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三) ·劉賓雁· 看到希望 不求巨變 一九八七年夏天(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天安門廣場上發生了一起小小的事件。 深夜，一個在毛澤東紀念堂前的群塑腳下安放炸藥、企圖炸毀它的人，被當場捉住 了。捕捉他的，是一個年青的男人，那時正在同他的女友在附近談情說愛。這件事 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為這個「英勇擒拿現行反革命罪犯」的年青人，顯然是並 未被賦予什麼使命，並且當時是在離政治很遠的情境之中。這個人會是一個中共的 忠實追隨者嗎？除非他是那一代人中一個極少見的例外。 分析起來，當然不能排除一種可能：長期形成的階級鬥爭習慣心理，對於鬼影憧 憧地暗中活動的人會直感地產生一種反應：敵人在破壞！然而在撲上前去的那一煞 那中，也不能不需要一點勇氣。他必需有一點為這個行動付出相當犧牲的準備。這 時，距離以林彪垮台為開端的毛澤東意識形態的破產已十幾年了。 那個年青人可能有我們無法猜到的個人特殊動機。我們也許可以作出這樣的揣度 ：倘使當時有十個偶然在場的年青人，就不能排除其中會有兩個、三個或更多的人 本能地撲向那個破壞者。這是我現在的想法。七年前的當時，我卻有些吃驚：怎麼 還會有這種人呢？因為我為一種幻覺所支配，以為這個政權縱使尚未喪盡人心，也 該不遠了。我忽視了一點：一九七六年以後中共的威信和對社會的控制力雖然繼續 下降，但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改革和開放給中國人帶來的實惠和希望，無疑又使這個 黨增添了一些生機。 不能小瞧這個希望。 一九七八年起湧入北京、揮之不去的上訪大軍，中間有很多是十幾年、幾十年冤 案的受害者。先是受害、反抗、失敗，然後是年復一年的上訪，不是家破人亡，也 是傾家蕩產。這是中國人中最悲慘的一族。他們只能到各家信訪辦去乞求，而信訪 辦也仍然必須去請求原地黨政機關開恩，多少減緩一點上訪者的冤情。 「他們何不自行組織起來，去爭得自己的權利呢？」這個念頭立即被我拋開。已 經試過了。一九七九年初，傅月華不是率領他們在北京遊行過嗎？結果只能是傅月 華被送去「勞教」。 不論如何，總算是有了一個希望，可以上訪了。儘管十不過一，平反畢竟有了可 能。當然，這就要靠你的運氣，碰上接待者是有點惻隱之心的人；他還要有點好運 ，碰上那地方黨委裡有給面子的人…… 我本人也是如此。一九七九年一月，當我在我的右派「改正」文件上簽上自己姓 名時，心裡閃過一個念頭：這個黨已經變成這樣子了，回去還有什麼意思？我給自 己的回答是：可以從內部改造它。有了這個老黨員和十三級幹部的身份，工作起來 也方便多了。認為這個黨還可以改造(這也就意味著中國的現實也是可以改造的)， 這個希望便成了我以後生涯的一個起點。 從一九七九年五月我到黑龍江省開會和採訪(並不是作為《人民日報》記者，當時 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到一九八五年六月為止這六年中，我未見到 一個對於中國共產黨表示敵意到要推翻這個政權的人，儘管我的採訪對像和到我家 中來的應接不暇的客人，大部分是受過甚至繼續受到這個政權迫害的人。其中不少 人可稱為「苦大仇深」。他們對於現領導和現體制並不是完全滿意，但他們認為那 是可以改善的。對於現領導及其路線真正持敵對態度者，倒是對於一九七九年以前 那個時代持肯定態度的人，即保守派。 漸進是可能的 那也要鬥爭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之內，我看到同時存在的兩個世界。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哈爾 濱我遇到微笑和掌聲。《黑龍江日報》從副總編輯、部主任到記者、編輯，一九五 七年被打成右派的人都回到原先的崗位，興致勃勃地在從事他們被打斷了二十二年 的事業——擴大新聞自由，改造社會和共產黨。他們大部分是中共黨員。他們和同 他們一致的人在報社內占明顯的優勢。這個省的文學界和知識分子大抵也是這種狀 況。省委則把持在相反力量手中。第二年年初，在成都，我看到的就是另一種政治 景觀了。《四川日報》社居然沒有人敢和我說話；省文聯做了部署：絕不給劉賓雁 提供講壇！這和剛剛閉幕的第四次文代會上「右派翻天」引起的「左」派反攻的形 勢有一定關係，不過也不盡然。《四川日報》從它的紙張顏色(象久經日曬之後的那 種黃色)到內容、風格，同文革及文革前就始終沒有兩樣，而這又無非是李井泉勢力 和「山西幫」在四川龍盤虎踞幾十年的一種反映。在遼寧和四川，我又有一個小小 發現：被視作改革派大將的任仲夷和趙紫陽都不謀而合地只抓經濟改革，小心翼翼 地不去觸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問題。前者可立見成效，後一個卻會造成無窮的煩惱 ，甚至危及省委領導人在中央得到的票數。這也許未嘗不是一種政治智慧，然而卻 也暴露了中國的「改革派」的致命弱點。到一九八五年以後就見分曉了。 總之，那幾年我得到的感受是：一、儘管受到種種限制，我仍然能夠以我的作品 對社會發生一些作用，我的讀者之廣(階層之多，數字之大)又使我覺得這種工作還 是很有意義的；二、我接觸到的人相當廣泛，並無一人主張以推翻現政權或以其它 激烈手段與當局正面衝突的方式去改變現狀。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我那些年的政治心態。一九八五年，當我聽到《人民日報》裡 有一位編輯有意組織反對黨時，和同一年，當我在江西聽到一位年輕的記者向我流 露他對整個共產黨的仇視，意欲採取同樣的行動時，我心中著實是吃了一驚。 到一九八五年為止，我對於鄧、胡、趙這個領導集團及其推行的改革，是寄予希 望的。從《人妖之間》起，我所寫的報告文學和新聞報道，並不像許多人想的那樣 全是為人鳴冤或揭露腐敗。我揭露黑暗的目的也不全是為了幫助這個黨療治它自己 並依靠它去改造這個社會。正如我在沉默二十二年後所做的第一次公開演講的主題 一樣，我認為中國前三十年的災難，來源之一是中國人不認識自己的社會。我在作 品中有意傳遞的大量是這種信息——歷史和現狀的真相，問題及其根源。我寫了很 多人物，從一九八零年的《一個人和他的影子》、一九八三年的《關東奇人傳》到 一九八五年的《第二種忠誠》，我的側重點與其說是他們的苦難，還不如說是他們 的力量。目的在鼓勵人去戰鬥，而不僅僅是喚起讀者對受難者的同情。 我時常必須向人解釋，我從來不是一個勇敢的人，無論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 或一九七九年，我都未曾料到我的寫作會給我造成什麼傷害。待到我看到那些猙獰 的面目時，已經晚了。這是因為想當初我也未料到那作品會引起那麼大的反響，因 而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從後邊推著我向前走，欲罷不能了。他們也使我多少可以有恃 無恐。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我背後的人群雖然無權無勢，卻能使我對面那些黨政大 員對我的打擊不至於對我有所傷害。 迂迥而行 仍難免於難 你活著，是為了對於社會的進步發生一些作用。但為了發生作用，你又不能不限 制自己，同環境作某種妥協。即使如此，你行動或表達的權利也無時不受到威脅。 ——這就是八十年代有社會責任感的作者普遍面對的難局。 同郭羅基、王若水、阮銘、李洪林、蘇紹智、馬沛文等相比，我更幸運些，因為 我寫的是報告文學，不是理論文章。我早就對他們寄予深深的同情了，因為理論這 個東西就像板上釘釘一樣，很難打馬虎眼，一句話被對方抓住，你就跑不掉了。報 告文學呢，第一我寫的是事實(因而也有一點麻煩，對方老是說你「失實」，他也確 實很難從別處下手)，即使明顯地是在引伸、在把讀者引向一個使當權者感到疼痛的 結論，我也大抵都用事實說話。理論家就沒有這種方便了。近讀李洪林兄的自傳「 命運」，才得知他十幾年來寫了幾十萬字的文章，鄧力群們費盡心機竟然只能找到 一句話給他定罪(那句話是「不要一聽說有人懷疑社會主義，趕緊就去批判。因為單 是『懷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壞事。」)。最終也沒有定成。真佩服他「老謀深算」到 家了。據說也是叫中共培訓出來的：不斷挨整，就必須裝備上全身鐵甲。 據說一九八一年批判白樺，原計劃下一個便是我，連文章都寫好了。阮銘被開除 出黨之前，通知便發到各大報刊：今後此人作品一概不得發表。郭羅基被鄧小平指 令必須離開北京，不但不能發表文章，連講課的權利也剝奪了。王若水呢，則是時 陰時晴，有時似乎可以發點文章，過一陣子又不行了。詩人葉文福自從「將軍，你 不能那樣做」一詩發表後一直受到軍委總政文化部的追究。一九八一年終因他在北 師大的一次講演而遭到清算性打擊——不再能發表作品，還迫使他復員還鄉。這樣 一來，我就不能不面對一個問題：既要最大限度地運用不同的政治氣候下可以有的 不同程度的自由，又要時時提防過界。一旦失去發表文章的權利，我在中國還能起 什麼作用呢？ 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以後，趙紫陽在一九八七年以前，我是知道他們無意推行政 治改革的。但是還有胡耀邦，還有萬里，還有黨內中、下層的壓力，所以我不認為 這個領導集團不能從政治上把中國推向前進。我以為他們遲早要整黨，把腐敗分子 清除出去，使頑固勢力有所收斂。我並不把目光限於北京。從四川的宜賓，湖南的 慈溪，河南的伊川到黑龍江的大興安嶺，我都看到黨內健康力量在苦鬥。至於黨外 、社會的壓力更是不在話下。各地農民因受欺壓、投訴無門而訴諸暴力的事件，有 增無減。我獨居斗室，可以聽到全國許多地區、不同階層的聲音這個特殊條件，使 我在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已產生一種「險象環生，危機四伏」的感覺。我相信 鄧小平在左搖右擺之後，必定會整黨。因而儘管從一九八二年起我願意寫的文章已 無法見諸《人民日報》報端，我仍然企圖以借題發揮的方式通過寫美國來喚起讀者 思考中國的問題，期待政治氣溫的變化。然而一九八三年秋，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把 整黨放到一邊，卻大張旗鼓地搞起「清除精神污染」來，使我大失所望。一九八四 年的整黨在全國走了過場，一九八五年全國政治形勢大踏步倒退，連胡耀邦也出面 收回了我們幾年努力爭奪到的一點新聞自由，我就不能再對這個黨抱什麼期望了。 到一九八五年為止，儘管我得罪的那些省委和單位不停地向中央控告我，中共黑 龍江省委一九八二年還在《黑龍江日報》上發了一整版文章批判我，中共上層包括 軍委政工領導對我不滿者也大有人在，但中共中央機關卻並未對我採取什麼行動(雖 然我的材料一直在收集和積累著)。一九八五年夏，他們終於準備動手了，派了一個 調查組進駐《人民日報》徹底清查我的問題。這顯然是與《第二種忠誠》的發表分 不開的。 幾年以後一些身居美國的年青人還不能理解，說到了一九八五年了，劉賓雁居然 還在那裡提倡對共產黨忠誠！這個批評使我感到意外。我從三十餘年前在《中國青 年報》工作時就曾花時間到各地青年中尋找一種人物，企圖通過他們的事跡來提倡 一種敢於懷疑、敢於批評、反對錯誤的精神。我失敗了。這次失敗，和幾年以後毛 澤東對於稍有這種精神的人的總剿滅，越發證明了這種精神在中國之可貴。但是縱 使到了八十年代，無論王若水、李洪林或郭羅基，仍然不能用理論文章的形式論證 和提倡這種精神。只有小說家在這時的中國可以用他們的作品宣揚這種精神；不但 作品不愁出版，也不會受到什麼懲罰。然而不幸的是中國的許多小說家在一種外來 的時髦潮流的引導下，早已不屑於同中國的現實發生多少關係了。我多少做了一點 調查，一九八五年中國文學期刊上的主要作品，若不是現代主義的、令水平太低的 中國讀者摸不著頭腦的東西，也是雖然讀得懂，主題卻離中國人所關心的事情很遠 。報告文學寫這種題材，老實說，要比小說困難得多。假如象某些青年人要求的那 樣，我就只能去寫比陳世忠等更激烈的叛逆型人物，如王申酉、魏京生式人物了， 然而那又是根本別想發表的。於是我便寫了蹲過大牢、已經平反了的陳世忠和倪育 賢。我至今認為那是一九八五年的條件下在中國提倡異議精神的唯一可行的方式。 然而《開拓》創刊號卻仍然被查禁，並嚴令其它報刊不准轉載。——可惜已經晚了 ，一些報刊在《開拓》發行前就已轉載了。賈平凹主編的在西安出版的《散文報》 一下就銷掉五十萬份。 中共中央的嗅覺是靈敏的。也許它覺察到，正是這種並非公開提倡反叛的形式， 更有效地鼓勵了當時中國最能為社會和黨內接受的內心的、精神上的反叛，也是中 共最忌諱的獨立思考和敢於異議的精神。八零年代以來，中共中央為何那樣賣力地 要求人們「政治上和黨中央保持一致」呢？就是要使一切異議都像毛澤東時代一樣 繼續處於非法地位，並繼續愚弄黨員和群眾，使他們相信，持有不同政見便是不忠 ，便是背叛。我的那篇文章問世之後不久，「第二種忠誠」便成了流行的詞組，被 人們用來同「老黃牛」式的愚忠相對立，促進了政治異議的合法化。在中共黨內， 這是派別合法化的開始。 心安理得 不以為非 但是這種環境的特點(一方面，社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漸變，好像無須什麼人做出 自覺的努力，這個過程也不會停止；同時，共產黨的種種限制與威脅，又使人很難 有大的作為)，也使人容易產生一種無所作為而心安理得的心理。至於鄧小平的反覆 無常和幾次反自由化運動造成的心理挫傷，又使另一些人心灰意懶，看破紅塵，覺 得反正中國沒有希望了，一切都「去他媽的！」也是一種心安理得。悲觀絕望情緒 在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被迫休職後愈發蔓延開來。 中國人覺得自己對於這個國家過去和現在所發生的一切沒有責任，這種心理已蓋 有年矣。你想負點責任，也不被允許；一切都由共產黨管著。應該說也無可厚非吧 。但是如若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可以比平民百姓高一點，那麼這種狀況也就不能說是 正常的。 其實也並不是每做一點事都必然會冒什麼風險，而且可以做事的空間顯然在擴大 。但有的人非但自己不去運用已有的自由，還要鼓吹別人也去放棄那點自由，這就 過份了。最近，因歷年來政治投機和出賣別人(特別是在「六四」以後)而聲名狼籍 的小說家、中國作協書記鄧友梅又發表高論，說文學不必有「轟動效應」(即對社會 的震撼作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這個調子有點耳熟，好幾年前就有人提倡過。 社會責任感這個詞成為對人的嘲諷，已經有十來年歷史了。 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初訪美國，記得可能是在耶魯大學，講演之後聽眾中有人 提問：中國大陸到底有多少言論自由？我說，自由度常隨政治氣候的變化而時大時 小。但一個人在一個時候究竟享有多少自由，這話很難說。因為事情常因人而異； 有的人可以把三分自由用到五分，另一些人則在本來有五分自由時只肯去用三分。 說這話時，我顯然是認為自己已經做得到家了。十年以後回顧自己的八十年代， 才發覺並非如此。在寫文章和講話方面，我想一九八五年和一九八七年我的遭遇已 經證明我不能走得更遠了，除非決心不再在中國生活，或不願再起什麼作用了。但 除此以外呢？ 白樺挨批，葉文福挨整時，要我公開站出來發表聲明，不大現實，也沒有多少意 義。那無異於往槍口上撞，不計後果。但對於葉文福，我非但未給他任何形式上的 鼓勵和同情，私下還表示過他在北師大的講話過火(似乎是「咎由自取」)，聽到別 人對他的某些非議(有些還是官方透露出來的)，我也從沒說幾句公道話。在他從八 一年到八六年挨整期間，從未設法找他談談，聽到他處境很糟，也從未想過我能否 做些什麼去助一臂之力。在「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之後，他在一個人承受千斤壓 頂的壓迫與威脅之下，仍能有勇氣繼續寫出一系列同類的詩，那是中國文學界絕無 僅有的。 一九八七年聽到魏京生在獄中掉盡了牙齒，脫光了頭髮，我也曾唏噓良久。這時 ，我已無能為力了。 也算是報應吧，魏京生曾使中國作家八十年代連續兩次在巴黎出醜。第二次是一 九八八年夏天，我因遲到一天，僥倖未能在場。面對中國作家代表團，聽眾中一位 熱愛中國的婦女站起來提議為對已坐牢九年的魏京生表示敬意和同情，全場起立。 她是我的朋友，我知道她並無惡意，未料到這一句話竟會使中國作家們驚呆，狼狽 不堪。若不是女作家張辛欣起來勉強圓了個場，後果會更糟。 假如我也在場呢？不會兩樣。我還是要在第二年歸國的，怎麼交代？抓魏京生是 鄧老爺子決定的。八年後他還重申過：「魏京生，抓了就不能放！」意思自然是無 論抓對抓錯，都不能放。你這時若站立起來，那還得了！ 我不是想責怪誰。這種事在全世界面前使堂堂中國的一流作家幾年之內丟人現眼 兩次，對執政黨中共也有失體面。然而事後竟無人提起。中國作家也接受了這個現 實，默認了自己比二十世紀文明世界的作家低人一等，並無獨立人格！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