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的現實與未來 ·吳方城· 從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國民聯的前身「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在紐約創立以來，針 對中國大陸的全球性有組織的民主運動已經邁過了十一年的艱難歷程。自一九八三 年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正式成立到一九八九年民主中國陣線成立，海外民運有了蓬勃 的發展，民聯、民陣、自民黨等民運團體、成員遍及世界五大洲，基層組織也在中 國大陸各地區出現。「六四」大屠殺後，被迫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們與長期在海外 堅持鬥爭的民運人士相匯合，結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活生生暴露在西方媒體、電 視屏幕上的大屠殺場面使海外成千上萬的學子、華人高舉抗議的大旗走上街頭，各 地紛紛成立的學自聯組織，為團結海外廣大留學生起了積極的作用。其後蘇聯、東 歐共產主義集團的解體更使人們歡欣鼓舞，許多人認為，中共獨裁專制政權的垮台 已指日可待。 然而，「六四」已經過去整整四年多了，中共政權並沒有垮台。近年來，中國大 陸的經濟增長高達傲視全球的兩位數，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有了顯著的提高，西 方各國幾年來對中共的禁運抵制正一一解除，紛紛去爭奪中國大陸這塊世界上最大 的市場。「這場全球大陸熱，讓大家把八九年的民主運動拋到腦後了。」(王麗美： 《只有東南亞人口袋暖烘烘》，《世界日報》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一些民運 人士也紛紛「下海」跑到大陸做生意去了，另一些則茫茫然然「淡出」了。加上近 年來民運團體內部紛爭所造成的傷害，不能不承認，海外民運正處於暫時的低潮。 越來越多的人在問這樣一個問題：海外民主運動的旗幟還能打多久？海外民運還有 沒有存在的必要？既然中共正不斷進步，還要我們民運幹嘛？ 這個問題問得好，對它的回答涉及到海外民運的宗旨，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 的發展前途，這是所有致力於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的人們所不能迴避同時也不能不 認真思索與回答的。 「六四」大屠殺與中共的合法性 「『六四』一聲槍響，使中共政權喪失了合法性。」在八九年北京大屠殺後，不 少人都這樣說，似乎在「六四」前中共還是好的、合法的，不應該反對的。這也就 是為什麼當時一部分流亡人士曾一度要與「老反革命」「中國民聯」劃清界線的原 因。如果說這裡的合法性是指一個政權必須是由民選產生而言，那麼中共政權，即 使是在「六四」前，又有哪一刻具有這種合法性呢？ 姑且不用說一九四九年中共入主中南海是以槍桿子暴力手段實現的，就算以殺自 己的人民作為喪失合法性的定義的話，那麼在「六四」前，中共又在什麼時侯停止 過殺自己的人民呢？從「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每 年都有成千上萬的無辜人民被監禁、被處決，難道在那個時侯中共就具有合法性嗎 ？難道張志新、遇羅克被殺害時，中共也是合法的嗎？只不過這些屠殺發生在監獄 的後院，發生在戒備森嚴的刑場上，不像在天安門廣場、長安街上的屠殺是發生在 西方記者的攝像機前罷了！難道這二者又有什麼質的區別嗎？ 無可否認，許多投入民主運動的人是基於對「六四」中共大屠殺的義憤。這是完 全可以理解的，民運不分先後，我們對這些覺悟起來加入民運行列的人們表示真誠 的歡迎，對民運隊伍的壯大感到由衷的喜悅。此刻，當「六四」殷紅的血跡開始淡 泊，悲憤的記憶也開始在腦海中消退，而大陸的改革開放又給人們帶來某種希望之 際，許多人退出民運了，似乎現在已「不殺人」的中共政權又是合法的了。 中國民聯的章程中明確指出，我們的宗旨是在中國大陸實現民主、自由、法治、 人權，結束現存的中共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必須看到，文革後中共實行改革開放 政策以來，大陸人民的生活、特別是經濟生活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共比之過去幾十 年、特別是文革期間的窮凶極惡、倒行逆施，無疑是進了一步。然而，海外民運的 訴求實現了嗎？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在中國大陸實現了嗎？中共的一黨專政結 束了嗎？沒有，這些統統沒有實現，國內的民運團體仍然遭到查封、禁止，「和平 憲章」的成員秦永敏至今仍遭關押，「民陣大陸總部」人員姚開文和高小泉被判重 刑，著名的民運戰士傅申奇、王軍濤、陳子明仍在獄中，其他許許多多知名和不知 名的政治犯、良心犯仍在飽受鐵窗之苦。前不久，工運人士韓東方、呂京花相繼歸 國被拒，遭驅逐出境，中共安全部最近還內部頒發的嚴禁海外民運「八種人」回國 的規定。這一切都表明，中共現政權繼續在粗暴地踐踏人權。在政治上，中國人民 仍然沒有自由。一句話，民運的大目標遠遠沒有實現，難道海外民運有任何偃旗息 鼓的理由嗎？ 自知之明：主角和配角 記得「六四」過後不久，當眾多流亡人士雲集西方各國之際，有的朋友提出要在 海外建立「流亡政府」，他們認為，中共獨裁政權的垮台已近在眼前，對此應當在 海外有所準備，以便一旦返國，取而代之。近年來，這種聲音已經平息了下來。建 立這樣的「流亡政府」，且不說從定義來講是不妥當的，從實際來講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它卻引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海外民運在中國民主運動的大舞台上扮演 著何等角色？我們應不應當對自己有自知之明？ 誠然，海外民運有其得天獨厚的條件：在西方民主社會，有真正的言論、出版與 結社自由，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可以自由地從事民運活動，這對在海外的留學生、 學人以及海外華僑進行民主宣傳、對影響各國政府的對華態度都是必不可少的，也 是國內的民運所不能取代的。然而，海外畢竟是海外。由於遠離祖國數千里乃至數 萬里之遙，由於長期客居異國，我們與國內人民的聯繫不可避免地在減弱。儘管我 們也開闢條條管道與國內各界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儘管我們在大陸的基層組織也 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在各省長期堅持鬥爭，然而，總的來說，我們與祖國之間，畢 竟遠隔重洋，「我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大地」(熊焱語)，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使 海外民運只能扮演有限的角色。也許，海外會有一些人最終歸國在國內民主化進程 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作為一個整體來講，海外民運只能是配角，中國民運舞 台上的真正主角只能在國內，是在中國大陸本身。 配角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呢？當然有，配角有時能演出轟轟烈烈的好戲來，一年一 度的奧斯卡大獎，不也有最佳男女配角獎嗎？作為配角的海外民運至少可以在以下 幾個方面有所作為：把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及華僑凝聚起來，通過建立組織、出版刊 物以及其它形式的活動，使海外民運形成一股配合國內民運的整體力量，為中國的 民主事業積聚人才，做好理論上和組織上的準備；與國內保持和加強密切的聯繫， 通過各種渠道，把民主的聲音、民運的刊物和海外信息送到國內；協助與支持國內 的民運團體和民運人士，在其遭到中共鎮壓的迫害時，在道義上、政治上與經濟上 給予全球性的聲援；加強與所在國政府的溝通，使之在制定對華政策時能把中國的 人權問題作為考慮因素之一；有條件的海外民運人士應盡可能早日返回大陸，與國 內人民一道促進民主化的進程。 「窩裡鬥」的啟示 一提起「內鬥」，人們總是嗤之以鼻，「內鬥」或者說「窩裡鬥」，總是使親痛 仇快，多年來，民運隊伍的「內鬥」已成了人們一提起便搖頭的話題了。可不是嘛 ？原本好好的兄弟、戰友，一下子成了冤家、對頭，怎能不使人遺憾呢？於是一些 人說：唉！你們這些大陸人就是擰不成一股繩，成不了氣候！ 對此，筆者何嘗沒有類似的痛苦和感歎呢？海外民運十幾年來，綜觀民聯、民陣 、自民黨等民運團體的成立與發展進程，的確內鬥不斷，然而，內鬥也絕非海外民 運獨有的現象。綜觀世界歷史上和現存的政權、政黨、團體，包括中國的共產黨、 國民黨、民進黨在內，都逃不脫紛爭與內鬥。去年年初，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醞 釀已久的、全球最大的兩個民運團體民聯和民陣的組織合併在華盛頓以失敗告終。 筆者曾是這一大聯合的積極鼓吹者與支持者之一。誰不願意看到海外民運更強大、 更興旺呢？然而，曾幾何時，團結變成了分裂，合作變成了紛爭，同情者失望、搖 首，中共拍手相慶，許多人不知所措，失望之餘便就此退出了民運隊伍。這到底怨 誰呢？筆者在身心痛苦了數月之後，至少悟出了以下兩點： 首先，追求「大一統」，非要搞兩大團體組織上的合併的思想本身就是中國幾千 年封建傳統的餘毒。民主的精髓之一乃是多元，「大一統」則與之背道而馳。我們 這些飽受共產黨文化、封建文化熏陶的人，整天反對中共獨裁專制的「大一統」， 輪到自己籌劃海外民運時，不知不覺地又用上了「大一統」的邏輯。華盛頓大會的 失敗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民運團體的多元化也是保證民運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事 實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正如萬潤南先生所提出的，海外民運應當變過去自上而 下的金字塔結構為扁平的網狀結構。各民運團體、各基層組織的獨立自主的運作乃 是海外民運生命力之所在，上一層的領導機構主要應起協調、聯絡的作用，而不應 成為高高在上的指揮者。去年，民聯、民陣兩大民運團體恢復運作以及全球民運團 體協調會的成立都是為實現這種多元化架構的積極步驟。例如，新的民聯領導機構 採取了大幅度的改革，由精簡的總部委員會組成，其權力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基層組 織，各大分部的主任委員同時兼任總部委員，使總部的權力有了更廣泛的地區代表 性。 其次，對待兄弟民運團體，即便是有紛爭的民運團體，我們應當採取的態度是並 存、平等、友好、合作。作為中國民聯來講，我們不承認誰是唯一，我們也不爭執 誰是第一，其它團體的成員都可以按民聯章程所規定的手續加入中國民聯。對於民 運團體間的紛爭，我們贊成在搞清是非的前提下，通過內部對話、協商乃至法制的 方式逐一解決，反對訴諸報刊媒體進行相互攻擊。在此，筆者願意代表中國民聯向 有關團體表示，我們隨時準備坐下來對話、協商，解決紛爭，恢復團結，重新攜起 手來為中國民主事業而努力。 海外民運的未來 正如人們常說的，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是民主社會的基石。民主事業不需要非由 中產階級來開始，然而，民主事業的最終實現卻有賴於中產階級的存在與壯大。海 外民運也不例外。 多年來，在海外民運隊伍中，一種「吃民運飯」的現象也不時遭到輿論界的批評 。有少數人，身無一技之長，讀書吃不得苦，到餐館打工、洗碗又覺得「掉價」， 於是躋身海外民運，總想在民運團體內混個一官半職，拿點錢，吃一口飯。為此， 有的人「廣結善緣」，從不發表自己的真實觀點，以便不得罪任何人，好在每次選 舉中拿最高票；有的則不惜以謊言惑眾使自己當選；一旦發現自己選票岌岌可危， 就不惜動用安插假代表，臨時改變大會程序等非法手段以使自己「黃袍加身」。這 就是導致歷次民運團體「內鬥」、包括華盛頓大會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要想減少 、乃至最終避免這種內鬥，杜絕「吃民運飯」的現象是重要的一環。如果一個新當 選的民運團體領導人所面對的不是一個「飯碗」，而只是更大的責任和更多的奉獻 ，那麼，就沒有為爭奪一個「飯碗」的內鬥會發生。因此，要想海外民運能夠長期 健康發展，民運人士本身在經濟上的自立乃是必不可少的，一個在生濟上尚不能自 立的人，又何以能夠去獻身民運、去解放受苦受難的同胞呢？馬克思聲稱「無產階 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其實正相反，對海外民運人士來說，我們 只有首先解放自己，才能最後解放中國的民眾，而這種解放不僅僅是政治上的，更 是經濟上的。還是那句話，只有一個強大的中產階級在海外產生，海外的民主運動 才能長期地、獨立地存在與發展。可喜的是，近些年來，隨著人們在異國的身份、 事業、家庭諸方面的日益穩定，越來越多的海外民運人士開始步入了中產階級的行 列，這對海外的民主事業來說，無疑是一佳音。 無可否認，由於內部紛爭，由於少數上層和地方領導人的不良表現，加之種種其 它原因，近年來海外民運的形象已嚴重受損。為了重振我們的理想大旗，淨化自己 的形象，必須繼續堅決反對任何打著民運旗號為個人謀私利的行為。我們決定，新 的民聯總部委員會成員、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內概不受薪，我們提倡個人向組織奉 獻，從總部領導人起，包括時間、精力和金錢。正如筆者在澳洲悉尼民聯「六大」 發言中所講，要作一個民主戰士，首先要作一個人，一個高尚的人，一個正派的人 ，不做壞事，少做蠢事。只有這樣，我們民運團體才會有道義上的感召力。只有這 樣，我們才能贏得人們的信任、同情和支持。 正如民聯民陣「聯合宣言」所指出的：「上百年來，中國人民為追求民主自由， 付出了重大代價。在世界上的共產極權國家紛紛向民主轉變的今天，中國大陸依然 維持著一個專制制度。對此，我們感到焦慮，感到一種不可退卻的責任。」只要在 中共的牢獄中還關押著一個政治犯、良心犯，只要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未在中 國大陸真正實現，海外民運就不應當、也沒有權力止息。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還將有 一段漫長的路程，或許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為之畢生奮鬥。讓我們以「收穫不必在我 ，耕耘我在其中」的精神，做好自己能夠做的事，扮演好自己應當扮演的角色，做 到問心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