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要策略、靈活、理性 ·柳 江· 【編注】本文作者參加了八九民運，現居美國。 在中國進行和平的「激進」「革命」之建言，我認為在目前的中國並不可行。這 不是中國人「軟弱」的問題，而是如何以較少的「投入」(代價)換取較多的「產出 」(效益)的問題。日本人倒不軟弱，其武士道「精神」「譽滿」全球，但在二戰前 ，哪個日本國民對「天皇閣下」不是三跪九叩！當時他們哪有什麼言論、出版、集 會自由？說到底，他們的民主並不是日本國民自己爭取而來的，而是「美帝國主義 」在扔了原子彈之後大軍壓境逼出來的。到目前為止，東亞地區也只有這麼一個逼 出來的穩定的民主國家。台灣剛剛民主化，仍粗糙得很，並且也很是帶些「中國國 情」。菲律賓式的民主也並不讓人羨慕，泰國一年多前剛殺過抗爭人士。這些國家 或地區的民主都是不穩定的、低品級的。因此看來，東亞國家或地區的民主化的確 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決不像某些極端理想主義者想像的那樣簡單。 這三年多，對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問題我的確也「思量」了不 少，我越「思」越感到中國革新力量中的極端理想主義情緒是一種極「左」的思維 方式。正如中國共產黨內三十年代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極端理想主義，差點 兒毀掉中共的事業一樣，中國民運力量中的極「左」情緒，很可能會毀掉中國的民 主事業，因為許多「左」派民主力量只憑熱情和理念，無視中國的國情，結果最好 的結局也是事倍功半，甚至連功半也沒有。極「左」的民主情感在海外學人中極為 普遍，我懷疑有極「左」民主情感的人將來很可能同當年中共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 維克一樣，被中國「山溝裡的民主主義者 」所淘汰。當然，不會以毛澤東淘汰二十 八個半的方式去淘汰。 有人以六十年代參加西方左派學生運動為例說明問題，其實這正說明他「混淆」 了兩種不同的社會體系。六十年代西方國家左派學生運動的確是「風起雲湧」，在 當時的某個期間甚至以「左」為時髦，甚至成為某種國際現象，中國的「文革」對 這期間的國際「左」派運動也有某種程度的推波助瀾的作用。但與中國不同，西方 的左派運動是在民主體制下興起的，他們的反政府、反社會行為是民主體制下的民 眾抗爭，是行使民主權利的一種極端方式。雖然當時在某些國家(如美、法等國)學 生運動也遭到過政府的鎮壓，並且發生過流血事件，但同中國的「六四」相比，他 們付出的代價相對小得多，但效益卻大得多。從此後，西方社會的公民權被廣泛擴 展，社會自由空前提高。這種事半功倍的「巨大效益」無疑是因為他們是在民主的 體制下進行抗爭，抗爭的實質是「改善」民主體制。 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在中國，眾所周知是沒有民主體制的，民眾的抗爭是專制 體制下的抗爭，目標是最終「改變」而不是「改善」專制體制。在這種環境下，更 要策略、靈活、理性，甚至開始的時侯先以「改善」現有的體制為目標，然後逐漸 推進，達到「改變」體制的目的。如果一開始就錯把「延安」當「西安」，像西方 國家的人們那樣「行使」權利的話，結果可能是「精神可佳」但「效益難見」。「 六四」已部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六四」抗爭被殘酷鎮壓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當局的 專制集權，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的民主力量是弱的，不足以讓當局作為真正的「談 判」對手。在鎮壓前當局所勉強進行的個把對話也是出於作「姿態」，並不意味著 民主力量已足夠強大。中國政府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殘酷鎮壓「六四」抗爭， 至少因為在某些當權者看來他們這樣做還不足以危害他們的權力和地位，否則他們 就會選擇別的方式。後來果真他們勝算了。同他們相比較，民主抗爭者在策略上顯 然是「下手」。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任何人都不可能「算計」得那麼好。我們 在當時也深感激動。但失敗後則是應當多長見識了。在某種環境下，妥協退讓，甚 至「打著紅旗反紅旗」都是必要的。古人曾曰「將予奪之，必先予之」，就是這個 道理。中國的民主抗爭者所面對的是一個尚有足夠的力量調控國家，尚可在絕對數 量上得到普遍國民(尤其是農民)擁護或認可、在聯合國安理會有否決權的一個政權 ，這是一個不可忽略的「現實」。無視這個「現實」將會繼續吃虧失敗。 至於有人說爭取民主不可能寄希望於工農，知識分子應自身行事等，以我之「感 」他還是沒有分清民眾抗爭在民主和專制體制下的重大區別。在民主的體制下，由 於市場經濟的作用和多元化政體的重大區別，在民主的體制下，由於市場經濟的作 用和多元化政體的保障，社會的利益分層清晰，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顯然不是一 個階層，他們分屬於不同的利益群體，各自有各自的工會或利益代表組織，他們的 抗爭活動自然也不會一致，各走各的路。但在專制體制之下，任何一類爭取民主的 活動如果得不到工農的響應或支持的話，將不可能會有大的「收益」。尤其是在中 國這樣一個工農尚佔多數的國家，誰忽視了工農的力量誰就要敗。即使你建立了民 主體制也將是短命的，或名不副實。辛亥革命就是一個例子。這場革命充分表明： 僅靠西化的知識分子階層是無法建立一個真正的穩定的民主國家的。 現在看來，在「六四」期間我們這類年齡稍大一點的「老」青年應想盡一切辦法 「闖」進廣場，對「小學生」們進行一些「誘」導，適當講點「靈活」性，這樣也 許「六四」就會變為一場「代價」小而「收益」大的抗爭活動。當然，「六四」已 寫入歷史，長遠的影響一定會有的，但「近期效益」同它所付出的代價相比並不昭 彰。如果當時靈活一些的話，也許不僅會寫入歷史，而且還會有顯著的近期效益。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初當局和學生之間的氣氛使學生們無法進行妥協，學生們出於 各種考慮似乎也不太相信我們這些三十歲左右的人，我們許多人甚至無法進入廣場 。陳子明、王軍濤也曾試圖勸說學生們同政府作某種程度的妥協，以換取更大的「 效益」，但也沒有成功。美國六十年代學生造反時曾有一個口號「不要相信三十歲 以上的人講的話」。相比較一下，是否「六四」期間中國大學生們在當局的高壓下 為了防範「心理戰」，也有美國大學生這種心理呢！ 不管怎麼樣，他們已創造了歷史，只要我們這輩人活著，他們的血就不會白流。 現在反思是為了將來少流血而多「收益」。從這個角度看，策略和靈活性是民主抗 爭決不可少的。尤其是民主力量在整個國家處於劣勢的時侯，更應如此。所以我前 面講過極「左」的民主情緒斷不可取，因為它將葬送事業。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學者 中間，極「左」的民主情緒仍盛行，這自然不是一個好的兆頭。 我現在堅持漸進主義，改良主義，目前著力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改革力量，讓黨內 的「資產階級」先「潮」起來。甚至可暫且不管他們在「六四」期間「表現」如何 ，只要他們目前支持社會經濟，就予以肯定。無論如何，市場經濟總會離民主政治 愈來愈近，不管它是否掛「社會主義」的牌子，不管它本身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說句不「雅」的話，我寧娶一個惡跡斑斑、裡漏外破的市場經濟的「婊子」，也不 願招一個如花似玉、封窗閉戶的計劃經濟的「閨秀」。「婊子」一旦從良，「味道 」說不定還蠻「香」，而「閨秀」一旦遇「風浪」，「浪蕩」的話比「婊子」還「 婊子」，既「破」又「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