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世紀之交 ——個人經驗與思考的陳述(十二) ·胡 平· 110.從大饑荒到新的造神運動 大饑荒的歲月剛剛過去，一輪新的、更大規模的造神運動便蓬勃興起。 乍一看去，這簡直不可思議。過去，毛澤東地位的不斷升高，是憑著他的正確、 他的成功(當然，這裡的「正確」、「成功」都是按照共產黨的標準而言)；為什麼 在如今，在他一錯再錯、一敗再敗的情況下，其權威不但沒有衰減反倒更為加強了 呢？ 事實上，在三面紅旗遭到慘敗之後，毛澤東在黨內上層的地位已經嚴重削弱。在 六二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極其勉強地做了「自我批評」。他不得不讓出國家 主席的職務給劉少奇，自己退居二線。但是，毛澤東仍然保留了黨主席和軍委主席 這兩項最重要的權力；更具實質性意義的一點是，毛澤東依然被尊奉為中共的「教 皇」，我們知道，共產黨國家是憑借意識形態進行統治，誰在意識形態上佔據正統 地位，誰在實際上就享有最高的權力。自從中共七大黨章明文載入了「毛澤東思想 」後。毛澤東的教皇地位便已經確立。在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下，八大黨章刪除掉「 毛澤東思想」的詞句，但它並沒有否認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式的馬列主義，因此， 它也就沒有改變毛澤東作為中共教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也許，劉少奇一派人會認 為，既然他們已經掌握了處理實際工作的大權，既然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起碼是在 中共高層內部已經是心照不宣；那麼，他們便可望借助於他們在組織機關中的某種 實力，約束住毛澤東的任意妄為。畢竟，在通常情況下，最高統治者要想有效地貫 徹自己的意志，必須經過官僚機構即組織系統的主動合作。應該承認，在既定的政 治體制架構之內，在不廢黜毛澤東並且還維護毛澤東在普通民眾中的崇高威信的前 提之下而又對毛澤東本人實行某種約束，務實派領導人差不多已經盡其所能。 六四年十月一日，是中共建國十五週年大慶。《人民日報》並列刊出了毛、劉兩 主席的大幅照片。白天我們參加了人民南路廣場的集會遊行。晚上在校園又舉行了 盛大的歡慶活動。這一天給我留下了一個深刻而模糊的印象。本來，劉少奇在一般 民眾心目中的形象是很淡薄的。五十年代初期，「朱總司令」大名鼎鼎。當年的小 學課本中有一篇題為「朱德的扁擔」的課文，還有一篇朱德回憶母親的文章。周恩 來身兼總理與外交部長二職，一直是公眾熟悉的人物。至於劉少奇，大概除了那滿 頭白髮引人注意外，幾乎談不上有什麼別的印象。如今劉少奇地位的顯著上升，使 我隱隱地感到國家政治生活發生了某種變化。雖然我對於這種變化的 背景和意義仍 一無所知。 以後我還意識到，學校領導、黨員教師們在談到「劉主席」或「少奇同志」時， 都顯得相當尊敬和親切。不過依我之見，在這份尊敬和親切中，只在很小程度上— —如果有的話——是出於對劉少奇所代表的那種政治傾向的認同或好感，在更大程 度上無非是出於對權勢的習慣性尊崇而已。「文革」之前的中國人，除去極少數高 層人士外，儘管個個都自以為關於國家大事，實際上對那時的「國家大事」即中共 內部鬥爭都處於極其幼稚無知的狀態。心知肚明者自然是有的，但在「無產階級專 政」的強大壓力下，他們不得不保持沉默。 111.「歷史」替罪羊 到了一九六一年，毛澤東被迫放棄了有關「三面紅旗」的一系列政策，但是他依 然堅持保留了「三面紅旗」的口號。這後一點至關重要。從表面上看，毛澤東不過 是在悄悄地糾正錯誤的同時力圖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憑藉著這個似乎已被 抽空的「面子」，毛澤東就對外維護住了自己一貫正確的神話，並且也為日後的反 擊預留下了伏筆。 在上層黨內，毛澤東不得不極其勉強地做了一番檢討。他把自己的錯誤，一是推 給了歷史，二是推給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共產黨向來以天意的代言人與執行者自居 。它把自己的成功統統解釋為歷史規律的體現和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對於那些無可 掩飾的失敗，作為護身符的「歷史」又很方便地成了替罪羊：搞社會主義既然是前 無古人，歷史的前進照例不會筆直平坦；因此，黨的失誤其實就不是黨的責任而是 出於歷史的局限，領袖的過錯其實就不是領袖的缺陷而是人類認識的必然發展過程 。如果說黨和領袖也有犯錯誤的時侯，那決不意味著與此同時有別的人或別的黨更 高明或更正確。因此黨和領袖仍然是相對的最高明和最正確，這就保障了關於黨和 領袖絕對正確的神話，即使在犯下了無可掩飾的錯誤之後依然能繼續維持下去。「 文革」之後，共產黨被迫承認它以前犯了極左的錯誤。它再次搬出「歷史」為自己 辯解。它還強詞奪理地說，雖然黨犯了錯誤，但是黨自己糾正了自己的錯誤。言外 之意是，黨的領導依然不容懷疑、不容挑戰。可是問題在於，所謂黨自己糾正了自 己的錯誤，那並不是唯有黨自己才最早察覺到自己的錯誤，因此黨雖然有錯誤但仍 然比其它一切人都更正確；而是唯有黨自己才具有糾正自己錯誤的權力，黨嚴厲禁 止別人起來糾正自己的錯誤，所以，它無非是供認出廣大人民事實上處於毫無權利 和權力的任黨擺佈的可悲境地而已。 112.怪政府，還是怪人民 毛澤東把自己的過錯推給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這種最荒謬的推托竟然有著似乎最 堅強的證據。在那大瘋狂的年代，高高在上的毛澤東不過是提出了幾條含糊其詞、 內容幾近空洞的口號。例如位於「三面紅旗」之首的「總路線」——「鼓足幹勁， 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此話的前兩句，僅僅具有激起情感的某種 功用，實在不包含任何指導經濟建設的具體規定；「多快好省」四個字面面俱到， 因而等於是什麼都沒說。像這樣一種毫無信息量的「偉大空話」，被吹噓為指導經 濟發展的燈塔固然是不著邊際，但要指控為導致經濟崩潰的禍源，看上去也很牽強 。舉凡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各種荒誕行徑，大多數倒真是下面的幹部和群眾「自發」 搞起來的。就連人民公社這個怪物也確係河南徐水縣農民的「創舉」。在五九年， 毛澤東寫過一封黨內通信。他以保守的姿態批評了浮誇風。這就給人一種印象，似 乎是在當年那種全民性的狂熱中，毛澤東本人還算是有幾分清醒的。魯迅說，暴君 治下的臣民常常比暴君本人更暴虐。我們可以套用這個句式說，狂熱愚昧的獨裁者 統治下的臣民，往往比獨裁者本人更加狂熱愚昧。然而這種批評猶嫌膚淺。問題的 關鍵其實在於，那種高度一元化的極權制度本身扭曲了人性，它縱容了、鼓勵了人 的暴虐、愚昧與瘋狂，抑制了、摧殘了人的同情心、判斷力和理性精神。說「有什 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固然不假，但反過來說「有什麼樣的政府才有什麼 樣的人民」又何嘗不真？本世紀以來，德國人在民族性或國民素質上未必發生了什 麼重大變化，可是那裡卻分別經歷了法西斯、共產黨和民主制度等三種政權形式， 對此又當作何解釋呢？格言的警辟通常在於其深刻的片面。如果我們把它們當作現 成的公式以偏概全，我們就難免陷入片面而失去深刻了。 113.斯大林的幸運 大饑荒導致了數千萬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在犯下了如此滔天大罪之後，毛澤東 的權威居然還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究。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斯大林的故事。一九四一年夏天，希特勒對蘇聯不宣而戰。由 於斯大林事先毫無戒備，再加上此前的大清洗使蘇軍喪失了一大批優秀的指揮員。 德國軍隊勢如破竹，轉眼之間便兵臨城下。此時此刻，斯大林驚慌失措，蘇共上層 怨聲載道。照理說，斯大林的權威將從此一蹶不振。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完全相反， 國破家滅的危機喚起了蘇共上層的同舟共濟之感。蘇共領導人們意識到，除非他們 以一個堅強團結的整體出現，領導人民進行衛國戰爭；否則，不論是外部的敵人還 是內部的反對力量都足以把他們置於死地。長期以來對斯大林的神話宣傳，已經使 斯大林成為蘇聯共產黨的化身。在這種情況下要打倒斯大林決非易事，它很難不引 發全局性的震盪，其後果不堪設想。更何況此時的蘇共領導人，多多少少都參與過 斯大林的大清洗，不少人還是藉著大清洗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使得他們必須和斯 大林共度難關。於是，這夥人在對斯大林指責抱怨之餘，又不得不恭請斯大林出馬 ，組成了一個以斯大林為主席的國防委員會。恢復鎮定的斯大林做了兩件聰明事： 一是淡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宣傳，轉而大力倡導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二是調回了 一大批先前遭迫害的蘇軍指揮員，充實了蘇聯軍隊的實力。這就形成了所謂斯大林 領導蘇聯軍民抗擊法西斯侵略的局面。到最後，希特勒政權灰飛煙滅，衛國戰爭的 頭號功勞便落到了斯大林名下。眾所周知，英國首相張伯倫因為奉行綏靖政策，在 戰爭初期便被英國人民選下了台；然而，犯有同樣的、乃至更嚴重過錯的斯大林卻 在戰爭爆發且一敗塗地之際，反而被擁上了最高統帥的寶座，後來還贏得了民族英 雄、人類救星的桂冠。在這 一錯綜複雜、陰差陽錯的過程中，斯大林的政治權術固 然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卻是那個「蘇維埃制度」造就了這個荒謬的結 果。 114.關於「黨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 記得在《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一文中，針對赫魯曉夫的反 斯大林運動，中共提出了強烈的反駁。其中許多段落涉及到衛國戰爭。中共振振有 辭地反問：難道成功地領導蘇聯人民贏得衛國戰爭偉大勝利的最高統帥，竟然會是 縱容法西斯侵略的昏庸暴君嗎？當時我讀到這句話深為折服。這一來是因為以前對 斯大林的正面宣傳早已先入為主，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我們誰也沒看見過；二來 則是因為這句反問的邏輯力量看上去是如此的堅不可摧。我們可以把斯大林的這段 故事看作是共產黨自己糾正自己錯誤的一個典型事例。如果錯誤的政策引出了極為 嚴重的災難性惡果，統治者當然會設法自己糾正；然而問題在於，如果人們除了耐 心地等待統治者自己醒悟之外便別無其它任何手段可以迫使統治者糾正錯誤或者是 更換犯錯誤的統治者，那就意味著人民必須為統治者的錯誤付出過分沉重的代價。 民主制度的優越性之一就是它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糾錯機制。在傳統的專制社會 中，由於權力結構的相對脆弱，統治者的嚴重失誤很可能會招致比較迅速而直接的 報復：政變、兵變或民變。唯有在當代共產黨制度之下，才會出現所謂共產黨的錯 誤只有共產黨自己來糾正的惡劣局面。僅僅是一場三面紅旗運動，便造成了數千萬 人民在和平時期的非正常死亡。這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是沒有先例的。不錯，在 一九四五年五月舉行的一次為慶祝戰爭勝利的晚會上，斯大林講過如下一段話。他 說：「……戰爭的教訓說明，蘇維埃制度是在戰時動員人民的全部力量抵抗敵人的 最好形式。」此話不是毫無道理。共產黨制度下權力的高度一元性，使得它在糾正 錯誤之時，能和它在犯錯誤時一樣具有驚人的效力。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國民經 濟的復甦速度，超出了許多人的預料。無怪乎當年很多人會滿足於錯誤的糾正而不 再去追究產生錯誤的根源了。在這一點上，三十年後的中國人又有了多少進步呢？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取得了急功近利的實效，不是就有許多人認為政治改革可以緩行 乃至於可以不行了嗎？ 115.毛澤東是怎樣走出低谷的 讓我們從斯大林回到毛澤東。 在很多方面，毛澤東反敗為勝的經歷都和當年斯大林的奇遇有些相似。廬山會議 之後，毛澤東繼續一意孤行，極左路線(姑且沿用這個名詞)變本加厲。此時的劉少 奇等務實派領導人，沒有象彭德懷那樣放言直諫。他們只是把一份又一份的災情報 告不動聲色地呈交到毛澤東的辦公桌前。毛澤東終於坐不住了。 他不得不考慮怎樣 改變政策。好在黨內早已沒有了公開的批評意見，「偉大領袖」又 可以擺出先知的 姿態，「領導」人民糾正前階段工作中的「偏差」了。河南有位縣委書記，還在公 社化運動的初期便受到毛澤東的寵信。他治下的那個縣，搞得最左，餓死人也最多 。劉少奇下令將其調離該縣，同時卻又給他在不相干處安排了一項更高的職務。這 種作法分明是為了制止毛澤東的錯誤而又保全毛澤東的威信。顯然，劉少奇不願意 重蹈彭德懷的覆轍。廬山會議業已表明，為了維護自己的絕對權力不受挑戰，毛澤 東不惜採用一切手段。這意味著任何人要和毛澤東正面對抗，如果不是被毛澤東迅 速打倒，便很有可能導致黨陷於公開分裂乃至於國家陷入全面內戰的危險局面。謊 言重複千遍就變成真理。同樣地，神話重複千遍就會變成現實。有關毛澤東一貫正 確、所向無敵的神話既然已經重複了不止一千遍，一旦和毛澤東爆發了公開的衝突 ，大多數人就有可能不假思索地便站在毛澤東一邊，從而使毛澤東真的所向無敵。 從一方面講，「三面紅旗」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內部，從黨員到群眾都牢騷滿腹 ，各地的所謂「反革命」活動層出不窮。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擊，蘇聯人無情嘲 笑，在台灣的蔣介石誓言「反攻大陸」，「解民倒懸」。——在六一年、六二年， 四川農民竟有過蔣介石的軍隊已經打進成都郊區的謠言。不僅僅是毛澤東的個人權 力，包括整個共產黨的權力，都處於危機之中。當然，由於中國社會的極度封閉， 沒有人能準確地估計出這種危機的嚴重程度。以我自己的情況為例。當時我自以為 是擁護共產黨、擁護毛主席的。可是我不能斷言的是，一旦密封的蓋子被一股強大 的力量衝開，一旦各種不同的觀點有機會充分交鋒，像我這樣的熱血少年究竟會站 在哪一邊。五十年代的青年學生，絕大多數也是自以為愛黨愛社會主義的「鳴放」 運動不過只搞了幾個月，而且「放」的程度還相當有限，不少人的觀念就發生了重 大變化。由此可見，我們沒有理由對自己當年的「忠誠」抱太多的信心。據說劉少 奇講過一句話：「要不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早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其實劉少 奇當然知道，與其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太好，不如說是中國的共產黨控制得太嚴。換 句話，在中共領導人那裡，如果不是對危機的實在嚴重程度，起碼是對危機的潛在 嚴重程度，懷有極深的戒懼。深刻的危機意識強化了中共上層的一體感。務實派領 導人發現，為了維護整個黨的威信，他們必須注意維護毛澤東的威信。不久，中共 中央「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新政策正式出台。實際上，那意味著「三面紅 旗」運動壽終正寢。可是，由於當年中共上層鬥爭的高度保密，一般民眾對於這場 隱蔽的衝突一概茫然不知。我們仍將「黨中央、毛主席」視為一個完全統一的整體 。高中第一年，政治報告和政治課教學的中心內容是形勢教育。我們被反覆教導說 ，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我們戰勝了三年特大自然災害。我們幾乎是不加懷疑地 接受了這套說詞。 116.不合於理卻合於情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一個領袖、一個政黨，在犯下了如此駭人聽聞的滔天 大禍之後依然屹立不倒，這件事本身就會使他們的威信獲得一種不合於理卻合於情 的增長。人們更加相信毛澤東戰無不勝——即便在他顯然錯誤的時侯依然戰無不勝 。權威是個怪東西。它可以通過行善而增長，也可以通過作惡而增長。前者使人心 悅誠服，後者使人深懷畏懼。在基本人權不受保護的地方，權威更多的是立足於人 們的恐懼而非人們的愛戴。但是，恐懼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它就必須要掩飾自己 。因此，深刻的恐懼常常是看不見的。於是，我們只能聽得見一片擁戴之聲。這種 擁戴之聲，不管起先含有多少虛假，它勢必會越演越真。我們完全可以大膽地推測 ，在那場分明是人為造成的大災難中，該有多少人對統治者滿懷仇恨。只是這種抗 議的聲音都被殘酷的壓制、被無情的遺忘。爾後，伴隨著經濟的好轉，苟且的滿足 日益發展，一種被巧妙導向的忠誠逐漸被推上了高峰。 117.學毛選之風 在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個人崇拜大幅降溫、毛澤東本人又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之 後，在中國，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反而急速上升。毛澤東充分利用了其身為教皇的 獨特地位，在意識形態領域頻頻出擊：發動中蘇論戰，重提階級鬥爭，倡導學雷鋒 運動，批判文藝毒草；以後又有學大寨大慶、學習解放軍的號召和城鄉四清運動， 如此等等。它們終於在廣大民眾、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樹立起毛澤東的無於 倫比的偉大形象。 且以學習毛澤東著作一事為例。直到六三年學雷鋒運動之前，學習毛澤東著作尚 不足以形成風氣。當時的新華書店雖然也把毛澤東的各種小冊子陳列於顯要的位置 ，但一向門庭冷落、乏人問津。然而到了六四年毛選第四卷出版時，書店門口卻出 現了購書者長長的隊伍。這種盛況在前三卷出版時都未曾有過的。在學校，不少同 學也在課餘自學毛澤東著作，有的還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學習小組。大家反覆閱讀的 無非是《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為人民服務》這幾篇。當時的學毛選活動，並 不鼓勵人們理論研究的興趣，只是一味地強調活學活用、改造思想，也就是要求人 們遵循那幾條簡單的訓令不斷地身體力行。 在索爾仁尼琴的傳記中寫道，學生時代的索爾仁尼琴一度對鑽研馬克思主義理論 、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懷有極大的興趣，回憶我們在「文革」前的學習活動，我 極少見到過類似的熱情。中共並不認真提倡人們閱讀馬列原著，辯證唯物主義和歷 史唯物主義雖然早就列入中學政治課教學內容，但其內容的呆板、文字的枯燥，均 不足以喚起我的興趣。報上展開的諸如「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一類哲學討 論，也同樣生澀得令人難以下嚥。毛澤東號召讓哲學走出哲學家的課堂，報刊上不 時會刊載一些所謂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的文章，這些文章就是和日後的「工農兵」 「評法反儒」的文章相比，都還要粗陋十分。簡言之，當時流行的此類讀物，包括 毛澤東的那幾篇著作，都由於缺少知識性的魅力而激不起我的熱情。 相比之下，我和我的一些同樣自命為關心天下大事的同學們，倒是對九評蘇共公 開信那組文章更有興味。每次電台廣播，我們都細心收聽，然後再找來報紙閱讀並 且互相討論。那時候，學校裡的政治學習、政治討論活動已經很頻繁。不過其內容 基本上是圍繞著自我思想改造的題目，遠不如我們私下的討論有趣。我開始感覺到 ，在我自己感興趣的政治與領導上要求我們關心的政治之間，似乎有著某種不一致 。我發現，班上有幾位被認為政治思想好的同學，居然連印度總理夏斯特裡和蘇聯 總理柯西金都分不清楚，而如我一類對天下大勢有一肚子知識的人反而不被重視， 這很讓人感到氣悶。 118.兩本書 談到閱讀政治書籍哲學書籍，有兩本書值得一提。 一本是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讀之下，竟有幾分感動。書中有關個 人修養的論述，明顯帶有傳統儒家思想的烙印，頗能引起我的共鳴。尤其是那一番 個人要經受得起委屈、要忍辱負重、與人為善的娓娓而談。當時的我，正因為遭受 家庭出身歧視而暗自抑鬱。讀到這些文字，使我很是感到一種慰藉。我還把此書向 姐姐推薦。只是在深感慰藉之餘，有時我也會產生一種隱隱的不滿足，似乎那番動 人的教誨終究還少了點什麼。 另一本是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這本書是我逛新華書店時無 意發現的。我當即就站在書架前把它匆匆地從頭讀到尾。「原來還有這樣的馬克思 主義！」這和我以前讀過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書籍是如此的不同。單單那論述的主題 就足夠引人入勝，再加上文字的流暢瑰麗，其文風雄辯而不盛氣凌人。論證之嚴謹 ，顯然是我以前從未領略過的。它使人想起一位高明的劍手，為了讓對方輸得口服 心服，他把對方失手掉落的劍挑起來送還對方，然後再比試一輪。讀了這本書後， 再回過頭去看毛澤東的政論、看「九評」，頓形失色。在這本書的刺激下，我又買 來《共產黨宣言》。雖然觀感不如前者強烈，但發現還是要比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 書籍有意思得多。不過直到高中畢業，我閱讀此類書籍的興趣並沒有進一步發展。 畢竟，在當時，我從不曾料想到日後我會從事人文學科的研究。我那時的理想還是 要當科學家。(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