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霸道 ·王若水· 一九七二年底，由於我上書毛澤東，支持周恩來批左，反對張春橋和姚文元，引 起毛的不悅，批評我「也不高明」。隨後，在《人民日報》掀起了一場對我的大批 判。毛對姚文元談到這件事時，追述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對《人民日報》的領導幹部 的一次談話，說他當時講過漢宣帝批判太子劉示的故事。毛說，看來他們沒有聽進 去，或者沒有聽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把當年的談話整理一份記錄給他。當年聆聽過那 次談話並仍然健在的人有四個：胡績偉、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們在一起回憶 談話的內容。雖然時隔十五年，但因為是毛澤東的談話，印象還很深。我們四人都 不記得毛在一九五七年講過這個故事，看來是毛澤東自己記錯了。但大家都記得， 毛說到西漢後期的幾個皇帝——「元、成、哀、平」，每況愈下；並說鄧拓象漢元 帝，「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不可！」 漢元帝即劉示，史稱他「柔仁好儒」。毛澤東講的那個故事，《漢書》和《資治 通鑒》中都有記載。劉示作太子時，有一次談話中建議他父親宣帝用儒生。宣帝變 了臉色，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用周政乎？」宣 帝批評了一通儒生的無用，說：「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 知所守，何足妄托」。說完歎了口氣：「亂我家者，太子也！」 毛澤東有沒有在一九五七年講過這個故事，並不重要，反正毛兩次提到了漢元帝 ；重要的是他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什麼，他自己從這個故事中悟到了什麼。這是一 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據史書記載，漢宣帝對太子這一次講的話如此老大不高興和憂心忡忡，以至於從 此對太子疏遠而喜歡好法律的次子劉欽，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劉欽為太子。然而劉示 是在什麼情況下提出建議的呢？他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 惲、蓋寬饒等坐刺嘰辭語為罪而誅」，因此說他父親「持刑太深」。刑名之學屬於 法家。顏師古引劉向《別錄》說，「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 ，崇上抑下」。劉示認為他父親「持刑太深」是因為採用了法家辦法，所以建議他 用儒生。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這件事發表了一通議論。他說，王道霸道並沒有根本 上的區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稱為「王」；諸侯結盟討伐背叛的封國以維護王 室的，則稱為「霸」。不論「王」或「霸」，都是本於仁義，任賢使能，賞善懲惡 ，禁暴誅亂；只是「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 白黑、甘苦之相反也」。他對漢宣帝的「王道不可行，儒道不可用」的觀點很不滿 意，說俗儒固然「不足與為治」，但真正的大儒還是有的，云云。他說了這一大篇 ，都沒有說到點子上，只是在和稀泥。 漢宣帝和太子的分歧是法家和儒家的分歧。在如何進行統治的問題上，儒家和法 家是爭論很激烈的。儒家主張復古，法家主張改革；儒家主張禮治，法家主張法治 。法家認為「仁義不足以治天下」，主張用嚴刑重罰治國，而儒家強調仁義教化，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意識形態的功能。想要富國強兵，採用法家是必要的。商鞅 見秦孝公，第一次大講「帝道」，孝公聽得打磕睡。第二次講「王道」，還是聽不 進去。第三次講「霸道」，這才聽出味道來。商鞅後來終於受重用，使秦國富強。 秦始皇統一天下是法家的勝利，焚書坑儒是對儒家的沉重打擊。 漢初接受秦朝暴政亡國的教訓，與民生息，實行黃老之治。到漢武帝時，接受了 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雖然如此，漢武帝自己卻是不大遵守儒 家那一套的。武帝殺人如麻，每年處決的囚犯達數萬人之多。某一官員有罪，部下 要連同處罰。使用酷刑，判刑寧重毋寬。冤枉好人的，沒有關係，從寬處理；對罪 人判輕或放走的，就要殺頭。這種苛政是違背儒家教導的，以至後來宣帝想給武帝 的祭廟定廟號時，還有大臣從儒家的觀點表示反對，說武帝把老百姓害得太苦，「 無德澤於民」。 宣帝身世特殊，從小在民間長大，瞭解百姓受酷吏之苦，即位後採取了一些緩和 措施。他聽說河南太守黃霸為人寬厚，執法公平，就任命他為延尉正。他還徵召了 儒家知識分子夏候勝。可見宣帝並非不用儒家學派的人。路溫舒曾上書宣帝，說： 秦王朝犯了大錯誤，其中的九項漢王朝都改了，只有一項還存在，就是任用獄吏。 審判和囚禁是天下的大事，因為死了的人不能復生，被砍掉的肢體不能重新長出來 。希望皇帝「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宣帝對路溫舒的建議比較 欣賞，不久下詔要求審判公平，而且親自裁判一些大案。但並沒有根本的改革。他 自己後來又濫殺好人。被殺的或是能臣，或是賢人，不過是講了幾句不中聽的話， 就慘遭殺身之禍，包括大臣蓋寬饒、楊惲。 蓋寬饒是司隸校尉，此人剛直清廉，多次冒犯皇帝。當時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 官。蓋寬饒上書反對，說這是把刑餘之人(宦官)當做周公、召公，把法律當做《詩 》、《書》，又引《易經》的話，主張「公天下」而不是「家天下」。宣帝惱火了 ，認為這話充滿了怨恨誹謗，要查辦。有的官員挑撥說：「蓋寬饒是想宣帝把天下 禪讓給他了，這是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認為蓋寬饒是忠心正直的人，只是詞不 達意，上書為蓋寬饒辯護，說：蓋生活樸素，「居不求安，食不求飽」，是愛國的 忠臣；由於他的職務是察隱偵私，又由於他的性情耿直，得罪了許多人，求皇上寬 恕。宣帝沒有理會，下令逮捕。蓋寬饒用佩刀自刎。百姓無不痛惜。 楊惲的父親當過宰相，他本人是個廉潔無私的人。他因為對宣帝殺了不當殺的人 有些不滿，背後議論了幾句，大意是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場。這事被人揭發，貶為 平民。楊在家賦閒後，大肆購買產業，靠財富過舒服日子。有人寫信勸他：「你原 為大臣，罷了官以後，應當閉門不出，做出一副惶恐可憐的樣子，怎麼還大興土木 ，廣交賓客，毫不收斂呢？」楊惲回信說：「我自問罪過很大，行為也有欠缺，決 心當一輩子農夫，所以帶著妻子兒女種田。現在我受到懲罰滿三年了，自己過過快 活日子，也不圖富貴了，不知道有何不可？」這封信稿後來被查出來，於是被判大 逆不道，腰斬。 蓋寬饒、楊惲都不過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嚴，宣帝就容納不下，非要置人於 死地，也難怪劉示要勸父親了。宣帝批評儒生的話也許不無道理，但這不能為他的 「持刑太深」辯護。他殺蓋寬饒和楊惲，主要是因為他們冒犯了他的尊嚴，是因為 他要用重刑來使臣下對他誠惶誠恐。「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這種話， 本來是不能公開說的，只因為要教導兒子，怕兒子心太軟，將來坐不住皇位，才脫 口說出來。可這一句話，道破了漢朝皇室的統治秘訣。其實，這不僅是「漢家制度 」，以後各個朝代，莫不如此；所謂「陽儒陰法」是也。魯迅說的好：「在中國， 其實是徹底未曾有過王道。」王道「看去雖然好像是和霸道對立的東西，其實確是 兄弟，這之前和這之後，一定要有霸道跑來的。」(《且介亭雜文集，關於中國的兩 三件事》) 平心而論，法家並不是只要刑罰，而是要有賞有罰；刑罰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 要公平。所謂刑名，就是循名責實，而定賞罰。刑罰的目的是消滅犯罪，「以刑去 刑」，而不是「殘民以逞」。所以，不當罪而誅，是違反法家精神的。不過，法家 是主張以言定罪的。《韓非子》中第一篇《初見秦》說：「臣聞：『不知而言，不 智；知而不言，不忠。』為人臣者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這真是嚇死 人。可這種話，當皇帝的是高興的。專制君主並不在乎哪家哪派，他只揀其中對他 有用和他所喜歡的來實行。至於儒家希望君主行仁義，法家希望君主依法辦事，那 就不那麼容易了。在專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實現的，只不過成了 王朝統治的兩種互相補充的工具而已。 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召見《人民日報》編委會成員(當時我不是編委，因毛點名 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當眾批評鄧拓。那是為「百花齊放」方針宣傳的事，本 和漢帝批評太子的事扯不上，不知毛怎麼會冒出一句：「你要是當了皇帝，非亡國 不可！」我看他滿屋都是線裝書，床上也是一大堆，心想大概是讀得入迷了，看到 鄧拓溫和，就想起劉示。對漢宣帝的枉殺良臣，毛無動於衷；可看到宣帝批評太子 的話，他就很欣賞。當時正強調雙百方針。毛大概也在實行「霸王道雜之」：人民 內部實行「王道」(批評自我批評)；對敵人實行「霸道」(專政)。可是，儘管他提 倡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一旦知識分子講的話觸惱了他時，他就馬上把他們當敵人對待，實行「霸道 」了。在這次批評鄧拓後不久，毛就發動了「反右派鬥爭」。 毛澤東另一次談到王道霸道是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三日，當時毛澤東主持召開中 央會議，議題是工業、農業、市場等問題。在李富春講話時，毛插話說：「工農商 都要掛帥，只是工掛帥，李先念不掛帥不行，要有點霸道，不要太王道。」(薄一波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845-846頁。)其實，這個問題和什麼「王道 」「霸道」不相干，加上這一句，只是表明毛的心態。不久毛澤東就在廬山會議上 發動了對彭德懷的鬥爭，「霸道」起來了。 毛澤東自稱把《資治通鑒》讀了十七遍，可說讀破了，還覺得不夠；再加上讀《 二十四史》和其他古書，他在這上面花的時間是多得驚人的。在中南海那樣的環境 ，他整天埋頭讀古書，沉湎於帝王將相的故事，不知不覺把自己想成皇帝，用封建 時代的思維框架來設想當代中國的事情。他把各省委書記稱為「諸侯」，把黨內的 文字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稱為「秀才」。文化革命前，有一次他對鄧小平的講話不 滿意，就質問：「哪個皇帝講的？」 毛也像皇帝一樣，要維護他的絕對權威。誰冒犯了他的尊嚴，誰對他不夠順從， 就毫不手軟，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對彭德懷是這樣，對劉少奇也是這樣。固然， 他不主張殺人，可他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把人整得家破人亡。誰主張溫和一點，他 就把誰看成是儒生。一九七二年他批評我在信中提出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說「並 不高明」。可是我是援引周恩來的話；他直接批評我，間接批評周恩來。儘管周恩 來忠實地執行了毛在文化革命中的許多指示，可是毛看出來周在內心中是不同意文 化革命的。所以，周提出批極左思潮，毛就懷疑這是要糾正文革的錯誤。他講漢宣 帝批評太子的故事，就是為他的霸道辯護。這和五十年代罵鄧拓，是一脈相承的。 同時毛澤東講這個故事還表明，他對周恩來不放心，不願意周當他的繼承人。從這 以後，我預感到周恩來的厄運。果然，隔了一年，毛澤東就授意江青搞「評法批儒」。 毛澤東欣賞法家，只是因為他認為法家講專政，並不是要實行法治(當然法家的法 治也不是現代意義的法治)，他是不受法律約束的。他不但不從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 訓，反而自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不如他，用這來恐嚇知識分子，叫他們閉嘴。在文 化革命後期，毛已經意識到文革搞糟了，可他就是堅決不承認錯誤，還要「反擊右 傾翻案風」。當時的「大批判」文章用恐嚇的語氣說：焚書坑儒是「鎮壓奴隸主復 辟的一場革命」。就是說，誰敢說文革不好，就準備活埋吧！ 毛對毛遠新表示過：「任何時侯我都不下罪已詔。」這句話透露出：他清楚地知 道文革是場大災難，可他絕不後悔。「罪已詔」這個詞，再次洩露出他把自己想像 成皇帝，可他連一些有自我批評精神的皇帝都比不上。 毛澤東是共產黨人，可是從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他不大讀馬克思主義經典， 更談不上讀現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著作，而是一頭栽進了故紙堆中，從《資治通鑒》 和《二十四史》中學治國之道，而他學的還是一套權術和霸道，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