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勇士 ——中國民聯簡史(第十二部分) 陳力 蘆葦 民聯支援郭羅基爭人權的鬥爭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民聯、民主中國陣線和全美學自聯聯合發出呼籲 書，對中國大陸著名學者郭羅基為爭取自身人權狀告國家教委予以聲援。這份由民 聯主席於大海起草的呼籲書說： 「我們認為，中共當局確實侵犯了郭羅基的基本人權，也確實違反了中國大陸的 現行法律。事實上，中共當局的所作所為，是中共幾十年來以言治罪的一貫做法的 延續。我們希望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能夠主持公道，認真審理郭羅基的上訴狀。… …中共的行為違反了憲法，當然要作為被告受到法律追究。我們希望江蘇省高級人 民法院本著司法獨立的精神，不去理會中共的特殊地位。正如郭羅基在上訴狀中所 指出的那樣：『過去沒有就從現在開始吧。共產黨違法為什麼告不得？……共產黨 有不受法律監督的特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不健全的癥結所在，也是共產黨自 身不可抑制地發生腐敗的原因所在。』……我們認為，郭羅基提出起訴和上訴的行 動，已經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社會進步。我們也知道，在今日的中國大陸，郭 羅基表達這些看法是冒了很大風險的。目前，中國大陸還有包括魏京生、王希哲、 王軍濤、陳子明、王丹在內的數以千計的異議人士因為發表言論而被中共關押。因 此，我們鄭重提醒中共當局，郭羅基只是根據現行法律提出控告，如果中共因此便 進一步迫害郭羅基，人們必定會對中共最近作出的改革開放姿態失去信心。我們也 呼籲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們都來關心郭羅基的命運，以促進中國大陸人權狀況 的改善。」 郭羅基，生於一九三三年，江蘇無錫人。如同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熱血青年一樣， 郭羅基亦嚮往過共產黨的革命。一九五五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由於成績優 良而提前畢業，留校在哲學系任教。「四人幫」倒台後，郭羅基給北京市委寫了一 封公開信，以北大為例，鋒芒直指大搞「兩個凡是」的北京市委，引起中共高層的 震怒，當時中共最高掌權者華國鋒作了批示：「一定要把郭羅基壓下去。」一九七 九年十一月，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文章提出 ：嚴格地劃清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的界線是不必要的，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政治 問題也是可以討論的。他說：「民主政治，就應當允許討論；不許討論，就是專制 政治。」該文刊出後，中共政法系統的首腦彭真極為不滿，指郭文「違憲」，他一 面親自組織人寫文章批判，一面又對他進行政治迫害，企圖將他調離北京。一九八 一年八月，郭羅基在《人民日報》以「馬溫」的筆名，發表了一篇反對個人崇拜的 文章，終於觸怒龍顏，被教育部以「工作需要」為名，逐出北京。不過，郭羅基堅 持不肯離開，一直拖到一九八二年八月，方才去到他新的工作單位——南京大學哲 學系。但郭羅基還未到達南京，南京大學黨委書記就在全校教職員工大會上宣佈： 「郭羅基要來了，大家須提高警惕。」防範工作一直部署到基層，甚至鄰居都有監 督他的任務。更令人憤怒的是，郭羅基調到了南京大學後，教育部規定他「只能當 教師，不能當幹部」，與此相應的規定還有：不准發表文章，不准出版著作，不准 參加學術活動。他甚至不明不白的連選舉權都失去了。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在中共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鄧小平將郭羅基和魏京生、王炳章並提，說他是「資 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郭羅基只能用筆名發表文 章，有時連稿末的「通訊地址」和「真實姓名」也是向友人借來的。「六四」之後 ，南京大學根據「上面的精神」，拒絕了郭羅基的黨員登記，剝奪了他教書的權利 ，扣發了他的工資。 由於中共粗暴地踐踏法律和人權，郭羅基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於一九九二年一 月二十五日，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呈遞了《對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南京 大學校長曲欽岳和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林德宏的起訴書》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南京 大學委員會的起訴書》，以中共自定的法律為武器，主動出擊，控告中共部門的違 犯行為。通過司法的手段揭發「一黨專制」的罪行，在中共建國的歷史上，郭羅基 還是第一次。 郭羅基在兩份起訴書中指出：「簡言之，我的三點看法是：所謂『反對資產階級 自由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六四』流血事件是反人民的；『黨員重新登記』是 反黨章的。……我因發表了『三點看法』而被取消了黨籍，但是沒有人指出，我究 竟錯在哪裡？唯一的說法是『和黨中央不一致』。本來不一致，確實不一致，就因 為不一致我才表示保留。……如果能證明我有錯，我準備隨時向真理低頭；如果不 能證明我有錯，我決心到處對謬誤作戰。」對南京大學剝奪他的教書的權利，郭羅 基寫道：「不許我上課，沒有任何教學上的正當理由，完全是政治迫害。所以『待 聘』也是欺人之談，待到學期結束始終未聘。……被告們濫用權力，重演了『文化 大革命』中『靠邊站』的非法行為，使得一個有工作崗位的人失去工作，一個有勞 動能力的人無法勞動。政黨是由公民中的一部分組成的，不管這一部分公民自稱是 『優秀人種』還是『先鋒戰士』，都不應竊取國家權力。一部分公民組成的政黨有 什麼理由凌駕於全體公民之上？通過合法手續，政黨可以執掌政權，但政黨本身不 是政權機構。如果允許某一政黨視國家權力為已有，這個國家必定不是民主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 』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不是屬於任何政黨、任何個人的。政黨竊國、個 人專制應在禁止之列，屬於違憲活動。」 可想而知，被中共控制的司法部門是不會受理這個案子的。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 九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出「行政裁定書」，裁定「對郭羅基的起訴本院不予 受理。」 一九九二年三月十日，郭羅基再呈上訴狀給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除狀告國家教 委、南京大學、南京大學哲學系及中共南京大學黨委外，亦對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的裁定書予以反駁，他指出：「第一，裁定書不符合法律程序；第二，裁定書運用 法律有錯誤；第三，裁定書所作的調查是片面的。」並「要求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 將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裁定書發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 由於郭羅基狀告中共違法，中共便更加強了對他的控制和迫害，跟蹤、盯梢接踵 而來，使郭羅基不得不向海外發出保障他的人身安全的呼籲。 《中國之春》通過可靠的秘密途逕取得了郭羅基的起訴書等文件。文件經過輾轉 流徙，很多字跡已難以辨認。當民聯主席同時也是《中國之春》社長的於大海得到 這些文件時，他深深地感到了它的重量。他知道，郭羅基先生之所以冒著這極大的 風險，使這些手稿交到《中國之春》，一方面表達了他對《中國之春》的信任，另 一方面也可看出海外民運已成為中國大陸民運和國際世界相聯繫的一條不可缺少的 紐帶。郭羅基的第一批文件到編輯部時，當時已經截稿，於大海又急忙安排通知印 刷廠暫停運作，連夜將他的起訴書打好、排好，做到了盡快發表。 郭羅基和中國民聯前任主席胡平，有較深的淵源關係，胡平在一篇題為《於無聲 處聽驚雷》的文章中回憶道：「郭羅基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輩之一。我敬郭先生為 前輩，不僅因為他年齡比我稍長，更因為他是中國大陸近十餘年來推動思想自由和 政治民主的優秀先驅。」胡平說，早在一九七八年，他進入北京大學的時侯，他就 和郭羅基相識了。「和許許多多有幸和郭先生有直接接觸的人一樣，我從郭先生那 裡不僅獲得了豐富的知識，而且從他身上吸取了強大的道義精神力量。」「去國五 年，我時常想念郭先生……當我讀到郭先生這兩份起訴書時，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 沉默。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他這樣做是冒了何等的風險，兩篇起訴書，犀利嚴謹 ，無懈可擊。非大智大勇者不能為之。偉大的人格有如火石，遭到的打擊越強，迸 出的光芒越亮。真正的勇士未必總是在形勢順利時沖得最遠的人，但必是在惡浪襲 來時屹立不退的人。」 為了配合郭羅基的上訴，中國民聯總部一方面在《中國之春》上登載郭羅基的情 況追蹤，另一方面主動運作，和世界各地民運團體聯繫，共同發表聲明，並傾其所 力，造成對中共的廣泛的國際壓力。「美國之音」、《紐約時報》以及許多中文媒 體都根據中國民聯提供的資料報道了郭羅基的起訴。 中國民聯總部還派專人到南京看望了郭羅基先生，給予了他生活上的幫助。 一九九二年十月，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中共不得已作出讓步，給郭羅基發了護 照。十一月二十七日，郭羅基飛抵紐約，受到於大海、吳方城等民聯成員的迎接， 民聯公關幹事呂京花向郭羅基獻了鮮花。出國後，郭羅基除在哥倫比亞大學從事研 究工作外，也多次參加中國民聯舉辦的會議以及有關民運的活動，並為《中國之春 》投稿，成為《中國之春》的基本作者之一。在後來民聯、民陣的「聯合風波」之 後，他擔任了《北京之春》雜誌的編輯顧問，為民運事業做了很多的工作。 搜集「六四」死亡者及被捕者名單 中共在「六四」以及後來對「八九民運」的整肅中，到底殺了多少人？捕了多少 人？製造了多少冤案？給人民帶來了多大的痛苦？在專制政權沉重的鐵幕後面，直 到今天，仍是一個謎。 但歷史是公道的，總有一天，它會把中共這些慘無人道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 下。 北京有一位傑出的女性，叫丁子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一九八九年「六四 」事件中，她的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倒在屠殺的槍口之下。而在這之後，中共不 僅毫無悔意，反而採取高壓政策，不准人們議論，妄圖使人民忘記「六四」。在忍 無可忍的情況下，丁子霖終於在「六四」兩週年前夕，打破了沉默，接受了美國AB C廣播公司的採訪，用鐵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在「六四」期間屠殺人民的罪行。為此， 她招來了中共整肅和迫害。「六四」三週年前夕，她遭到了黨內除名和停止研究生 導師資格的處分。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面，丁子霖並未屈服，她默默地做著搜集和 整理「六四」死難者與被捕者名單的工作。她說：「搜集和公佈遇難者名單的工作 本來是應由中國政府來做的，而且政府的幾位領導人曾就此事向來華訪問的有關人 士作過承諾，海外媒體也曾作過多次報道。然而，諾言至今沒有兌現。有鑒於此， 我作為受難者群體的一員，作為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決定以我綿薄之力，做好搜 集、整理『六四』死難者及傷殘者名單的工作，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從事這項工 作。」 象丁子霖這樣的人大有人在。「六四」之後《中國之春》編輯部經常會收到、接 待揭露「六四」真相的信件、來訪者。滴水成海。《中國之春》編輯部相信，只要 不斷努力，持之以恆，總有一天，會把中共屠殺人民的血腥的罪行的「謎」全部揭 穿開來。 《中國之春》早在「六四」屠殺後的第三天，就收到了由大陸傳來的第一批死亡 者十三人名單，這些名單很及時地刊登在《中國之春》第七十四期上。 一九九一年十月，《中國之春》在其一百零一期上，又一次刊登了九百零三名被 捕民運人士名單。 中國民聯主席於大海，為這份名單的發表撰寫了「編者的話」。他說： 「我們懷著凝重的心情，向《中國之春》的讀者獻上九百零三位大陸被捕民運人 士名單。這份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名單，是由中國人權民主基金會在各方面的有力 支持下搜集的。 「兩年多過去了，數以千計的『八九民運』參加者卻仍被中共關在鐵牢裡。他們 的『罪』，僅僅是以和平的方式表達對時局的看法，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按照國 際公認的人權準則，真正有罪的不是這些民運人士，而是迫害、關押他們的中共專 制政權。 「害怕民眾表達政治觀點，是一個政權缺乏民意基礎的表現。中共政權不斷以維 護社會安定為借口來迫害民運人士。實際上，真正的社會安定要以言論、集會自由 為前提，以民眾廣泛的政治參與為基礎的。中共的『安定』，說穿了，指的是其一 黨專政的延續。這種『安定』，是以扼殺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為代價的。四十多年 來，除了一黨專政一直大致安全穩定外，中國大陸在中共統治下並沒有什麼安定可 言。中共內部不斷發生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老百姓飽受政治運動的衝擊，生活水 平遠遠落到了台灣、香港等地區的後面。中共是靠高壓手段，靠迫害政治異議人士 才得以維持其統治的。一黨專政下一潭死水般的假安定，是中共當權派的利益所在 ，卻也是中華民族繁榮與復興必須排除的障礙。因此，我們由衷敬佩敢於向中共一 黨專政提出質疑和挑戰的國內民運人士。他們不但是民運的勇士，也是民族的英雄 。 「專制統治者怕陽光，害怕真理。為了進行欺騙宣傳，他們不但極力壟斷政治理 念的表達，也極力壟斷信息的傳播。中共至今不肯公佈『六四』死亡者名單，所公 布的其它資料，也不允許外界獨立地加以核證。因此，大家手中的這份還遠不夠完 整的名單就顯得格外寶貴。它是經過許多人辛勤的勞動才得以問世的。 「被捕的民運人士在替整個民族受難。我們這些享有自由的人有責任盡力營救幫 助他們。我們希望這份名單的發表有助於改善民運人士的處境，有助於推動中國的 民主事業。」 九百零三人名單公佈後，讀者來信踴躍，一名叫丁穎達的讀者來信說：「感謝你 們的刊登，感謝搜集整理這份名單的人們。勇士的血，是信德的種子。烈士的血不 會白流，勇士的苦不會白受。讓我們為他們祈禱，願民主自由的春天早日降臨華夏 大地。」更可貴的是，還有的讀者來信對名單進行補正或補缺，以使名單做到盡量 的準確豐富。如一位讀者給編輯部的一封信這樣寫道：「看了最新一期《中國之春 》上刊載的大陸九百餘名被捕民運人士的名單，我驚喜地找到了我所熟悉的幾個名 字，原來他們還未被人遺忘。非常感謝《中國之春》所做的工作。美中不足的是有 些信息不十分確切，可能信息管道有些差錯。作為一名當時的知情者，我想補正如 下：原文：李洪波：八九年六月上海被捕，上海廣播學院學生。補正：李洪波：八 九年八月十三日於上海被捕，上海交通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生，八六級。湖北宜昌 人。原文：李殿員：八九年六月被捕，上海廣播學院學生。補正：李典元：八九年 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研究生，湖南人。原文：何鼕鼕：八九年六月被 捕，上海交大。補正：賀東東：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八五級本 科生，湖南益陽人。補缺：彭小真：八九年八月被捕，上海交通大學船舶動力工程 系研究生。以上四人均於『六四』一週年前後釋放。……」 這批名單的發表，也引起了國際上的強烈反映。九一年十一月四日，德國經濟部 長Moellermann訪華，他是「六四」後第一位到中國訪問的德國部長級人士。德國的 大陸留學生組織全德學聯得知消息，向他遞交了一份《中國之春》一零一期發表的 九百零三名名單，要求部長先生將這份名單親手交給中國政府。隨同部長一同訪華 的經濟部參事向學聯表示，他們一定會按學聯的意願去做。Moellermann部長到達北 京的當日，就與中國大陸國務院副總理朱熔基會談。他以德國政府的名義，要求了 解這些政治犯目前的狀況。在與國務院總理李鵬、外交部長錢其琛會談時，Moelle rmann部長再度遞交了這份名單，他明白地向中國政府表示，中國大陸人權現狀已成 為德中經濟關係的最大障礙，只有釋放所有這些政治犯，德中才能充分互相諒解。 李鵬當場答應，中國政府一定會認真研究這份名單，然後給德國政府一個回音。 Moellermann部長於十一月七日返回德國，當天第一個新聞發佈會的內容就是談聯 邦德國經濟部長將這份政治犯名單交給中國政府的事情。一時之間，德國所有電台 紛紛報道，次日幾乎所有報紙都刊登此事，消息傳遍全德。「德國之聲」電台又將 此消息用漢語向大陸廣播，全德學聯也成了新聞採訪的熱點。 十一月十四日，李鵬果然應諾，給了德國政府一個「回音」，但回答的卻十分草 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吳建民在北京的新聞發佈會上宣稱，這份名單是不嚴肅的， 僅此而已。十一月十五日，Moellermann部長再度致函李鵬，要求就對這份政治犯名 單的調查結果，給德國政府一個正式的官方答覆。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以聯邦德國議會副主席Klein為團長的議會人權代表團訪華， 再度訊問有關這份名單的情況。中國外交部代表對此作了正式但卻又非常籠統的回 答： 經過對這份名單的調查，在這份名單中： 三百零三人因人名不准和缺乏有關信息以致無法對證； 二百五十七人經審理後被釋放； 四十九人未經審理； 二百四十二人犯有刑事案； 二十六人因違法而被送入勞動教養； 十三人因觸犯中國刑法尚在審理中； 十三人是台灣國民黨秘密特務。 Klein議會副主席待進一步詢問時，中國外交部表示，不能給予更詳盡的回答。 針對中共迫害政治犯而又欲蓋彌彰的態度，吳欣在《中國之春》上寫道：「中共 外交部對被捕民運人士名單的答覆，又一次顯露出中共對於人民的基本尊嚴和基本 權利的蔑視。被捕名單上的民運人士都是有名有姓有簡歷的，可是中共作答時卻只 給出幾個統計數字。也許中共並沒去挨個查對這些民運人士的下落，因而拿不出關 於具體人、具體情況的整套資料，中共所提供的數字是編出來的。更為可能的，是 中共有整套資料但又秘不示人。可是，這種資料為什麼要保密呢？難道中共治下的 百姓每個人都只是一個數字，一個符號，而不可以有自己人格和個性？即使中共認 為民運人士不該同情，民運人士還有家人子女，他們的悲歡離合、心酸苦辣難道也 不值一顧？……中共就不怕成為天良泯滅、冥頑不化的代名詞嗎？」 繼九百零三人的名單之後，一九九二年六月，《中國之春》在其一百零九期上刊 登了《六十三名被捕民運人士的資料》，名單由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提供，「 中國人權」執行主任蕭強寫了前言，他說：「一九九一年，『中國人權』通過獨立 渠道，搜集到六十三名由於政治原因被中國政府逮捕或迫害的人士的資料。其中絕 大部分，在此之前從未報道過。 「這份備忘錄，可為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的共約四萬五 千字的『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提供對照。 「我們知道，這六十三個名字，還不及同樣案例總數的千分之一，甚至萬分之一 。『亞洲觀察』、『國際大赦』等國際人權組織，多年來搜集了數以千計的中國政 府侵犯人權的記錄，那仍是冰山一角。 「取得詳實資料，把中國政府一樁樁、一件件踐踏人權的行為公之於世，是『中 國人權』從不間斷的工作。在此，僅向每一位協助取得這些資料的人士表示感謝， 也請更多的人士支持我們。」 這批名單以及以後《中國之春》繼續刊載的名單，都同九百零三人的名單一樣， 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向中共政權洽談人權問題的重要資料，對中共政權來說，造成了 十分沉重的政治壓力。 一九九三年一月，《中國之春》在其一一六期上又刊載了北明的《山西：一個更 為黑暗的中國》，詳細地披露了山西省民運人士遭到逮捕、判刑的情況。她開列的 名單是：山西省作家柯雲路、北明、鄭義，大學老師丁俊澤、胡健、王新龍、葛湖 、姚虎賢以及記者尹進等。她指出：山西，比之北京，是一個更黑暗的王國，在那 兒，民運人士判刑之重，全國罕見，受刑之苦，令人髮指。與此同時，《中國之春 》還刊載了葛湖、王新龍、尹進案的判決書以及他們的上訴書和家信。 一九九三年六月，原《中國之春》社長於大海、主筆胡平、經理薛偉為避免民運 組織的內部紛爭，另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三年十月，《北京之春》第五期 又繼續刊登了丁子霖所搜集的「六四」遇難者三十人名單和「六四」傷殘者名單。 除了公佈名單，《中國之春》還刊登了許多在大陸的民運人士的上訴書、判決書 等，如肖雪慧、莫莉花、王軍濤、陳子明、李貴仁、吳學燦、鮑彤、王丹、劉剛等 。 這些名單及民運人士的個案，有力地戳穿了中共的謊言，它用鐵的事實證明了中 共剝奪人權、迫害政治異議者以及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的罪行，為中國的民運事業 取得國際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