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辦案人員很有惻隱之心

(成都) 蕭雪慧


  我的境況今年好多了。主要是由於國際制約，政府現在多少有些顧忌，不敢象過
去那樣為所欲為。這些傢伙怕外國人，尤其怕美國人，想來令人啼笑皆非。我與對
方一段時間以來，倒也相安無事。工資很少，但干自己想幹的事，不時到處發點帶
刺帶譏、夾槍帶棍的雜文，挺開心的。對了，上月中旬發生了一件十分滑稽的事，
講出來，也讓你們飽覽這裡的穿制服者現今的心態、觀念和尷尬。四月十二日，院
保衛處說中院申告庭請我下午兩點去一下。我納悶，兩年過去了，怎麼現在才想起
聽我關於所謂案子的意見。出於好奇，決定去看看，但沒準時去，故意拖到三點才
到。遠遠見一老一少站在台階上望眼欲穿，我猜是他們找我。進屋後，開始了一場
簡直笑死人的談話。
  我問：「找我幹嗎？有話直說。」那老的說：「今天請你來聽你的申訴意見。」
「我沒申訴，我是控告。」他硬塞給我：「你申訴了。」還說：「你上訴後，高院
複查了，結論是你在動亂期間犯了反革命煽動罪，我們的處理是正確的。」「我就
知道你們不會糾正錯誤。」他辯解：「我們怎麼不糾正錯誤？經我手就糾正了幾十
個錯案。」為表明他是對的，又笨拙地加了一句：「對你的處理是省政法委員會決
定的。」「這就對了。鬧了半天，你們根本無權獨立辦案，不過是執行省政法委員
會的決定，其實你們就只是個工具。」「我們依據的是刑法某某條和中央處理動亂
的意見。」這人可越辯越渾，我反唇相譏：「處理動亂的意見成了法律依據。」他
硬說我八九年違法了，我說：「我八九年可是非常出色地履行了公民的義務。」一
句調侃竟引出了「名言」：「履行公民義務不能損害統治者利益。」我又驚訝又開
心：「嘿！統治者利益？哪個是統治者？憲法上寫了政府官員與人民之間是統治與
被統治的關係嗎？弄清楚，政府不過是工具。」一連串反駁下來他啞口無言。過一
會他又說：「剝奪兩年政治權利，這已是最輕的了。要在文革，起碼判你幾十年。
」真是越講越離譜，我譏諷他：「可惜現在不是文革時期了，你們得受點制約了。
不過，與文革實質一樣，只有點程度差別罷了。」這種情況下他居然還要強詞奪理
，說他們對我的處理是「正確」的。我糾正：「你只能說『你認為正確的』，不能
說『就是正確的』。」他居然也就更正了：「當然，是我認為。」然後又是廢話：
「你這案是不能翻的。」大概自己心裡對這也沒有把握，同時也怕我再抓漏洞，又
更滑稽地補充了一句：「當然，至少目前情況下不能翻。」「我曉得——等你們學
會尊重憲法了就翻了。」那位一言不發的年輕人想助老的一臂之力，又說他們是依
法辦事，讓我狠說一頓：「剛才他都洩露了天機，你們是按省政法委員會授意干的
。這件事大家都心照不宣，你們不要多說了，越說越狼狽。算了，不要說這種話，
年紀輕輕的，要不得。」他不開腔了。我後來表示，既然他們要聽申訴意見，我就
要把我的看法講出來。我說：「審判違反法律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去年年底說
過，證人必須出庭作證。你們引用偽證，我要求證人對質，但沒有一個證人。不敢
讓證人出庭作對質的證言怎麼能作為定案依據呢？」老的掩飾：「有的證人不願出
庭。」「不敢出庭的證人怎麼能算證人？利用一個品質不好，讓人瞧不起的人作偽
證，落到這個地步實在可悲了。」談了違反法律程序的種種表現後，我接著指出：
「定案依據沒有一條站得住腳的。說我寫大字報，八二年憲法已沒有這一條，而且
我批評的是有目共睹的腐敗、官倒、反僕為主。說我破壞戒嚴令更站不住腳。戒嚴
令只限在北京部分地區，我在成都遊行是合法的。你們擅自把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
嚴擴展到全國戒嚴，是你們犯法還是我違法？」那年輕的想用我先前說老的話來對
付我：「你只能說你認為站不住腳……」我打斷他：「這可不是『你認為』、『我
認為』的問題。我說你們站不住腳，有憲法的明文依據，你們說的有什麼依據？」
他只好又不開腔了。後來他說：「你可以向省高院、最高法院申訴。」「我才不申
訴呢，我告你們。」「那是你的權利。」我故意氣他：「那當然了——寫論文寫煩
了也寫控告信，調濟調濟神經。」過後看記錄，發現他幾乎記不下來，不過倒也把
我說他們「違背司法程序」「搞變相秘密審判」以及「定案依據一條也站不住腳」
幾句話記下了。滑稽的是，不知如何，別的什麼也沒記下，卻把我說他的「這件事
大家多心照不宣，你們不要多說了……」記下了。
  事後給一些朋友描繪了這番談話，無不笑得前仰後合。過後想起兩位忍氣吞聲的
樣子，很有點惻隱之心呢。尷尬人作尷尬事，也難怪了。總之，他們的角色不好扮
，若論快活，不一定比得上我，因我沒包袱，而且，我現在也學會你們的辦法：從
不怕苦中找樂。不時幹點隨心所欲的事，高興好些天。
  (節選自今年五月蕭雪慧給友人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