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的聲音：民辦刊物 ——中國大陸媒體向極權挑戰之一 ·曹長青· 極權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存在很大程度依賴於輿論一律，它通過對新聞和言論的限 制，以及因言治罪的懲罰、鎮壓機制，使統治者的聲音成為唯一的聲音。這種限制 的嚴密性和鎮壓的殘酷性超過了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其他共產黨國家，也超過中國歷 史上其他朝代。在毛澤東統治時期，輿論一律達到空前的程度。報紙、廣播等新聞 出版完全被官方壟斷，私營出版物被嚴格禁止。一次次政治運動和多層次的獎罰機 制使編輯記者在心裡「自我新聞檢查」。再加上新聞黨性原則的不斷灌輸和黨的宣 傳部門事無鉅細的指導，使媒體發出不同聲音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在毛澤東時代 ，只有兩次例外。一次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期間，在官方 媒體上出現批評黨和政府官僚主義等問題的文章。但這種批評很快被「反右派」運 動所壓制。發出不同聲音的報紙後來全部遭到處罰，大批新聞記者被打成「右派」 。但這次不同聲音的發出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發的對輿論一律的抗爭，而是在毛 澤東的允許、繼而鼓勵給黨提意見的號召下出現的。另一次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 革命，當時紅衛兵辦的各種小報、油印傳單種類不可計數，而且申辦不需審批，內 容可自行編輯，沒有新聞檢查。但這種小報還不是新聞自由意義上的報紙，也談不 上真正的不同聲音，因為所有小報、傳單都聽從毛澤東一個人的最高指示，實際上 是毛澤東意識形態語言的普及化。 對輿論一律真正開始挑戰是在鄧小平時代。八十年代末期，由於中共總路線由階 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調整，整個社會的氣氛開始寬鬆，尤其是以鄧小平 為代表的中共黨內務實派向堅持毛澤東激進的階級鬥爭理論的「凡是派」權力鬥爭 的需要，為民間刊物的出現提供了可能，使不同聲音第一次有機會公開傳播，貼滿 大字報的北京西單民主牆成為它的象徵。民主牆不久被當局鎮壓。但這種不同聲音 並沒有停止，它斷斷續續地在一些官方媒體隱約出現，有時十分明顯並相當有影響 力。而且有些報紙力圖由官方報紙向民間報紙轉變，例如《世界經濟導報》、《深 圳青年報》、《青年論壇》、《蛇口通訊報》等是這種發出不同聲音、力圖轉變黨 的工具角色的代表性報刊。這種不同聲音隨著八九民運達到高潮，報紙不僅突破各 種限制直接報道真實的現實，而且編輯記者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由，向輿論一律 公開挑戰。「六四」事件後，媒體的自由聲音幾乎完全被窒息。但各種小報興起， 並廣受讀者歡迎，它在某種意義上也形成對輿論一律的突破和抗爭。 在新聞從理論到實踐上都被黨嚴密管制的情況下，媒體能發出不同的聲音，這需 要非常大的勇氣。雖然它的發生有當局政策調整帶來的政治氣氛相對寬鬆這一因素 ，但更多的是一些編輯記者在新聞職業道德和責任感的驅使下，勇於突破輿論一律 ，在當局的政策中鑽空子，有時公開挺身反抗的結果。在一個私營報紙完全被禁止 、外界聲音又被限制封鎖的社會環境中，這種從官方媒體上發出的不同聲音，份量 舉足輕重，它對解放人們的思想，推動社會改革開放都起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 但那些有責任感的編輯記者也為這種抗爭付出沉重的代價。 本文以系列六個單元來介紹並評價中國媒體中六種有代表性的報紙刊物在鄧小平 時代對極權主義的輿論一律進行抗爭的過程和意義，依次為：民主牆時期的民辦刊 物；《世界經濟導報》；《深圳青年報》；《青年論壇》；《蛇口通訊報》；八九 民運期間報紙的特殊作用。 民辦刊物：向中共輿論一律的第一次公開挑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的去世，標誌著一個充滿階級鬥爭的嚴酷時代的結束 。隨著四人幫的垮台和政治氣氛有所寬鬆，成千上萬的民眾從各地湧到北京，找中 共中央有關部門上訪告狀，要求平反他們過去的冤案。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 究所所長黎安友教授的研究統計，僅五十年代初期，中共就將兩千萬人定為「四類 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列為專政對象。一九五七年「反右」運 動中，又有五十五萬人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初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有 幾百萬人被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而文化大革命中，有至少三百萬幹部被撤職或降 級使用，三十萬以上的人被定罪，其中多數被定為反革命。到毛去世時止，在政治 運動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牽連的他們的家屬，總數約一億人，占當時中國大陸人口 的十分之一。 但由於北京信訪部門的官僚主義，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訪人連申訴的機 會都沒有。一九七八年秋天，一些上訪者把他們的冤情寫成大字報，貼在北京中南 海旁邊長安街西單街頭一處長條牆上，向社會各界申訴他們的苦難並尋求援助。大 字報越貼越多，後來人們稱這堵貼滿申訴材料的牆為「西單民主牆」。但民主牆的 內容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有人開始探究產生這些冤案的背後因素。有的大字報提出 ，「沒有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能不能獲得權力？」有的直接問道：毛澤東難道沒 有錯誤，人民難道不可以議論他的錯誤嗎？這些議論的結果是「毛澤東不是神」— —一張近萬言的大字報從毛澤東的錯誤闡述到制度問題，認為「沒有哪個人可以一 輩子不犯錯誤，關鍵要有一個有效、健康、科學和民主的社會制度來保障。」人們 提出「我們沒有特別的野心，我們是普通人；但我們要做一個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我們應該支持黨，但我們必須監督黨，讓它成為人民的僕人。」 隨著各種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斷揭露，人們的不滿情緒與日 俱增，民主牆上的政治評論也越來越多。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和荒誕使原來虔誠信仰 共產主義並崇拜毛澤東的年輕人，突然感到上當受騙的屈辱和憤怒。人們困惑、迷 惘和懷疑，最後開始思考和探索這一切的原因，並從原始的馬列主義或西方思想中 尋找解析的鑰匙。但由於這堵民主牆面積有限，要張貼的大字報太多，往往上午貼 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報覆蓋。於是一些年輕人開始尋求志同道合的夥伴，組織 民間團體，出版油印刊物。從而開始了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第一次有群體民間組 織和民辦刊物的歷史。 貴州詩人黃翔組織了「啟蒙社」，出版刊物《啟蒙》，並把它貼在了民主牆上。 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出版的創刊號上，黃翔發表了長詩「火神交響曲」。這首 詩猛烈抨擊了毛澤東的偶像崇拜。作者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現代迷信猖獗的年代 ，我和億萬人民一起被迫在一張毛澤東的畫像前面『請示』、『匯報』；早晨磕頭 ，晚上跪拜。在我心中，不是迷惘，不是疑問，而是憤懣！於是我寫下這些詩篇： 為什麼一個人能駕馭千萬人的意志 為什麼一個人能支配普遍的生亡 為什麼我們要對偶像頂禮膜拜 被迷信囚禁我們活的意志情愫和思想 難道說偶像能比詩和生活更美 難道說偶像能遮住真理和智慧的光輝 我看見刺刀和士兵在我的詩行裡巡邏 在每個人的良心裡搜索。」 當歷史終於給了他機會，他立即從貧瘠的貴州奔向北京，在民主牆前散發他主辦 的刊物，並在簇擁著的人群中朗誦他的詩篇。最近他受邀到美國哈佛大學參加文藝 活動時，他回憶說，「當時我和我的同伴們、朋友們被黑壓壓的轟動的人群所包圍 ，狂熱的人群自覺地手挽手地圍成圈圈，把處於瘋狂中的我圍在中間，要求我朗誦 我的詩。人民開始靜靜地聽，似乎還不解其意。當朗誦進入高潮的時候，群情沸騰 了，我的嗓子也嘶啞了。淚花在我和許多聽眾眼裡閃光，包圍著我的聽眾的心和我 的心在胸膛裡猛烈地衝撞…… 「我喊道：『新式偶像該不該砸碎？』群眾齊聲回答：『應該！』 「『精神長城該不該拆除？』群眾繼續響應說：『應該！』」 黃翔在貼到民主牆上的大字報中寫到：「中國歷史複雜又十分簡單。我們的歷史 被秦始皇式的專制極權統治得太久了。秦始皇以政府法令和法制的名義引進了專制 理論，但人民卻失去了他們的行動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從秦始皇開始，人民就 被限制在皇帝或上帝與魔鬼的手中，像奴隸一樣失去了人的尊嚴。這就是中國至今 仍落後於其他國家的原因。我們必須變得強大。第一，放棄專制和封建迷信；第二 ，需要一個穩定的民主的政府；第三，要全面動員全社會每一個人的熱情和智慧。 這是治療中國歷史性疾病的唯一藥方。」 不久，一批「啟蒙社」成員認為黃翔的觀點還顯得保守，他們分裂出去成立了「 解凍社」。在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解凍》刊物中，他們倡導盧梭的人 權思想；孫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節制和世界人類之愛。同時提出 中國應實行兩黨制，由國、共兩黨公平競爭。 由青年工人任畹町主辦的《中國人權》雜誌，第一次鮮明地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 。該刊提出十九點宣言，其中包括呼籲把毛澤東的紀念堂遷出天安門廣場，中蘇重 新和好等。 在信息封閉中自我摸索和覺醒 在眾多民刊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四五論壇》。該刊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 這份民刊力圖想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找到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它公開宣稱忠於馬 克思主義，支持黨內改革派向保守派的鬥爭。這本刊物團聚了一批熱心探討中國前 途的青年理論人員，發表了很多極為大膽並有創見的文章。一九七九年六月，《四 五論壇》發表了陳爾晉的長文：「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文章提出在毛的中國社 會敷衍出一個官僚特權階級，它以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為核心，剝削人民的血汗，剝 奪人民的權利，是早期馬克思所描繪的異化現象的直接體現。這一觀點明顯地是吉 拉斯（Djilas）的《新階級》的思想的繼續。 和《四五論壇》觀點比較相似的是由一批幹部子弟主辦的《北京之春》，它也力 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主張民主、科學和政治改革。他們認為 自己是站在黨內改革派一邊的。該刊經常刊載一些黨內消息，呼籲為被毛澤東打倒 的一些中共高層幹部平反。如一九七九年一月，《北京之春》刊發了中共前國防部 長彭德懷一九五八年因此而獲罪的著名「萬言書」。毛澤東發動的五八年大躍進， 造成全國經濟嚴重倒退，很多農村地區連口糧都無法保障，農民怨聲載道。彭德懷 實地考察了這些情況後，在當年的廬山會議上遞交了萬言書向毛澤東主席反映真情 ，結果被以「反黨」罪名撤職，隨後遭到全國批判。但他的萬言書從沒有公開發表 過，沒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具體內容。《北京之春》將之公開發表，無疑對後來彭德 懷的冤案得以平反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幾十年的外部信息被封鎖和單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包圍環境下，這些二 、三十歲的年輕人能進行深度的思考相當難能可貴，而且敢於自行油印出版刊物， 發表大膽政論直接進行傳播和交流，要有相當的政治勇氣和膽量。因為當時四人幫 雖然已被打倒，但堅持兩個凡是觀點的華國鋒還身居黨中央主席的高位，文化大革 命慣性下來的專政機制仍然都存在。而且這些民刊與前蘇聯以及東歐的地下刊物不 同，他們都在刊物上寫上主辦人的姓名和通訊地址。他們援引憲法言論和出版自由 的條款向當局申請登記，但當局對此始終置若罔聞。 驚人的預言：鄧小平是獨裁者 在這種不同聲音中最大膽的是《探索》雜誌。它從一開始出現就帶著向馬克思主 義理論和社會現實挑戰的姿態。該刊創刊號上說「我們不相信有絕對正確的理論和 絕對正確的人」，「人民要求的，僅僅是要求一些原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探 索》雜誌第一期刊登了該刊主編魏京生寫的長篇論文「第五個現代化」，鮮明地挑 戰中共前總理周恩來提出、繼而鄧小平強調的中國必須進行四個現代化的觀點。魏 京生認為，沒有政治體制以及整個社會制度的改革，四個現代化的目標是無法實現 的。要想實現四化，必須同時進行第五個現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該期《探索》 上，還摘要刊登了國際大赦組織編發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犯情況的報告（ 一九七八）》。 即使從十五年後今天的理論標準看來，魏京生當年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的觀點是 相當超前而深刻的。今天中國大陸人民和執政黨仍然為拒絕魏京生這一觀點而付著 沉重的代價。 即使在鄧小平已嚴厲批評了民主牆，政治氣氛非常緊張的情況下，魏京生仍在《 探索》號外上撰寫了題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措辭尖銳的社論： 「這場民主運動的目的就是在否定毛澤東式獨裁專政的前提下，進行一場社會制 度的改革，使中國能在民主的社會環境中作向生活和生產的發展。這種目的不是某 些個人的目的，而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誰看到並同意為這些目的而努力，誰就 戰在了歷史潮流的前面；誰反對並阻礙達到這些目的，或用欺騙等方法把這場運動 引向歧途，誰就是歷史的罪人；誰鎮壓這場真正的人民運動，誰就是名副其實的劊 子手。用不著等待歷史的裁決，人民心中的法庭馬上就將判定他的罪行。這種判決 是最嚴厲的、不可更改的判決。」 在當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已開完，鄧小平擊敗了黨內凡是派，已獲得了空前的個人 權勢和聲望的情況下，魏京生卻敢於直接質問鄧小平： 「鄧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我們認為：任何政治領導人作為個人都不應獲得 人民的無條件信任。假如他實行的是對人民有利的政策，我們就應當信他。假如他 實行的是損害人民利益的政策，走的是獨裁和反人民的道路，人民就應當反對他。 按照民主的原則，任何權威也必須在人民的反對面前低頭。 但是鄧小平不低頭。在人民普遍要求追究過去三十年過去中國落後的原因，並追 究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的形勢下，他先是跳出來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 新中國』。還公然把毛澤東捧為中華民族的旗幟，說毛澤東的缺點錯誤是微不足道 的。 他是怕追究毛澤東的錯誤追究到他這個過去的同夥身上呢？還是準備繼續毛澤東 式的獨裁社會主義政治呢？如果是後一個問題，那麼我們決不應該原諒他，無論他 過去表現出一個再好不過的人，只要他的目的是繼續毛澤東式獨裁，結果他只能走 上破壞國民經濟、侵害人民利益的道路上去。」 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幫不需什麼勇氣，因為他們已成為中國政 治舞台角鬥中的失敗者；批判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氣。但凡是派已 經勢力大降，批判他們冒的風險並不十分大，而且還可以從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 某些益處回扣。而批評一個權勢炙手可熱、幾乎正處於聲望峰頂的中共領導人，卻 需要相當大的政治勇氣和超人膽量。而魏京生的文章不僅體現的是他的政治勇氣， 其內在層面是他對問題的深刻認識和超前遠見。從鄧小平復出後發生「清除精神污 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六四」屠殺等等重大事件，都可以看出魏京 生當時疾呼的「人民必須警惕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並不是一個年輕人一時衝動 的慷慨陳詞，它體現了一個思想者的洞察力和政治道德勇氣。 在魏京生這篇著名的「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文章中，作者深刻闡述了領 袖與人民應有的關係：「人民不應該讓誰從他們手中奪去天下。人民應當把這個天 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這就是民主。受他們交託來管理政府的人，受他們委託 來行使權力的人，必須是受他們約束，並向他們負責的人。只有人民選舉出來，並 受人民監督、向人民負責的機關和個人，才有使用行政權力的合法性。」魏京生特 別強調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他說：「在政治上，有各種各樣意見的存 在才成其為正常現象，沒有不同意見，沒有多種多樣的言論，沒有代表各種不同的 人的意見的各種刊物的存在，正說明了政治上獨裁的存在。」 在第三期《探索》上，還刊發了有關秦城監獄的詳細報道。位於北京郊區的秦城 監獄是中共專門關押政治犯的地方，魏京生女友的父親是中共高級官員，曾在這所 監獄關押了十八年。很多中共高級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被關押在這裡。一九八九 年六四事件後，一些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也被囚禁在此地。 但關於這所監獄的情況外界一直所知甚少。《探索》雜誌是歷史上第一次將這個政 治上黑暗的角落進行了曝光。對此外電紛紛轉載報道。 二十六處民主牆，一百二十七種民刊 據許行先生為《中國民辦刊物彙編》寫的序言「中國民刊的崛起和掙扎圖存」一 文中統計，當時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五十五種。它們中比較有影響的是，《探 索》、《四五論壇》、《今天》、《北京之春》、《啟蒙》、《沃土》、《群眾參 考消息》、《求是報》、《民主牆》、《人民論壇》、《中國人權》、《解凍》、 《新天地》、《民主與時代》、《科學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 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飆》、《我們》、《牆》、《時代》 、《學習通訊》、《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單的民主牆外，至少其他二十六個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牆。在北京之外 ，至少還有一百二十七種民刊在出版發行。它們中較有影響的是，上海的《民主之 聲》，廣州的《人民之聲》、《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濱》、《 新覺悟》，青島的《海浪花》，長沙的《理想通訊》、《共和報》，開封的《無名 》，杭州的《沉鍾》、《思考》、《浙江之春》，武漢的《鐘聲》、《啟明星》、 《記事報》，貴陽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長春的《雪花》、《眼睛》，哈 爾濱的《下里巴人》，寧波的《人間》、《飛碟》，溫州的《吶喊》，太原的《習 作園地》，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視野》，保定的《潮》，重慶的《小 字報》、《公民報》等。中華全國民刊協會辦有會刊《責任》。 除此，很多大學也辦了學生刊物。如較出名的有上海復旦大學的《大學生》，廣 州中山大學的《紅豆》，武漢大學的《珞加山》，天津南開大學的《南開園》，四 川大學的《錦江》，吉林大學的《赤子心》等。全國十三所大學學生還聯合辦了《 這一代》。 這眾多民間刊物的興起，匯成八十年代末期中國大陸人民在思想上要求自由和解 放，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和法制的時代交響。這種帶著思想啟蒙色彩的群體不同聲音 ，傳播之廣闊，影響之深遠，在中共統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利用權力鬥爭的空間，播下民主的種子 面對如此強烈的不同聲音的反叛和挑戰，中共政權為何能夠容忍？這與當時中共 黨內鬥爭的背景有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在毛澤東去世後以「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理論武器，向由毛澤東死前手書「你辦事，我放心」而 親自選定的接班人華國峰為首的凡是派進行權力鬥爭。鄧小平在開始階段非常高興 大多數民間刊物都持一種支持他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的聲音。他可以以此向凡是派 顯示民意在他這一邊。他也樂見民主牆上出現的對凡是派理論的批判，以及對凡是 派成員生活腐敗的揭露和嘲諷。例如，贊成「凡是」的當時北京市長吳德，就被人 在民主牆上譏笑為政治上無德。華國鋒的重要政治夥伴汪東興則被揭露貪用公款建 私房。而且當時很多民刊中的文章是持一種贊成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例如當時在廣 州主辦民刊《人民之路》的著名民刊活躍分子何求，就曾在《四五論壇》上發表文 章明確說明，「我們決不是什麼『持不同政見者』，我們和共產黨共同信仰並捍衛 馬克思主義，共同為建設社會主義這個目標而奮鬥。」 這場民間的民主運動與中共黨內改革派向凡是派的奪權鬥爭當時相互依存、互相 消長。鄧小平在黨內鬥爭中借助了民刊和民主牆的大字報運動來助威，而民刊和大 字報運動也藉著鄧小平的口頭支持壯大聲勢，向前發展。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鄧小平在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作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 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或批評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人民日報》在發表鄧小平的這番講話時，還配發了題為「人民萬歲」的社論， 文中說，「讓人民說出他們想說的。如果人民感覺到能自由講話，說明黨和政府有 力量和信心。」鄧小平講話的第二天，在民主牆前的集會人數有七千多人。二十八 日的集會人數增加到兩萬多人。在上海等地，也有大規模群眾集會。民主浪潮席捲 全國。 在一九七八年年底結束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凡是派全部失勢。除華國鋒名 義上還保留著中共中央主席的頭銜外，他的政治夥伴幾乎全部被革職或調離了重要 位置。鄧小平的「實踐派」大獲全勝。隨後不久，鄧小平就表現出對民間的民主運 動的不耐煩，因為他已不再需要民間力量為他與黨內對手的較量推波助瀾了。很快 ，魏京生被逮捕，以「反革命煽動罪」和向外國記者「洩露機密罪」被判刑十五年 。各地主要民刊的主辦人被逮捕，民間刊物被嚴格禁止。一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 被鎮壓。 雖然民間刊物被取締了，但民刊所發出的不同聲音以及這種抗爭精神對官方報紙 等媒體後來在對輿論一律的突破中產生了相當久遠的影響，它為人們的思想解放和 繼續向極權挑戰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起點。後來震撼世界的八九民運，可以說就是 當年播下的民主種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