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組織犯」 ——《牛鬼蛇神錄》第二十六章 ·楊小凱· 三大隊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屬於被王師傅稱為真正的反革命的犯人。與王 師傅所稱相反，這些犯人都是因主張以地下政黨活動方式發動新的革命推翻共產黨 而被判刑的。我認識的這類犯人有的屬於勞動黨，有的屬於民主黨，有的屬於反共 救國軍。勞動黨的意識形態是親蘇聯而反對中共的左的路線。我的勞改朋友中除了 劉鳳祥、侯湘風、郭中柱等人與勞動黨有關外，還有位叫小馬的湘潭水泥廠的工人 也是勞動黨的。從與他的交談我知道這個勞動黨與劉鳳祥的那個沙龍毫無關係，似 乎也與其他因勞動黨問題判刑的人無關係。一位叫張必成的因勞動黨被判刑的勞改 朋友向我證實，他的勞動黨也與小馬的勞動黨無關係。但這些勞動黨卻有很多共同 之處，他們的頭頭大多是右派份子，他們相信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比毛式的社會主義 好。 我的一些勞改朋友屬於不同的民主黨，看來這些民主黨之間也沒有什麼直接組織 聯繫，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卻是反對社會主義，主張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我認識 的兩個民主黨的成員都是出身地主或國民黨官員家庭的青年學生，因為出身不好升 不上大學，成為社會下層的工人或小職員。其中有位叫鄧祥生的，與我是很好的私 人朋友。他是一個鄉下小鎮上商店的職員。我從未聽他講過對民主制度的理解，倒 是聽他講過不少懷念劉少奇的政策，批評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的看法。 另一位民主黨的成員叫李輔仁，他與我交換過作品，很喜歡我的電影文學劇本「 同時代人」。在與這些民主黨朋友交談中，我發現他們的思想深度都不如張九龍。 李輔仁曾對我說：「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使人信服的主義，才能號召人心。」看得出 ，他們的出發點是對當時加在他們頭上的政治迫害不滿，要反對當局，而意識形態 對他們而言，只是一種革命的工具。 李輔仁的父親是國民黨軍官，他從小就是在歧視和迫害中長大，特別是文革中， 他的父親和他自己總是在各次政治運動中被批鬥，被無緣無故地當眾羞辱。他們家 養的豬和其它私人財產在幾次政治運動中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沒收。可以理解， 他自然會產生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傾向。李輔仁告訴我，他父親之所以一九四九 年沒有去台灣是經過一番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作出的判斷。中國歷次改朝換代，對商 人一般是不會動的。他父親說「哪個朝代都要商人，共產黨朝代總不會迫害商人。 」他一九四九年後棄政從商，希望在新朝代過個安穩日子。但他的估計完全錯了， 共產黨不但迫害商人，共了所有商人的產，而且對李輔仁父親這種有國民黨背景的 人在每次運動中都施以殘酷迫害。他最後在文化革命初上吊自殺了。 三大隊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政治犯是屬於「反革命集團案」。這種罪名與反革命組 織的區別是：前者不是正式的政黨，而只是沙龍，而後者是正式的政黨組織。我認 識一個岳陽鄉下的小學教員，他的家鄉一九五九年大躍進時，縣委強迫農民修一個 名叫「青山」的水庫。在水庫工地上，幹部拿著木棍子，強迫人們在冬天脫光上衣 挑土，為的是強使人們拚命勞動以保持身體溫暖。連婦女也被迫脫光上衣挑土。違 抗的人就遭到毒打，有幾十人就是這樣被幹部用棍子活活打死。老百姓後來都稱青 山水庫為「血山水庫」。這位小學教師對這種共產黨的政策極為不滿，就與他的朋 友經常在一塊批評、議論共產黨的各種不受人歡迎的政策。他在文化革命中被以反 革命糾合集團首犯罪名判處十五年徒刑。 另一位姓周叫裕德的「反革命集團」首犯是岳陽臨鄉一個礦山的工人。他自從一 九五九年共產黨的大躍進政策失敗後就開始與一些朋友定期聚會，批評共產黨的政 策。他們預計共產黨朝代一定會有大的政治動亂發生。文化革命後，他們認為自己 的預見正確。但這個「集團」的多數人不相信共產黨以外的力量可以推翻共產黨， 卻相信共產黨上層的「陰謀份子」可以代表對現政權不滿的人的利益。這位周同犯 在勞改隊表現非常馴服，很聽從幹部的命令。所以他被指定為一個小組的學習組長 。有天我們倆工作休息時正巧在一塊，他笑瞇瞇地走過來與我聊天。周圍沒有別人 ，他問我：「曦光，你看現在政治形勢如何呀？共產黨政權穩不穩呀？」周在犯人 中頗得好感，很多「反革命份子」都知道他是「假積極」，對於「反革命組織犯」 的一些反對共產黨的言論從不向幹部匯報。所以我向他抒直己見：「如果沒有國與 國的大規模戰爭——像二次世界大戰一樣——共產黨朝代總是穩的，不管它內部有 多少動亂。共產黨朝代象明朝，開國時是徹底的改朝換代，把舊社會有地位的人全 部徹底搞臭搞垮，大部分關到牢裡以及殺掉。像一九五八年共產黨搞了一個劃壞份 子和極右份子的運動，把與國民黨有關係的人全部劃成壞份子、極右份子，判的判 、管的管，這種徹底改朝換代的朝代總有二三百年的壽命，極難垮的，不是因為它 政策開明，而是因為它對反對派鎮壓殘酷。」週一邊聽一邊點頭。但他插嘴一句： 「不過象江青這樣的人會從裡邊造反的。我一九六九年就預計林彪會從裡邊造反， 後來果然不錯。」他的話還沒完，幹部就在吹哨子。這意味著十五分鐘的工間休息 已結束，我們又要開始勞動了。 一九七五年，三大隊的反革命犯們都在把中國發生大政治變化的希望寄托在毛澤 東的死亡上。我不止一次聽到人們持有與賓蘭庭同樣的看法，對付毛澤東的最好辦 法就是與他比壽命，像當年司馬懿對付諸葛亮一樣。我自己卻認為周恩來與毛澤東 誰先死是毛死後中國政局的一個關鍵。如果毛澤東先死，則很可能會有一個類似赫 魯曉夫改革的非毛時代，如果周恩來先死，則一切改革都不會採用非毛化的形式。 後來事情的發展正好在這二者之間，雖然周恩來於一九七六年先於毛澤東死去，但 半年後毛澤東也跟著死去。江青還沒來得及在毛澤東支持下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 江青的「四人幫」垮台的消息最早是由自由犯從場部貼出的大標語上得到證實的。 三大隊的反革命犯們興高采烈，覺得應該是比較右的政策出現的時侯了。三大隊的 幹部也顯得高興，他們把「四人幫」看成向當局挑戰的造反派的象徵，「四人幫」 的垮台意味著共產黨正統派的勝利，當然也是共產黨官僚機器中最保守的部分—— 公檢法的勝利。幹部們當天夜裡就敲鑼打鼓慶祝「四人幫」垮台。何指導員告訴我 們，五十年代的政策和很多做法都會恢復。只有一個反革命犯公開表示他的不快， 他就是這位周裕德。他聽到江青倒台的消息後就得了精神病拒絕出工，頂撞幹部， 講話顛三倒四。他本來見人總是笑瞇瞇的，很少說話，對幹部絕對順從。我有天在 家休病假，跑到他號子裡看他出了什麼問題。他見我走進來就起狠狠地叫道：「你 們高興什麼，江青垮了，改變共產黨的江山就是死路一條了。你們高興什麼！？」 我連忙笑臉相迎，輕聲說：「老周你好好休息，養好病再想別的事。」「我沒有病 ，只有你們才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死到臨頭還興高采烈。」我無法與他辯論只 好匆匆離開。 三大隊還有幾十個人是因為支持台灣的「反共救國軍」而被判刑的。像其他「反 革命」組織一樣，這些人都是參加不同的「反共救國軍」，他們之間似乎沒有直接 的聯繫。他們的共同點是通過接收台灣的廣播，接受了台灣的「反共救國」的意識 形態。我認識幾個「反共救國軍」的人，其中幾個年輕的是文化革命後收聽台灣廣 播，自己組織的反共救國軍。另一些年紀三十歲左右的是一九六零年代初開始收聽 台灣的廣播，組織反共救國軍的。這些年紀較大的人中有一位是我的好朋友。他就 是三大隊的木匠曾愛斌。像所有他這一類「反革命犯」一樣，曾愛斌對當局顯得非 常馴服。但有政治經驗的人都知道這是中國歷史上失敗的政治野心家常用的韜晦之 計。很多人開玩笑地叫他做曾司令，這個名字大概是那些知道他自命為反共救國軍 司令的人叫出來的。 春節後春雨連綿的季節裡，犯人不出工時，很多人在講書或聽書，而曾愛斌卻喜 歡講過苦日子的故事。我和黃啟龍都認為將來會有文藝重新復興的日子，而中國的 赫魯曉夫否定文化革命也會以文藝的方式開路，就像蘇聯的赫魯曉夫以《日夫科夫 》等文藝作品為反斯大林開路一樣。我認為保持創作衝動，注意收集素材是種為未 來變動作準備的重要工作。所以我和黃啟龍請曾愛斌講過很多過苦日子的故事，把 它們當作素材記了下來。 曾愛斌的家是在湘鄉縣農村。他的村莊有位婦女主任，人非常厚道。一九五九年 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強制推行時，所有農民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強迫在公共食堂吃飯 ，不能自己做飯吃。饑荒開始時，公共食堂實行定量制度，人們按勞力強壯程度分 成不同的等級，按等級把定量的米用竹筒打在飯缽中然後上水蒸成飯。這位婦女主 任事事積極，總是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她有兩個孩子，正在長身體的年齡，每餐吃 飯時，媽媽看到兒子飢餓的眼神總是心如刀絞。她每餐都把自己的飯分一些給孩子 。那時人們每天要工作十來個小時，這位婦女主任漸漸身體不支，得了水腫病，全 身浮腫。這種病完全是因飢餓引起，只要吃幾頓飽飯或幾斤黃豆就能治好。有天她 實在餓得心口發慌，晚上偷偷去食堂，趁人不注意，偷了一缽飯。回家的路上她就 把這缽飯狼吞虎嚥了。兩三天後她又偷了一次。如此偷了三次，在第四次時被食堂 伙夫發現，當場抓住。第二天全大隊開批鬥大會，把她定為「壞份子」，那夜裡她 回家後就跳進一口池塘自殺了。 曾愛斌村裡很多人後來都去逃荒了，有一對夫婦逃出去後，丈夫假稱是妻子哥哥 ，把妻子賣掉，換了三十斤米才維持了自己和一個孩子的生命。曾愛斌那時年紀太 小，與父親留在家裡，沒有出去逃荒。每天夜裡，他們都出去到地裡找一切可以吃 的東西。有次他們在地裡挖蘿蔔吃，被大隊幹部發現，曾愛斌的父親年紀大了跑不 動被幹部抓住，打得遍體鱗傷，第二天天快亮才爬回家裡，兩天後就死去了。 那以後曾愛斌只好逃離家鄉四處流浪。他什麼事都做過，跟馬戲班子做過幫工(所 以他能演不少馬戲節目)，做過農忙季節的零工，最後學了木匠手藝。 有天黃眼鏡、鄧祥生和我都在聽曾愛斌講過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斷他問道：「事 情怎麼會變得那麼遭呢？」鄧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極好的年 成，風調雨順，根本不像政府說的有嚴重自然災害。但是公社幹部按照毛主席的命 令強迫所有的強勞力都去煉鋼鐵，把所有農民的鐵鍋和其它鐵器都丟在柴火中燒， 這種土法煉鋼把鄉村裡的樹木都燒光了，生產出來的只是一堆廢鐵。毛主席要求農 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結果收割時，所有谷子都是空殼。有的生產隊秋天 收割時乾脆點火把禾都燒掉，還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揚。」曾愛斌點頭說，各地 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穫卻極差。幹部們把十幾畝田的禾扯起來放在一畝地 裡，然後當眾收割，過秤，記錄是畝產幾千斤上萬斤。然後把誇大幾百倍的產量報 上去，上面就把農業稅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虛報的產量加提高的農業稅，結果所有 產品都交給政府還不夠，農民自然沒有一點糧食可吃。鄧祥生說，湖南從湘中到湘 北，從湘東到湘西，每個村莊都有二十幾個青壯年餓死，從老人們口頭傳下來的歷 史中，人們從未見過這樣的慘禍，抗日戰爭都不曾死過這麼多人。鄧祥生越講越激 動。曾愛斌提醒他低聲點。鄧祥生又壓低聲音說：「我們村莊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 一年至少有兩年，大多數婦女連月經都停了。老人們都說，這是共產黨朝代氣數已 盡了，婦女不來月經的事，沒有人聽說過。」我看著鄧祥生那激動的樣子，心想， 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為向人講類似的話而招致的。 我漸漸發覺，「反革命組織犯」和「反革命集團犯」都多少與一九五九年的大饑 荒有關。但是奇怪的是這些地下反政府活動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獲。曾愛 斌的木工房在監房大門外，是犯人收工等著進監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裡休 息時，問正在做一張椅子的曾愛斌：「你也參加了文化革命嗎？」他沒有直接回答 我，卻說：「我們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國會大亂，後來果然如此。」我又問：「你 是什麼時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們都不願詳談過去的失敗。但我 猜得出，曾愛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亂的時侯，有過一些反政府的活動。等共產黨重新 控制住社會，發動清理階級隊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網」(一九六九年)運動時， 這些地下反對黨活動自然就被政府發覺，正像張九龍和劉鳳祥的情況一樣。我想起 張九龍關於文革有利於共產黨政權穩固的判斷，心裡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破獲了很 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發展起來的地下政黨活動，的確使反對當局的政治勢力受 了致命的打擊。 因為對「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滿而進行地下反政府活動的另 一股勢力叫做「一貫道」。我碰到幾個一貫道的成員。他們都是不大識字的鄉下農 民，在勞改隊都十分馴服，對幹部恭敬順從。但背地裡卻有不少牢騷。一位姓林的 同犯有次問我：「你知不知道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師劉伯溫呀？」我點點頭。 「劉伯溫有本驚世之作：《燒餅歌》，你聽見過嗎？」我搖搖頭。他朝我耳邊湊一 湊，輕聲說，「那可是洩露天機的微言大義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樣子，很不以為 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學的)，「什麼樣子的微言大義，你能給我兩個例子嗎？ 」「《燒餅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麼意思嗎？」「不知 道。」「鬍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澤東三個字共是二十八劃，所 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澤東。二八秋意思是毛澤東執政二十八年後社會就垮台！你看 劉伯溫六百多年前就給毛澤東算了命，毛澤東過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裡覺得好 笑，「這真是太牽強附會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燒餅歌》裡早就 預見了共產黨上台後會死上千萬人，會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磚做肥料，會 把老百姓的鍋灶都砸了去大煉鋼鐵，人人會餓得得一種從未見過的『水腫病』，婦 女會餓得不來月經！」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著性子聽他舉很多《燒餅歌》中 預見共產黨一九五九年會幹的壞事，但心裡一直也不相信劉伯溫能預見共產黨朝代 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去時，我才突然想起這個《燒餅歌》，如果不把那 句話解釋成共產黨會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釋成毛澤東會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權力 ，《燒餅歌》還真靈驗。兩三年後，我才知道，傳播和按照農民的經驗解釋《燒餅 歌》就是農民的組織「一貫道」的主要活動方式。這位林「同犯」就是因為傳播解 釋《燒餅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隊每個中隊有個犯人負責為所有犯人「剃頭」。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頭髮 刮得光光的。我們三中隊的「剃頭師傅」姓邱，五十多歲的樣子，看去很和藹。每 次他給我剃頭時都要向我吹噓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說他解放前有兩個老婆，人們都 稱他「邱老爺」。我忙問他，兩個老婆在一起不會打架嗎？他不以為然道：「她們 才不打架呢，她們相處得很好。我對她們很公平，每次買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樣質 量的，我不偏心，她們自然不會吵架。」有次他告訴我解放前夕他是鄉下一個鄉長 ，剛解放時，他帶著共產黨的土改隊抓了殺了很多「惡霸地主」。「可憐呀！」他 傷心的樣子，「這些惡霸地主的兒子，兄弟都被斬盡殺絕呀！」不久，那些不是「 惡霸」的鄉紳也成了鎮壓迫害的對象。很多過去是國民黨鄉長、鎮長的人都被殺了 。「那時一個工作隊長就有權殺人，不要經過任何上級批准。」 他心有餘悸的樣子，「我幸好是較早被關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組殺了。我 的兄弟、父親、兒子，全被殺了呀！」邱肯定是個歷史反革命了。有次他為我剃完 頭後，他突然說要給我看相，要我坐著不動。他把我的雙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兩 個耳垂，又要我站立起來，把手放下。把我擺弄了好久，他告訴我「你兩耳垂長而 重，雙手下垂幾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劉伯溫的《燒餅歌》嗎？ 劉伯溫幾百年前就預見這個朝代二十八年後就會垮，連新朝代的軍師和皇帝都定好 了。現在就是要照著劉伯溫的《燒餅歌》找軍師和皇帝。」我這才吃驚地發現，這 個「歷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貫道」，而且一貫道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用看相的 辦法尋找代替共產黨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軍師。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貫道的 「反革命犯」在三大隊占相當大的比重，因為我聽很多從農村來的政治犯在談論劉 伯溫、《燒餅歌》，以及它們與一九五九年大饑荒和共產黨朝代命運的關係。鄧祥 生曾告訴我，文化革命開始時，鄉下的很多老人說那時的動亂很像清末民國初時的 政治情況，很多老人因而預見，共產黨朝代可能要完了，像元朝一樣壽命不會很長 。這種觀點對我來說是如此陌生和令我驚異，因為這種對文革的看法與我們城裡人 對文革的看法是如此不同。 我在監獄裡做了五六十本讀書筆記，還有一個電影文學劇本。這些材料中包含很 多與官方意識形態不相容的東西。盧國安幫助我將這些材料藏在曾愛斌的木工房裡 。我妹妹一九七六年來建新農場看望我時在三大隊住了一天。她離開三大隊時，曾 愛斌冒著冬天的寒風和被幹部發現的危險(如果他被幹部發現做這種事，他和我都會 被加刑)跑了四五里路，在去岳陽的公路上追上了等汽車的我妹妹，把這些筆記和材 料都轉給了她。妹妹後來告訴我她被曾愛斌那種忘我的獻身精神深深感動。曾愛斌 在雪地裡跑得全身汗得透濕，一站住就冷得發抖。但他毫不在意，像傳遞聖經一樣 ，把那一大包材料交給了我妹妹。這包材料中還有一封給我妹妹的信，信中估計毛 澤東死後，一九五九年的問題，反右派的問題將來都會成為新上台政治家建立自己 的權力基礎時用來號召人心的「政治王牌」。我滿刑時曾愛斌還沒有滿刑，他給我 做了個精緻的木盒子留作紀念，外面看上去是本大書，裡面可以裝筆記本。那個大 盒子正面刻著一個英文詞 Forward (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