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要以報復和索賠為條件 ·馬悲鳴· 「聰明人、傻子和奴才」 這一段的小標題取自魯迅一篇雜文的題目。該文說一個奴才到處抱怨老爺對他的 苛待。他向一個聰明的過路人訴苦。聰明人送了他一擔子同情而去。他向一個過路 的傻子訴苦。傻子卻憤而抱不平，打上老爺的門來。奴才一看著慌，趕緊跑去報告 老爺，並率領家丁打跑了傻子。奴才因此立功，而受到老爺表揚，感到非常得意。 如今我們又看到了這場鬧劇的海外版。在這個鬧劇裡，扮演奴才的是所謂「廣場 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扮演傻子的是一生打抱不平的老共產黨員王若望。 周舵先生曾發表過一篇感人肺腑的大作《一個案例的分析》，講述其母親自殺的 經過，讀之催人淚下。古人云：「讀《出師表》不下淚者謂之不忠，讀《陳情表》 不下淚者謂之不孝。」如今我們可以說，「讀《一個案例的分析》不下淚者謂之不 孝。」周舵先生由於母親自殺而產生的哀怨之情，溢於言表。每一個天良尚未喪盡 的人讀罷都會感到，這個無比黑暗的共產黨社會有必要推翻，以阻斷周舵母親式的 悲劇繼續重演。 中國的聰明人是太多了，偏偏是老傻子王若望聲明不害怕共產黨黑社會的倒台。 那壁廂的共產黨老爺還沒發話呢，這壁廂哀哀怨怨的周舵倒先忍不住了。他寫了一 篇《評一種雄心萬丈的危險生涯》，傳檄聲討王若望。 我們說王若望是個老傻子，這有充分事實根據。王若望是抗戰時期的老共產黨員 。「解放」以後，他的階級利益和集團利益都在共產黨內。只要他閉住那張沒有把 門的嘴巴，不愁坐享榮華富貴。這樣他在「反右」時不但不會被打成右派，以其資 格論，不愁擔任他們單位反右領導小組負責人，公報私仇，把那些平常看著不順眼 的人拿去充填反右指標。右派改正以後，他也不愁坐享老幹部待遇，或者找他昔日 的老戰友，搞官倒發橫財。但王若望這個大傻子卻與自己的階級利益和集團利益背 道而馳，不但當了大右派，還在反自由化運動中被開除出黨，以至於流落海外，並 被拒絕入境還家。 王若望說周舵先生所代表的意見為「無原則的和稀泥」，這是情有可原的。王若 望被打成右派之際，為了公眾利益而和自己的既得利益「對著干」，沒有比這更仗 義的了。 四十年流不盡的冤案血 如果周舵先生預言的那種為推翻共產黨的統治而造成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結果 是真的話，那些和共產黨有著血海深仇的人會怎麼想呢？ 一個四口之家，地主父親被共產黨鎮壓，母親作為勝利果實被分配給貧農團團員 當老婆，拒不受辱而自殺，則已經死了百分之五十了。即使推翻共產黨的統治真要 死一半人口的話，這個已經完成暴死指標之家的成員怎麼可能去同情那些尚未完成 指標的家庭呢？！自己一家死亡人口一半之際，誰曾給過一絲一毫的同情？當這個 家庭的成員想到自己的親人被處決和自殺之際，那些振臂高呼口號和圍觀處決與自 殺「壯麗場面」的「革命群眾」興高采烈的神情時，有什麼必要對這些「革命群眾 」中將有一半暴死的概率產生同情呢？他們如果不幸災樂禍就已經算是最大的同情 了。當然周舵先生自己是個例外。他只同情看客，不同情示眾的材料。 那麼到底有多少人抱有筆者上述的想法呢？我們不計算中共在南方根據地「打土 豪，分田地」時殺害的人數，只從「土改」算起。鄧子恢在《中南地區土改工作報 告》中說：「……殺了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十的地主分子中的兩成。」中南地區土改 是沒有東北和華北激烈的。因為東北和華北土改時正值共產黨在打天下，激烈的土 改有激化階級矛盾，以便裹脅貧雇農出兵為共產黨火中取栗的現實軍事意義。而中 南地區土改時，天下已經歸中共所有了。 即便我們按中南地區的百分比框算，以中國當時有人口五億計，百分之八十的農 村人口是四億。四億人中百分之十的地主分子是四千萬。四千萬中被殺的兩成，即 百分之二十，就是八百萬。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何罪之有？在耬犁和二牛抬槓的生產技術之下，土地租賃制就 是最有效率的生產關係了。這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有土地租賃，自然就有土地的 所有者地主和租賃者佃農。兩千年以降的中國就是這樣運行的。地主出租土地是合 理合法的。 在古代中國每逢荒年，多數地主都會主動減租或者免租，少數人還會給佃農發放 些「救濟糧」。這樣做不但滿足了地主的救世心理，而且還能維持和佃農之間的合 作關係與增加自身安全感。地主沒有仇恨佃農的必要。個別荒年強行收租的地主不 是絕對沒有。但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會激起佃農的強烈反抗，集體衝入地主宅門， 開倉搶糧，「吃大戶」。一般地主沒有荒年不減租的膽量，也不至於如此不會算計 。 所有的地主歷來都是到處燒香。勢力小的土匪來了就組織團練對打，勢力大的來 了就上供。皇帝是官匪，勢力最大，所以只好上供。紅軍是流寇，在它奪取政權之 前軍隊的給養主要來自「打土豪」。紅軍每打到一個地方，不管該處地主是否抵抗 或者燒香上供，一律格殺勿論。然後把浮財和糧食一沒收；剩下帶不走的糧食和土 地給貧雇農一分，它就開拔了。等它前腳走，被殺害的地主的兒子後腳回來，還有 那些分得了土地和糧食的貧雇農好果子吃嗎？於是這些貧雇農被迫背井離鄉去投奔 紅軍。這個村裡首開惡例的是共產黨的「打土豪」。如果沒有他們殺地主的激變， 該村的階級鬥爭是不會被挑動起來的。而挑動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紅軍不但有了給養 ，也有了兵源。 等到紅軍被剿得被迫長征到達陝北後，出於無奈，利用西安事變，要求改編成國 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之際，曾公開發表宣言，主動宣佈放棄這種「打土豪、分田地」 式的土地革命。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由於北方地主並不瞭解紅軍當年在南方之所為 ，對於滲透敵後的八路軍相當擁護。很多八路軍指揮機關的房東就是地主。如果不 是地主，也不會有那麼多房屋供各級指揮部之用。誰承想抗戰結束後為和國民黨爭 天下，中共又食言而肥，背信棄義，重操故技，恩將仇報，昧著良心在北方農村更 大規模地展開殺地主的土改運動。 城市鎮壓反革命殺了多少人呢？毛澤東在一次政協會議上反駁民主人士抱怨鎮反 殺人太多時說：「一千萬沒有，七百萬有的。」鎮壓反革命殺得最慘的是北平，即 現在的北京。因為北京是要作為首都的城市。毛澤東在剛「和平解放」北京以後並 不急於進城，而是住在西山，等進城的部隊肅清北京城裡的「反革命」以後才安全 進城。北京鎮反時每天把一車一車的人拉出去槍斃。執行死刑的軍人劊子手們下班 時互相問候的話是：「你今天幹掉多少？」 「二十八個。你呢？」 「三十。比你多倆。」 中共鎮反也是按一貫的下達殺人指標的做法處決的。就在「再補殺一批」的指標 之下，早已經脫離政界的「起義將領」，大文豪沈從文的胞弟就被填充了指標槍斃 掉了。 文革結束以後，葉劍英承認大躍進餓死了兩千萬人。葉劍英是熱衷於維護毛澤東 的人。不太熱衷於維護毛澤東的廖蓋隆等人調查估計出來的數字是在三千萬到五千 萬之間。 胡耀幫當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平反時說：「從到我這裡來要求平反的人數估 計，全國文革死亡人口兩百萬(這其中包括周舵的母親)，株連一億(這其中包括周舵 本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十室之內，必有忠信」。在共產黨中 國則是「三人行，必有株連」；「十室之內，必有冤魂」。 我們只以中共要員自己承認的數字統計，中共治下「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就已 經是：土改八百萬+鎮反七百萬+大躍進兩千萬+文革兩百萬=三千七百萬。如果我們 只以中共講話的縮水率為三分之一估計的話，實際死亡人數就超過五千五百萬。這 些人的上億遺屬中，除周舵先生一人肯定是例外，其他絕大多數人都按照筆者上述 的那種思路來考慮周舵先生的恫嚇。 與歷次政治運動遇害的兩千萬人口相比，六四打死的不足四百人簡直算不得什麼 。而且這還是學生頭子們故意逼共產黨開的槍。台灣的李敖曾就此說道：「從千萬 人頭落地，到死個三五百人，在當權者眼中，死人又算什麼？今日輕易悲觀的人， 是不明中共翻臉奪權的大開殺戒，又何年無之？如果對中共過去紀錄一無所知的人 ，則不足語中共；如果對中共過去紀錄略有所知的人，則對四十年來，死人五千萬 能無動於衷，卻對今年死人五千一萬哭哭啼啼，試問這種人道標準，豈不太奇怪了 麼？！」 和解必須公平 文革結束後的所謂「平反」、「改正」和「摘帽子」的正面意義當然應該肯定。 這總比文革中沒完沒了的批鬥要好些。但這也僅僅是不再繼續大規模迫害了而已， 並沒有絲毫的道歉和賠償。而且這時共產黨已經坐穩了天下，轉移注意力撈錢去了 。那些曾經挨過整的人如今仍生活在社會最底層。那些靠著整他們立功入黨而進入 特權階級的人一個也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請問周舵先生：那些被殺害和被逼死、 被迫害與被株連、被污辱與被損害的人們憑什麼無權要求公平的報復和索賠？！ 筆者也贊成民族內部的和解，但這必須是有條件的。條件就是對歷史上的暴行給 以公平的報復，所有受害者都有權索賠！而周舵先生卻從來不曾在他的「社會和解 」計劃中探討到過公平報復與索賠。如果按照他的計劃行事，等於迫使受害者默認 中共過去暴行的合法性；默認它利用這暴行從每個中國人身上剝奪走的個人權力匯 集而成的專制霸權的合法性；默認它在未來的歲月裡保持這個專制霸權的合法性； 默認它利用這專制霸權繼續搾取公民權益的合法性。 當年人類社會從軍事共產主義轉入奴隸制時，部落的軍事首領就是這樣把公共財 產和公眾權力據為己有而成為新興奴隸主的。中共通過暴行，成功地把中國社會倒 推回軍事共產主義。如今這個軍事共產主義集團正在把他們當年以公有制為名從私 人手裡剝奪來的財產「漸進」地「和平演變」成他們自己手裡的私有財產。如果今 日這些共產黨高官及其子弟開公司雇工賺錢是合法的話，憑什麼當年地主、資本家 雇工生產就有罪？就一定要剝奪和鎮壓他們？ 直到今天，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還在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地誇耀：「我們已經 成功地在中國消滅了剝削階級。」 怎麼消滅的呢？ 上海公私合營時，中共預先計劃把自殺人數「控制」在一千之內，結果還是大大 超出指標。陳毅說那時的跳樓自殺者「簡直成了空降部隊。」可見當年的場面之壯 觀。中共居然能想到把自殺人數控制在一千之內，這就是它最大的人道主義了。中 共為消滅剝削階級，致死了五千萬條人命，幾乎就等於是把他們全部殺光。 如今中共高官和他們的公子小姐開公司賺錢與當年的資本家最大的不同是資本家 用自己的本錢開公司，賠錢賺錢都自己負責。而中共高官和他們的子弟卻是用全民 的錢開公司，賠了是公家的，賺了是自己的。 以鄧樸方的康華公司為例，賺錢時怎麼胡來都敢。一旦出事，鄧小平居然好意思 讓他兒子脫離康華，然後將該公司解散完事。誰還敢，誰還能查到他們的底細？他 們的經營道德遠不如資本家。資本家充其量不過是剝削，而他們簡直就是劫掠了。 今後中國境內的所有私營企業都有權指著康華公司的胡來和逃避追究的範例要求平 等權力！ 周舵先生動不動就拿當前中國經濟局面的好轉說是。殊不知，這種不公平競爭造 成的經濟局面不但同時更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而且它也只能收買那些和共產黨並 無血仇的有奶就是娘之輩。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些極具中國傳統色彩的個人恩 怨是無法用宏觀經濟局面好轉來收買的。更何況中共現在又轉而鼓吹傳統以抵制西 風東漸了。 「民主」不能代償「復仇」 周舵先生白紙黑字地說，他的「社會和解」是以中共漸進民主變革為前提的，因 此不是無原則。且不說這「漸進民主變革」如何判定。就這「和解」兩字，它的反 義詞本是「復仇」，也並不是「民主」呀。 復仇本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事，與共產黨是否同意搞民主制無甚相關。 如果說有什麼相關的話，也只是在民主制度下比較容易提出和通過公平報復與賠償 的法案而已，但這又無法實現周舵式的社會和解了。中國幾千年來並沒有民主制度 ，但也從沒有象中共這樣廣泛規模的大屠殺。 對於一個胸懷血仇的人來說：寧要公平報復和索賠的專制，也不要沒有公平報復 和索賠的民主。這就是有血仇者與沒有血仇的民運精英之間根本的分歧。用「民主 」代償「復仇」不但文不對題，而且違背「冤各有頭，債各有主」的「責任界定」 原則。 其實中共也有基層選舉，早就可以說它如今已經在進行「漸進民主變革」了。而 這又與報復那兩千萬條人命的血仇何干？它反坐過一個誣告者嗎？懲辦過一個兇手 嗎？賠償過一個冤案嗎？道歉過一句嗎？套用個周舵先生的時髦名詞吧：沒有這些 ，這「社會和解」四個字如何「操作」？ 對於中共這個人權迫害者階級，那些深懷報仇雪恨之心的人們不是不想推翻它， 而只是因為它的力量太過強大，特別是它正在拿全國十億生靈做人質，才無從下手 而已。非不願也，實不能也；絕非周舵先生式的「以天下為己任」和「天下興亡， 匹夫有責」。 對待中共殺人集團的態度，一個正常人應該這樣提出問題：「中共是否願意接受 在公平報復與賠償條件下的民族內部和解？」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麼萬事皆休。 大家只有等著公平報復與賠償方案的制定、通過和執行。如果中共的回答是否定的 ，或者拒絕回答的話，那麼至少這一億倖存者就有充分權力說：「對於中共政權， 能推翻之，則推翻之；不能推翻之，則腐蝕之；不能腐蝕之，則演變之。」想盡各 種辦法，有汽錘則用汽錘，沒汽錘則用鏹水，沒鏹水則用美人。而不是象百無一用 的書生般只會高喊「和平演變萬歲！」的空口號，卻拿不出任何和平演變的具體方 案來。 從常識上說，至少中國有一億人口對中共突然倒台，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局面 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這是中共大量製造和積壓社會矛盾四十多年，不與化解而造 成的結果。當今中共只剩鄧小平還能繼續壓制著這種只顧製造社會矛盾，不願化結 的局面了。如今的不平等競爭就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更大規模地製造社會不公， 累積社會矛盾。一旦鄧小平去見馬克思，無人還能壓得住這個局面。而由他和他的 前任毛澤東製造和積壓的社會矛盾卻還在繼續發酵膨脹。不等天下大亂，還能等什 麼呢？ 將來大亂的參與者們有充分理由把這責任推卸給毛鄧。正是由於他們在心理上有 地方推卸責任，所以他們在未來參加大亂時必將更加肆無忌憚！就像洛杉磯暴亂一 樣，既然你警察打人無罪，我們平民暴亂就更無罪了。 結束語 「天下大亂，生靈塗炭」這種話本是綁票的綁匪威脅人質家屬的話，今天我們卻 也從未曾參與綁架的周舵先生嘴裡聽到了。周舵先生東施效顰地自詡為「持不同政 見者」。殊不知，他的這個「天下大亂，生靈塗炭」的政見卻是和鄧小平完全相同 的。 一個搶救人質的突擊隊員所肩負的任務，就是設法制服綁匪和營救人質。像周舵 先生說的那樣，只好是為了人質的安全，既放棄制服綁匪，也放棄營救人質。那還 養活你這個突擊隊員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