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遠的傷痛 ——中國民聯簡史(第十部分) 陳力 蘆葦 我們決不忘記 中國民聯在「四大」公告中指出，今後一段時期的重要工作任務之一，即是：「 進一步打破中共的新聞封鎖，讓更多的大陸人民瞭解到這次民主運動的全部過程和 中共當局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民眾的事實真相；同時，也要進一步加強自由民 主法治觀念的傳播和對極權專制制度的批判。通過各種渠道，努力做好對大陸民運 人士的援助和營救工作。」 以此任務為重心，中國民聯進行了一系列的佈置和運作。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以下所舉各項，有的是在「中國民聯」直接領導下做的，有 些是和兄弟組織、團體的聯合行動，有些則是得到中國民聯的大力協助和支持。總 之，這些成果的取得，並非「中國民聯」的一己之功，而是海外民運事業共同努力 的結果。 (一)首先，民聯總部因應大陸局勢，對《中國之春》雜誌進行了迅速的調整。在 很長一段時期，《中國之春》都以「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為重點，它刊登了 大量的文章，以無可否認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中屠殺人民的法西斯罪 行，揭開了在中共統治下中國大陸的黑幕，公佈了「六四」死難者名單，同時也為 很多的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作了大量的宣傳和聲援的工作，並對「八九民運」進行 了理論的探討和總結。 《中國之春》雜誌自「八九民運」始，就和中國大陸的民主力量亦步亦趨、密切 配合。《中國之春》七十三期(一九八九年六月號)便大篇幅地及時地報導了民主運 動的全過程(參見「中國四·一五學潮國內外聯線報導」一文)；七十四期(一九八九 年七月號)又報導「六四事件」的真相(參見「血浴天安門」)，以及柴玲的「我是柴 玲，我還活著」的錄音整理，並公佈了首批「六四」死難者名單。 《中國之春》刊登的「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文章，大約分以下幾個內容 ： 一、揭露「六四」事件真相，登發了一系列「六四」事件目睹者的回憶錄以及照 片。 二、公佈了死亡和傷殘者名單。 三、將中共鎮壓民運人士的機密文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介紹了許多被捕的民運人士的生平業績及他們的申訴、中共法庭判決書和他 們在獄中的現狀，呼籲國際社會為營救他們進行努力。 五、發表了一系列從理論上對「八九民運」進行總結和探討的文章，並以此為主 題展開了學術爭鳴。 這一段時期出版的《中國之春》，深受廣大讀者歡迎，不僅質量有所提高，數量 也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出版了《八九民運紀實》。該書近百萬字，分上、下兩冊，於一九八九年八 月出版，由吳牟人等負責編輯。它收集了「八九民運」(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四日 )的各種重大事實和重大文獻，所用資料主要采自中國大陸及世界各國通訊社與報刊 的報導、專論，同時也編入了來自各種渠道的北京及各地在運動中印發的宣言、通 告、傳單、民間報紙及其他文獻，也有一些有關人士的講話、訪問記和目擊記等， 是一本較為完整的資料性、文獻性而非研究性的書籍。嚴家其為該書寫了序言，並 在序言中對該書的出版做出了較高評論，他說：「《八九民運紀實》詳盡地記錄了 震撼世界的這一重大事件。它的出版一定會為傳播『八九民運』精神，推進中國民 主化進程起積極的作用。」 (三)創辦「六四之聲」電台。「六四」事件後，由李三元、胡明、王輝雲、杜剛 等留學生(其中有一些為民聯成員)共同發起，在芝加哥創辦了「六四之聲」電台。 他們在創辦過程中，條件極其艱苦，首先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經費短缺。最初的 錢都是靠留學生自己捐款，如哥大的同學捐款一千美元，馬裡蘭的同學捐款一千五 百元，李三元自己拿出三千五百元，他們的播音就安排在自己家裡，用毯子堵窗隔 音，也沒有空調，坐十分鐘就一身大汗。他們的播音主要是面向中國大陸，最初采 用的播音方法不固定，有每星期兩小時的，也有一星期固定一天播出。後來，發展 到每天八時至九時播音一小時，中國大陸百分之九十地區可清晰聽到。當然，他們 的節目和美國的正規電台是沒法比的，新聞性較弱，內容也比較粗糙，設備、器材 都很簡陋，但他們全力以赴地投入中國民主運動的精神卻是可嘉的。「六四之聲」 電台堅持了兩年多，後終因經費枯竭而停辦。 (四)「六四計劃」組織成立。「六四」事件前，中國民聯和《中國之春》在聯合 國廣場發起請願示威，當時有很多團體參加，成立了一個絕食團，絕食團選出了一 個委員會，最初的目的是組織絕食的運作。但到了絕食後期，大家覺得中國大陸的 形勢發展很快，大清洗大逮捕開始了，他們認為不能消極地坐著絕食，而要成立一 個相對穩定的團體，長期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奮鬥，於是，絕食團委員會的成員討論 了一個通霄，決定成立「六四計劃」組織。他們的重要成員是盧偉力、李麗嫦、王 子鍵等，其中也有一些人是民聯成員或和民聯關係極為密切的人。這一組織的工作 目標是：搜集一切有關天安門慘案的資料，加以整理，建立一個檔案庫。他們希望 他們搜集的檔案終有一天能在天安門前的博物館展出。當然，在中共的高壓政治形 勢下，要想深入搜集「六四」事件的資料，是充滿了困難的。但他們竭盡全力，能 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他們一是透過北京的親友、同學；二是透過香港的大學生和記 者；三是注意向全世界的新聞媒體搜集資料。通過一段時期的努力，他們做出了顯 著的成績。例如他們通過闖關和偷運的方式，得到了一批「六四事件」的照片，而 這些照片是別的新聞媒體從未出現過的。如達姆彈打死的人和坦克車碾過學生、工 人、腸臟外露等，他們得到這些照片後，立即分發到美國的新聞界，《中國之春》 、美國的新聞媒體都採用了他們的照片，一些駐聯合國的國家代表也向他們索取照 片。同時，他們還搜集了不少死難者名單、小傳以及目擊者的報告，並對「六四事 件」死難者的家屬籌辦了捐款，絕食時該組織已捐得五千元，他們通過可靠的途徑 ，將錢送到了死難者家屬的手中。 (五)組織「六四環美自行車隊」。「六四」事件發生不到一個星期，即六月十日 ，「中國民聯」成員郭城以及留學生王洪等，就開始計劃搞一次「六四環美自行車 隊」的行動。他們先是自行籌款，舊金山的華人楊海萍，一人就捐助了他們五千元 ，還外加小汽車、照相機等，最使他們感動的，是紐約華埠老人中心，聽說他們是 騎自行車環美向人們揭露「六四」真相，都積極支持，一個老人捐款一元，共捐給 了他們二百六十多元。這個自行車隊由郭城、張以林、王洪、王子建等人組成，於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六四」百日祭從紐約出發，經過了艱苦的跋涉，先北上波 士頓，然後南下華盛頓——亞特蘭大—伯明翰——達拉斯——休斯頓——奧斯汀， 於十二月十二日到達洛杉磯，行程二千七百多英里。他們沿途向華僑宣傳民主，講 解「六四」中共的法西斯暴行，喚醒民眾的救國意識，對在美的華人，起到了宣傳 和鼓動的作用。在一篇回憶錄裡，他們描述了自行車環美的艱辛：「從紐約到波士 頓我們騎了四天，其中三天兩夜下大雨，一路上就別提有多難。最麻煩的是遇上修 路，還有修車。美國的自行車高級但不耐用，特愛壞。有時候過橋不讓騎車，坐巴 士又不准載單車，很使我們為難。有一次過橋，我們截了四個小時才遇上一個開卡 車的老頭。起先他不同意，最後耐不住我們左磨右說，終於把我們載過了橋。」他 們沿途受到了人們熱烈的歡迎，郭城這樣寫道：「我們一路上政治影響還不錯。這 一次和我上一次長跑有一個很根本的變化。三年前我搞民主長跑，，每到一地出面 迎接的都是台灣、香港的同學，大陸學生不敢跟我這個反革命接觸。但這次情況大 為不同，接待歡迎我們的，主要都是大陸同學，台灣同學跟著大陸同學一塊來。」 最有趣的是，郭城回憶到這樣一件事：「三年前我為民主長跑路過喬治亞州的亞瑟 斯，曾經和那裡的大陸留學生有過一場激烈的辯論，當時他們對共產黨還抱著很多 幻想，最後誰也說服不了誰，大家不歡而散。而這一次，我們的車隊又路過亞瑟斯 ，當年和我辯論的留學生都主動來歡迎我們，他們說：郭城，當年你是對的，『六 四』已使我們對共產黨的幻想完全破滅。」 (六)舉辦「六四」畫展。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在「六四」事件的震撼下，紐約 的中國籍畫家決定搞一個以中國大陸政治為主題的畫展，他們這個計劃受到了設在 紐約的「亞美藝術中心」的支持，由「亞美藝術中心」出面，組成一個委員會，負 責具體事宜。該計劃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張保羅，系畫家兼美術史學者，他同時也是 與「中國民聯」關係極密切的朋友。為辦此次畫展，他們向全世界各國的藝術家發 了五千多封信，很多美國畫家、拉丁美洲畫家、東德、匈牙利畫家也送來了作品， 參加畫展的中國畫家有二十多名。畫家張宏圖畫了三幅作品參加展覽，一是「門」 ；一是「最後的晚餐」；一是「毛澤東組畫」。這些畫都深刻地揭示了中共專制制 度的罪惡本質，受到了美國藝術界的好評，張宏圖在接受訪問時說道：「共產黨在 北京殺了那麼多人，我作為藝術家也怒髮衝冠……我並不過分追求政治性效果，但 出於我自己在中國大陸的人生經驗，我知道藝術家是難以擺脫政治的。」張保羅在 談到對此次畫展的評價時說：「我對此次畫展的評價是，藝術家的良心是最坦誠的 ，參加畫展的，不僅有中國畫家，還有這麼多美國畫家和世界各地的畫家，真令人 感動。現在我們國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有良心的中國藝術家都應該勇敢地站出 來，畫出比畢加索的『哥爾尼卡』更深刻的作品來，揭露中共的法西斯行為。」 「中國民聯」為該畫展的主辦做了不少宣傳方面的工作。 (七)「T計劃」。「八九民運」雖然在「六四」的槍聲中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在世 界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卻引起了連鎖反應，東歐及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一九 九零年一月十六日，「中國民聯」的「T計劃」出爐。「T計劃」的最早草擬者是陳 軍、吳牟人、宦國蒼，後來參加的有胡平、徐邦泰、吾爾開希。該計劃的主要目的 是：基於中國大陸目前的政局發展和東歐的經驗，中國民主力量將面臨大陸一系列 政治解體、經濟危機和社會動亂的挑戰，為了因應這些挑戰，「T計劃」要研究出一 套具體可行的應變方案。他們認為：「提出一套可操作的應變方案，也是現在海外 的中國民主力量能否在中國大陸下一次民主運動中發揮重要的思想和策略作用的關 鍵。」 「T計劃」提出的研究大綱是：一、最可能的模式。中國民主運動未來最可能發生 的事變的模型、出現方式、大致進程和特點。面臨的主要事變中是否可能出現全國 性或地區性動亂。這種動亂是否會與歷史上積有的政治、民族、宗教、宗法派別鬥 爭糾纏在一起。如何應付這類動亂。三、軍隊。如何使軍隊在民主運動中保持中立 ，或者使軍隊採用各種方式支持民主運動，反抗獨裁者。如何最小限度地使用軍隊 推翻獨裁體制、如何防止避免軍隊中的派別衝突。在民主運動初步勝利後，如何盡 快使軍隊退出國內政治，如何使軍隊擺脫政治影響，讓軍隊國家化。四、警察及治 安。保證警察在社會治安中的主導作用、如何使警察按照法律保護民主運動。解散 「群眾專政」體制。及時釋放政治犯，嚴格依照法律懲處刑事犯罪份子。五、憲法 修改。如何適時提出修改憲法任務，採取何種程序修改憲法。擬定「民主中國憲法 (草案)」。六、民主選舉與人民代表大會(議會)。解散原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及 地方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時機與程序。何時採用何種方式進行全國議會選舉。在全 國大選前是否需要一個過度階段。競選機制的引入。七、政體結構。除全國議會(人 民代表大會)，是否還有保留原省、市、縣人民代表大會的必要。中央政府與地方政 府結構設計與變動。「三權分立」的可能性、必要性與實施方法。國家元首制度。 內閣構成。八、政黨制度。如何處置原有獨裁政黨及原有八個「民主黨派」。要不 要解散共產黨或由共產黨改革派自行改組。制定實施「政黨組織法」，允許公民自 由組黨。多黨制的民主政治、政黨與政府分離。九、新聞自由。制定實施「新聞法 」，保障公民新聞出版言論自由。報紙、電台、電視台以及出版社的民營與民辦。 是否再設立官方通訊社和政府中的新聞出版管理機構。十、企業與工會。在政治變 動中保護已有生產力和經濟設施。迅速實施市場經濟、保護和發展真正的與官僚集 團無聯繫背景的個體經濟或其他民營集體經濟企業。發展原有的國營企業、明確產 權，進行有效變革。保障原有企業經濟活動的法令。建立自由工會和工人自治問題 。十一、保障國家財政。原有銀行、金融體制的保留與變革。如何追回官僚貪污集 團在海外的資財，取締與官僚集團相勾結的企業(官倒)之經濟特權。十二、農業與 農民。穩定農村社會，發展農村商品經濟。農村物資供應的保障，不誤農時發展農 業生產。鄉、鎮長直接選舉的實施。土地所有權的變動。土地改革的實施。農村公 有設施的保護及使用。十三、市場與人民日常生活的保障，主要是糧食及副食品的 保障。此外，還有少數民族問題、香港問題及台灣問題。海外民運人士的作用及國 際關係和外交問題。 在執行對「T計劃」的研究中，「中國民聯」獲得了有一定質量和數量的研究成果 。其中很大一部分文章都發表在《中國之春》上。 (八)「中國之音」廣播電台成立。一九九一年二月中旬，民聯聯委會主任徐邦泰 在舊金山成立了一個叫「中國之音」的廣播電台，「中國之音」廣播電台每天上午 在北京時間五點到六點播音，星期天重播星期六的節目，「中國之音」的播音頻率 是15280千赫。他們的節目分十四個單元，名稱大體是：「參考消息」、「自由評論 」、「八千里路雲和月」、「神州夜話」、「外面世界」、「真人真語」、「六四 的傷口」、「海外民運」等。徐邦泰在談到開辦廣播電台的目的時說：「中國大陸 在海外有十幾萬學生，他們在學習和工作的同時，也辦了各種雜誌和報紙。我原來 是學新聞的，在我看來，對中國大陸能產生最大影響的莫過於廣播。所以，我就產 生了創辦電台的想法。」該電台最早起播的五千元錢是由舊金山灣區的華僑援助的 ，後來得到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鼎立相助。「中國之音」電台以介紹中國為主 ，常選用《中國之春》、《爭鳴》、《九十年代》、《開放》、《民主中國》等雜 志上的精萃以及各家報系的消息，對中國大陸的民眾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九)加強對外聯繫，拓展海外民運活動空間。從八九年下半年起，「蘇東波」大 潮洶湧。民聯不失時機地加強對外聯繫。在蘇聯和東歐各國實現民主轉型的關鍵時 刻，民聯及時地、旗幟鮮明地表態堅決支持。在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下令武力鎮 壓羅馬尼亞人民的民主運動時，民聯立即發表聲明強烈抗議。民聯副主席黃奔和《 中國之春》主編丁楚還派遣民聯成員、《中國之春》雜誌的記者、編輯揚漫克迅速 前往羅馬尼亞進行第一線採訪，並帶上中國民聯致羅馬尼亞新政府的賀信和民聯籌 集的捐款。在赴羅馬尼亞採訪過程中，楊漫克還順道採訪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為 海外華人帶來了最早的第一手報道。此後，楊漫克的足跡踏遍了東歐、蘇聯以至古 巴，寫了大量的報導、專訪，後來還出了一本叫《東歐創世紀》的書，受到廣大讀 者的熱烈歡迎。 不少民聯成員還參加了一九九零年四月的柏林國際論壇會議，在會上與來自蘇聯 、東歐各國的民運人士交流看法，學習別人的成功經驗。在隨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之 行中，胡平與當地的民運人士和民運刊物進行接觸並接受採訪，採訪記要以顯著篇 幅刊登在布拉格的一家民運報刊上。與此同時，民聯還在蘇聯、東歐多國先後建立 起聯絡站和雜誌發行網點。 在此期間，民聯也大力發展和香港、台灣方面的關係。民聯積極支持港支聯的工 作，多次協助香港的民主力量從事對大陸民運人士的救援工作以及協調開展聯合行 動。一九八九年十二月，民聯主席胡平偕同其他民運組織和機構的一行十餘人聯袂 訪問台灣。這也是以民聯組織的名義第一次在台灣的活動。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胡 平拜會了台灣朝野、政界文化界多方人士，參加了各種研討座談會十餘場，向台灣 人民系統地闡述了民聯的宗旨、立場，以及對時局和各種重大問題的主張，受到廣 泛好評。尤其是在兩岸關係一類敏感複雜的問題上，普遍都認為胡平的講話「中肯 平實」。通過訪問，加深了雙方的瞭解和信任，並為今後進一步推動大陸民運提出 了一系列積極的設想。 九零年十月，三民主義大同盟在美國德州休士頓舉行會議。民聯排出了堅強的陣 容。在大會發言和分組發言中，民聯成員分別從總部工作、組織建議、雜誌的編輯 與發行、基層活動及大陸工作等各個方面，向大會進行了內容充實的報告，展現了 「中國民聯」的團結精神和整體行動能力，給與會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散步行動與白衣行動。一九九零年四月，《中國之春》編輯部刊登了一份以 北京市民的名義寫的「到天安門廣場散步去」的傳單，傳單呼籲：「一切追求自由 民主的愛國同胞們，請在四月一日以及四月五日這兩天，再一次相聚在天安門廣場 。我們並不是要去天安門集會遊行，我們只是要去廣場散步遊覽。這不要批准，也 無法禁止。我們可以一個人獨自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隊去。我 們不要舉旗幟標語，我們只需在廣場自然地走動。我們可以歌舞，可以歡樂，可以 悲傷。我們也可以僅僅是沉默，只要我們相視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們伸出兩 指，就心心相通。我們用無言交換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達明確的意願，用平靜展 示強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萬萬的人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站，它就會成為全世界矚目 的焦點，所有的人，都能夠從廣場上平靜的人群，充分領悟到它的全部內容和全部 意義。」 與此同時，「中國民聯」還寫了專文說明，指出，到天安門散步「我們認為是一 個極好的設想。」「請大家把這份傳單剪下來，貼上郵票寄回大陸，寄回北京，寄 給一切我們知道通訊處的人……『不積跬步無以成千里』。中國民主運動的再出發 ，就取決於我們每一個具體行動上。」 一九九零年五月，《中國之春》雜誌再度刊登了一份「白衣行動、悼念國喪」的 傳單，號召中國人在六月四日這一天，都穿上白色的衣服，表達我們對「六四」英 魂的悼念，傳單說道：「六月正是夏天，穿白衣服是最自然不過的事。當局永遠分 不清在眾多的穿白衣服的人中，誰個是表示悼念，誰個是純屬偶然。是的，那個坐 在火山口上、終日驚恐不安的專制統治集團甚至可能悍然下令禁止人們在六月四日 這天穿白衣服。僅此一點，他們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的極端虛弱，在歷史上 留下千古笑柄。我們可以裝聾作啞。如果他們問我們為什麼你今天要穿白衣服？我 們就反問他們：今天是什麼特殊的日子？為什麼今天不能穿白衣服？」 「中國民聯」總部又對這一傳單寫了「說明」，他們再次呼籲：「我們熱切地希 望一切關心中國民運的人士，繼續採用各種傳播方式，包括廣播、報刊、書信、電 話、傳真、會議和耳語，讓這份傳單的內容盡可能廣泛而迅速地深入到全國各地。 」 後來，「中國民聯」主席胡平，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這兩份傳單原來是民聯 總部配合國內民運人士擬定的，『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是一次運用得當的策 略嘗試」，「當初我們想到這個主意時，主要著眼點在於『低風險，高效益』。人 們對六四屠殺憤怒至極，大家都想表達出來，但還是怕中共再次鎮壓，而散步和穿 白衣的行動既能收到表示抗議的目的，又把風險降至最低點。」胡平還說了句很風 趣的話：「如果策略得當，養鳥協會也能抗爭。」 這兩份傳單刊登以後，四、五、六月期間，「民聯」便同其他海外團體一道，利 用發信、傳真、打電話等種種方法大量把消息發回國內，許多沒有參加民運組織的 學生這一次都樂於參與，據一些民聯支部的報告，僅民聯肯塔基一地，發信的郵票 費就花了五百元，發出信件上千封。當然，傳入的總數無法得知，但從當時的新聞 媒體傳出的消息來看，北京人皆奔走相告，相信傳入的份數相當可觀。 由於「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具有可行性，中共當局緊張萬狀，在四、五、 六月間，中共都處於高度的警戒狀態，又下紅頭文件，又封閉廣場，又四處佈兵， 更有甚者，甚至禁令六月四日穿白衣。這樣做的結果，雖然「廣場散步」和「白衣 行動」均未達到可觀的結果，但中共的表演卻從另一方面展示了計劃的成功。英國 「經濟學家」發表專文，引用了駐京外交官的話說：「這是民運方面的大成功。」 外國電訊將中共封閉天安門廣場事件稱之為「中國奇怪的穩定」。據悉，前美國駐 京大使洛德的夫人，在一次公眾場合下說：「荒唐滑稽害怕到這種程度，這樣的政 權可能長久嗎？」 除「廣場散步」和「白衣行動」外，「中國民聯」還進行了多項頗具有策略的運 作，如：發動民眾對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家屬關心照料，為被捕人士捐款，並把 錢通過特殊渠道送到他們手中。在此期間，僅經民聯主席一人之手，向大陸民運人 士輸送捐款就達一萬三千美元。後來的材料表明，這筆捐款全數送到了國內民運人 士手中，並用到了最有用的工作上。發動民眾記「變天帳」，對那些死心塌地、為 虎作倀的人，記下他們的名字，有朝一日，受到歷史的懲罰。利用中共尚有的空間 展開合法鬥爭，例如「民聯」曾傳送消息，號召國內人民在基層人代的選舉中，選 出真正具有民意的代表。結果，逼迫中共下令推遲了選舉。在中國大陸召開亞運會 的時侯，「民聯」還發出了傳單，號召中國人民到亞運會去，用你認為「合情、合 理又合法」的行動，和外國人接觸，揭露中共專制的罪行。 (十一)盯住北京的審判。一九九一年一月，中共趁著波斯灣硝煙瀰漫，國際社會 的注意力從中國大陸移向中東之機，開始對「八九民運」的被捕者進行了非法的審 判。這清楚地暴露出中共當局不顧國際社會的制裁和譴責而一意孤行。為此，「中 國民聯」、「民陣」、「全美學自聯」、「人權民主基金會」於一月七日，聯合署 名寫了一篇「睜大眼睛、盯住北京的審判」的文章，呼籲「一切受良知的中國人， 一切希望中國進步的國家、政府和友人們，請和我們一道行動起來，堅決譴責和制 止這一嚴重違反人權的行徑。」一九九一年三月，《中國之春》評論員路邊又發表 了「北京審判：以懸念製造恐懼」一文，指出：「毫無疑問，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們 為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作出了非凡的貢獻，他們所堅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正 義立場贏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敬仰。他們有功而無罪。對他們的逮捕、判決完全是 非法的、不公正的，是對基本人權的粗暴踐踏。」同一期，還登載了何頻的「從『 六四』大搜捕，到九一大審判」的文章，披露了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後對「八九 民運」的參與者的大搜捕以及八九年對一批平民百姓「快審重判」和九一年對一批 民運領袖人物的大審判的內幕。 為因應中共對民運人士的大審判，「中國民聯」除展開力所能及的營救工作外， 還進一步加強了對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的生平事跡的宣傳、公佈審判的真相、刊登 他們的申訴以及中共檢查院、法院對他們的起訴書、宣判書等，以期引起國際社會 的關注，對中共違反人權的行為施加壓力。 大審判期間和之後，《中國之春》先後登載了王丹、陳子明、王軍濤、劉曉波、 李貴仁、莫莉花、蕭雪慧、劉剛、劉蘇裡、吳學燦、鮑彤、張偉國、王新龍、葛湖 、尹進等多位被捕民運人士的專文，在國際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 ，也給中共對民運人士的審判造成了壓力。 總之，通過這些活動的開展，「中國民聯」一步步壯大起來了，在組織運作上也 逐漸走向成熟。 其間，也出現過一些曲折，如「抓中共特務」的風波。「抓中共特務」的事件自 民聯成立以來，曾不止一次出現過。對「抓特務」的問題，民聯總部負責人所持的 態度是：由於民聯的公開性和透明性，中共即便派遣特務也沒有什麼實質意義，至 於一些需要暫時保密的工作，總部特別注意慎重選人。總之，對特務一是要提高警 惕，但又不可輕信，特別在組織處理上，更要慎之又慎。所以，一般來說，「抓特 務」風波，雖然在外界造成了頗大的輿論，但對民聯的組織實際上並沒有造成什麼 大的損害。 再一件事就是胡平的「辭職」。一九九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胡平向民聯聯委會和 監委會提出「辭職」，要求聯委會在一周內對新的總部人選作出安排。造成胡平的 「辭職」原因，主要是因為這一段時間，民聯戰線拉的過長，造成經費的短絀，出 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胡平自覺有難咎之責，故本著自責的態度提出辭職。為此， 七月四日至五日，「中國民聯」在華盛頓召開了聯盟委員會第六次會議，該會議通 過了一系列議案，其中包括：一、宗繼詳委員提出的關於修訂民聯財政預算的議案 。通過精打細算，每月全盟開支將縮減百分之二十。二、吳方城委員提出了中國民 聯辭職法，自此，今後有關領導人的辭職將有章可循。三、徐邦泰主任委員提出了 增設聯委會副主任的議案，以此進一步加強聯委會的運作。胡平經過考慮，收回了 辭呈。為了減緩民聯的財政困難，民聯總部採取了一系列節源開流措施，終使財政 有了好轉，值得一提的是，曾任印地安那州普度大學學生自治會會長的張益唐同學 ，一次就向中國民聯捐款三千元。他說：「作為一個盟員，我對於總部最近遇到的 困難極為關切，我願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自己的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