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顧城之死所想到的」極為精彩 ·張隆溪· 胡平，你好！ 謝謝你寄來最近幾期《北京之春》。刊物辦得很有特色，而我最喜讀的是你的文 章。你評顧城那篇長文，我覺得寫得極為精彩。這文章雖然長，但讀起來覺得極能 啟發人，能吸引人，把問題看得很準，分析得很透闢，可以說體現了你文章的長處 ，而且體現得很充分。我一口氣把它讀完，覺得你的分析和你對各種問題的看法， 都是我完全贊同的，而你把這些看法淋漓盡致地寫出來，讀來隨處發人深省，極感 痛快。只有文章第二十五節講到第二種「安寧」的時侯，說「在經常感到萬念具滅 、了無生趣這層意義上，我們應當承認顧城的心大概的確常常是『安寧』的」(55頁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不妥。電話採訪時講的話是在發宣言，有強烈的算計的意識， 所以接下去一段你的分析說「安寧」必須預支，「不是真話」，也不是簡單的「謊 話」，才是準確地把握了所謂「安寧」的意義。第二種「安寧」是不存在的。 我很佩服你對生活與藝術之間關係，或者說詩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清楚的看法， 尤其欣賞你揭示顧城「刻意地要把自己的生活本身成為一種藝術」的困境和危險。 藝術之為藝術，正在於它不同於生活。我們要求於藝術的，不是生活，而是生活中 沒有的東西，所以藝術要有想像，要虛構，所以藝術可以為我們提供理想或起碼是 幻想。由列寧到毛澤東那套「文藝反映生活」的理論，不僅極其膚淺，而且無法真 正做到，因為它違反藝術的本性。於是「反映生活」只流為口號，實際上共產黨控 制下的文藝反映的是領導人的意志。我想，顧城是並不接受那套「反映論」的，但 是他對藝術與生活的關係確實沒有清醒的認識。英國作家王爾德的小說《道廉·格 雷的肖像》中有一段話說得極精闢，可以點醒那種想把生活本身變成藝術的藝術家 們。小說中說話機敏風趣的亨利勳爵說：「我所見過的本人極可愛的藝術家，都是 蹩腳的藝術家。好的藝術家只存在於他們所創造的作品之中，所以他們本人都令人 覺得索然無趣。一個大詩人，一個真正的大詩人，是一切人中最沒有詩意的。可是 劣等的詩人卻絕對令人傾倒。詩寫得越糟，他們自己越顯得別緻。僅僅是出版了一 部二流的十四行詩集，便足可以把一個人變得魅力無窮。他把自己寫不出來的詩都 變成生活。別人卻寫出自己不敢去實現的詩。」這句俏皮話當然很偏激，不能太當 真。而且我們不應該忘記王爾德本人就極為風趣，講究服飾，言談舉止都很引人注 目，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文壇，也曾是一時的風雲人物；後來他因為同性戀被人 告發而下獄，才一蹶不振，客死巴黎。不過亨利勳爵的話還是很對的，藝術在藝術 創作之中而不在藝術家本人的生活。要做一個藝術家或詩人，也許需要比一般人更 敏於觀察和感受，更深於思考，有更豐富的聯想，尤其有對藝術語言更準確的把握 。可是這些才能無論多麼獨特，也只是在程度上與一般人不同，而不足以使藝術家 或詩人成為好像在生理上就可以區別於一般人的特別的一類人。以為藝術家或詩人 是具有神秘美感的超人「天才」，只是浪漫主義的神話。人們敬佩藝術的天才，往 往是一種報償，是先欣賞了天才的藝術，才由此而欣賞創造這藝術的天才。不錯， 顧城幾乎完成了一個神話。使很多人注意到他，使你寫這樣長一篇文章談論他的， 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死。然而這是他的成功嗎？作為詩人，若干年後人們是該記 得他的詩更好呢？還是只記得他如何死的更好？ 關於他的死，你已經說得很全面，也很深透。顧城是有些成就的詩人，人們對詩 人往往可能有些格外寬容甚至偏愛，但是我想我們不應該忘記他自殺而且還先殺了 人。我對顧城夫婦並不瞭解，但一個人無論如何沒有權利毀滅另一個人的生命，這 是人之為人一條根本原則，就是「天才」也不能例外。顧城死後，各種中文的報刊 上有不少評論報導的文章，我只看過一兩篇，所以知道得很少，但不知有沒有人從 被殺的謝燁的角度來討論這件事情？ 你的文章給人許多啟發，不僅僅在於對顧城一個人的評論，而在於透過他而涉及 我們在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許多問題。荒島、自然和都市、文明，這類在討論社會 和文化問題中常常離不開的對立概念，被顧城以相當戲劇化的方式變成他日常生活 的現實，最終便不得不拿自己的生命來完成那戲劇發展的終局。對於顧城自己和他 的親友，這是一個慘劇。對於我們一般人，重要的是這慘劇可以使我們得出一些教 訓，可以幫助我們認清荒島和都市、自然和文明，或藝術和現實之間只是虛假的對 立。在藝術創作或在理論上把這種虛假的對立絕對化，產生出來的將是鬧劇式的、 缺少深度的創作或膚淺的、缺少說服力的理論。顧城是在日常生活中把這對立絕對 化，那就免不了陷入自相矛盾和痛苦，最後引向暴烈的死。我很同意你的分析，「 與其說是他虛假的追求毀壞了他那真誠的理想，不如說是那個虛妄的理想毀 壞了他真實的生命。」為什麼說是「虛妄的理想」？就因為所謂走向荒島和自然， 所謂超脫的「真人」，只是逃避文明、逃避生活本身的借口。在人類剛剛從蠻荒步 入文明的遠古時代，那在曠野中發出第一聲呼喊而獲得某種意義的人，既是語言的 發明者，也是第一位詩人。可是自那以後，有了文明，有了現代的文明後，那純粹 自然的呼喊已經不可能是詩。文明時代的詩人(這幾乎包括一切詩人，因為詩本身就 是文化語言高度發達的結果)，必須以全部或大部分的文明作為詩的基礎。席勒的著 名論文《論樸素和情趣的詩》，就把這道理講得很清楚。中國古代的詩人又何嘗不 明白這個道理？以禪喻詩的嚴滄浪雖然說「詩有別村，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 理也」但也立即接下去說，'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世界上有大成 就的詩人和藝術家，都不是僅僅靠一點機敏的感覺就可以創造出經典的作品，而是 要花大力氣，吸取豐富的知識，依憑豐富的經驗。不勞便無獲，這條簡單的政治經 濟學原理，也同樣適用於詩學。面對現代的文明，如何盡可能多地吸取，盡可能深 入地思考，作出各自的貢獻(不管是寫詩，是做學術研究，是從事社會和政治活動， 是作工或是務農，以及做任何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最終有益於中國，有益於世界 ，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和義務。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