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二) ·劉賓雁· 我們被關進牢籠，被推進陷阱，卻認為是自己不慎落進去的，其實沒有多久，毛 澤東就發表了他一九五七年二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 內部矛盾問題」。不過是幾個月以前，正是這十七名右派，受這個講話鼓舞，曾欣 喜若狂。現在，這個講話變成鉛字時，卻面目全非了。階級鬥爭不是基本上結束了 ，卻是越來越激烈了，塞進了區別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六條標準——顯然是 為了反右派鬥爭的需要——但是，縱使我們心中無不閃現過「上了他的當！」的念 頭，卻寧願拋開它。同世界上所有的罪人相反，我們寧願不替自己辯護，無言地走 上絞刑架。那個「聽從黨的處置」的意念是那樣強烈，我甚至很少去想一想，在這 種態度裡，對於「抗拒從嚴」的恐懼，亦即企圖使自己和妻子兒女在這場無法逃脫 的大難中少受一點痛苦的心理究竟佔了多大比重。 有人自殺，如當年中國最富天才的男演員石揮。另有一些人精神立即崩潰。但絕 大多數人卻選擇了平順的過渡——自願地從陽光燦爛的人生跨過鬼門關，步履勻稱 地走向地獄。 中國人的路是這樣狹窄 然而，說不定這才是最明智的抉擇呢。還要經過二十幾年，大約是八十年代初期 ，我才恍然省悟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道理：一九五七年被定為右派，乃是我的一 大幸運！ 不然，在我面前便有三種可能：一、我倖免於難，而且真正悔過自新，太太平平 地度過二十幾個年頭養尊處優的歲月，作一個御用文人。最終是一事無成。我也許 還會作為一個記者去採寫「大躍進」，或作為一個筆桿子參加反謬文章的撰寫。那 樣，我便將是製造中國人另一場大災難的幫兇，而我所寫的每一個字，都將無令人 再讀的價值。這並不是一種猜想，而是中國作家、記者中很多人的現實經歷。二、 我接受一點處分，然後收斂一時，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我必定會再一次、兩 次跳出來，被記錄在案，然後到文革一來，「新帳老帳一起算」，被活活整死。三 、在文革熱潮推動下，我會興高采烈地投入(那氣氛多像一九五七年！)，和張春橋 站到一起(我們有過一點交往)，十年後鋃鐺入獄。那時我將已五十一歲，而不比一 九五七年的三十二歲,尚有翻身的機會。 正是由於一九五七年後二十二年與社會、與官場的隔離，由於我已被剝奪了一切 因而對自己重獲特權地位不抱任何幻想，從而在同農民長期相處中增強了平民意識 ——正是被普遍認為大不幸的這兩點，使我在一九七九年以後做了一些有價值的事 。在黑龍江省和全國，比我更熟悉王守信那一類案件及其背景的作家和記者，當數 以千計，而他們的筆力也比我高強。為什麼偏偏是我去採寫了「人妖之間」呢？簡 單得很：中國官場的道德狀態，正是從一九五八——一九六零之後江河日下。倘繼 續生活其中，便會習以為常，甚至難免有所感染，並會覺得一切都十分自然，只能 如此，無法改變。只有一個在政治冰箱中度過那段歷史的人，才會感到驚愕和難以 容忍，才會有一種衝動。 而為了這一點，一個人竟必須付出生命中最珍貴的三分之一作為代價！但是若同 幾億農民相比，右派份子付出的代價也就算不得很大了。他們為了爭得擺脫一九五 八年後的半農奴命運和比較自由、自主地耕種一小塊田地，竟必須忍受長達二十年 半饑半飽(常常是動物性生存)的生活，付出三、四千萬條生命！ 中國人的道路就是這樣狹窄、艱難而沿途鋪滿白骨！而這，又並不是由於我們被 迫接受了一個異族的統治。這個政權當年是被作大救星請進堂來，焚香頂禮跪拜的 。這樣的歷史還沒有結束。現在許多中國人不是又把財神爺請進門來，正在以另一 種方式付出沉重的代價嗎？ 我怎麼會走上這條路 我在中共黨內斷斷續續生活過來這五十年中，只有到最後這十年，才對這個黨的 真實歷史略有瞭解。倘使在三十年代我對於黨內鬥爭的殘酷有所瞭解，我會不會另 作他圖呢？ 看來也未必。還在我十三歲時，那是抗日戰爭第二年，我就親耳聽到一些從山東 半島逃亡到哈爾濱的人——有一些顯然是從八路軍或游擊隊掉隊的戰士，提出過一 個問題：八路軍打了就跑，而日、偽軍隊一旦重新佔領某一個村莊，便以殘酷燒殺 來報復，這種作法對不對？我那顆幼稚的心，當時也確曾為之一動：這樣做，老百 姓的損失同戰鬥的意義相比，是不是太大了？…… 以這樣樸素的形式提出來的，其實是一個意義極為深刻的理論問題。從斯大林到 毛澤東，這種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歸根結蒂是由於爭取人的解放的目標，曾被企 圖以非人的手段去達成；手段於是便取消了目的。 但這個疑問在我的心中並未停留很久。冬季的哈爾濱，每天清晨都有若干馬車堆 滿前夜死於饑寒的人的白花花的赤裸屍體沿街駛過。乞丐，因貧困而淪為娼妓的幼 女，啼饑號寒的難民同那個城市的滿目繁華、燈紅酒綠形成強烈的對比，現在有人 把革命理想和任何烏托邦都看作少數激進份子心血來潮的任意幻想，哪裡會那樣簡 單！ 對於人間不平，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很有說服力的解釋，而蘇聯已成功地實現了消 滅階級的理想(有誰會知道那是付出了多大代價！)。那裡能夠做到的，中國共產黨 在中國便也可以做到。幾年以前，在三十年代初期，哈爾濱為中國貢獻了十幾名全 國聞名的作家——蕭軍、蕭紅、舒群、金人、羅烽、白朗、孔羅蓀……而他們無一 不是左傾的。國民黨在這裡也有地下抗日組織。我也依稀記得「九一八」事變時被 父親燒掉的那本「三民主義」的藍色封面。但最終把我吸引過去的還是中共的一個 外圍組織，讀書會。有意思的是俄國十九世紀貴族作家托爾斯泰、屠格涅夫等人作 品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也居然會把我和更年輕的一代中國人朝這個方向推動，而無論 三十年代的蘇聯或中共的整個歷史卻顯然是缺乏這種精神的。 黨內確有很多好人 組成中共的是幾種截然不同的人。不幸的是那些最壞的人不是已攀登到高位，就 是分散在農村，很難被城市裡的黨員和中國人看到。我仔細地回顧了幾十年來我曾 工作過的單位及其領導機關，經不起引誘而墮落的份子是並不罕見的，也有當年待 我優渥有加的領導人三十年後變成「左」派來整我的。但真正稱得上是野心家或毛 澤東所說的「不顧人民死活的死官僚」，卻未遇到一個。政治投機份子當然是有的 ，雖然為數不多。這同我一直在青年組織和文化部門工作不無關係。 一般而言，城市中的黨組織和幹部不能不多少接受城市文明的約束，只有到了文 革時期才肆無忌憚起來。一九四九年前後有大量城市青年知識分子湧入黨政和文化 機關。五十至七十年代初期，中共享有絕對威望，城市裡幾乎無人不要求入黨，有 人堅持申請一、二十年，這就使中國的優秀份子的大多數進入中共黨內，其中很多 人又或前或後進入領導層次。 不久前我給香港《開放》月刊寫的「我們心中的毛澤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 一文，提到焦裕祿。關於一九六四年出現的那篇影響極大的報告文學，我用了「感 人至深」四個字，卻被誤排為「感人不深」。幾乎沒有人讀了不流淚的。焦裕祿式 的人物究竟有多少，無法回答。但不同程度上具有獻身理想、忘我工作、為人正派 、體念民間疾苦甚至能夠或多或少抵制上級錯誤決策、維護群眾利益的人，確不在 少數。中共的組織機制天然地使正直而有獨立頭腦、正義感和才幹的人在逆向淘汰 中縱使不粉身碎骨，也很難上升。不過也有例外，胡耀邦、萬里這樣的人還能成為 中央一級領袖人物；紀登奎、呂玉蘭在並無很高資歷和派系背景的條件下，也能晉 升為中央或省委書記一級領導。(紀登奎由於文革中繼續任高級領導職務，往往被視 為「四人幫」的人，其實不然。)可以想見，在省、市以下，能僥倖自保、或遭到打 擊後又平了反的這一類人物必定更多。 到一九五七年為止，我相信中國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機關、學校和工廠裡，一個 歷史上沒有犯過「錯誤」(真有錯誤或並無其事但背上黑鍋)的人，未因這種問題或 「家庭出身」問題而背著包袱的人，會覺得自己和四周的同事乃至領導幹部是處在 一種比較平等和友善的關係之中，大家都在為著同一個目標工作，心情舒暢而不覺 威脅與壓迫。 但政治運動一來，氣氛就大異於常態。不過真正使一個單位內部關係緊張起來的 ，還是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把打擊的對象擴大到機關和學校 內部以後的事。即使如此，運動過後，真正被打擊的仍然是少數，而你會發現，真 正的打手也不過是黨員中的少數。那些被懷疑、審查甚至一度受到監禁的人，運動 一過又恢復原狀。甚至在文革那樣的暴風驟雨「橫掃」了很多並非「牛鬼蛇神」的 大瘋狂中，留下的怨恨也不是針對所有黨員的，而是那些為非作歹的政工幹部、軍 代表和對立面組織中的壞人。 罪惡被牢牢掩蓋 文革使六十年代前半期益趨緊張的黨群關係(在大專院校中對立更為明顯)反而松 弛下來。一是由於人們的怨恨得到了釋放，二是黨組織本身有五年時間處於癱瘓狀 態，幹部普遍被批判、靠邊站。後來伴隨黨的意識形態的破產，毛澤東迷信的崩潰 ，中共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已經分解。黨和非黨群眾之間的界限大大模糊起來。這就 使人們更清楚地看到多年來呼風喚雨、反覆無常、冷酷無情地擺佈中國命運的力量 ，並不是他們四周的那些黨員和幹部，而是高高在上的那個領導集團，而連那個領 導集團內部也已經分裂成敵對的兩派了。自從林彪事件以後，逐漸形成了一個黨和 非黨人員之間反對「四人幫」的統一戰線。而一九七五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實 行「整頓」期間，他和聚集在他周圍的人，便成為眾望所歸的力量。 到一九八零年為止，中國沒有蘇聯KGB那種特務機構，這個事實本身已表明中共在 中國人中間植根更深，依靠一般群眾便可實現對內、外敵我分子的監視和控制。公 安系統中少數有特定任務的職業情報人員，各單位內部自發的或負有使命的個別人 在一定時期對特定的人實行監視、告密的人也是有的。但是象前蘇聯那樣人們普遍 、經常覺得自己被監視、隨時可能被陷害、被逮捕那種陰森恐怖的氣氛，在中國卻 並不存在。只有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一些大專院校中的情況，比較接近上述狀 態。同時，無論城鄉，中國人對於兩種重要情況長期(甚至直到今日)處於無知狀態 ，一是中共歷年來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害的真實規模，一是六十年代以來此起彼伏 的少量先知先覺的仁人志士(大都是青年)因政治上懷疑或反對中共路線，企圖為中 國尋找另一條道路，而英勇鬥爭和遭殘酷鎮壓的史實。 我是直到一九八四年方從《人民日報》一位老記者那裡聽到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一 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死人最多的四個省份的領導幹部私下湊出的一個數字：因毛澤 東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而造成的大饑荒中，共有約二千四百萬人死於非 命。後來又聽說是三千餘萬人。中年以上的中國人當年大都風聞餓死人的事，但直 到三十餘年後的今天，知道真實數字及其原因的人又有多少呢？我想不會超出幾百 人。 大約是一九七八年，我從《人民日報》上第一次獲知文革期間西北某省一批青年 人只因自發地組織馬列主義研究小組而被捕，很多人慘遭槍決。一九八二年後，又 通過一位倖存者獲知四川省萬縣有一個類似的青年人的組織遭到破壞，絕大部分人 被定為現行反革命份子，有的死於獄中，而家人至今被當作反革命家屬看待。一九 七七年五月，(即「萬惡的四人幫」已被逮捕的半年多後)，在華國鋒和汪東興命令 下，全國有五十餘名文革期間被逮捕的「現行反革命份子」被槍決，他們遍佈吉林 、山東、上海、江西等很多省份，可見文革期間反抗運動至少在地域上是相當廣泛 的。中共只准其中一案即吉林省長春市的工人史雲峰被處決的事件見諸報導，那還 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清理以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為首的「四人幫」殘餘勢力。 也是出於政治需要，上海新上任的市委書記陳國棟為反對前任書記蘇振華、彭沖、 倪志福等人(那死刑判決是要經過他們一一簽字的)，準備公佈前華東師範大學教學 系畢業生王申酉的一起冤案。一九八零年夏，《人民日報》記者王金鳳，《光明日 報》記者理由等人已去上海做了詳細調查，忽接中央命令：不准報道！王申酉烈士 的事跡未能公開，特別可惜，因為他是我們迄今所知殉難者中思想、理論水平最高 、對於毛澤東的錯誤進行了系統批判的第一人。 這樣一來，就造成這樣一種局面：有兩個中國共產黨和兩個中國，分別存在於現 實和中國人心中。前一個中國，是傷痕纍纍，仍在流血，慘不忍睹，直到八十年代 中期仍是遍野哀鴻。中共中央決定平反冤假錯案是在一九七八年年底，而兩年以後 中共河北省委大院裡還有數以百計的受害者及其家屬跪倒在塵埃，鳴冤叫屈，只因 害人者的後台、省委書記劉子厚依仗他在北京的後台頂住不辦。同時，新的冤假錯 案又在繼續製造出來——鄧小平對西單民主牆運動的鎮壓等等。然而許多中國人心 中的中國，則似乎一切黑暗與痛苦都已成過去，現在只須「向前看」，「從我做起 」，或「把經濟搞上去」便可以了。魏京生坐大牢已然十年，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 袖還不知他是何許人！ 至於客觀上存在的那個中國共產黨和我們心中的那一個，二者之間的差距絕不更 小。 中國人怎麼會選擇了鄧小平 正如國民黨對中國的二十二年統治為中國共產黨接管政權準備了十分良好的條件 一樣，毛澤東製造的貧困和災難也為鄧小平準備了條件——不僅使這一場改革成為 可能，而且使全國上下把希望和信心投到鄧小平頭上。 鄧小平的兩面性，在他開始改革的開初就暴露出來了。魏京生被捕、西單民主牆 運動被鎮壓，幾乎就發生在鄧小平糾正毛澤東的同一種錯誤的同時。 那時，距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不過兩個月。可以斷言，全國近百萬右派中期 望過徹底平反的人寥寥無幾。七十年代初期，曾一度風傳周恩來提出過一個方案， 恢復右派份子的級別、黨籍與工薪，叫做「三恢復」，但五七年定為右派的是非問 題則暫時掛在那裡。。據說還下達過一個文件，後來又收回了。這個消息曾流傳到 很多省份，使「右派」們歡欣不止，最後卻成了泡影。一九七八年年底，看到「五 十五號文件」的人，也不會相信會有後來那麼大規模的平反。我猜想農村中地主、 富農子弟對於地富要普遍「摘帽」一事也會是同樣的心情。還有對冤假錯案的平反 。對於從來不敢希望的事一旦成為現實，喜出望外是很自然的。這是涉及到數以千 萬計的賤民及其子女的命運的大事。尤其是右派的「改正」(實即平反)，明明是違 背毛澤東一九六二年一個斬釘截鐵般明確指示的：「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 別平反問題。」 顯然，這已經超出了經濟改革範圍。包括關於不再搞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的許諾 在內，鄧小平無疑已開始了政治領域的非毛化，或政治改革。 一九七八年嚴冬，我常常騎上自行車到西單，擠進密密的人群，在寒風中佇立良 久，看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很興奮，很讚賞。幾個月後對那裡的一片蕭條也頗感惆 悵。認定魏京生、傅月華等都是受害者，深懷同情。然而站出來為他們大聲疾呼的 念頭卻沒有出現過。為什麼呢？現在回想，第一，那不會起任何作用。(縱使幾年以 後我在社會上已經有了一些影響時，也是一樣。)第二，我和很多很多中國人一樣， 對於鄧小平、胡耀邦這個領導集團還抱著很大希望。而當時我心裡很清楚，他們推 行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議是遭到官復原職的老幹部和「四人幫」殘餘勢力的強烈抵 抗的。在這種情況下，我應該站到鄧小平的對面去反對他嗎？ 就在魏京生被捕後不久，三月三十一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作了堅持「四項基 本原則」的講話。我能察覺得出，當時齊集在會場的很多人的反應是震驚而失望的 ，我幾乎能聽出幾千人的無聲的歎息。這是鄧小平向中國人頭上潑過來的第一盆冷 水。立見成效。一個多月後我在哈爾濱第一次見到青年劇作家李雲龍，他的第一句 話就是相當激動的質問：「這樣下去，我們的寫作還有什麼意義？」我卻並不那麼 激動。我猜想鄧小平不過是說說而已，不會認真實行。為了應付黨內高層左翼反對 派，他不能不作出這個姿態。這一年年底的四次文代會開得很好。一九八零年八月 鄧小平甚至還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問題，我都沒想到這件事會來得這樣早。 那時我正在瀋陽採訪。題目就是「四人幫」殘餘勢力。據當地「四人幫」首腦人 物供認，在毛澤東去世之前，他們已從組織上為江青的上台做了充分部署，徹底到 什麼程度呢？「一旦江青執掌中央，遼寧省縣委書記以上的幹部一個也不須更換了 。」在任仲夷主持下的省委，還是有幾位領導幹部對於清查「與四人幫有關的人和 事」非常認真。我在時，已經是在「查漏」，然而這個「漏」可真是不小。中共省 委組織部，各級黨委組織部、政府的人事局和公安局等要害部門，基本上都在「四 人幫」時得勢的人手裡。從公檢法到軍隊，對於宣傳由省委定為烈士的張志新的事 跡，牴觸很大，十分囂張。中共搞過這麼多運動，只有這一次清查「左」派的運動 如此寸步難行。連有血債的人都受到保護。而主持和參加運動的人不僅受到重重刁 難，甚至提級和長工資也被「免」了。 同一年，我在山東所作的調查，結果也是一樣，甚至更嚴重。在省委書記包庇下 ，臨沂市可以公然貼出反對鄧小平的大字報。一封攻擊我、同時辱罵鄧小平的信件 ，公安廳居然不去調查。 相當多的省份中，包產到戶的政策遭到明目張膽的反對。就我所知，至少在廣西 和黑龍江，省委領導頂著不辦，一直堅持到一九八三年，即長達四、五年之久。 中央也並不平靜。一九七九年年底，我到《人民日報》工作後遇到的第一件大事 ，便是《人民日報》按胡耀邦旨意開始的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討論，由於 觸犯了大慶經驗，在余秋裡反對下不得不嘎然中止。《人民日報》受到的類似干擾 ，就從未斷過。從陳雲、胡喬木直至一些省委，一個電話就能使編輯部的運轉停上 一停。 這個黨有點特別 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是：中共的統治之所以能綿綿不絕，無非是由於中國沒有另 一種政治力量取而代之罷了。人們別無選擇，如此而已。這是無可置疑的一個事實 ，然而它卻又似乎不能窮盡全部答案。 還需要到這個黨的內部去探尋一下這個現象的原因。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我 被開除出黨，一位海外的朋友寫過一篇文章，說中共的「氣數已盡」，我覺得說的 有理。然而後來又似乎還未「盡」。一九八九年它對人民開了槍，似乎再也不會有 什麼繼續統治的合法性了。誰能想到四年後它仍然健在，連反共調子唱得很高的人 也去了北京，為它輸血呢？ 同蘇共相比，中共沒有那麼多教條主義。不然它就不會在一九四九年成功。這個 黨的組織性、紀律性之強，似乎有過於蘇聯，派別的合法性從未被承認過。然而奇 怪的一點是黨內生活機制上又有較大的靈活性，或彈性。你常常會遇到不合章法的 事發生，並且被承認。最切近的例子就是一個什麼職位都沒有的鄧小平實際上是最 高領袖。私人關係可以凌駕於黨的組織關係之上，一個中顧委委員的權威可以超過 總書記和幾百萬黨員的意志——比如王震，既無武功，又無文化，但他一拍桌子， 胡耀邦就不得不退縮幾步。就憑他一個人的堅持，湖南那個被稱為「沒得用」的毛 致用書記就可以幾年不走、最後調離了，又必須給他安排一個江西省委的一把手。 反過來，在一定條件下，一個有膽有識之士也能在一定範圍內發揮較多的主動性， 為人民做些按常規本來是不可能做成的好事。 一九五六年，剛剛宣佈過三大「社會主義改造」已在中國勝利完成，毛澤東的「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還在全國銷售，浙江省永嘉縣年輕的縣委副書記李 雲河便上書省委，認為中國農業的出路在包產到戶。無獨有偶，廣西地區的一位縣 委書記王定也在相同的時間做了相同的事。更有趣的是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林乎加居 然讓《浙江日報》發表了李雲河的建議，並決定在溫州地區試點，一下子(溫州人在 後來的三十年 中還會再三顯示這種創造性)就鋪開了。可以預料，在一年後的反右 派運動中，李雲河和王定都逃不脫厄運，雙雙成為右派份子。然而重要的是他們畢 竟有那麼大膽量和創新精神提出了那樣的主張，而這又絕不是兩個孤立的個人的創 造，我相信他們周圍一定有一群幹部和他們站到一起，而這些人之所以會冒此風險 ，顯然是出於對中國人民命運和中國前途吉凶禍福的關懷。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胡績偉頂住強大壓力，把《人民日報》辦得有聲有色， 而同一時期的《四川日報》(還有不少其他省報)則死氣沉沉。二十餘年前，張黎群 主持下的《中國青年報》和當時的《工人日報》也形成同樣鮮明的對比。一九八三 年以後的新華社和以前的新華社相比，也有明顯的不同。都是在同一個中共中央管 轄之下，個人的機動性竟然能使這些人在革新立異上走得這樣遠。雖然胡績偉和張 黎群最終都不得不中斷他們的事業，但他們通過其報紙與個人言行造成的影響卻留 了下來。 當然，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是這種人在黨內通常是逆向淘汰的對象，不可能上升 到高位而又能持久的。胡耀邦是一個例外，但在他受到鄧小平重用之前也有三次幾 近被摧毀。十幾歲時被疑為「AB團」份子，險些被處決。六十年代主持陝西省委工 作，因制止四清運動中劉瀾濤(西北局第一書記，胡兼任第三書記)左傾路線對農村 基層幹部的殘害，幾乎被劉瀾濤整死。最後一次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共也變聰明了一點 然而正是文革，對於中共組織上的更新起到一種奇妙的作用。一些歷來很「左」 的高級領導幹部在目睹和親身體驗這場大災難的過程中，達到了大徹大悟，趙紫陽 、羅瑞卿、周揚、陸定一、任仲夷、胡績偉都屬於此列。中、下層幹部中，一定有 更多的幹部經歷了這種轉變。而且，這個過程並未停止在一九七六年。一九八七年 我被開除出黨後，結識了兩位朋友。一位長期備受信任、歷次運動中未受任何挫傷 ，現在卻找到我，決定寫兩本揭露毛澤東罪惡的書了。另一位更年輕，分手時告訴 我：「劉老師，你知道嗎？我直到一九八六年還是保守派呢。」 這種人在黨內的存在，對於阻止或減緩錯誤的決策及其後果，無疑是起了作用的 。當人民公社制度和文化大革命相結合，變本加勵的左傾路線把中國農民再一次逼 入絕境時，仍然有一些中共縣委書記和基層幹部陽奉陰違、想方設法地給農民以保 護，使他們能較好地生存下來。一九七九年我在黑龍江採訪時，一位長期從事農村 採訪的記者向我指出幾個縣份，大都在山區。他說，那裡的縣委書記最不歡迎記者 去採訪。他們過去能為農民辦點好事，就因為交通不便，省委很少有人來視察，從 而可以多少自行其是，不受干擾。萬一上了報紙，就會後患無窮了。貴州省遵義地 區是歷來「左」得出名的地方。然而那裡竟然會有一個鄉，黨支部書記幾十年來一 直陽奉陰違，頂住人民公社和文革期間的種種倒行逆施，維持合作社的生產關係不 變，保住了一塊和諧而富裕的「世外桃源」。最終還是由公安廳的一次治安情況調 查才發現的，因為那裡竟沒有任何刑事犯罪案件！ 不能小瞧中共對它各個時期的各種錯誤的平反。誠然，這種作法首先是有利於領 導集團的，並且事實上像一貫左傾這樣的，根本性錯誤至今也沒有糾正。但是或懸 崖勒馬、或亡羊補牢，對於保存黨內健康力量、鼓勵後來者鬥爭的勇氣，從而使黨 內少許的思想自由不至被斬盡殺絕，還是有積極意義的。只要同前蘇聯做一對比， 就能明白。斯大林在對內政策上從未糾正過任何錯誤，無疑是蘇聯農業一蹶不振和 黨內生機衰老以致戈爾巴喬夫回天無力的一個原因，而中國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 年允許在農村實行「三自一包」，則給一九七八年後農村的改革提供了方便。 中共不斷犯錯誤，卻也不時地、有限度地糾正某些錯誤。這對於緩解危機，不使 之走向爆炸，也起了作用。一九六零年在山東高唐，我記得最清楚。那是餓死人最 多的一年。忽然下達了農村政策十二條，糾正左傾錯誤，向農民「退賠」大躍進中 被侵佔的財物。得到的補償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影響卻很大。 人們重新看到了希望。 雖然黨內制度(即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從未有任何變動，但鄧小平時代黨內生 活機制在無形中有了一個變化。毛澤東根本不聽、晚年也聽不到不同的聲音，凡事 一經他拍板，便一竿子捅到底，沒有二話可說。七十年代末期起，中國政治生活機 制中的一個變化悄悄出現了：人民群眾的意願對於黨員、黨員的意見對於幹部和下 、中層幹部的意見對於中央，開始發生影響了。從此，下情可以多少上達，鄧小平 做事不能不左顧右盼了。例如一九八一年由批判白樺開始的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 無疾而終。那是鄧小平親自決定的，而鄧的政治性格的矛盾那時又一次顯露出來。 先是他不得不在軍方壓力下糾正胡耀邦一度作出的「冷一下」的決定，繼續批判「 苦戀」；後來卻又明令由《文藝報》寫一批判文章草草收兵，只准《人民日報》轉 載，其他報刊一律不發。這顯然是為了縮小那場批判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二年以 後的第二次反自由化運動(「清除精神污染」)只進行了二十八天便嘎然中止。甚至 規模最大、後果最壞的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也不過搞了四個多月，而黨的 十三大上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趙紫陽政治報告中為新聞自由打開一個不小的門縫 ，直至一九八八年工會制度的重大改革，都表明這個領導集團實際上接受了它剛剛 反對過的「自由化」的若干主張。一九八八年到一九八九年的新聞自由高峰，甚至 突破了一九七九年以來任何時期的水平。 倘若認為這是出於鄧小平的善心，那就錯了。 那些深居簡出中南海的人，也許比某些中國知識分子更能感知中國社會的動向。 當學者、小說家和教授們忙於寫書、講學和頻頻參加各種討論會(出席者往往都不出 那幾十人的圈子)而脫離了社會底層情況時，鄧那些人卻可以及時瞭解中國一個山村 中發生的諸如武裝抗糧抗稅，或城市中某一個哪怕是很小的地下組織的情況。 就在一九八七年初中共封閉了《深圳青年報》之後不出幾個月，北京的《中國青 年報》卻開始自由化了。沒有黨員骨幹起作用，那是不可能的；團中央若不默許， 也是不可能的。 一九八八年初，胡啟立還在說：「新聞是一定要改革的。但新聞制度不能改，新 聞觀念不能改。」那還有什麼改頭呢？一年半以後，經他說話(當然不是他個人能決 定的)，北京報紙邁出了一九四九年以來自由化最大的一步：中共的報紙可以客觀地 報道反對它的學生運動了。 那麼，一九八八年胡啟立說的可是他的真心話嗎？後半句是否是說給別人聽的呢 ？ 有些事只說不做，有些事只做不說。這是我國古老文明留下的一項重要政治技巧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不能不發生的事發生和發展，待時機成熟時再去正式承認 它，這又是另一種政治技巧。實用主義，不是鄧小平的個人財產；整個黨都有這麼 個傳統。 總之，不能把事情看死，不能把複雜的事情簡單化。中國和中共內部已經發生、 卻未公開化、立法化的多種變化，很值得我們去注視和研究。 一個明顯的變化是這個黨同一九四九年相比，已面目全非了。它不再是統一的， 也不再因有一個強大的意識形態和鐵一般的紀律而無比堅強了。 黨和非黨人士之間的界限正在消失，黨內不同派別之間的壁壘卻越來越堅硬了。 所有上述事實，對於中國人對這個黨的態度，自然會不能不發生重要的影響。(未 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