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落選後的沉思 ·胡 平· 圍繞著二零零零年奧運會主辦權的爭奪戰結束了。上期《北京之春》登出了於大 海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的觀點我都是贊同的。照說，此事既已塵埃落定，再講似 無甚必要。不過，考慮到在這場爭論中，不少觀點涉及到諸如人權、民主、愛國主 義和民族情感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其影響遠遠超出了申辦奧運的狹隘範圍，故而仍 有認真檢討之必要。 人權不是政治 先說人權。眾所周知，在這次爭論中，反對北京主辦的一方都把人權問題當作一 條重要的反對理由。在支持北京主辦的一方，也有許多人讚成把人權問題列為考慮 因素。例如，王軍濤的妻子侯曉天女士在九月十五日香港機場接受記者採訪時就表 示：她個人讚成北京申辦奧運會，也不反對將人權與申辦奧運會掛鉤。這就是說， 上述兩派意見，儘管結論相反，但其秉持的原則卻無差異。之所以結論不同，是因 為各自對事態的利弊權衡不大一樣。反對者認為，在中共對人權問題未作出實質性 改進的情況下，讓北京獲得主辦權，會助長中共當局一黨專政的驕橫心態。支持者 則認為，一旦北京取得主辦權，可以促使中共和中國社會進一步改革開放。反對者 列舉三六年柏林奧運會作為前車之鑒；支持者則將八八年漢城奧運會視為榜樣。由 於這兩派意見都共同尊重人權的原則，所以我不必對之再作評論。 但是，中共的立場卻截然不同。不錯，在國際奧委會表決前夕，中共提前釋放了 魏京生等人。然而誰都知道，那並不意味著中共對人權問題有了實質的改進。不僅 如此，中共還把別人將奧運與人權掛鉤的做法斥為「用政治干涉體育」。此論調在 海外自由世界也得到了某種附和。這就值得我們認真討論了。 關鍵在於：人權究竟是否屬於政治？對於任何一個略具現代人權思想、承認聯合 國人權宣言的人來說，這本來不成其為問題。人權不屬於政治。人權是超越政治的 。當然，共產黨不承認這一點。那並不奇怪。不要忘記，曾經一度，共產黨是把吃 什麼飯穿什麼衣都歸入政治的。極權統治的特徵之一便是泛政治化：天下之事，無 一不是政治。如今，中共總算是有所收斂。社會上出現了某種非政治化傾向。不過 在基本人權問題上，中共依然堅稱那是政治、是內政。由於幾十年來中共意識形態 宣傳的無孔不入，許多中國人至今仍分不清政治的本義與被歪曲泛化的「政治」概 念兩者之間的區別。打個比方，父子吵架，通常屬於家務事；但若是父母虐待子女 、甚至打死打傷子女，那就不再是家務事了。在這種情況下，別人有權提出抗議， 有權考慮是否還去你家店舖買東西，有權考慮是否拒不出席在你家舉行的中秋晚會 或是反對在你家舉行全社區文藝表演。如此等等。當年蘇共迫害薩哈羅夫，美國科 學院(這是一個民間的學術團體)立即宣佈中止當年的互訪計劃。這並不叫用政治干 涉科學。「六四」之後，許多國家對中共採取或打算採取某種經濟制裁，取消或打 算取消某些文化藝術的交流。記得在當時，一般人都並不認為那是用政治干涉經濟 干涉文藝。為什麼同樣的事情發生四年之後的今天，我們的一些朋友就忘記了他們 原來也贊同的那種立場了呢？換言之，把人權問題與申辦奧運掛鉤是完全正當的。 至於說在選擇奧運會址時，人權因素應當佔多大比重究竟是讓北京主辦還是不讓北 京主辦更能促進中國的人權改進，那倒是見仁見智，無傷大雅。 是「西方強權欺負中國」嗎？ 北京落選之後，中共報刊紛紛撰文譴責英美「帝國主義」；海外也有人將此事怒 斥為「西方強權欺負中國」。我看不出這種指責有什麼根據。 撇開人權因素不提，平心而論，北京主辦奧運的條件也未必最優越。今年三月， 國際奧委會派團赴京考察，中共接待甚殷，但考察團七月份發表報告，仍然指出北 京主辦奧運會的種種弱點。報告指出，就舉辦奧運會的環境和設施而言，北京遠不 如悉尼，也不如曼徹斯特與柏林。這裡還沒有考慮到人權因素。由於這個報告很客 觀，中共當局也不好否認。所以後來中共才改變宣傳策略，提出二零零零年奧運會 應在第三世界國家舉行，不應只放眼於環境和設施一流的發達國家。此說倒也有它 的道理。不過話又說回來，起碼是從運動員的角度，多數人恐怕還是寧肯去一個環 境與設施更好的地方比賽。尤其是悉尼，天生一個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對五花八 門的各國觀光客別具魅力。這不叫嫌貧愛富，更談不上「西方強權欺負中國」。君 不見，一向以「為勞苦大眾謀利益」自居的中共，每次開高層會議，不也總是選在 環境設施最好的地方麼？ 在此次申辦過程中，悉尼本來一路領先。但到了八月，巴西利亞宣佈退出角逐， 中共不失時機地打出第三世界這張牌，而在發達國家方面，悉尼、曼城、柏林還是 互不相讓，這就為北京獲勝創造了極好的機會。從蒙卡地羅的四輪表決來看，屬於 第三世界的伊斯坦布爾在首輪出局，其票源大部分歸到北京名下；柏林與曼城在二 輪三輪被淘汰，則加強了悉尼的地位。由此可見，在表決之中，三個世界的集團意 識果真是起了作用的。著眼於現實人性，一個人愛把票投給自己的同族同宗，雖然 不是美德，但亦不算罪過。若著眼於理想標準，集團意識恰如家族觀念、種族觀念 。在投票行為都應該讓位於公正理性，因此不是什麼好事。不過在這裡，雙方都是 半斤八兩，所以誰也怪不得誰。更何況，是中共首先強調和利用集團意識，英美方 面在這一點上倒是處於守勢，所以前者尤其沒理由去指責後者。「只准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固然不對；反過來，「只准百姓放火，不准州官點燈」也同樣不對 。本世紀以來，不少原先位居弱勢的群體，不是要求公正平等，而是要求一種倒轉 過來的不公正不平等(例如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多次釀成悲劇。此種教訓，也 不應當忘記。 據瞭解，有些國際奧委會委員之所以投票支持悉尼，原因之一是欣賞那裡的穩定 。二十世紀是多事之秋。像澳大利亞那樣的長期穩定，的確是令人羨慕的。無人懷 疑，七年之後的悉尼將一如既往的寧靜和平。相比之下，七年之後的北京會是什麼 樣子，人們的把握就小多了。你可以爭辯說：中國的老百姓都希望穩定不希望動亂 。可惜的是，中國還沒有進步到老百姓說話就能算數的程度。如果你說，不僅老百 姓希望穩定，當局也希望穩定，所以未來中國必定穩定。但問題在於，民眾心目中 的穩定包含著自由民主的穩定發展；當局心目中的穩定卻是以維持一黨專政為前提 。兩者互相衝突。因此，雖然雙方都希望穩定，但實際上仍然很有可能出現不穩定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委員出於求穩心理而選擇了悉尼，應該說也是人之常情。 在蒙卡地羅的投票揭曉之後，一些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的北京市民說，我們是有 差距，我們爭取下一次。這種理性的、平實的態度十分可貴。 異議與民主 聽說有的民運人士反對北京申辦奧運會，一些贊同北京申辦奧運的朋友頗不以為 然。他們說：全中國絕大多數人都希望北京申辦成功，你們卻罔顧民意表示反對， 這算什麼民運人士？ 此言不妥。民主，僅僅意味著我們應該接受多數人的決定，它並不意味著我們必 須附合多數人的觀點。輕易地放棄自己的觀點，只因為這種觀點看起來不被眾人讚 同，這不是富有民主風範的表現。這是無原則。這是媚俗。 年輕的肯尼迪在出任參議員的時侯寫過一本書，專門討論在民主社會中政治家應 當具有的道德勇氣。他提到了三條：一是敢於承受公眾的反對，二是不要一味地考 慮下屆當選，三是不要怕來自選民或利益團體的壓力——為了堅持你的獨立、你的 原則、你心目中的真理。在這一點上，丘吉爾無疑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說到民意。不少人以為民意是一個靜止不變的東西，現成地擺在那裡，只等著我 們去發現、去表達。其實，真正的民意只存在於充分的自由辯論之中，並且總是會 隨著辯論的發展而變化。因此，一個獨立的知識分子、一個民主的政治家，其職責 就絕不僅僅是把流行的意見現成地接過來，變成自己的主張和政策。他不能僅僅是 流行意見的收集者，不能僅僅是流行意見的追隨者。他首先要有自己的主見，他必 須讓自己投身於自由辯論，參與民意的塑造過程。他應該大聲地把自己的見解講出 去，努力爭取獲得眾人的認同。身為領袖者——不論是意見領袖還是政治領袖，不 是要盲目地追隨流行意見。當然，把人們引向他們本來就要去的地方，那是容易的 。然而，對領導能力的最高考驗正在於：你是否能使一種本來不受歡迎的觀點變得 廣受歡迎。 基辛格嘗言：我們總是既想表現大膽又想博得眾人的喝彩。殊不知這兩者很難兼 得。如果說在過去，我們常常因大膽地講出一種不同觀點便立時贏得廣泛的贊同， 那是因為眾人早有同感而只是迫於政治壓力不敢公開說出。中國的異議分子，很多 都是以上述方式獲得「異議分子」的稱號的。在這裡，「異議」只是異於當權者而 不是異於民眾的流行意見。在黨意與民意越來越脫節並且已成為公開的秘密的情況 下，做一個廣受歡迎的異議分子，也就是說做一個深受多數人擁護的少數派(多麼自 相矛盾的概念)並不困難。但是，我們無法擔保自己永遠廣受歡迎。有些我們自己認 為正確的觀點，不僅可能異於當權者，也有可能異於一般流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敢不敢講出自己的觀點，乃是對我們道德勇氣的更大考驗。不錯，爭自由、 爭民主就是爭人心。不過所謂爭人心，既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在一切問題上附合大多 數人的流行意見，也不意味著要大多數人在一切問題上都贊同我們的主張。爭人心 ，首先是爭得大多數人對各種不同意見的寬容和保護。這才是建成自由民主的關鍵 。為了讓人民學會對異議的寬容和保護，我們就不應害怕發表不同意見，哪怕我們 明知有些意見一時間不 可能被多數人贊同。歷史告訴我們，在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 過程中，那些真正屬於少數派的異端和異教徒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基於同理，在爭 取言論自由政治自由的過程中，那些大膽講出並奮力堅持自己的不同意見的人，那 些其觀點既異於當權者又異於流行觀念的人，他們的作用是相當重大的、不可或缺 的。 回到申辦奧運的問題上來。首先，由於國內缺乏言論自由、缺乏不同意見的充分 爭辯，因此我們無權斷言反申辦的觀點真的不受歡迎。其次，退一步講，即便反申 辦的觀點真的被大多數國人所反對，那也不能證明其觀點就一定是錯誤的，尤其不 能據此宣稱反申辦即反對多數人意見就是反對民主。少數派決不等於反民主派。恰 恰相反，正因為少數派的存在，自由民主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在這場爭論中，對 於支持申辦的人來說，正用得上伏爾泰的那句名言：「我堅持反對你的觀點，但我 誓死捍衛你說這話的權利。」如果一個支持申辦的人，因為其觀點與中共當局一致 ，因而對當局迫害反申辦者的行為表示擁護或予以默認，那才是對自由民主原則的 背棄。 愛國主義與民族情感 我們知道，許多人支持北京申辦奧運會是出於愛國主義立場。這種立場不難理解 ，也值得尊重。但那並不等於說反對申辦就是反對愛國主義。道理很簡單，愛國並 非只有唯一的一種表現形式。 現在，一般人都已經認識到愛國和愛黨、愛政府不是一回事。這又包含兩層意思 ：第一，反黨、反政府不等於不愛國，有時，那倒是更愛國的表現。第二，我們可 以不愛黨、不愛政府，但不應該不愛國。這第二層意思當然也很正確，不過它並不 象乍一看去的那麼清楚明白。因為在某些情況下，黨或政府與國家真是很難截然分 清的。尤其是在對外關係上，黨或政府往往充當著國家唯一代表的角色。在這種情 況下，反對黨、反對政府，就很容易使人混同於反對國家。以三六年柏林奧運會為 例。想想看，如果你是個德國人，你該怎麼辦？支持吧，那難免顯得是在助長希特 勒政府的威信，反對吧，那似乎又會使整個德國的聲譽受到貶損。倘若這次申辦奧 運是發生在四年前，發生在「六四」之後的一兩個月間。北京入選的機會一定更微 小，而國人的選擇也一定更艱難。許多在這次申辦中積極支持的人，如果處在四年 前的情勢，估計有不少會改為反對，或者至少是默不作聲。由此可見，所謂「不管 政府多惡劣，事關國家榮譽，我就要堅決支持」的觀點，實際上還是不周延的。因 為它低估了現實的複雜性和各種因素的相互糾纏程度。許多反申辦者堅稱，他們反 對北京申辦二零零零年奧運會，是為了促進中國人權改善，因而同樣地是出於熱烈 的愛國主義情懷。我們可以不同意這種觀點，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否認別人的動機。 少時讀史，每遇到中外衝突，我總是無條件地站在主戰派一邊，認定主和派都是賣 國賊。後來閱歷多了，我才糾正了這種把複雜事件簡單化的傾向，逐漸學會了以一 種同情的態度去理解別人的立場。自由民主的精髓是寬容。所謂寬容，就是承認別 人的觀點也可能是對的。 愛國並非只有唯一的一種表現形式。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點。除此以外，我還要 補充一句的是，愛國也並非唯一的價值，並非最高的和最後的價值。假如每個國家 的人都堅持「不管是對是錯，我都要站在自己國家一邊」，那麼，一旦國與國之間 發生了衝突，除了刀兵相見你死我活之外，還有什麼解決辦法呢？極端的愛國主義 必然導致國際戰爭。因此，在愛國主義之上必須還要有公正的原則、正義的原則、 理性的原則。換句話，真正的愛國主義必須包含尊重別人的愛國主義，這就在邏輯 上要求我們每個人都不可把自己的愛國主義推向極端，在堅持愛國主義的同時多多 少少總要還有點超越愛國主義的東西。否則，這個世界便會因為各種愛國主義的無 限膨脹而陷入無休止的自相殘殺。 在我看來，愛自由是比愛祖國更高的價值。我們不應該為了愛祖國而捨棄愛自由 ；反過來，我們卻可以為了愛自由而捨棄愛祖國——如果在祖國沒有自由的話。兩 百年前，一批歐洲人離開了他們各自的祖國，來到了北美新大陸，建立起了一個自 由的國家。他們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愛國主義者，既然他們都捨棄了各自的祖國。你 甚至可以說他們是最不愛國的人，因為他們為了堅持自己的自由與獨立，不惜與祖 國開戰。當傑弗遜們在獨立宣言上簽字時，他們清楚地知道，倘按照傳統的觀點， 他們正是犯了「叛國罪」。然而，正如潘恩所言：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一種嶄新的愛國主義概念由此誕生。這的確不像是我們以往所熟悉的那種愛國主 義，但它確實也是一種愛國主義。就算我們自己很難信仰這種愛國主義，起碼我們 應該理解，應該尊重這種愛國主義。 美國是個獨特的國家。在這裡，愛祖國與愛自由從一開始就是同義詞。其他許多 國家，包括中國，都不是如此。譬如我心目中的愛國，雖然也凝集了對自由的強烈 追求，但它總是離不開對那一片特定的國土與那一群特定的人民的深刻眷戀。所以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就可能面臨更多的價值衝突和感情矛盾。圍繞著不同的具體 問題，一批同樣是既愛國又愛自由的中國人便可能出現明顯的意見對立。我們不可 能為這種種爭端提供出一條唯一正確的標準答案。但是，我們應該也能夠提倡一種 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本態度。 余 論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然衰落。與此同時，民族主義(或曰國家主義)思潮勃然復興 。依照許多學者的概括，二十世紀是共產主義興起和衰落的世紀。但也有學者認為 ，二十世紀其實是民族主義的世紀。畢竟，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都是極端民族主義 的產物而非共產主義的罪過。不少人樂觀地預言，在共產主義之後將是自由主義和 民主主義。然而問題在於，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不可能填充共產主義消退後留下的 全部真空。因為共產主義是一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極富進攻性的意識形態。相比 之下，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則未免太溫和、太節制、太理性。共產主義利用了、刺 激了人性中的那種內在的權威主義人格傾向，那不是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可以簡單 取代的。於是，有些昨日之共產主義狂熱信徒，今天又變成了極端的民族主義者。 只稍進行一番機械的「替換詞練習」，他們便在老的思維模式中獲得新的感情滿足 (例如，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變成「全球某某族人大團結」)。這樣，他們 一方面體會到自己天然地歸屬於某一強大的群體而祛除掉作為個體存在的孤獨之感 ，另一方面又借助於樹立共同的敵人而使心中的進攻性有了任意宣洩的對象且不必 有任何嫌疚之情。民族意識和階級意識一樣，由於其集體性，可以使人們感到身為 其中一分子便不必獨立思考的輕鬆愉快；由於其獨斷性，又可以使人們免於由理性 知識的不確定而帶來的猶豫不安。生活重新變得簡單、兩極化、黑白分明，再度充 滿浪漫與激情。正常的民族主義是從愛本民族擴展到愛全人類。極端的民族主義卻 把愛只給於本民族而把其他民族視為敵人或潛在的敵人。除非別人歸順自己，承認 自己的優越。極端的民族主義都是極端的自我中心。他們從極端的自我中心出發， 對人和對己奉行兩套截然不同的標準。我用我的文化去同化別人是「傳播文明」， 別人把別人的文化帶給我們則是「文化侵略」，我們想當世界第一是天經地義，別 人想當世界第一——因為它意味著不情願我們當世界第一——則是居心不良。在極 端的民族主義者看來，所謂公正、所謂平等，就像極端的共產主義者詞典中的「客 觀主義」一樣，同屬欺騙和偽善。他們不肯用普遍的理性原則去平衡我們天生的感 情偏向，他們倒是竭力將我們這種固有的感情偏向極端化，併合理化乃至神聖化。 這就釜底抽薪地去掉了人類互相溝通的共同基礎，從而使人類再次生活在緊張的、 難以調和的衝突之中。 我決不是一般地否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正常形態，既 有著天然的存在基礎，也有著正面的建設功能。我只是提醒人們要警惕和防止極端 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警惕和防止它們的狂熱、盲目、排外仇外以及對自由和獨 立精神、對博愛與開放精神的壓制。不少人都注意到，在這次申辦奧運的過程中， 中共當局曾經試圖鼓動起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人甚至擔心義和團現象是否 會再度發生。事態的發展表明，一切還算風平浪靜。這反映了國人的成熟，在當局 方面，起碼是出於引火燒身的顧慮，也沒有做得太過分。當然，還必須考慮到改革 開放的大趨勢。商業大潮固然有著使社會平庸化的危險，不過它在消解各種狂熱心 態上終究是發揮了更大的積極作用。如此等等。今天的中國，需要自由民主，也需 要健全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瓦解可以引出兩種後果：其一 是另一種形式的意識形態狂熱，例如極端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其二是一種理性 務實的精神。我們必須為加強後一種可能性而努力。這便是我們由正題引申開去的 一點余論。□ 編註：胡平的《寫在世紀之交》下期繼續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