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權理論與中國的改革 ·楊小凱· 一、導 言 此文簡要譯述產權經濟學及其數學模型近年來的發展並研討這些理論對當前中國 經濟改革的意義。產權經濟學的基本思想是六十年代由寇斯(Coase)、張五常等人提 出，而八十年代以來不少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出現。這些數學模型包括兩大類， 一類是關於交易費用，而與財產權結構關係不大的。例如代事理論的數學模型和信 息不對稱及討價還價產生的交易費用的數學模型都與界定產權的交易費用有關。另 一類模型雖也與交易有關，但卻強調產權結構的經濟學意義。此文主要介紹後一類 數學模型。我將簡要介紹寇斯一九六零年的產權理論，阿爾謙(Alchian)和鄧塞茲( Demsetz)的剩餘權理論，古勞斯曼(Grossman)、哈特(Hart)和摩爾(Moore)的最優所 有權結構理論，玻蘭(Borland)、黃有光和楊小凱的企業理論和剩餘權結構理論，以 及黃有光、威爾斯(Wills)和楊小凱的產權經濟學數學模型。作者將這些理論對中國 的意義，結合中國改革的最新發展動向進行了討論。 二、寇斯的產權理論 寇斯的產權理論其實淵源於主流學派的第一福利定理。這個定理以嚴格的一般均 衡數學模型為基礎。按這個定理，如果沒有外部效果，沒有公共財產，沒有無止盡 的規模經濟(局部規模經濟可能存在)，則完全競爭的市場會將初始的產權分佈作有 效率的重新分配，其效果對全社會來說是最優的或曰帕累托(Pareto)最優。而這種 產權的有效率重新分配以私有財產權為基礎，但並不依賴私有產權的初始分配。而 寇斯定理也是講的同樣道理。這個定理意味著，不論私有產權的初始分配如何，通 過自願的協議，人們可以將產權作重新分配，而使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寇斯的假定 弱得多，例如他的定理在市場競爭不完全(例如雙邊討價還價的情形)，以及在有外 部效果時都同樣成立。而且寇斯將私有財產及其自由貿易對這種市場效率的決定性 作用加以強調。 而科爾奈(Kornai)的所謂軟預算約束理論其實是從反面來支持寇斯定理。寇斯定 理說明私有財產權對市場效率的決定性作用，而軟預算約束理論說明在沒有私有產 權及相關的硬預算約束時，價格制度將不可能有效地運作。因此這兩種理論從正反 兩方面說明自由價格和自由市場的基礎是私有財產制度。沒有私有財產制度，是不 會有真正的市場的。 這些理論對中國改革的意義是明顯的。中國如果要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廢 止國營經濟的壟斷地位以及對私人企業的歧視。特別是應該允許私人企業家發展私 人銀行，在鐵路、高速公路、汽車製造等方面自由投資和發展。中國在「六四」事 件之前曾對私有化有過熱烈的討論，黃有光教授與筆者也曾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 》上為文鼓吹私有化。「六四」事件之後，私有化不再有人提起，加上蘇聯東歐國 家私有化中遇到的困難和挫折，更使中國人不再提私有化。但是最近私有化的發展 有了新苗頭。廣東在討論將農村土地合股，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將農村地產私有化。 四川向香港私商公開拍賣國有企業，中國國有公司用在香港買殼上市的形式，將國 有公司變成半私有性公司。在鄧小平南巡後的第三次公司熱中，一些新的准私人股 份公司迅速發展為大型公司，這些新公司使中國企業的產權結構發生深刻變化。 筆者遇到的不少企業家都說，今後幾年中國最賺錢的生意是由(包括外國、港台) 私商收購中國國營企業，加以重新組織成私人股份公司，再上市轉賣。這大概是中 國私有化的新形式。這種私有化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來推行，而是由私商按賺錢的 原則自下而上地推行。中國改革的成功，可能很大程度依賴於這種新的私有化形式 的發展。而最近香港政府已通過中國公司直接在香港上市的規例，這將使買殼上市 的不正當方式轉為合法的方式，因而促進私有化的發展。 三、阿爾謙和鄧塞茲的剩餘權理論 阿爾謙和鄧塞茲一九七二年首次揭示了資本主義企業中的剩餘權的經濟學意義。 按他們的理論，資本主義企業的特點是老闆持有企業的剩餘權。企業生產是種合作 生產，這類合作生產的特點是每人努力的程度會影響他人努力的效果。就像十人共 同抬一塊大石頭時一樣，這時每人都因沒完全承擔對他人效率影響的後果而沒有達 到整體最優的工作強度。所以一個監管者可以通過協調改進效率。但是一旦有了監 管者，誰來監管他以保證監管效率高呢？如果監管效率不高，則所有其他人的效率 都不可能高。而給監管者以合作生產後果的剩餘權是監管監管者的最有效辦法。在 這種安排下，老闆監管越有效，剩餘越多，所以監管效率會自動保持在高水平上。 如果私人老闆沒有企業的剩餘權，則監管效率不高，工人的本性是偷懶，所以企 業生產不能達到技術上可行的最高效率。這種技術條件可行的最高效率被稱為X效率 ，與資源配置的效率不同。資源配置效率與人們對不同產品的相對愛好程度有關。 在技術上有X效率的條件下，如果汽車相對食物生產得太少，就是資源配置無效，但 X有效。國營壟斷企業與一個自由市場上的私營壟斷企業的差別可以說明X效率與資 源配置效率的差別。私人壟斷企業因為有老闆的私人剩餘權，所以在技術可行的條 件下，生產潛力會完全發揮，所以是X有效，但此企業會利用其壟斷地位抬高其產品 的相對價格，因此限制其售賣量，剝削了消費者，使此商品相對於其他商品生產得 太少，這對資源配置而言是無效的，即消費者的效用受了損失。而對一個壟斷的國 營企業而言，沒有私人能佔有企業的剩餘，所以監管效率低，很多技術上可行，也 容易做到的事，人們沒有刺激去做，所以技術上可行的潛力不能發揮，產生了X無效 。當然此企業也會利用壟斷權抬高價格剝削消費者(特別是在價格放開的改革後)， 因而產生資源配置的無效。在價格不放開的條件下，國營企業產品價格雖不高，但 企業可以用限制產量的辦法，然後通過後門將壟斷權變成無形的好處來剝削消費者 。 中國國營企業的承包制的本意就是讓承包者對他的承包單位有一定的剩餘權，因 而改進X效率。但承包制與私有制的區別還是極大的，承包者沒有完全的剩餘權，所 以X效率的改進總會打折扣。更重要的是承包者的上級沒有私人剩餘權，所以上級沒 有激勵保證承包合同的效率。合同執行的效率，找最佳承包人的效率也會成問題。 加上承包制不能解決資源配置效率問題，那是由相對價格和市場競爭所決定，而不 能完全由承包來解決的。 私有化會為自由價格制度打下基礎，而中國目前國營企業對勞力和資本市場的壟 斷使得市場的自由進入成為不可能，因而放開價格在沒有自由進入條件下，可能會 被壟斷性的國營企業用高價，或用產量控制(短缺)來剝削社會，造成社會緊張。所 以私人銀行和自由勞力市場的發展對消除資源配置的無效率有決定性的作用。最近 中國政府允許外國銀行在中國開業，但禁止外國銀行從事人民幣業務。廣東政府最 近正在考慮向外資私人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但中國禁止私人經營銀行的法律仍未 廢止，雖然國營企業集團和地方投資公司的銀行業務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 資本市場上的壟斷局面，使自由進入方面有一點改進。 四、古勞斯曼和哈特的最優所有權結構理論 寇斯的產權理論強調私人產權的意義，他認為只要是私人產權，就會有效率，至 於私人產權本身的結構是什麼卻不重要。因為按他的理論，只要是私人產權，不管 初始產權結構怎樣，都會通過產權的自由買賣而達到最優狀態。但古勞斯曼和哈特 一九八六年的著名論文卻證明，即使是私人產權，也有個最優產權結構問題。例如 住房人當房主和住房人從他人處租房就是兩種不同的私人產權結構。他們用數學模 型證明，一般情況下，住房人當房主的產權結構比租房更有效率。這是因為住房人 維修房子的努力是極難監測的，也不可能用合同來強制執行，所以租的房子維修往 往比房主自己住要差。這種理論證明，根據不同的技術條件，在某一行業，最優產 權結構是一定的。一般而言，某種活動對後果影響很大，或其測度很難，則從事這 種活動的人當業主比較有效。 這種最優產權結構理論更進一步強化了寇斯對私人產權的強調。按這種理論，即 使都是私人財產制度，但誰當業主(或老闆)對效率也會有決定性的影響，公有與私 有之間的分別對效率的影響就更大了。這就是為什麼公有財產的維護和使用效率往 往比私有財產低得多的原因。這種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對中國改革的意義是，應 積極推動私有化改革，讓市場來選擇最優的產權結構。 五、玻蘭、黃有光和楊小凱的企業和剩餘權結構理論 玻蘭、黃有光和楊小凱的兩個數學模型將寇斯和張五常的企業理論精細化。他們 證明，勞動分工的發展對企業的出現是必要的但卻不是充分的(寇斯的理論)。企業 是用勞力市場代替中間產品市場(張五常的理論)。只有當中間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 高於相應的勞力市場交易費用時，企業才會出現。他們還證明，當企業出現時，誰 當老闆這類企業剩餘權結構問題對效率有重要的影響。 他們的故事大致如下。每個人被假定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所以他們可以在 沒有企業時每人自給自足地生產。因此企業不可能預先假定存在，企業的出現必須 由理論來解釋。生產中存在著專業化經濟。所以每個人作為生產者喜好專業化生產 ，作為消費者喜好多樣化的消費。所以多樣化消費與專業化生產的衝突意味著專業 化經濟與交易費用的衝突。假定每人都可以生產兩種產品，一種是衣服，另一種是 生產衣服過程中的管理知識。因此有兩種生產方式，一個是自給自足，每人自己生 產管理知識，然後使用該管理知識作為中間產品來生產最終消費用的衣服。這種生 產方式的好處是沒有任何交易費用，其代價是專業化經濟不能被充分利用，所以生 產率低下。另一種生產方式是勞動分工，一部分人專門生產管理知識，另一部分人 專門用管理知識來生產衣服。這種生產方式雖可以通過專業化的生產提高生產率， 但卻依賴兩類專家之間的交換，這交換自然會產生交易費用。 在市場均衡中，如果交易效率很低，則分工生產的專業化的好處完全被交易費用 抵消，所以人們會選擇自給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很高，則分工的好處大過交易費用 ，因此人們會選擇分工。但是至少有三種方式來組織分工，第一種方式是管理專家 將管理知識作為咨詢服務賣給生產衣服的專家以換取他需要的衣服。這種組織分工 的方式意味著兩個產品市場，一個是管理知識市場，另一個是衣服市場。分工的雙 方用產品換產品，沒有勞力買賣，權威和剩餘權是對稱分配的，所以不存在企業。 第二種組織分工的方式是，生產衣服的專家開家工廠，僱用管理專家的勞動，並令 他們在廠內生產管理知識。第三種組織分工的方式是，生產管理知識的專家開家工 廠僱用工人，並令他們在廠內專業生產衣服。 這後兩種組織分工的方式都是剩餘權和權威的不對稱分配，僱主有剩餘權和使用 勞動的權威，而僱員卻沒有。而且這兩種方式都是用勞力的買賣代替中間產品(管理 知識)的買賣。所以如果勞力的買賣比中間產品的買賣交易費用低，則企業就會發現 ，這後兩種組織方式雖然都產生企業和勞力市場，但他們卻有不同的產權結構。第 二種方式是由衣服生產者當老闆，第三種方式是由管理專家當老闆。假如管理知識 的質量和數量不可測量，而用來生產管理知識的勞動的質量和數量也極難測量(你不 可能知道一個坐在辦公室的管理專家用了多少時間在想管理問題或想他的情人)，但 衣服的質量和數量測量成本很低，生產衣服的勞動的數量和質量也一眼就看得出， 則第三種產權結構比第一、二種顯然效率要高。因為第二種必須交易用來生產管理 的勞動(交易費用極高)、而第一種必須交易管理知識(交易費用極高)，第三種必須 交易衣服和生產衣服的勞動(交易費用極低)。 所以企業是一種巧妙的交易方式和剩餘權結構，它可以把一些交易費用極高的活 動(在此例中是管理活動)捲入分工，但同時卻可以避免這類活動的直接定價和直接 交易。例如在第三種產權結構中，管理專家當老闆，他在勞動市場買勞動，令工人 用他的管理知識生產衣服，然後在產品市場上賣衣服，這裡管理知識和用來生產管 理知識的勞動都不捲入買賣和直接定價，但老闆的剩餘權就是管理知識的間接價格 。所以這種企業理論被稱為間接定價理論，與古勞斯曼和哈特的資產特異性理論相 區別。 因此企業功能與專利制度的功能相仿，它能大大提高不可捉摸的知識產權的定價 效率，因而促進分工在生產這類知識的活動中的發展。很多企業管理知識比生產技 術知識更不可捉摸，因此很難用專利法來保護。而企業制度卻能有效地保護這類知 識產權。當然如果生產管理與資產組合管理(management of portfolio)之間有了分 工，則可能是股東而不是經理當老闆了。因為資產組合管理比生產管理更不可捉摸 ，而企業的剩餘權只能用來避免一種活動的直接定價和買賣。 按照這種間接定價理論，保護自由結社和私人企業家(資本家)對企業的剩餘權的 立法是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下面我們就來看看中國的哪些法律制度及其發展對企業 家的剩餘權有關鍵的影響。 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的立法和司法有過無孔不入的影響，所以馬克思指 責剩餘價值是剝削的意識形態，對中國目前的法律制度有深刻的負面影響。中國的 立法者和決策者將個體戶與資本家相區別，即使今天對個體戶的財產權已有相當保 護，但對資本家的剩餘權不但沒有充分的保護，而且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歧視。 按照最新的一九九三年經修改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 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 主義公有制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全民所有制 經濟是國家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保護國營經濟的鞏固與發展。」這意味著資本家 的剩餘權是剝削，不受法律保護，因為它不是按勞分配。強行將國有經濟定為領導 力量，意味著即使國營經濟競爭不過資本家經濟，也要享有領導和壟斷的特權，這 當然是對資本家經濟的歧視。憲法雖也說允許個體勞動者經濟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發展，但這並不包括資本家經濟，而所謂法律容許的範圍意味著不能自由買賣土地 ，私人不能開銀行，雇工不能超過八人等等。這些分別是土地管理法，銀行條例等 法規所規定。 這種憲法規定的，以一整套法律制度保證的國營經濟對勞力市場，資本市場的絕 對壟斷，使私人企業家要自由得到企業的剩餘權非常困難。他們不可能自由地得到 資本和勞動，隨時有被政府侵犯剩餘權的危險。所以這是為什麼社隊企業，鄉鎮企 業都不能發展為實力強大的私人企業，而是躲在集體所有制的軀殼裡苟且偷生。 再看看中國的民法。關於法人，只有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個體勞動者能成為法 人，而僱人很多的私人資本家卻不能成為法人。中國根本沒有公司法，卻在那裡討 論證券法，根本沒有財產法，卻有了合同法。中國目前在討論房地產法，但負責立 法的官員說，現有的土地管理法不會更改，房地產法將以土地管理法為基礎。而土 地管理法是與任何財產法原則不相容的，它禁止任何土地私有和土地買賣。最近中 國在討論平等競爭法。當記者問及為何平等競爭法沒有任何條款反壟斷，而這是日 本平等競爭法和美國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內容時，負責官員說，中國的私人經濟還沒 有發展到能壟斷的地步，所以壟斷目前在中國不是個問題。此回答看去文不對題， 但暴露了中國政府官員對國有企業特權地位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國營企業的壟斷 不在要限制之列。因此中國私人企業家的剩餘權目前還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護。這成 為經濟組織創新和發展的嚴重障礙，而經濟組織管理的落後，使得新技術的採用受 到限制。最可怕的是，中國的刑法一一八條將「投機倒把」定為可處十年徒刑和沒 收財產的刑事犯罪。據中共官方統計，近十年內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的經濟犯罪份 子中，百分之四十五是投機倒把罪，被判死刑的經濟犯中，百分之三十一是投機倒 把罪。而很多西方社會的企業家活動都可定為投機倒把罪。 筆者和黃有光在一九九三年的一部專著中證明，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市場制度的 主要功能還不是有效地配置資源，而是發現有效的勞動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有效的 市場結構，有效的合同和制度結構，有效的貨幣形式，有效的分層交易和城市結構 ，有效的產品種類數及有效的景氣波動和失業模式。這一方面說明在沒有以私有財 產為基礎的市場制度時，經濟效率損失實在會比現有經濟理論預想的要糟糕得多， 另一方面也說明對於一個沒有私有財產制度的經濟，要發展如此複雜的市場的功能 ，則需要一個長久的演進過程。 六、楊小凱和威爾斯的產權經濟模型 採用楊小凱以角點解為基礎的均衡分析，楊小凱和威爾斯一九九零年發展了一個 產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他們假定每個交易有一個失去財產的風險 。這種風險產生了勞動分工所需的協調有可能失靈的危險，因而有一個專業化經濟 和協調可靠性難以兩全齊美的困境。每種貿易品生產者人數的增加可降低協調失靈 的風險，因為每個消費者在一個生產者無效時可轉向其他生產者。但由於人口總規 模有限，每種貿易品生產者人數的增加意味著專業貿易品種類數的減少。這就是分 工程度的降低。人們也可以在每種交易中花更多時間來界定產權，因而減少交易中 失去財產權的風險，但這卻以增加界定產權的費用為代價。也就是說，減少界定產 權的事前交易費用和減少產權不清造成的事後交易費用難以兩全齊美(或曰不可能又 要馬兒不吃草又要馬兒跑得好)。一個競爭性的分權市場會折衷這些兩難的衝突，以 決定有效率的勞動分工水平，每種貿易品的有效率的生產者人數(這人數與競爭程度 有關)，以及有效率的合作可靠性程度。 這個理論證明，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功能是確定有效率的合約安排 而不是分配資源。如果中國能成功地發展一個有效地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制度，則 一種有效率的經濟體制和合約安排就會通過產權的自由貿易而自發地生長出來。而 這有效率的經濟體制和合約安排就會促進勞動分工和經濟組織的進步，因而產生經 濟起飛。 這個法律制度的發展，目前最重要的是發展與各國財產法原則相容的財產法，廢 止與財產法相衝突的土地管理法和其他法律；發展公司法，把民法中與財產法與公 司法不相容的內容去掉；發展平等競爭法，其主要目的是廢止國營經濟的特權和壟 斷地位。這些法律制度弄好了，則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制就會通過司法案例的積累 而自發地形成。 七、楊小凱和黃有光的最優產權結構理論 楊小凱和黃有光一九九三年將楊小凱和威爾斯的模型發展到有生產財和將每人潛 在貿易夥伴數內生化的情形。像楊小凱與威爾斯模型一樣，人們有一個專業化經濟 和交易可靠性難以兩全齊美的困境。在界定合約條件上多花時間，可以減少交易中 的風險。另一種減少風險的辦法是花時間與金錢與潛在的貿易夥伴保持密切的聯繫 ，利用這些潛在的貿易夥伴對已有交易的貿易夥伴施加壓力。一旦與現有夥伴的合 作失效，則人們可以輕易地轉向潛在貿易夥伴。每人的決策問題就是如何折衷這些 兩難的衝突，在有限資源限制下決定這兩種資源用途的最優結構。這些個別人最優 決策的交互作用產生的後果就是我們在市場上看到的均衡的有效的分工水平，有效 率的交易費用種類結構，有效率的競爭程度和合約結構。 這種理論可以用來分析蘇聯式財產權結構。很多中國經濟學家現在都認識到國有 制條件下產權界定的不明確是個比扭曲的價格制度更嚴重的問題。楊小凱和黃有光 的模型意味著這種產權界定的模糊不但阻礙了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妨礙了有效率的 勞動分工水平的實現。楊小凱和黃有光強調界定個別合約的條件與界定簽約權的差 別。比如中國對勞力買賣，土地買賣的限制是限制了人們在不同合同之間選擇的權 利。這種限制對有效率的制度發展的阻礙遠甚於合約內條件模糊不清的影響。同時 他們的理論也澄清了中國目前流行的一個模糊認識。很多中國學者認為產權界定越 明確越好，但這個新模型卻證明，由於各種兩難的矛盾的存在，產權並不是越明確 越好。關鍵是法律制度應該保證人們有自由在合約之間選擇，則有效率的界定產權 模糊度就會通過自由的產權買賣而自發形成。 中國的國營企業，澳洲或台灣的國營企業，以及私人企業之間的比較可以對以上 觀點給出直觀的說明。對中國的國營企業而言，由於政府對資本、勞力、要素市場 的壟斷，所以這些企業並沒有自由簽約的權利。由於剩餘權不明確，這些國營企業 內人與人之間隱含的合約也非常模糊。所以合約條件和簽約權兩方面都極模糊。而 對台灣的國營企業而言，他們必須與私商在競爭性的勞力和資本市場上競爭，所以 簽約權的高度選擇性是不同於中國的國營企業的，儘管剩餘權的模糊兩種國營企業 都類似。而對於私人企業而言，則界定一個合約的條件的效率與界定簽約權的效率 都要高過國營企業。 這種模型還可用來分析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問題。正如諾貝爾獎得主斯地格勒 (Stigler)所言，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是個誤導人的概念。股份公司中，股東對自 己的財務資產有完全的私有權和管理權，他們可以通過股票的買賣管理自己的資產 。而經理對自己的管理知識也有完全的私人產權和支配權。他們通過高級勞務市場 上的買賣來管理自己的知識。這裡沒有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股份公司只是經理 與股東之間一種複雜的分工產生的複雜交易形式而已。這種複雜分工會因界定合約 條件的困難因而有意使合約條件模糊，但股票市場的發達使界定簽約權的效率大大 提高，因此以合約條件與簽約權的綜合所代表的私人產權的界定並不一定會因公眾 股份公司的發達而更模糊。因此，公眾股份公司的發展使私人財產權重要性下降的 斷言是沒有根據的。 八、結 語 此文簡要評述了產權經濟學近來的發展以及這些發展對中國改革的意義。所有產 權經濟學的數學模型都說明，一個有效地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是中國改革成功 的關鍵。雖然中國國營企業的私有化是改革日程表上最優先的事項，但私有化運動 卻是個很不明智的口號。因為用政府的力量來推動私有化運動與法治精神不合，也 與哈耶克(Hayek)的洞見相衝突。在看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制度只能通過產權的自 由和自願的買賣自發地形成。所以中國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是發展財產法、公司法、 平等競爭法，廢止或修改現行法律中與這些基本經濟法不相容的部分。在一個私人 財產權，尤其是私人資本家對企業剩餘權的財產權神聖不可侵犯的條件下，在一個 廢止了國營部門壟斷特權的公平競爭環境中，一個強大的私人經濟就會自發形成， 並將無效率的國營經濟自動地淘汰掉。 在這個自發漸進的過程中，中國文官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按照世界銀行的估計 ，中國政府高官的收入分兩部分，一部分是工資，另一部分來自特權。而後一部分 遠遠超過前一部分。在這種待遇結構下，商業化和私有化的發展會使政府腐敗成為 一個嚴重問題。而解決的辦法是，將官員的工資提高到能在市場上買得起目前通過 特權提供的收入(低租金高級住宅、高級汽車等等)的水平，然後讓官員通過市價去 買這些特權提供的商品。這樣既可以高薪養廉，也不會增加財政負擔(因為那些特權 商品在市場按市價售賣的收入足以抵消工資的增加)。有了這種政府官員收入結構的 改革，加上公務員制度的實行和私有化的成功，則官商不分的弊病才能徹底根除。 目前中國不是走的這條路，而是通過一些半官半私的公司機構，將高官的特權逐 步轉化為公司經理人員的權力。中資公司在香港買殼上市就是一種典型的方式。這 種演變方式雖有和平演變，減少阻力，以及避免急劇私有化改革中國有企業剩餘權 真空等問題，但卻非常像清末的官督商辦和日本明治維新的財閥制度。但是一些大 型准私人股份公司在鄧小平南巡後的迅速發展卻使中國私有經濟的發展有可能擺脫 清末官督商辦和日本財閥制度的模式。 (本文是作者向「中國走向市場經濟進程中的理論與現實問題國際討論會」提交的 論文，該討論會於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至三日在海南舉行，由中國留美經濟學會、 中國留英經濟學會和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聯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