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後中國與大陸民運 (北京) 王 丹 鄧去世將帶來政治波瀾 八十九歲的鄧小平已經進入風燭殘年，他的生命之光已經開始搖曳不定，隨時可 能會倏然而滅，他的去世將給中國政治發展帶來重大的影響，這是因為： 第一、從歷史角度看，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人治國家，有著悠久的人治傳統，政 治強人在政治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已成為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遠的不說，在近一 個世紀中，滿清王朝的最後一個強人——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幾百年的封建江山開 始分崩離析，最終在革命的洪流中土崩瓦解；袁世凱之死，使在中國建立皇朝的夢 想化為烏有，一切有實力的復辟集團失去了旗幟，終於淪為一群政治鬧劇的製造者 ；蔣介石的去世，為台灣走向民主化道路創造了契機；而毛澤東之死，則是結束禍 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條件。可以說，每個政治強人的死都改變了一個 時代。在中國政治仍未走上現代化道路的今天，鄧小平這位最後一個政治強人的去 世，也必將激起波瀾。 第二，從現實角度看，鄧小平雖然身無一職，但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中國政治 發展中任何一件大事未經他點頭便無法成為現實，一旦他去世，就會出現巨大的權 力真空。有真空，就會有人去填補，而在鄧死之後，縱觀黨內，沒有任何一人有充 足的威望，資歷和能力獨領風騷，這就必然產生填充過程中的爭奪，這種爭奪本身 ，就為中國政治發展提供了一個重新抉擇的機會。 因此，無論作為中國未來發展的一種學理上的預測研究，還是作為民運力量自身 出於戰略考慮做出的一種判斷，我們都應該高度重視對鄧後中國的研究工作。我想 ，就民運自身來說，現在最重要的既不是重申我們的理想，為社會發展規劃一個燦 爛的宏圖，也不是切齒痛斥，揭露過去四十年的黑暗和不公，而是腳踏實地，認真 分析，列出鄧後中國的幾種可能態勢，然後分別作出對策性建議，或者做好心理上 的準備，即鄧後中國可能是不可測的，到那個時侯，我們應該以怎樣的原則把握自 己的行為。 中國肯定會亂 對鄧小平死後的中國，我有以下幾個基本判斷： 一、中國肯定會亂，大亂、小亂，還是中亂，現在還很難說，但亂是不可避免的 。這種亂，最可能出現在兩個層面上，第一就是中共上層。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統一的利益整體來說，已經不存在。現在的中共，已 經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各個利益集團之間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鄧小平在十四大 上苦心孤詣地安排了江澤民為首、喬石主持人大、李瑞環主持政協、朱熔基主持國 務院為輔的權力機構，以圖使各利益集團之間能形成一種相互制衡的格局；但是他 的這種安排產生的負作用恰恰足以抵消他的初衷，也就是說，這種安排必將使黨內 矛盾激化具備形式上的載體，也即「戰場」，現在可以看出，喬石、李瑞環都在加 緊凸顯人大政協的地位，而且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同盟；作為另一方的江澤民，盡 管身具國家主席，黨的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的所有大權，但他並無賴以行使這些 權力的條件，從中央到地方，他都缺乏足夠的權力基礎，不要說李鵬、朱熔基、喬 石、李瑞環等，就是強大一些的地方實力派，也不會買江澤民的帳。儘管如此，江 澤民畢竟具有領袖的「名分」和鄧小平的支持，因此一旦鄧去世，雙方必有一爭， 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一旦公開化，勢必影響各省及軍一級的地方政權，不論是順風 使舵，還是擁實力自重，各個地方諸侯也都會捲入政治角逐。 最可能會亂的第二個層面就是社會的下層民眾，尤其是工、農。社會不穩定的苗 頭，現在已經可以看得出來。一九九三年以來，各地的罷工、遊行、騷動事件層出 不窮，社會矛盾激化的速度有遞增趨向，這些趨向還未構成大規模動盪，主要還是 因為政局相對穩定，各級政府在自身不亂的前提下還有能力控制所轄範圍的事態發 展，一旦因為鄧的去世引發中共上層權力鬥爭，進而危及地方各級政權的穩定，社 會矛盾就會從權力控制的薄弱處噴發出來。另一方面，改革進行到今天，已經進入 到深層結構，它所要觸動的已不是表面上的制度，而是決定了制度的各種利益關係 。當前中國面臨著這樣一個局勢，各個社會集團之間在進行一種對抗。這個時侯， 正需要出現一種機制，能夠以程序化的手段在各個利益集團之間進行謀合和協調， 緩解利益衡突。這樣一種機制只能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上。 自由經濟的發展不能沒有民主政治「保駕護航」。要想避免大規模社會動盪，無 非兩條路，要麼實行專制的鐵腕統治，可是這就阻礙了自由經濟的發展；要麼在發 展自由經濟的同時進行民主政治的配套建設工作。現在中共權衡利弊，認定只有發 展自由經濟，使國家強大才有可能確保自己的利益存在，這本是明智的認識。但是 他們卻不肯繼續「明智」下去，他們既想確保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切割自己的權力 。他們不知道，要想原封不動地維持所有原來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讓出一 部分利益才能確保另一部分利益。 因此，中共領導下的改革到今天，陷入了一條腿走路的困境和危境。利益磨擦不 用民主政治機制去協調，勢必產生衝突和動盪，作為當局者的中共又拒不實行民主 政治。 因此，必然會出現亂的局勢，之所以現在還沒有大亂，一是因為製成大亂的因素 還沒有系統地積累到一定程度，二是因為鄧的權威暫時還可以起到協調各個利益集 團的作用。鄧死之後，局面將一發不可收拾，大中型國營企業十幾年礙於體制原因 沒有長進，在工人中造成的不滿，農民出於對比其它在改革中相對獲益更大的階層 而產生的失落感導致的不滿，日趨嚴重的腐敗和由此產生的社會不公在市民階層中 引發的不滿將凝合成動盪的最大誘因，這是中國不久就將面臨到的極為嚴峻的局面 。 「六四」肯定會平反 二、「六四」肯定會平反。現在，國內外不少朋友認為不必提「平反」這個詞。 他們認為，本來就無所謂「罪」，何來「平反」這一說？人民從來沒有認為八九民 運是什麼動亂、暴亂，也從來不認為八九民運的參加者是罪人、歹徒，用不著讓政 府平反。我們堅持必須從形式上為「六四」平反，這首先是一種客觀上會發生的事 ，因為在政治形勢發生微妙變化的關鍵時刻，有些重大的政治個案將以一個符號化 的形象出現，而失去本來的某些涵義。為「六四」平反，就將成為這種符號。平反 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表態，表明平反者的政治上的民主化取向和與萬夫所指的舊勢力 決裂的決心，這一點各個政治利益集團都看得很清楚。因此，不論哪個政治利益集 團，只要想掌握政權和鞏固政權，就必然會打「六四」這張牌，通過為「六四」平 反來爭取民意基礎。 「六四」的平反可能在鄧小平去世之後出現的動亂之前，也可能在動亂之中，但 不管何時平反，它都會帶來一系列效應。伴隨「六四」平反而來的，必將包括民主 程度的提高。人民對新聞自由、開放黨禁、政治表達機會的多元化等問題的要求就 會提上日程，而「六四」平反者無法不答應這些要求，否則就難以自圓其說。這必 將大大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另一方面，為「六四」平反將會喚發起民眾的政治參 與熱情。不可否認，近幾年大陸盛行政治上的冷漠，但這是高壓效應的結果，人民 在重新確立自己的利益時不可能不關心利益的政治保障問題，只不過不敢形諸於口 而已。高壓的閥門一打開，熱情的蒸氣就會噴湧而出。我在出獄後的近一年中，有 著深切體會。人民對「六四」仍是念念不忘，我本人的很多親身感受就可以作為證 明，此處就不必贅述了，我同意「不應該有『六四』情結」的說法，但不能不對周 勇軍等人所提的「淡忘『六四』」的說法表示遺憾。現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各個政 治家派別，各個利益集團，各種社會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為鄧後時代的到來做準備 。鄧小平在一環緊扣一環地為確保自己的主張成為長久國策做調整權力結構的工作 ，江澤民為了拉攏軍隊在不斷地封官許願，朱熔基借經濟出現問題之機從李鵬手上 奪走了金融大權，鄧力群等人在密謀復辟「正統社會主義」，喬石則不露聲色地加 強人大的職權，太子黨紛紛湧入金融、實業界以圖控制國民經濟命脈，中產階層的 「萌芽」則加快資金積累過程，而地方政府也處心積慮地擴充自己的實力。各種力 量都明白，在一個社會變動時期，充分的準備和充足的實力才是決定勝敗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大陸民運應該如何做呢？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以後，大陸民運陷入低潮，部分人被迫流亡海 外，部分人被捕下獄，部分留在國內牢外的人受到嚴密監控，體制內原來的民主派 悉數被排斥出現有政治體系，這一切都使大陸民主派的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但進入 一九九三年之後，情況開始有所改變，一方面，經過前幾年的沉寂中的思考與反省 ，大陸民運力量對自己的使命、責任、位置、價值取向、行動方式等等有了更為成 熟的認識，整體素質比八九年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大批入獄的民運人士陸續出 獄，為民運注入了活力。可以說，從一九九四年開始，大陸民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 民運要作思想、人才、經濟上的準備 我認為，大陸民運具備一個極好的參照系，那就是八九民運。現在我們做的一切 事，都應該在思考上樹立一個出發點，即吸取八九民運的經驗教訓。八九民運的教 訓概括起來，可用一句話表達：缺乏充分的準備，主客觀條件不成熟。有鑒與此， 我認為大陸民運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為了迎接後鄧時代的到來做長期細緻的準備工作 。現在在大陸，有些朋友存在急躁情緒，總是做一些振奮人心，鼓舞士氣的事，這 種熱情我極為讚賞和欽佩，但這種思路是我不能同意。我認為，中國走向民主化的 最大障礙並不是專制制度及其代表集團，而是缺乏強有力的民主基礎。也就是說， 缺乏民主制度賴以生長發展的土壤，沒有這些土壤，即使我們強行確定一種民主機 制，也會出現制度變形現象，甚至因拔苗助長而導致民主的死亡。而培植土壤是一 個長期細緻的工作，我們不能急功近利，把目光放在一時的勝利或短期的轟動效應 上，這才是為民族的長遠利益考慮的態度。所以我想更重要的還是踏踏實實地進行 一些準備工作，這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要在思想上取得共識。大陸民運要想發揮作用，自身就必須是一個協調的 整體，我們不強求統一，但必須講究協調，一個四分五裂的群體產生的只能是盲目 亂撞的行為，這就需要我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比如中國政治的基本走向，我們在 時代變遷中所處的地位，我們的行為規範及原則等等取得一個共識。八九民運的一 大教訓就是各派民主力量在投入之前未能取得共識，結果在運動中發生分歧，表現 在後來就是撤不撤出廣場的爭論。一旦出現類似情況，絕不能再把精力放到統一思 想上去，因為那種時侯是沒有時間讓我們做思想工作的。 第二，要有人才上的準備。八九民運時風起雲湧了不少積極份子，其中確有一些 被事實證明了的精英，但大部分卻缺乏基本的經驗、知識和能力。人才上的準備主 要是個人素質的提高。胡適說，過你要做有益社會的事，首先要求你自己是塊材料 。大陸民運力量並不缺少人，但缺少人才，這就需要我們不斷地培養自己的素質， 不斷地去發現新的人才。 第三，要具備經濟實力。現代社會的基礎是自由經濟，社會事務中的大部分行為 都已經貨幣化，經濟行為的模式和規範越來越多地引入到政治領域中，這就要求我 們瞭解和把握自由經濟的本質。從另一方面來看，沒有經濟實力就失去了活動的力 量，最起碼連把自己的口號推廣到人民中去都很難做到。現在的中國，絕大部分老 百姓的切身利益與經濟行為息息相關，如果在經濟上不具備影響，也很難找與民眾 利益吻合。 行為方式：思想啟蒙、為人民利益呼籲 大陸民運在作以上三種準備的同時，必須明確自己的行為方式。作為追求民主的 一場運動，我堅決維護介入運動的人有選擇自己的方式的權利，方式可以是多元化 的。但是就我個人來講，我反對在現階段的中國從事兩種民運，一是暴力行為，二 是地下組織活動。這一點大部分同仁是有共識的，我不想多說。我想我們主要應該 以兩種方式存在。 一是思想啟蒙。民主運動追根到底是一場啟蒙運動。八九民運作為一場民主運動 ，它的偉大意義就在於喚醒了人民對民主的嚮往意識，並促使人民認清了政治的本 質。只有從民運人士到一般民眾的民主意識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才可能出現民主 的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否則只會出現「舊瓶裝新酒」的現象。我們的啟蒙工作，既 是一個以各種方式向人民宣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平等、正義思想的過程， 也是一個在相互交流與探訪中提高自己的一個自我完善的過程。 二是為人民的利益呼籲。大陸民運要想有活力，必須把自身行為與人民利益結合 在一起，從政治上的壓制到經濟上的腐敗行為的剝削，人民的利益受到來自各方面 的侵犯，民運力量有責任為他們說話，並可以通過一些具體的行為表示我們捍衛人 民利益的決心。大陸民運不應持精英的態度，不應游離於民眾群體之外，期能以救 世主的心態指手劃腳，更不能停留在空洞的口號上。我們必須看清，離開人民的支 持，我們在中國沒有立足之地，因此我們沒有權利漠視人民的疾苦。 民運要注意和平、理性和內部協調 大陸民運經過了十幾年的風雨坎坷，今天面臨著新的機會，新的選擇；只有冷靜 地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才能更理智地決定今天的行為。我們既不能消沉，也不能 盲目樂觀，就此，應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民主運動不是造反，它是一個理性革命，我們應該堅持八九民運時提出的 「和平、理性」的原則，我們的矛頭所向是一切壓抑人的自由的制度和行為，而不 是某個政府、某個團體、某個人。一切想在一夜之間實現民主的想法都是應該予以 摒棄的不良傾向。我們必須認識到，民主的實現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我們應 該具備的是耐心和韌性。 第二，民主運動作為一個全民運動，一旦蓬勃發展起來，就會出現更為複雜的局 面，各種有志於推動中國民主的力量，應該把自己的集團利益放在整體利益之下。 只有精誠合作，相互協調，才能煥發出整體的力量。民主運動需要出現領袖人物， 但領袖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運動過程中自發而生的。 以理想和熱情推動民主、文明 我有一個明確的預感，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我們面臨的不久的將 來是一個多事之秋。生活在這個時代，我感到無尚光榮，因為我們終於有了這樣的 機會，可以把我們的理想和熱情通過我們的艱辛努力化為一種動力，推動我們這個 國家走向民主、文明。把個人的追求融入到整個社會的進步事業中去，是我的一貫 原則。如果此時我出國，可能會有更高的安全係數和更為舒適的生活，但同時也將 失去精神上的依托，這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接受的。方勵之老師曾對我說過一句對我 很有啟發的話：知識分子參與社會政治事務，既是他的權利，也是他的義務。是的 ，留在國內，盡我一己之力為中國社會進步做事，這是我不可推卸的義務。我已別 無選擇。我也希望與我有共同心願的朋友們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我相信，所有的 血和汗都不會白流。 一九九四年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