，大家對他報以鼓掌，高狄竟向江澤民報告，說 《人民日報》問題已經嚴重到為蔣介石鼓掌的地步了。第三件事是所謂「花圈」事 件。九月四日，即「六四」屠殺三月祭，報社禮堂門口發現幾個花圈，高狄又認為 是 反革命事件，興師動眾追查(事後查明，是當時英文《中國日報》借用《人民日 報》禮堂為一職工開追悼會後扔棄的)。 吳學燦出逃後，不時有消息傳來，他或被捕，或已出境，真真假假，莫衷一是。 但八九年年底傳來的消息證實，他已在海南被捕。他的被捕有一定的喜劇場面。據 透露，十二月七日，他經過數月聯絡準備，朋友已幫助他搭上一條開往香港的小船 。但事有湊巧，海南公安機關接獲情報，當時也被通緝的柴玲已潛逃海南，準備偷 渡前往香港，立即對海面封鎖搜查。結果，沒找到柴玲，卻發現吳學燦無身份證， 遂作疑犯從三亞押回海南。吳自以為破綻已露，便自報姓名乃吳學燦也，公安人員 不相信，即把《海南日報》見過吳學燦的某負責人叫來，驗明身份確係吳學燦無疑 ，大喜過望，速報北京。公安部和《人民日報》星夜派人趕往海南，押吳學燦進京 歸案。他們不敢坐飛機，而是坐火車。其中一名押送人員私下表達：萬一飛機被劫 持到台灣，只會留下吳學燦，不會留下我們的。吳學燦被捕後，仍然一身豪氣，面 不改色，在火車上幾天幾夜，談笑風生，寢食自如，天天給押送人員「上課」、「 講理」，做「思想工作」，押送者苦笑不得。 法庭審理時，名曰「公開審理」，實為秘密審判。審理當日，《人民日報》一記 者和律師因另一經濟糾紛案前往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瞭解情況，竟被國家安全部指 為故意「刺探審判」，要求《人民日報》追查，有關記者有口難辯，叫苦不迭。在 法庭上，吳學燦堅決不認罪，調侃、嬉罵法官，甚至要求法庭傳召趙紫陽出庭作證。 最後，他被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四年。 吳學燦一案實際上就是「號外事件」，而「號外事件」又是《人民日報》「八九 」民運期間抗爭當局，表達新聞良知的一種非常手段。作為黨的喉舌，《人民日報 》在歷史上幾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為虎作倀的角色，有良知的編輯、記者敢怒不 敢言。唯獨這一次，他們再也不願當「喉舌」，要求有自己的聲音。當最初一批《 人民日報》編輯、記者走上街頭遊行時，對各種口號曾有過爭議，但誰也無異議、 並最有感奮的，就是「『四·二六』社論不是我們寫的！」、「我們旗幟鮮明地反 對『四·二六』社論！」兩句口號。這些口號獲得了廣大市民的支持和共鳴，大家 頓有一刷恥辱的痛快。事實上，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人民日報》有良知的編輯、 記者，已經採用不同的方式顯示自己的獨立存在。中共高層多次對《人民日報》進 行變相改組。這種整肅，在高狄接管《人民日報》後達到了頂峰。「八九民運」中 ，新華社、電視台、廣播台同情學生，聲援絕食，抗議鎮壓，大家都有不少「帳」 可算，但這些單位領導人並未更換，對屬下的編輯、記者盡其所能寬容對待(也是為 了給未來留後路)。唯獨《人民日報》全盤托出，一個一個象過篩子似的清理清查， 搞人人過關。例如，學運期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為了掌握事態發展，各派了 記者每天二十四小時守候在天安門紀念碑上。「清理清查」開始後，新華社值班記 者輕鬆過關，而《人民日報》值班記者卻受審查達兩年之久。高狄的「清理清查小 組」特地在《人民日報》大院裡佔據了有幾間房間的樓層，即東邊的十一號樓。無 獨有偶，當年「四人幫」寫作班子在釣魚台裡也是十一號樓。在兩年多的時間裡， 《人民日報》籠罩著恐怖的氣氛，編輯、記者和工人，只要一聽到「十一號樓」有 人找或來電話，便不寒而顫。這些清楚表明，中共在搞經改時，決不敢放開政改這 一條口子，尤其是開放新聞自由。中國新聞界，直到目前，所能做到的，還只能是 打「擦邊球」的策略，至此便不能逾雷池一步。新聞從業人員的良知，在中國大陸 上從來是敵不過從「小米加步槍」中產生出來的政權。採取「號外事件」之類方式 與中共進行抗爭，除了彰顯知識分子的良知外，同時也是一種同歸於盡的選擇。吳 學燦一案，就是一個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