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報》在大潮中起落 ·藍成東· 來到海外第一次見到提及《社會報》的文字，是郭羅基先生發表在《中國之春》 一九九三年三月號上的申訴書。後又有友人相贈《中國之春》多冊，細讀中發現， 原《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曹長青及原大陸報人石柳子先生也曾先後在有關文章中 介紹提及《社會報》，惜未盡其詳。作為《社會報》的創辦人和負責人之一，筆者 覺得有必要將《社會報》從創刊到被迫停刊的史實一一寫出以饗讀者，並供有志於 撰寫《中國報刊史》者作一參考，也算對歷史作個交代。唯因去國匆匆，未能帶出 有關資料。故本文以回憶為主，難免掛一漏萬，或記不清某些史實的確切日期，尚 祈讀者諸君諒鑒。只能等將來有條件時寫《社會報大事記》以了生平夙願了。 一、准民辦性質第一報 眾所周知，中共歷來視報紙為黨的「喉舌」，無論是黨報或行業的專業的報紙概 莫能外。因此，迄今為止大陸尚無一份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報紙。那麼，稱《社會報 》為大陸第一份准民辦性質的報紙有何依據呢？筆者以為主要依據兩點，經濟上的 完全獨立和報社內從未設立過黨組織。 這裡的經濟完全獨立不是指經濟獨立核算。八十年代以來，大陸一般的報紙也是 經濟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但一般在創刊時都能向上級主管部門申請一筆開辦費， 在初期還有若干津貼。而《社會報》非但無從申請開辦費，連「人頭費」(即編制內 人員的工資)都沒有。這是由《社會報》的特殊情況所決定的。《社會報》的主辦單 位上海市社會學學會只不過是上海社會科學學會聯合會(簡稱「上海社聯」)逾百個 學會之一。社會學學會算內學會，即在社聯機關內辦公，學會費用亦由社聯負責(主 要是編印年會論文集的經費和專職秘書的工資)，學會是個非實體性單位，會長、副 會長、理事會成員都是由高等院校的教授、社科院的研究員、中共領導幹部或社會 名流兼任的，一個學會一般只設一名專職秘書。筆者在辦報之前正式職務是社會學 學會學術秘書。上海社聯本身經費也捉襟見肘(一九八五年度經費僅為六十萬左右) ，故規定凡由學會名義主辦的報刊雜誌，社聯無任何資助。 據筆者所知，與《社會報》幾乎同時創辦的《上海供銷信息報》(市供銷合作社主 辦)有開辦費五萬元。像上海寶山鋼鐵總廠那樣的單位就更闊氣了，廠報經費每年逾 四十萬。即使象《新聞報》(《世界經濟導報》的子報)，協辦單位為上海各大銀行 ，據說一家出一萬，也有近十萬的開辦費了。 而我們當時除了好不容易申請來的市委宣傳部一紙批文外，別無他物。無開辦費 ，無辦公地點，無專職人員(儘管有九名編製，但無「人頭費」，無法調入或聘用人 員)。這一無所有的唯一好處是，有關部門既不能給一文錢，也就無法在報社內建立 黨組織，客觀上給了我們有較大的活動空間。 一九八四年秋，我們拿到市委宣傳部准許辦《社會報》的批文時，已排不上郵局 年度報刊發行計劃，我們也無錢做廣告，只得自己油印了一些宣傳資料。這年底， 我與常務副總編，著名社會學家鄧偉志赴京參加兩個學術會議，就便帶著這些油印 資料在會議上散發，也算在全國範圍內給即將誕生的《社會報》作一次廣告了。 自京返滬後，即投入了出報的籌備工作，因當時根本無力出定期的週報，準備分 三步走：(1)不定期出一至三期，稱試刊，看看社會反映；(2)從一九八五年下半年 起，固定二周出一期；(3)一九八六年起，每週一期，均為四開四版。鑒於當時無專 職人員，筆者作為學會的專職秘書，就責無旁貸地充當了內內外外的大管家。當時 最大的難處就在於拉廣告。對於沒有開辦費的《社會報》，廣告就是生命線。我們 儘管自信能辦一份吸引人的報紙，但一般廠長對尚未問世的報紙豈會輕易給廣告。 筆者奔走多日總算找到一個在校辦工廠任廠長的中學同學，並說動他在他方便的任 何時侯來《社會報》任經理，總算在第一期上落實了一個通欄廣告。 鄧偉志要求為能一炮打響，第一期內容一定要盡可能精彩一些。筆者以學會秘書 之便，組到了兩則上頭版的獨家新聞。一是通過一個在市勞動局工作的會員，搞到 了一份市勞動局關於勞動工資改革的文件；一是當時的市公安局長石祝三(後升為市 委常委，市委政法委員會書記，市檢察長等職，並兼社會學會會長)為社會學會的理 事，他親自為《社會報》撰寫了一份稿子，透露了公安部的最新精神，一是允許上 海開辦營業性舞廳(限涉外賓館)，一是不再禁止公開打麻將。他還向筆者表示他已 應上海人民廣播電台之邀，將在春節之前作一次治安形勢講話，特地刪去以上內容 以支持《社會報》的創刊號。這兩則新聞果不同凡響，先後被發行量高達數百萬份 的《報刊文摘》所轉載。創刊號日期為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六日，適值農曆新年前幾 天。據說，那年的春節，是上海市民公開打麻將的最活躍的一個春節，以至好多地 方發生警民爭執。市民口口聲聲：報上登的，公安局長說開禁的。為此應石祝三要 求，送去五百份報紙分發到各基層派出所。 由於主要考慮今後拉廣告的需求，我們在第一期上還印上了本期印數十五萬份的 字樣。在尚無郵局發行的渠道之前，這十五萬份報紙，足足一百五十捆，勿說銷售 ，光是運輸也成了大問題。好不容易借了一輛麵包車，並找了一個會開車的社聯同 事幫忙，將報紙拉回堆放在一個自行車車棚裡。忽又碰到雨雪交加的天氣，又不得 不轉移到大樓的走廊上。好在我當時光棍一條，又住在單位裡，能全力以赴地撲在 《社會報》上。 為了這十五萬份報紙的銷售，我去找郵局下屬一集體性質的報刊零售公司，他們 答應代銷幾萬份。接著又通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介紹退休工人來賣報，我每天為 他們用筆書寫介紹報紙內容的海報以作廣告招牌。這又引來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 一些街道幹部來社聯告狀，指責海報上用「獨家新聞」字眼是舊上海報人的噱頭， 而什麼舞迷、麻將者的福音則更是宗教迷信和自由化的語言了，弄得我們啼笑皆非 ，更難搞的是我們請的售報者經常被交通警趕來趕去，有時甚至整捆報紙被沒收， 弄得我像消防隊似的到處救火，去派出所陳情，若不行再急電在市公安局工作的大 學同學設法從上而下地疏通。現在回想起來都難以相信當時的那種「初生牛犢不怕 虎」的勁頭，若沒有那股勁頭，在那種條件下也不會產生《社會報》了。 第一期試刊一炮打響，陸陸續續賣了二個月後，還有人購買。因賣報有了現金收 入，我不得不強烈要求鄧偉志同意按照財會制度要求，先後招入一個會計、一個出 納。言明只享有臨時工待遇，等報社有了較可靠的經濟基礎再正式調入。 這時，我只要一聽到哪裡有講座或會議，就帶人去賣報。由於賣報所得均為零錢 ，以至銀行存款也屢遇麻煩，營業員拒收我們的款項，更有甚者還嘲笑我們不像報 社，而是象賣蔥姜的。 《社會報》赫然印著社址：上海淮海路六二二弄七號。一般上海人即使不清楚上 海社聯是何許單位，也都知道上海社科院及其地址。二四七室是社聯學會處的一個 辦公室，室內基本上一個辦公桌就是一個學會，一個內線電話一個外線電話。而我 的那張辦公桌則是既代表社會學學會，又代表《社會報》的了。當聘用了第一個財 會時，可憐那位女士活像小媳婦似的在我辦公室打游擊，見縫插針，哪張辦公桌有 空就在哪張辦公桌上辦公，有人來了馬上轉移，無空檔則坐我的，我去設法打游擊 。後來還是一位處長出於同情，讓我們設法找一張無人用的舊辦公桌破例放在內陽 台上，才算暫時解決問題。 但不久又突發了新的矛盾，一是來訪者川流不息，二是外來電話十之八九是我們 的，對學會處同仁干擾太大無法再呆下去了，只得設法另謀出路。我們又無錢租高 價房，只得採用某種交換的形式。例如附近有一所小學，因一個小菜場的攤子經常 擋住校門妨礙學生出入，校方交涉多次未果。我們幫助交涉成功，校方很感激，有 一間空置教室願租給我們，又礙於有關規定，便提出與我們合作某件事的形式以求 變通，我遂找一個與《小主人報》有關係的一個朋友，《小主人報》同意在這所小 學校設一個記者站，只要有相當的訂數。校長一聲令下，該校學生幾乎人手訂閱一 份《小主人報》，我們則以協辦名義，定期以實物沖抵租金，這樣三方皆大歡喜。 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幾個月，校方稱區教育局已知悉內情，為免校方為難，只得另 謀他就。在《社會報》短暫存在的近兩年裡，辦公地點頻繁更換六次之多。故對外 也只能打出淮海路那個社址，好在我是基本坐鎮那兒。當我在一九八六年秋代表《 社會報》，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參加市委宣傳黨校新聞學習班時，曾把《社會報 》的辦報情況簡要向同行介紹，他們一個個都吃驚得感到匪夷所思。可以毫不誇張 地說，除了地下民刊外，在正式註冊的上海所有報刊中，《社會報》是辦報條件最 差的，這也是筆者堅持認為該報是大陸准民辦性質第一報的主要理由之一。 二、「小小罵、大大幫忙行不行？」 因為條件是如此之差，有關部門不屑於派黨官，也不會有黨官願意來。我們也就 利用這夾縫中的自由，力圖使《社會報》辦得主動活潑，為讀者所喜聞樂見。 《社會報》總編輯是由學會會長曹漫之教授兼任的，但他年事已高並不具體過問 辦報事宜。鄧偉志副總編當時是名聲鵲起的社會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以思想解放 著稱的中年學者。他所撰寫的「中國的學派為什麼這樣少」引起了胡耀邦總書記的 注意，曾派人打聽作者的情況。他的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論文傳到海外，引起不 少猜測，香港有家刊物竟穿鑿附會地把他的真名鄧偉志理解為：鄧小平組織的寫作 班子寫的表達了鄧的偉大志向的文章。也許這與海外傳媒不夠瞭解鄧偉志有關。盡 管鄧與於光遠關係密切，於組織的國土考查團鄧每每都去參加，且全國各地邀請鄧 去開會的、做咨詢的顧問的也是非常之多，甭說全國各地的大中小城市，很多小城 市甚至很多縣鄧都去過，唯獨未出國門一步，甚至連香港都未去過。 《世界經濟導報》的欽本立老總以善打「擦邊球」而著稱於世。鄧老總也有他的 名言：過去批判某某報對國民黨是小罵大幫忙，那我們(對共產黨)小小罵，大大幫 忙行不行？鄧認為，《社會報》既非黨報，若要說官話實無存在必要，因此《社會 報》的辦報宗旨是發他人所不能發、不願發。要獨樹一幟為民「喉舌」。如果說小 罵大幫忙是屬體制內改革，那麼小小罵大大幫忙只能是體制內的溫和改革了。連這 樣一份報紙中共都不能容忍，專制政權對傳媒箍制之緊可見一斑。 《社會報》最初幾期試刊，是鄧偉志帶了他單位的兩個同事還有筆者四人搞的。 每逢出版前拼版校大樣都須在《文匯報》印刷廠輪候通霄，因印刷廠須完成《文匯 報》的印刷任務，才可顧及其他小報。而鄧經常去外地出差難免顧此失彼。鄧後來 找了《文匯報》理論部幾個志同道合的編輯，他們對已出的幾期試刊很有興趣，表 示願意兼職承擔具體編輯事務，雙方一拍即合。鄧認為這是《社會報》發展過度期 的最佳安排了，一是能極大地擴大新聞來源；二是比招聘專職編輯省錢，更無須承 擔勞保福利；三是他們去和印刷廠打交道比我們方便。 就筆者個人願望，能負責一版面足矣，何復他求。但當時的態勢不可能，找兼職 編輯易，而報社的全面經營、管理非得有專職人員不可，筆者只得繼續充任一個事 無鉅細都要管的大總管。鄧只應許我在物色到一個善經營的經理後，才可將工作重 點放在編輯部上。 《文匯報》四報人加盟，使辦報力量大增。自一九八五年下半年起，已出定期的 雙週報，一九八六年起則出週報，一切均按計劃進行。《文匯報》一些赴全國各地 採訪的記者不乏好稿子，但《文匯報》卻未必能用，就上了《社會報》。更有些《 文匯報》常駐外地記者，不時發來一些各地的社會新聞，使得《社會報》得以更好 地樹立起面向全國的形象。記得當時《文匯報》總編馬達多次誇獎《社會報》辦得 不錯、有特色，甚至批評說《文匯報》那麼好條件為何寫不出那些好文章。卻不知 《社會報》的不少好文章都是他的部下采寫的。像《文匯報》那樣有影響的大報， 倘能真正依賴報人意願辦報，恐怕也很難有小報生存發展的餘地了。 《社會報》很想開風氣之先。鄧偉志曾設想劃出一欄目，供自由投稿，投稿者不 必認同本報觀點，文責自負，但未獲准。又曾籌劃在上海搞選美活動，得到的回答 是，胡耀邦總書記已有批示，對廣州共青團已搞了的一次選美下不為例，其他地方 再不許搞。也許廣州臨近港澳，已算特殊對待了，筆者的感覺是上海的整個環境較 廣東等地保守得多，想開改革風氣之先，幾乎不可能，即使廣東已有的，上海有關 當局也未必感興趣。如廣東《南風窗》雜誌報道廣東領導幹部多渠道聽取民意，《 社會報》亦有類似設想，曾設法向時任市長的江澤民提出，江根本未予置理。這也 許就是《現代人報》原擬在滬辦而最終遷粵的原因了。一九八六年底，深圳舉辦了 首屆健美比賽，《社會報》一攝影記者自籌旅費去深圳拍了一大批照片，我們想選 登部分，竟被指責為頑固堅持自由化辦報方針，索性連報紙也封了。 《社會報》對言論文章是很重視的。言論文章未必出自名人高手，但人云亦云， 無甚新意的黨八股官樣文章一律不登。有時就連這種僅五六百字的豆腐乾文章，也 會引來麻煩。如一九八六年秋冬，筆者在廣州黨校宣傳新聞學習班學習。臨近結束 時，校方請市委宣傳部長潘維明作一次報告，報告後並歡迎提問。聽眾都是上海各 報記者，提問自是職業嗜好了。部長一聲歡迎提問且是無記名的，各種尖銳提問遂 紛至杳來。我也提了兩個問題，大意一是關於自由化問題。我謂既有資產階級自由 化，亦應有無產階級自由化。於光遠曾引用毛澤東的話，所謂化者即徹頭徹尾，徹 裡徹外是也。自由化亦即高度自由的同義語，何罪之有？不料，這位以改革著稱的 宣傳部長斷然否認有無產階級自由化一說。後來我才知道鄧小平已在一次內部講話 中認定自由化是資產階級專利，無產階級則是只講紀律的。我又謂，現在要求人人 都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堅持的前提首先須認識和理解。譬如說什麼是社會主義 ，世界上有各種型號的社會主義，中國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和理解也在不斷變化，現 在誰都說不清楚，理論界都說不清楚，卻要普通工農群眾堅持說不清楚的主義，豈 不謬哉。潘維明表現的驚人坦率，曰：別說他，可以說中央裡也沒有一人說得清楚 。(「六四」後，批判趙紫陽才知道，共產黨總書記也說不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 記者們又聯繫當時的蘇聯政改，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葉利欽的「批評不封頂 」，頻頻向潘維明發問，中國記者什麼時侯能作批評不封頂。潘未正面回答，只高 姿態地表示可從他做起，歡迎記者對他進行批評監督。筆者即以此寫了一篇短文， 先稱讚了潘的開明態度，又寄望有朝一日能對省市委書記乃至總書記能進行公開的 批評，日本共同社一駐華記者就此報道發表評論，以潘維明的官方身份，以為是中 共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信號。北京的一批政治老人知道後大為震怒。 《社會報》設有「爭鳴」、「標新立異」等專欄，經常對社會思潮熱點，敏感話 題組織探討。如「爭鳴」專欄曾討論諸如「第三者」、「馬路求愛」、「婚前性行 為」、「允許不允許安樂死」、「匿名信合法嗎？」等以往極少涉及的「敏感」問 題，被讀者譽為「講真話，不講套話、假話、空話。」、「敢言別人所不敢言」。 最著名的一次是「標新立異」專欄對「大公無私」問題的探討，這次探討名聲遠播 海外，著名美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先生和紐約《中報》都對大公無私問題闡 明瞭他們的見解。可惜《社會報》已無平等對話機會，我們曾給李遠哲先生寄去一 信，不知何故未能寄達而被退回來。其時《社會報》已被責令停刊整頓，再也沒能 復刊。儘管《社會報》關於大公無私的討論，包涵有各種對立觀點，只要言之有理 ，能自成一說者都照登不誤。但那些封殺《社會報》者認定《社會報》的傾向是反 大公無私的，因引發討論的第一篇文章認為大公無私不是共產主義的口號，而是奴 隸主的口號，顯然踩了那些表面上把「為人民服務」口號高唱入雲者的腳。胡喬木 還曾用此來圍剿打擊於光遠，因《社會報》曾發表過於光遠贊同天津大邱莊「抬頭 向錢看」的口號的報道。其實那篇文章的本意至多不過是主張「大公有私」而已。 在文章結尾，作者坦言：「『大公』應該提倡，『無私』則可休矣。」上海某重點 大學一哲學教授看不過「左」將們對《社會報》的蠻橫指責，還特地找出毛澤東在 五十年代寫的哲學筆記，也是肯定「大公有私」這個口號的。筆者對胡喬木鮮有好 感，不屑道：「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當年「四人幫」批鄧，胡若真信奉「大公 無私」就應像另一胡(耀邦)那樣，高舉「骨頭」，就不至於「私心重，骨頭軟」而 「反戈一擊」去批老鄧了。 真正引起中共保守派對《社會報》震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是《社會報》經 常整版篇幅系統地報道一些著名改革派人物針砭時弊的講話文章。《社會報》從試 刊到被封閉前後不到二年時間，總共出了六十八期。但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改革派精 英，如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王若水、嚴家其、蘇紹智、於浩成、溫元凱等， 《社會報》幾乎都有報道。一九八六年四月，《社會報》與《世界經濟導報》聯手 ，對轟動全國知識界的「馬丁事件」作了連續報道，並不指明地批評了「左王」鄧 力群，在一篇方勵之的專訪裡點名批評了當時意識形態的大總管胡喬木；在一篇嚴 家其夫婦的專訪裡率先介紹了後來備受爭議的《文化大革命史》一書；特別是一九 八六年七月二十九日，《社會報》繼六月十日發表「一個有爭議的人物——訪王若 水」一文後，選擇了紀念雙百方針三十週年的日子，以整版篇幅並配以照片，評論 發表了「民主需要理論，理論需要民主——『寬鬆』中訪郭羅基」一文。時值中宣 部長朱厚澤倡導「三寬」氣氛，故用了「『寬鬆』中訪郭羅基」這一副題。據郭羅 基先生最近回憶，那期《社會報》一紙風行，洛陽紙貴，在南京城被搶售一空。 不料，該文刊出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就在康平路市委小禮堂召開滬上各報總編會 議。因鄧志偉出差在外，由筆者前往與會。作為一名初涉新聞界的新兵，第一次代 表總編出席這樣的會議，就碰到市委書記點名批《社會報》，心頭不免有點緊張。 鄰座一位與筆者熟識的某報老兄則以久嘗「報海」浮沉的「過來人」的口氣竭力安 慰我。記得當時出席會議的市委負責人除市委書記芮杏文外，還有吳邦國、黃菊及 潘維明等。 芮杏文疾言厲色地指責《社會報》嚴重違反中共所謂的宣傳紀律，稱什麼一份地 方小報居然未經請示，就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同志所作的人與事的決定 妄加評論，是決不能允許的。筆者明白，這次冒犯龍顏了，所謂中央領導同志云云 即指太上皇鄧小平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中國的歷史進程確有其正面的歷史意義。 但就是以「實事求是，解放思想」著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僅僅是糾正或部分糾正 中共以往執政的一系列巨大過失。出於擁護中共一黨專政的需要，評毛也只能淺嘗 輒止。正如郭羅基先生一針見血指出的那樣，鄧小平想做一篇現代化的大文章，但 筆法仍是陳舊的。不改變「人治」，不改變一黨專政的局面，侈談什麼黨能糾正自 己所犯錯誤，充其量也只能是鄧小平式的糾正，即活著的領導人糾正已故的領導人 的若幹錯誤。至於鄧小平自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又在繼續毛澤東式的錯誤， 繼續製造冤、假、錯案，從逮捕魏京生、鎮壓西單民主牆到批判白樺的《苦戀》， 從把郭羅基逐出北京城，到歷次的所謂「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直至震驚中外 的「六四」血案。鄧一手製造了多少冤、假、錯案，還容不得社會公器半點溫和的 批評，這就是鄧小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 在此期間，還發生了幾件事。一是正當《社會報》在連載女作家遇羅錦的三次婚 姻時，有人打電話來責難，謂據「美國之音」報道，遇羅錦已在西德申請政治避難 ，你們怎麼還在連載她的故事。我們則答曰：我們從不聽「美國之音」，也不會依 據「美國之音」作報道。一是當時上海破獲了一個以高幹子弟陳小蒙、胡曉陽為首 的流氓淫亂集團。陳小蒙是已故老資格的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之子，胡曉陽是 當時市人大常委會主任，原市委第二把手胡立教之子。上海市委的頭頭們感到左右 為難，又要擺出動真格，取信於民的架勢，又深恐「曝光」過多，損害中共已大不 如以前的「威信」，使民眾對中共徹底喪失信心，真是絞盡腦汁，煞費苦心。按以 往慣例，凡要造成聲勢，公判大會都在可容納一萬餘人的市體育館召開，而這一次 有意識選擇一個只可容納二三千人的靜安區體育館召開。早在剛破獲時，市委宣傳 部就嚴令全市各大小傳媒在最後判決前一律不得報道該案，還美其名曰：新聞單位 要注意不干擾司法審判。其實，到了最後開庭那天，也未允許記者入場採訪。據筆 者一個出庭作辯護律師的朋友透露，一如中共以往的審判，判決是根據當時的政治 需要早就內定好的。律師純是聾子的耳朵——擺設。這時，我們獲悉遼寧有一份叫 《共產黨員》的雜誌，據說該刊總編對胡立教很不以為然，組到一篇披露上海公安 局如何偵破這一犯罪團伙的稿子發了出來。我們一見如獲至寶，立即予以全文轉載 ，與市委宣傳部打了一個「擦邊球」。並在開公審會的當日，趕到現場叫賣，深受 市民歡迎。幾千份報紙霎時一售而空。 一九八六年秋，上海鐵路西站發生一起嚴重的列車傾覆事故，使得居住在鐵路沿 線的棚屋居民造成嚴重傷亡，而有關方面在處理善後事宜時卻只顧推諉責任。《社 會報》仗義執言說了幾句公道話，批判了官僚主義的敷衍塞責，草菅人命，卻不料 得罪了某些權勢人物。他們對《社會報》實行軟硬兼施，一面破天荒第一次邀請《 社會報》出席鐵路局的一次新聞發佈會，會上《上海鐵路報》總編特意找到筆者交 換名片，表示兄弟報刊今後要多加強聯繫通氣，而暗地裡有關方面卻去市府交通辦 告狀，稱由於《社會報》的報道，造成了他們善後工作的困難被動云云。還有一件 事是《社會報》一名特約記者通過他自己的關係找到了毛澤東晚年的機要秘書張玉 鳳並作了採訪。鐵道部有關領導知道後大為光火，到中宣部告了《社會報》一狀。 中宣部責成上海市委宣傳部予以處理，市委宣傳部新聞處立刻電令我們撤下已排好 清樣的這篇報道，並指責我們是哪壺不開提哪壺，辦報方針與指導思想有問題。 一九八六年的中國，學術界已達成共識，即中國的改革應從單一的經濟體制改革 走向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在內的全面的社會改革。為此，《社會報》聯合了《中國社 會科學·未定稿》編輯部等單位，於十一月初在上海召開了「改革中的社會問題」 學術討論會，並邀請了劉賓雁、王若望等知名人士到會作報告。劉賓雁、王若望在 演講中對中共幹部的貪污腐敗作了嚴厲抨擊。王若望說得興起，不惜推遲去參加文 化部長王蒙主持的以文化部名義召開的一次會議。 不料會議不久即傳來一消息，浙江社科院一左將向中央狀告劉賓雁等散佈自由化 思潮。又有消息說著名左將徐惟誠將七月二十九日的《社會報》交到了鄧辦，引起 了高層震怒。甚至有傳言，素以開明著稱的胡耀邦總書記都在批評說，有幾份地方 小報已淪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陣地。這時的《社會報》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黑 雲壓城城欲摧」之勢了。 三、蕭條肅殺的一九八六年冬 一九八六年底，京滬等地驟然而起的學潮，使得中國敏感的政治氣候一如當時的 氣溫急劇下降。夏季短暫的「三寬」氣氛早如隔日黃花無影無蹤了。十二月二十日 左右，筆者去參加一個會議，途徑寒風凜冽的人民廣場，只見大批警察已將廣場團 團圍住，不許市民與廣場上正在示威遊行的大學生接觸。其時，連著名的《世界經 濟導報》都接到招呼，只許發純經濟方面的文章。《社會報》的處境就更艱難了， 為了保住這塊陣地，也只得一反常態違心地發些無關痛癢的文章，為免被當局找到 口實，還曾明令所有工作人員未經批准，不得擅自採訪和捲入學潮。筆者那次參加 的會議，事關江蘇一著名鄉鎮企業家與《社會報》合作事宜，該企業家有心向上海 發展，希望我們在公共關係方面予以協助，他則一次性預支數萬元作全年廣告費用 。對《社會報》來說，創辦一年多來還是第一次從一個企業得到如此多的廣告費。 儘管廣場上的肅殺景像在心頭蒙上一層陰影，但想到集資計劃初見成效，又不由得 沉浸在《社會報》在一九八七年將獲得一個大發展的憧憬之中。不久後郵局證實， 《社會報》一九八七年的訂戶比一九八六年猛增數倍。 不料，沒過幾天，約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潘維明帶著主管新聞的市委宣傳部副部 長龔心瀚，新聞處長柴志豪等一干人，神色嚴峻地來到社聯召開緊急會議。潘維明 稱，社會上現有人稱鄧小平為鄧不平，胡耀邦為胡亂幫，《社會報》在市委批評後 迄今未有改進，現又發展到有記者捲入學潮，已被新華社上了內參。其實真相只是 一借用的工作人員在某廠聯繫廣告業務時，問及有關當時盛傳的鄧小平退休事，表 示同意《深圳青年報》的觀點而已。潘維明稱市委非常關注，已連夜召開常委會議 ，決定《社會報》立即停刊整頓。社聯幾個老幹部不服據理力爭。主持社聯工作的 郭加夏秘書長(原市委宣傳部理論處長)不平則鳴：《社會報》發了那麼多鼓吹改革 的文章，即使有一二篇錯誤，最多追查有關人員的責任，甚至可撤換負責人。《人 民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在文革中發表了那麼多亂黨亂軍亂國的文章 ，也不是換個領導班子就得了。 心底裡還是傾向改革的潘維明見勢只得作出妥協：考慮到《社會報》的社會影響 ，可邊出刊邊整頓，但《文匯報》四報人須立即撤出；《社會報》須改名為《社會 學報》，每月清樣須送宣傳部審查通過才能付印。 《社會報》改名為《社會學報》引起了郵局的反彈。郵局稱根據郵電部有關文件 精神，改了名就須作為新報處理，郵發代號也要改。這在時間上已根本不可能。幾 經討論，達成一妥協方案，在《社會學報》的報名下方用小號字印上原《社會報》 。 由於清樣須先送審，結果改名後的那一期《社會報》尚未正式付印，清樣已被送 上中宣部。據說，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還被指責為對《社會報》明批暗保。這也許 指潘維明出席了《社會報》易名為《社會學報》的迎新茶話會，雖是把喪事當喜事 辦，也得煞有介事。潘維明代表市委宣傳部充分肯定《社會報》的成績，並希望易 名後的《社會學報》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還提出了思想更解放，學風更嚴謹，探索 更大膽的口號。北京的政治老人看了自然極不舒服。這樣《社會報》一九八七年僅 出了一期，總第六十八期。第六十九期剛排好清樣，市委宣傳部就一個電話過來通 知停刊整頓。通常不過問具體事務的學會會長兼總編輯曹漫之也一再要求我們顧全 大局，顧全如坐火山口的潘維明的處境。筆者知道，在此以前，鄧偉志曾用生前生 後的名聲去試圖打動潘維明，作一個對封殺傳媒的宣傳部長在歷史上可是不會光彩 的。看來潘也確有其苦衷，不久就離職去中央黨校學習了。 一接到停刊整頓令，筆者立刻趕到宣傳部新聞處，向柴志豪處長陳述許多具體困 難，因郵局提出，因為改名，郵局上周剛向各地發電報通知花費三千元，如今突然 停刊又要花三千元電報費。對《社會報》而言，經濟損失不菲。還有希望宣傳部能 定出限期整頓時間，不然訂報費不好處理，我幾乎帶點哭腔說，一九八七年訂戶比 一九八六年猛增幾倍，我們尚未得到一分好處，因郵局是按月付款給我們的。若整 頓無確切期限，郵局還要我們承擔巨額的退訂手續費。也就是說一九八七年訂戶增 長得越多，我們就賠償得越慘。我們花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報刊發行工作算是白做了 ，我還恐怕訂戶因對停刊失望而退訂影響到復刊後的征訂工作，為確保訂戶減少損 失，我又提出即使暫不能明確整頓期限，可否在停刊整頓啟事中寫明，一九八七年 報費暫一律不退，一經整頓合格復刊，按期如數補齊再征訂新的報費。新聞處長亦 覺言之成理，寫了上述措辭。筆者離開宣傳部已很遲了，還有點不幸之中大幸的感 覺，還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不料第二天上海兩家大報《文匯報》和《解放 日報》刊出的《社會學報》停刊整頓啟事並無上述內容，一問才知道，新聞處長半 夜又召社聯一副秘書長去，稱原先擬就的停刊啟事未能獲通過云云。筆者憑此推斷 復刊希望遙遙無期了。 這裡還須指出的是，新聞處長親筆擬就的停刊整頓啟事，用的卻是《社會學報》 編委會的名義。筆者無意責難這位新聞黨官。正如事後新聞處有些人自我解嘲的， 新聞處絕對無權決定一份報紙的命運，新聞處長在此也只是一個奉命辦事的小角色 而已。筆者只是感歎，若論對人民控制之嚴密，中共可謂舉世無雙，龐大的專政機 器似無所不在。另一方面，它在道義上卻又虛弱無比。體現在封殺《社會報》上， 中共既做了劊子手，又擺出副似乎與他無涉的樣子，還厚著臉皮標榜所謂比資本主 義高出千百倍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徒留後人笑柄耳。連一位資深中共宣傳幹部 都慨歎中共文網之嚴。國民黨統治時不僅有第三勢力的報紙，甚至共產黨的《新華 日報》也在國統區合法存在。到了共產黨執政，可真的是「輿論一律」了。此公曾 出訪過西方國家，對西方社會有所認識，他說過去老說資本主義是假民主，但人家 假戲真做，做得蠻像一回事，共產黨是真戲假做，就是做不好，還不如假戲真做象 一回事。聯想當時一個所謂民主生活會就把黨的總書記搞下去，對本黨總書記尚且 如此，你對這個共產黨還能報什麼奢望。真應了儲安平的一句名言：國民黨統治是 自由多少問題，共產黨統治則是自由有無問題了。 且說那印有「《社會學報》原《社會報》」這樣一份古今中外罕見的雙報 頭的報紙，出了一期又夭折了，變成了空前絕後的孤本，倒成了集報者趨之若鶩竟 相爭閱的對象了。白紙黑字，斧頭也坎不掉。這份變體報將成為一份珍貴的文物， 成為控訴中共文化專制主義的見證。 從新聞處長修改停刊整頓啟事，已可見中共當局整頓是假，停刊是真。筆者唯一 見到官方關於《社會報》的結論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三日上海《解放日報》刊登 的芮杏文所作中共上海市委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度的工作報告，談及市委的「反資」 成績時稱「對《社會報》已作停刊處理。」 芮杏文不久升任中央書記處書記調京工作。在一九八九年四五月中，因執行了書 記處關於新聞改革的若干指示，「六四」後被一度打入冷宮而引起海內外不少人士 同情，把芮也視為改革派。筆者實不敢苟同。芮杏文其實與很多鑽營有術的中央官 僚一樣，並無多少民主理念，信奉的是跟派、風派，千萬不能犯組織錯誤。積在中 共官場上幾十年經驗，跟對了飛黃騰達，跟錯了也不過是一個具體執行者而已。故 一些中共官員公開聲稱：寧犯政治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這也是中共得以維護其 專制政權的秘訣之一。因此芮杏文在一度遭貶後還能出任計委副主任也無甚驚奇了 。從芮杏文當年處理《社會報》的經歷，可合乎邏輯地推出，若一九八九年四月他 仍任上海市委書記，他一定和江澤民一樣，會毫不猶豫地以同樣手段對付《世界經 濟導報》。 一九八七年那次「反資」，除《社會報》外，還有《深圳青年報》、《安徽科技 報》遭停刊。《社會報》雖已被停刊七年，但在中國報刊史上自有其一席地位。筆 者堅信新聞自由的世界潮流勢不可擋，中國大陸開放報禁之日，亦就是《社會報》 復刊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