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一種雄心萬丈的危險生涯 ——與王若望先生商榷 (北京) 周 舵 近讀王若望先生的兩篇大文，一篇刊佈於《中國之春》120期，題目是「中共前途 的一種預測」，文中雖未指明，但有幾乎一整頁(題為「不要懼怕共產黨倒台」)卻 無庸置疑是針對我的，他所引的兩節「代表性的意見」，幾乎是《中國之春》117期 記者對我專訪有關內容的原文照錄；另一篇「與蔣緯國先生探討」，刊於《北京之 春》第五期，則是對我的指名批評。鑒於王先生與我的爭論，正是我認為當前我們 最應該重視的一個大題目(從共產主義時期到後共主義時期的社會變革中「漸進改良 」與「激進革命」兩條道路的選擇)，而且很代表了一批人的觀點，並非僅僅王先生 個人與我個人之間的分歧，因此尚值認真對待，庶幾可通過反覆辯論而達成某種共 識，以避免未來新悲劇的上演，因而不揣冒昧，撰此文以就教於王老先生。 預測的科學性和選擇的主觀性 我深知，預測中國的未來是件冒大風險的事。幾年前我就曾半開玩笑地說過，中 國社會發展的唯一規律，就是「沒有規律」四個字。因此，我不敢斷言自己的預測 會多麼準確，我只能說，第一，為了給未來的行動提供大方向的指導，無論預測多 麼困難，這個預測還是非做不可。外國學者盡可以為了避免因預測失敗丟面子而不 去作預測，我們中國人卻不行，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情感和利益與中國緊密關聯。第 二，我的預測，是出於某種「責任倫理」，即，出於民族責任感，出於「無論如何 也要設法避免最壞的局面出現」，那樣一種極為沉重的心情，向世人敲響一記警鐘 。第三，我不是在作那種置身事外、隔山觀虎鬥式的純客觀考察，而是在作一種既 提出自己的強烈主張、又據此行動的預測，一種把我們自己的作為放進未來歷史變 革當中去的「反身性」的預測。就此而言，王若望先生說我的推測「摻雜著本人的 主觀成分」，那是一點也不錯，我明言自己提出的不僅僅是預測，而且是包含行動 主張和主觀選擇的「反身性」的預測。在這裡，我倒是恰恰認為王先生初級教科書 式的「科學性」標準用得不是地方——且不說王先生自己的論斷是否一點都不摻雜 他本人的主觀成分。我強烈地主張，在這樣一個中華民族生死攸關的大問題上，重 要的不僅僅是科學性(我當然要力求科學、「嚴密」)，而首先是負責任。我寧可提 出這樣的口號：第一是負責、第二是負責、第三還是負責。「科學性」(其實我並不 同意使用這個詞，因為它包含一個中國人很常見的誤解，即「科學的」就是「正確 的」。這裡姑妄用之)無疑非常重要，但是，科學有時會不夠用，比如說對中國的未 來作預測時。這是王先生自己也承認的。正是因為對自己的預測沒有十分把握，我 才反覆強調謹慎和負責。在我看來，對沒有把握的事情還要持一種信心十足的樂觀 立場，正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我之所以用「唯一出路」這樣的表達式，無非是 意在強調而已。感謝王先生指出這種表達方式的缺點，此後一律改成「最優選擇」 ——實際上，那篇蔣緯國先生提及的關於「唯一出路」的文章，本是發表於今年六 月四日《波士頓環球報》同一篇英文文章的中文稿，發表時標題早已改過了，給《 北京之春》的是老底稿，一時疏忽未及改正。 關於「左派持不同政見者」 反共是當今世界的一大時髦。但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我想談的是：反共有 各種不同的反法，而且不同的人也有很不相同的反共的動機。「動機」暫且不談， 因為一提它就會讓人動肝火，又最容易失之於主觀臆測。那麼就談反共的不同反法 。 共產黨制度生產出的各類持不同政見者當中，有一種叫作「左派持不同政見者」 。這一派人的共同點是：用共產黨的方法反共產黨。這一派又可分為幾個不同的亞 種，比如說，其中有的人認為，現行共產黨制度之所以不好，是因為沒有按照馬克 思的教導搞真正的社會主義，因為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搞的都不是真正的社會主 義。有的人則認為，列寧並沒錯，錯在斯大林，或毛澤東。例如前蘇聯著名的持不 同政見者麥德韋捷夫兄弟，就認為蘇聯的問題都出在沒有搞真正的列寧主義。還有 一個當下更流行的「左派持不同政見者」的亞種，他們自以為是認同西方主流文明 的，自以為是在用西方的民主、自由激烈地反共，而且，事實上在某些具體問題上 ，他們也確實很激進、很反共，在歷史上，他們也確曾對民主事業作出過某些貢獻 ，然而，由於從來沒有對馬、恩、列、斯、毛作過認真清理，他們的思想體系、理 論框架，尤其是思想方法，基本上仍然是共產黨那一套。事實上，他們當中的某些 人不僅僅是「黨文化」的嚴重帶菌者，而且是「黨文化」菌種有意無意的傳播者。 ——當然，所有大陸中國人不可避免地都是「黨文化」的帶菌者，差別只在於有多 有少罷了。 我不清楚王先生確切地屬於這些亞種當中的哪一種(很像是最後一種)，我只知道 他可以很恰當地歸入「左派持不同政見者」的範疇之中。這從他對西方當代學術思 想和論著(包括基本的政治學論著)極少涉獵，似可略窺一斑。 「黨文化」和「對著干」 共產黨文化最出色、最傳神的通俗闡釋者是毛澤東。他乾脆剝掉馬恩牌「黨文化 」精緻的學術外衣，改用平實易懂的痞子語言，把其中的精義赤裸裸地袒呈於眾。 比如，本來帶有精巧哲學包裝的原教旨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崇拜、革命萬能論，到了 毛的嘴裡就變得極其簡單明瞭：「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 的，我們都要擁護」。這句話在常識健全的正常人聽來像是瘋話，但在中國非理性 階級仇恨的沃土中，卻偏偏能長成一棵遮天蔽日的大樹。「文革」大瘋狂的基本邏 輯之一，就是這種共產黨、毛澤東的「對著干」的邏輯。在共產黨人眼中，世界只 有黑、白兩色(沒有灰色中間地帶)，倫理只存在善、惡兩極(不可能一人兼有善惡) ，人群只分敵、我兩類(誰不跟我走，誰就是我的敵人)。我們說，這是一個三歲兒 童眼中才有的世界，而共產黨則認為，這才是他們的「科學真理」所揭示的客觀真 實世界，而且是進入共產主義人間天堂之前唯一可能的世界。 真不幸，九十年代了，王先生已來到美國，卻還在重複這一類話。在王先生看來 ，既然犯下了「六·四」屠殺的彌天大罪，鄧小平就必定是句句話都錯——包括「 沒有穩定，一切事情都談不上」，包括王先生所謂的「十六字訣」(「四·五平反， 民心所向；六·四翻案，天下大亂」)。王先生似乎有必要指教我們：既然鄧那麼蠢 ，又幹了那麼多不可饒恕的大壞事，為什麼「覺悟」的、「成熟」的中國人民至今 仍在他的鐵腕下默默忍受呢？為什麼幾百萬人積極參與的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卻 在「六·四」以後的大清查當中，除屈指可數的幾個人之外，人人都千方百計地設 法證明自己什麼都沒做，而且當鄧發表南行講話之後，那麼多的人還把鄧捧為「偉 人」呢？王先生顯然從未留心過社會學裡的所謂「互動」，即各種社會力量、社會 因素(包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在王先生看來，中 國就是一個天使—人民對魔鬼—共產黨的兩極世界，簡單得很，清楚得很。現實世 界其實是這樣：鄧和共產黨並非魔鬼，有時他們做的事也還說得過去；人民群眾也 並非天使，有時他們做的事也會極其荒謬和殘忍——我不知道，「文革」中的，希 特勒時代的，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那些如癡如狂的人民群眾，到底是離天使更近 ，還是離魔鬼更近。王先生是文人，搞文藝的，如果不知道法蘭克福學派關於納粹 運動群眾心理的分析，至少應該聽說過榮格的「集體無意識」，或弗洛姆的「逃避 自由」吧！ 和共產黨蓄意歪曲的解說相反，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其實具有極為親近的血緣 關係——不僅僅在於兩者都是極權制度，都是對西方民主主流的反動，都是迫害少 數(差別只在於，前者是種族歧視，而後者是階級歧視)，都打社會主義旗號(「納粹 」就是「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字頭縮寫的譯音)，還在於兩者都極富效果地善於使 用蠱惑人心的宣傳手法，去煽動群眾性的非理性狂暴。希特勒和毛澤東，兩者都是 發動群眾，搞「群眾運動」、走「群眾路線」的高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其 力量的源泉，深植於群眾的需求及群眾的潛意識心理基礎之中，絕不是僅僅少數幾 個惡魔般的野心家、病態權欲狂「利用」或「欺騙」無辜群眾的問題(能被「利用」 、被「欺騙」，至少不能算是「成熟」、有「覺悟」！)。——來美國後，我吃驚地 發現，像這樣一些在西方學術界已成常識的東西，對於相當大一批大陸學者和留學 生來說，竟然聞所未聞，被視為奇談怪論！他們甚至不知道「看不見的手」。交換 學者和留學生尚且如此，王若望先生居然還能大吹一氣什麼「中國人的成熟」，虧 他想得出來。 在我看來，鄧強調穩定，這並沒有錯，他是錯在沒搞清求穩定的方法；鄧說「六 ·四翻案，天下大亂」也不全錯，他是錯在認為(或假裝認為)「六·四」鎮壓幹得 對，根本不存在翻案的問題。無疑，「六·四」翻案誰也擋不住，但之後又會怎麼 樣，是好還是壞，根本是件大可討論的事情。正義性，這並不是評判事物的唯一標 准，一件很正義的事情，後果滿可以很糟糕，此類事例不勝枚舉。而且，「六·四 」翻案的後果，本身就是「六·四」開槍這件事的深遠後果的一部分，我們之所以 過去、現在以至將來都不能贊同開槍，除去它的非正義性之外，正是因為它的一系 列深遠後果(包括翻案之後的)很可能會壞得超出我們的預料。須知世間的萬千事物 本來就不像王先生想當然的那樣簡單，一方面，「六·四」鎮壓太不正義，所以此 案不能不翻；但另一方面，翻案將激起一股強烈的、只求復仇不管其他的情感浪潮 ，大為惡化民主制度創建所依賴的溫和、寬容心態，所以我們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矛 盾的兩難抉擇之中——這很難理解嗎？它誠然是共產黨留下的諸多不良遺產之一， 應由他們負責，然而，並不是弄清了責任所在，難題本身就解決了；並不是只要「 看透了中共殘忍專制的本質」，建立民主制度的條件就都具備了。共產黨所能做到 的最大的壞事，就是在自我毀滅的同時，也毀壞掉中華民族未來的前途。這並非絕 無可能。沒有根據認為，中華民族注定了前景光明——至少是在未來的十年、二十 年之內。王先生看事情為什麼不能稍微深入細緻一點呢？ 「黨文化」和樂觀主義 共產黨的一大特徵，就是「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堅信共產主義的正義事業 必勝」，或者叫作「信心百倍」(李先念老先生在「大躍進」期間甚至有名言曰：「 世上沒有我們共產黨做不到的事情！」)。現在大家總算都看清了，這一切豪言壯語 ，只不過是毫無根據的狂妄罷了。這種從骨子裡的狂妄，是從祖師爺馬克思一路傳 下來的。馬克思宣稱，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地發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規律 」；還發現了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與這一必然規律的天衣無縫的吻合(如果說還有一 絲縫隙，即工人階級自己反倒不曾意識到這一吻合的話，由馬克思從外面「灌輸」 給工人階級也就彌合了這一微不足道的小小裂痕)；還發現了私有制是萬惡之源，只 要消滅了它人間天堂便可建成；還發現了不僅整個人類社會可以按照他的藍圖通盤 改建，被認為萬古不移的人性都可以按他開出的藥方重新塑造；……等等等等。— —馬克思只差沒有直截了當地宣稱他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本身。 世間一切惡德中，後果最壞的莫過於狂妄，而世間一切狂妄當中之最惡劣者，莫 過於上述馬克思式的「信心百倍」，即堅信不移自己掌握了「歷史必然規律」。要 想駁倒這種類型的狂妄，不是這篇小文能說得清楚的，有興趣者如果不耐煩讀悉尼 ·胡克，卡爾·波普爾等大師的精彩論著，不妨讀讀拙作「論歷史規律」、「再論 歷史規律」。在我看來，對社會發展作預測，並不需要依據這樣一種馬克思式的「 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否則這預測也未免太省事了)，只需要假定社會發展有一定 程度的連續性，而不是斷裂的、跳躍的、急拐的——如同革命那樣。革命之後會發 生什麼，除去說「多半會有一場大亂」之外，我提供不出更多的見解。我主張不到 萬不得已，不要搞革命(激進變革)，「乃知兵者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理 由也正在於，急劇變革的後果通常都難以預測，通常都很難符合(哪怕是大體上符合 )發動者的初衷。實際上，這裡涉及一個由來已久的大分歧——革命與改良何者為優 ，但此處不便詳加申論，我只想問王先生，既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並不壞——不 但不壞，甚至可以說相當好，又有什麼樣的充足理由非要用天翻地覆的急變去打斷 它呢？究竟有多少人會喜歡拿吉凶未卜的激進民主，來換取眼前到手的經濟發展呢 ？有人擺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態(毛澤東，「四人幫」，以及紅衛兵式的，「餓死事 小，不革命事大」的姿態)，指責這是奴才的怯懦、庸人的鼠目寸光，立論高則高矣 ，可惜全不可行，絲毫沒有可操作的政治價值——且不談這種主張暗含的殘忍性質 。固然，目前的經濟發展潛伏著很大的危機，最主要的，就是鄧過世之後能否保證 起碼的社會秩序和穩定，但是，我堅持認為，負責任的態度只能是盡最大努力設法 緩解這一危機，而不是持一種輕率的、盲目樂觀的不負責任態度，去把危機挑動到 非革命不可的極端程度。 麻省理工學院某教授羅倫茲，氣象學家，把他所研究的描述氣象變化的數學方程 作了極大簡化之後，發現即使對這樣一個經過極度簡化的系統，初始值的細微變化 ，也足以使氣象軌道全然改觀。這意味著作長期天氣預報的希望破滅。他以誇張的 口吻談起「蝴蝶效應」：南美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的一隻蝴蝶，偶然扇動幾下翅膀， 引起的微弱氣流對地球大氣的影響可能與時俱增而不是減弱，以至兩周後在美國德 克薩斯州引起一場龍捲風。據我看，比起氣象變化來，社會變化的複雜程度未必稍 差，所以，讓我相信「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真比讓我相信駱駝穿過針眼還難。 至少，馬克思及其門徒無法解釋，既然「必然規律」已經保證了前景鐵定光明，還 用你老人家去流血奮鬥幹什麼？瘋了不成？王若望先生的大文中引述了那麼多馬克 思牌號的「歷史必然規律」，卻似乎並不知道這種信念早已淪為有識之士的笑柄了 ，這真可怕。僅憑滿腔熱血、善良願望(我相信這些王先生都不缺少)，民主並不能 保證「必定實現」——如王先生信心百倍地斷言的那樣，說什麼「這是一條公認的 歷史法則」。用「民主必定實現」去替換「共產主義必定實現」，這仍然是黨文化 ，而不是現代科學思維。 「黨文化」和民粹主義 儘管有來自馬克思、列寧的淵源，毛澤東卻實實在在有一大貢獻，就是大大地發 展了民粹主義——所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群眾路線」。當馬克思斷言 「歷史是奴隸們創造的」，斷言無產階級是所謂「歷史必然規律」的天然載體，斷 言「階級鬥爭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時，就已經陷入了民粹主義的泥坑；到了毛澤 東，公然揭出反智主義的大旗，斷言「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知識分子其 實是最無知識的」，就乾脆只能稱之為「瘋魔」了。 馬克思主義「奴隸創造歷史」的神話，所依據的僅僅是一種粗鄙的價值獨斷：物 質生產是一切人間好事的來源，其餘皆不足道。這是從餓漢的肚皮裡生出的一種主 觀感受——我承認，那確是一種很令人同情的強烈感受，只不過，它與事實及科學 關係都不大。事實上，翻遍古今中外的歷史，若說那裡面哪一頁單純是奴隸們創造 的，實在夠勉強——除非你給「創造」下一個很獨特的定義，比如說，創造等於破 壞，創造等於反抗之類。群眾崇拜、群眾萬能，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等等，統統是共 記神話；說工人階級是優秀階級，與說任何另一個階級是優秀階級一樣，不過是蠱 惑人心的煽動家居心叵測的虛構，以及自戀症患者的一句自吹自擂的輕狂廢話罷了 ——比這更壞，那是在為階級歧視、階級迫害大開方便之門。同樣，用「群眾」或 「民眾」替換「工人階級」，大吹什麼民眾的「覺悟」、「成熟」，除了黨文化的 習染之外，我只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幼稚、淺薄、人云亦云和十足的媚俗，看不到 半點真知灼見，和不畏流俗、堅持真理的勇氣在裡面。米蘭·昆德拉引出的一大話 題「媚俗」，其主要形態之一，就是所謂「政治媚俗」——追反共時髦，高喊民主 自由口號(僅僅是口號而已，並不包含可操作的內容)，自己舒舒服服坐在看台上， 卻讓別人去流血犧牲，而且要不計代價(當然是別人的代價)。黑格爾說過數不清的 胡言亂語，但他有一句話卻是大體不錯——他說，有什麼樣的人民，就配有什麼樣 的政府。至於我，我可是拚命睜大了眼睛在找「民眾的覺悟」而得到的卻常常是困 惑。我得老老實實承認，就總體而言，我看不出中國的廣大民眾乃至中國的知識分 子，比中國的廣大共產黨員強到哪裡去——包括理應最懂西方民主的海外精英們在 內。我不相信，一個如王先生所描繪的那樣壞透了的政府，它的治下會是「成熟」 的(如王先生的溢美之言)、夠「覺悟」的民眾。依我看來，中共的主要問題，是某 些元老死命拒絕民主變革，否則，中共說不定早已變成了社會民主黨。我素來認為 ，必須把中共內部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分開，必須把一小撮中共頑固派和廣大的中共 黨員分開——哪怕僅僅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考慮，也應當這樣做。如果中共能夠及時 、主動地實行民主變革，那麼，共產黨就仍然有可能在歷史上留下一筆光輝的記錄 ，否則只有垮台，被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我厭惡共產黨，但是，那麼多的共 產黨員曾經滿懷理想主義、「拋頭顱灑熱血」、不顧一切地投身革命，如果共產黨 留下的歷史記錄只是一片漆黑，這對他們是多麼殘酷，想到此，我也不能不為他們 設想一條光明些的出路，例如，向社會民主黨轉變之路。 共產黨的「民主」概念，頗類似中國歷代專制帝王那一套「陽儒陰法」的統治術 ——表面上，把「群眾」、「多數」捧上天，極盡惑眾、媚眾之能事，骨子裡，卻 是不折不扣的黨專政、領袖專政(恰合列寧對「資產階級專政」的描述：牧師的職能 ，加劊子手的職能)。他們唯獨不懂民主的實質，正在於它的形式：它是一套「多數 授權、分權制衡和保護少數」的規則、程序、制度，並不在於它的所謂「內容」即 誰統治誰(絕不是按照一種馬克思式的「顛倒過來」的省事辦法，把所謂「少數人統 治多數人」變成「多數人統治少數人」)。中國人深受共產黨偽民主表面解說的毒害 ，誤以為民主就是多數決定，就是事事遵照多數意志，就是一切人都來搞政治，因 此，民主化就是最大限度的群眾覺悟和群眾動員。其實，「主權在民」、「民眾意 志」、「多數決定」一類古典主義民主理論的解釋根本不得要領——首先，根本不 存在全民一致的所謂「民眾意志」，任何問題上都會有意見分歧；其次，在任何一 個稍大一點的人群之中，權力由人民直接行使都是技術上行不通的，只能實行代議 制；第三，「多數意志」、「多數決定」往往成為迫害少數的「多數暴政」，而且 ，大多數決策和施政都需要經驗和專業知識，為多數人所不及。因此，現實中可行 的、比較令人滿意的民主，說穿了，只能是許多因素的某種結合或均衡——服從民 意與專家治國的結合(通過「多數授權」，即遵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多數選民定期 地在相互競爭的候選人中自由選擇，將權力暫時委託給某些專家來行使，而一經授 權，除非按法定程序罷免，就必須服從被授權者的權威)，各種利益(包括多數人利 益與少數人利益)與意見之間的兼顧和均衡(絕不是僅考慮多數利益與意見，一定要 保護少數)，以及自由與權力、民主與權威、社會與政府、追求變革與維護傳統之間 的均衡——在美國民主中，這種均衡在意識形態上是靠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的張力 維持著，在體制結構上則是靠兩黨制來維持。民主，一定既是對政府專制的遏制， 也是對群眾專制即多數暴政(如「文革」中的「群眾專政」)的遏制：「在組織一個 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困難在於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後再使政府 管理自身」(詹姆斯·麥迪遜)；「民主不是建立權威的唯一辦法，在很多情形下， 對專業知識、資歷、閱歷和特殊才能的需求超越了民主作為權威唯一來源的要求… …一個任命教師需要徵得學生同意的大學，可能是一個比較民主的大學，但不可能 是一所比較好的大學。」「民主政治系統的有效運轉，通常需要某些個體和群體某 種程度上的冷漠與@27避」(亨廷頓)。這些專家們深謀遠慮的意見，對於我們那些深 受黨文化習染的可愛的激進民主派而言，大約都是聞所未聞。 有人說什麼「改革派也好，保守派也好，通通是一丘之貉」，聽上去滿過癮，可 惜，照此行動卻必敗無疑，「六·四」就是一個好例。八九民運的失敗，重要原因 之一，恰恰在於反對派和學生政治上的不成熟——包括政治策略上的無知和魯莽(不 會運用「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不懂「有理、有利 、有節」，「見好就收」……)，包括誤以為民主就是事事由多數決定，包括所謂「 勇氣就是水平」，包括所提出的政治要求缺乏推進制度轉軌的可操作性，……等等 。 一個在一黨專政的鐵腕下生活了四十多年，被黨文化徹底洗過腦的民族，從何「 成熟」起？一個民智未開、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難道不是需要通過一個相對長期 的、漸進有序的、一步一步的、最基本的民主實踐——比如說地方自治，比如說基 層選舉——才能逐漸成熟起來嗎？孫中山先生的「軍政、訓政、憲政」民主三階段 論，以及依照這個理論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台灣民主實踐的經驗，果真全無可資參照 的價值嗎？按常理，老年人應該言行更謹慎，思慮更周全，這本是老年人勝於青年 人的所在，孰料，王老先生偏偏比半大小子們還要來得更輕率魯莽，更衝動和愛走 極端！中國的事情真是全盤亂套。 有人說，「共產黨就是共產黨，本性不會改變」，我聽起來極耳熟，因為這話根 本是共產黨語言「反動派的本性不會改變，老虎的本性就是要吃人」的直接翻版— —「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你不打它就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動跑掉 」(毛澤東)。「本性不會改變」的邏輯結論是什麼呢？——當然只能是殺、關、管 ！所以，極端的、激進的主張，和革命的社會後果之一，通常免不了伴隨著殘酷的 政治迫害，而且多半打著最動人的旗號——消滅剝削，伸張正義，平等，解放，自 由，民主，等等。 王若望先生義正詞嚴地問道，「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九兩次民運中間只隔兩年，就 一浪高過一浪地連續發生了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它成為東歐共產黨體系迅速瓦解 的導因之一，怎麼能說中國人政治上不成熟呢？」——這其中的古怪邏輯實實在在 叫人啼笑皆非。如果，這世界上的所謂政治，所謂民主政治，所謂中國的民主政治 ，就僅僅是動員民眾，僅僅是「一浪高過一浪」地和共產黨對著干(不管是不是蠻幹 ，不管能不能成功，更不管代價有多大)；所謂「民眾的政治覺悟」，「中國人政治 上的成熟」，就是「指望共產黨政權垮台」，就是相信「共產黨垮台是求之不得的 大轉折，大好事」(所引都是王先生的高見！)——果真如此的話，老天爺，在中國 除了「成熟」、「覺悟」和一切美好善良光明幸福溫暖愜意的巧克力奶油蛋糕之外 ，我們就不會看到別的東西了！——不管怎樣吧，我實在是不明白，中國人的慘敗 ，導致了別國人的成功，這怎能證明「中國人政治上的成熟」呢？照一般邏輯，應 當是恰好相反才對呀！ 激進民主的廉價哲學 中國知識分子或許是世界上最善於走廉價路線的一個族群。中國知識分子從來不 屑於為達極致而走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的超越路線，只要夠用就行；從來 不屑於關心什麼神、靈魂、終極價值等等與俗世無關的玄事，所謂「不知生，焉知 死」；從來懶得建立一套嚴密的邏輯體系，去把每個問題窮根究底一番。就連中國 人的宗教——祖先崇拜，也是走了一條最廉價的路線：別的一概不需要，只要生個 兒子，子孫綿延不絕，人人皆可成神，皆可永享祭祀香火，多麼簡捷易行而且樂在 其中！「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蓋因無後便斷了廉價成神之路也。中國知識分子 欣然接受馬克思那套廉價哲學，一點都不奇怪，正是臭味相投。沒有李大釗、陳獨 秀等一班大教授的瘋狂鼓吹，哪個中國老百姓會知道世界上竟然還有一種叫作「馬 克思主義」的那一整套瘋話？馬克思主義最投合中國人脾味的，恐怕正是馬克思開 出的那張「馬兒既可以不吃草，又可以跑得好」——社會主義既可以沒有資本主義 的毛病，又可以盡有資本主義的好處(便宜怎麼都讓你佔完了？)——的江湖庸醫大 藥方。 其實，真實世界(無論過去、現在或極遙遠的未來)恰好不是這麼一幅美麗圖畫。 真實的世界是：世上沒有白吃的午餐，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每件好事一定同時伴隨 一件壞事，夢想不付代價一定付出最大代價——永世如此。人生在世，命裡注定了 要含辛茹苦，要經歷挫折磨難，要忍受生老病死諸般煩惱痛苦。人間根本無天堂可 言，凡是想在人間建天堂的，無一例外，建成的都是人間地獄。我們能做到的，至 多不過是代價盡可能地小、收益盡可能地大罷了；甚至，至多不過是「兩害取其輕 」罷了。其它如是，「民主」又怎能例外？——「如果沒有其他更壞的制度，民主 也許就是最壞的了」(邱吉爾)。激進民主派們實際上存有兩種看去有別、實則同樣 廉價的心理：一種是，只要共產黨垮台就好，代價再大也「承受得起」；另一種是 ，幻想共產黨垮台之後，馬上就會是民主政治的艷陽天。我何嘗不深心期盼這天大 的幸運快快降臨苦難深重的中華大地，然而，內心的良知又時時告誡我不要盲目樂 觀，不要自欺欺人。既然我們對自己的預測並沒有多大把握，則最好是把最壞的情 況估計得充分一點，餘地留大一點。而王先生卻一口咬定「不會大亂」，一口咬定 即使亂了，也「一定承受得起」，試問究竟是誰更「武斷」呢？何以見得急進民主 的代價中國人「一定承受得起」？怎會有那麼大的把握？你憑什麼？就憑那個虛無 縹緲的所謂「民眾覺悟」？怎知道急進民主的結果一定是民主而不會是暴民政治、 多數暴政，像「文革」那樣？天下大亂絕對沒有可能嗎？連百分之十、百分之五、 百分之一的可能都沒有？萬一亂了呢？誰能收拾局面？ 「漸進民主」與「新權威主義」的異同 有人把我所主張的「漸進民主」與「新權威主義」混為一談。這是誤解。簡單說 ，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主張立即開始民主實踐——儘管是有限的、局部的、低層 次的和殘缺不全的，但必須盡快開始，愈早愈好；後者則主張現在不能搞民主，必 須等到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條件成熟之後，才能開放民主實踐。前者認為必 須有一個逐漸發育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即與政權平行共存的 各類自願團體，包括市場經濟中的工商企業)對政權施加民主變革的壓力和影響，同 時讓社會各階層通過初步的民主操作(例如地方自治和基層選舉)學習民主的規範、 程序和制度，養成民主的習慣；而後者似乎假定一個具有較強現代化導向的政權(如 鄧集團)可以具備足夠的民主變革的內部動力及保障。前者預計，鄧目前這條權威主 義路線，鄧以後的中共政權走不通；後者的看法則相反。等等。 當然，兩者之間也有不少共通之處。例如，兩者都強調民主變革的長期性、艱巨 性和民主的階段論，因而主張漸進、有序的改良模式，反對激進革命即「垮台」模 式；兩者都認可經濟發展的優先價值以及社會秩序和政治穩定的重要性；兩者都認 識到在提防政權的專制暴力的同時，也要警惕無政府狀態下的群眾暴力；兩者都主 張民主化並不僅僅是參政的擴大(「民眾覺悟」或「發動群眾」)，還有制度創建、 權威維護、習慣養成、教育普及等更艱巨的方面；等等。 我特別強調，中共實行意識形態變革乃當務之急。——在最後這一點上，亨廷頓 所見有誤，緣於他把共產黨視為現代化領導集團；這從「意圖」上說固然言之有據 ，但在實際操作和制度層面上，共產黨毋寧說更類似一個中世紀的宗教組織，帶有 強烈的傳統色彩。其主要原因，乃由於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宗教性和傳統性，與現代 化格格不入。鄧的歷史悲劇或許正在於，他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維護統治秩 序的「禁忌系統」，所依賴的恰恰是傳統權威，恰恰不是什麼「新權威」！如果他 有能力及早實行意識形態的大幅度變革，建立起適應現代化要求的「新權威」，或 許「清污」、「反自由化」乃至「六·四」等悲劇都不至於發生，鄧本人歷史偉人 的地位亦將無可非議。東亞模式的道路中國之所以難以走通，原因也正在於，中共 的禁忌系統是一套「舊權威」，正好不是什麼「新權威」。如果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一，沒有發生蘇聯東歐的巨變；二，沒有發生「六·四」大流血：三，在鄧的鐵 腕控制下——所謂「新權威」主義的道路是有可能走通的。現在，情況已經大變， 即使中共實行意識形態變革(當然這是首先需要做的事情)，也仍然不足以重建鄧以 後中共政權的合法性，還需要實行有限度的、漸進有序的民主變革，才能彌合政權 與社會之間的巨大裂痕。 有必要說明一點：我認為沒有理由一般地反對宗教，相反，宗教可以具有難以替 代的積極功能；需要反對的，僅僅是「共產主義」這一類壞宗教，邪教。概而言之 ，共產主義是一種打著科學、民主、人道主義旗號的偽科學，反民主反人道主義的 壞宗教；是一種政教合一的壞宗教；是一種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壞宗教；是一種狂 妄無比、廉價樂觀主義的瀆神不敬的壞宗教(參看「為宗教一辯」，載《民主中國》 一九九三年五月號)。 民主的責任倫理及其他 對蘇聯東歐局勢該如何評價，那是個太複雜的問題，我研究不多，不敢妄斷，我 只能說，不管這局勢現在是好還是壞，也不管這局勢未來是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糟 ，至少，類似的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我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很可能將會比蘇聯人大 得不可比擬。理由，因篇幅所限(那不過是一篇講演稿而已)，我誠然無法論述充分 ，有待專文詳論，但王先生指我「所依據的材料不客觀，不周延」，「是沒有根據 的庸人自擾和危詞聳聽」，所據的理由似乎更貧弱，與王先生出手的帽子之大實不 相稱，我期待王先生能作稍稍充分一點的論證。此處則只想就王先生兩篇大文指出 幾點不妥之處。 第一，「蘇聯式的激進民主變革是不是引起了大亂？」——這與我的論題無關。 我反覆論說的僅僅是：由於兩國情況的巨大差別，同樣的激進變革，放在蘇聯不會 亂，放到中國則很可能不然。我以為，王先生在批判他人之前，似乎有必要更負責 任一點，最起碼先要把他人的論點搞清楚。 第二，王先生在引了我的「三段論法」(？)之後，斷言我「指望中共自我完善」 是「一廂情願的幻想」，緊接下來的一段，則又說他自己「只有寄希望於體制外的 改革派與體制內的改革派的聯手」——殊不知他這一「聯手」與我的「一廂情願」 有何差別？「體制內的改革派」莫非不在中共之內？王先生究竟想說些什麼？ 第三，王先生「斷言」，「只要當年屠城的領導班子還在執政的時候，不論老鄧 死了或是活著」，要實現我所主張的民主變革「半條都不可能」——這又與我的論 點無關，我並未限定我所主張的變革的時間，我只是說，這一變革愈早愈好，太遲 則不但無濟於事，反倒會加速中共的垮台，而這種「垮台」模式未見得美妙。最好 當然是由鄧本人來推動這一漸進變革——我對此不抱希望，但也不便「斷言」絕無 可能。說到底，我對我所主張的第四條路根本就沒有抱太大希望(我文中明言「可能 性很小」)，我只是說，我們應當盡全力去爭取，如果作這種努力的人足夠多，情況 就會有所不同，如是而已。我歷來的人生哲學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我只管照良 知的指引去做併力求成功，至於究竟是成是敗，有一半在老天爺把握之中，我哪裡 管得了那麼許多？至於其他中國人對我的主張有何惡評，則連老天爺都管不了，何 況我乎！ 第四，我的「社會和解」主張，白紙黑字，明言是以中共的漸進民主變革為前提 ，王先生卻硬說這是「無原則的和稀泥的和解」，豈非蠻不講理？ 第五，說我「羅列了中國不如前蘇聯的地方……。但遺漏了最重要的兩條」(「最 」重要？根據什麼？)，其中之一是「中國的農業改革保證了糧食副產品的供給」— —王先生忘記告訴我們，萬一天下大亂或中亂，這供給如何維持。我談的是對未來 的預測，沒有說過現在就不能維持。王先生為文未免稍嫌草率。 第六，我說代表一批人，如同我認為王先生的意見代表一批人一樣，陳述事實而 已，與什麼「靠人多勢眾」云云毫不相干，王先生未免多疑，且離題太遠。 第七，蘇聯東歐瓦解掉的不僅僅是「騎在人們頭上作惡多端的衙門」，還有別的 東西。他們那裡已經瓦解、正在瓦解和將要瓦解的東西比這多得多(其實，據俄國學 者對我講，反倒是這些「衙門」恰恰並未瓦解多少——與王先生的臆測正好相反)。 否則，西方七強緊急動員，提供多達四百三十億美元的巨量援助，豈非庸人自擾， 無事瞎忙！我很難相信，王先生的「信心百倍」，會比七國的大群智囊和官員的擔 憂、焦慮更有根據。 第八，說中國「漢人與藏、維等少數民族歷來相處和睦，並無矛盾」，所以中國 的民族紛爭有「得天獨厚」的免疫性，我認為幾近神話。在北大社會學研究所時， 因工作之便，我多少還跑過幾個少數民族地區，瞭解到的情況完全不同，不知王先 生以上信念從何而來？希望不僅僅是「想當然耳」！我的看法是，王先生所說的「 蘇聯有一百五十個民族，而中國只有五十多個，……」，等等，這點差別全然談不 到什麼「最重要」，相反，中共政權垮掉之日，很可能就是藏、維等少數民族以暴 力爭獨立之時。獨立固然不一定是壞事，壞的是暴力，以及獨立後的一堆棘手問題 ——首先是藏、維等區域內不同民族(包括移入的漢民)的利益如何得到平等保障， 不至發生南斯拉夫那樣的民族仇殺；其次是邊界糾紛、資財重新分配等等一系列頭 痛問題。例如，藏獨人士有時並不區分一般的「漢人」與所仇視的「紅漢人」；他 們所要求的邊界並不限於今天的西藏，還包括全部青海，和四川之一部；而他們也 確有他們的道理，只不過很可能漢人難以接受罷了。以我所看到的目前中國各族人 民的「覺悟」水準(不如說是「相互仇視的水準」更貼切)，我很難相信這一切都能 循「理性、寬容、非暴力」的方式妥善解決，相反，打得頭破血流的前景大概要更 現實得多。這一切自然首先是共產黨(尤其是在「文革」期間)造的孽，但這一切都 是千真萬確的事實，而不是我的特殊悲觀的神經系統的虛構。 第九，真正重要的，並不在於天下大亂的可能性是大還是小，最重要的是有沒有 一種對中華民族切身利益的深深關切，一種對億萬人民付出無數辛酸血淚之後才好 不容易積累起的那一點家當的異常珍惜，一種與民族命運血肉相連的責任感。正是 出於這種責任感，我認為，哪怕大亂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比如說，只有百分之十五 、百分之十，由於它的後果太可怕，代價太大，我們也必須盡全力防止。在我看來 ，「負責」和「謹慎」是同義詞。「凡堅信一種主義，甚至造成極大痛苦亦在所不 惜，我對這種主義也都懷疑」——伯特蘭·羅素。如上述，共產黨人是一種殘忍邪 教——共產主義，即主張以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殘忍手段，不計 代價地要在人間締造所謂「天堂」的一種基於仇恨的宗教——的信徒，王若望先生 自己或許並未想到，他這個資深共產黨員，今天雖然真誠改信了民主，但若是不對 自己「信」的方式作一個徹底的、甚至可能是痛苦的批判，他就有可能只不過是從 一種殘忍改宗為另一種殘忍而已！ 第十，王先生說：「如果出現非理性的無序狀態即社會秩序的瓦解，那也不是民 運的過錯，而是老鄧的三不主義和江李體制對民主深閉固拒逼上梁山的結果，所以 從長遠的利益著眼，只要能完成大變革的歷史使命，不論是社會震盪或是局部地區 的大亂也好，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預知的代價也還是值得的。」 ——這裡有好幾處我無法同意。 將來「社會秩序瓦解」會是誰的錯，並不那麼肯定。如果中共拒絕任何漸進民主 變革，把人民逼上梁山，那當然完全是中共的錯；如果中共接受了上述變革，而激 進民主派依然堅持打倒共產黨，從而導致天下大亂，那就錯在激進民主派。而且， 不管是誰的過錯，這件事與「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之間都沒有邏輯關聯——即 便天下大亂百分之百都是共產黨的過錯，也推不出「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王 先生諄諄教誨「要靠邏輯的力量」，可是真遺憾，我們屢屢看到的卻是王先生邏輯 的無力。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王先生的最後一句話，那是一句極不負責任的、很可怕的話 (更可怕的是，他竟然在多種場合反覆宣揚這種殘忍的主張！)。「不能預知的代價 」，在王先生已經肯定「社會秩序瓦解」可能性的前提下，可以解釋為「極其巨大 」或「無論多大」的代價。如果王先生確是主張：無論付出多大代價，搞垮共產黨 都是值得的，那麼，我除了說「王先生是瘋了」之外，再沒有別的話！ 判斷一個人說話、行事是否會負責任，辦法之一是看看他的利益之所在。如果， 他說話、行事引出的壞結果全落在別人頭上，而他自己不但毫毛未損，還得到許多 利益(包括出名、包括贏得掌聲與喝彩，以及捐款)，那麼，我很難相信這個人會負 責任。例如，我們聽了急進派的一切豪言壯語之後，一定不能忘記問一聲：那時您 在哪裡？一定在中國嗎？一定和中國人民一起「承受」嗎？跑到美國來高喊「打倒 共產黨」之類的激進口號，天底下哪有比這更容易做、更廉價，既討好又不冒任何 風險的一本萬利的買賣？到美國來喊打倒共產黨，作為憤激之辭，很可理解，作為 嚴肅的政治主張，則不但滑稽，根本就是可恥——我不認為任何處在國外安全地位 上的人，有權利鼓動和號召國內的人們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去「打倒共產黨」！ 針對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及「民主精英」的形形色色，有位詩人朋友貝 嶺評論道(我想是引述米蘭·昆德拉)：這世界是由笑話構成的；我認為這未免太過 悲觀了，改成：這世界的一半是由笑話構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