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美籍華人」 耶 人 最近碰到兩位九十年代初來美的朋友，告我他們已獲得了公民身份，聽了他 們的消息，不禁想起所謂「八九年的一代」。因八九年民主運動的關係而流亡美國 的一代人，大多已獲得了公民權，成了美國人了吧。這一國籍的變換，對這些人的 政治意識有何影響？作為美國人，並且與中國隔絕了十幾年，他們有多大的資格、 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為「中國民主」的代言人？他們是否應更多地介入和影響自己 國家（即美國）的民主進程？這些問題，在中文媒體中還缺乏任何討論。缺乏討論 ，大概反映了大家對這一問題冷漠。而這種冷漠，以筆者之愚見，恰恰說明了這一 曾狂熱追求民主的政治社群的問題。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剛剛拿到公民權的華裔美國人，許多早已在美國開始 了自己的事業，深深捲入美國社會的運作之中。然而，他們對美國的政治過程，似 乎並不那麼熱心。看看這些人辦的雜誌，滿篇都是中國的事，美國的問題很難見到 什麼討論。在美亞裔政治意識淡漠的問題，已持續了很久，本覺得從大陸出來的這 些人，會把他們非同尋常的政治熱情投入於美國政治，促進亞裔進入美國的政治過 程，現在看來，這大概是一種奢望了。 不久前還意想不到地碰到一位朋友。他在大陸以介紹西方的政治觀念而享有 盛名，英文甚好，是個飽學之士。最近來美作訪問學者，談起在美國大學聽課的事 ，才知他對此全無興趣。據他自己說，講美國制度的課，太專門，離中國太遠，沒 用。我聽了不禁暗暗吃驚。此位學兄本是國內介紹西方民主數得著的專家，如何對 世界最大的民主社會如何運轉沒有興趣？一個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言人，真來到一個 自由主義的國家，對這裡的制度細節反無興趣，這是否有些「葉公好龍」？ 歸納起來，不管是那些拿了公民權的還是沒拿的，都有著我們「中國人」共 有的一些老問題。我並不是說大家不應關心中國，我只想指出一個讓人不是太舒服 的事實：大家講了半天民主，很多只在紙上談兵。對一個自己離開十幾年的地方， 講起來頭頭是道，但對於自己已居住了十幾年的社會的民主，卻並不怎麼參與和關 心。 講到此，不禁想起香港回歸前談到的一篇文章。此文稱，香港早有條件建立 民主制度，對現在的非民主的政治架構，香港知識分子應負重大責任。這些知識分 子的問題，是逃不出自己的「流亡心態」。他們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總覺得香港只 是暫居之地，甚至在港住了幾十年後，仍覺得大陸才是自己的家。結果對香港漠不 關心，對大陸充滿激情，寫起文章來，全在討論大陸的問題，回頭想想，他們其實 有力量去推動香港的選舉制度的改革。如果這方面早點動手，在回歸前香港的民主 就已經是生米煮成了熟飯，他們為香港、為民主也算是幹了不小的「實事」。然而 ，他們的精力全不往這方面用，一心只顧隔靴搔癢地講什麼大陸的民主。結果，對 大陸民主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幫助，反而把香港的民主給誤了。 面對時隔不遠的「香港經驗」，我們這些新美籍華人們是應該堂討論反省一 下呢？ 我個人雖既不是美籍華人，也不是「民運」圈內，但畢竟經歷了從「民主牆 」到八九民運的歷次民主運動，並在這一進程中長大成人。今後，大概更可能留在 美國。從這一立場作一些「個人反省」，就教於新「美籍華人」的「同胞」，大概 也是份內之事。 我七九年進了北大，八零年即趕上北大競選。北大競選對我們這一代影響之 大，自不必說。然而以二十年後的「後知之明」來反省，當時民主力量的政治意識 中有深刻的欠陷。這種欠陷，上可追溯至帝國王朝時代讀書人的士大夫傳統，下可 影響今日海外美籍華人中的民主政治文化。 北大的選舉，本是海澱區一個小小的地區，選舉在正常的民主制的國家裡， 選舉的主題應是地方事務。但是北大當年的選舉，完全是一場影響全國的民主政治 啟蒙運動。結果形成非常自相矛盾的現象。一方面，競選大大推動了中國民主意識 的覺醒；另一方面，競選的內容，背離了民主政治的常態，在一個小選區大談國家 大事，對小選區的地方「小事」，幾乎避而不談。選民雖然熱情高漲，大獲啟蒙， 但對於如何運作民主的政治程序管理地方事務這類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並未因此 獲得進一步的理解和訓練。 之所以如此，有如下的原因： 第一，當時的選舉，並非在一個隱定的全國性民主政治框架中進行。文革剛 結束，全國政治正處於轉型期，人人關心國是。選舉的議題，自然都集中於一些意 識形態上的大問題，如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文革的評價，魏京生是否有罪，等等。 第二，北大的學生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只會在校園裡生活四年，然後各奔東 西，心不在小小的海澱區。 第三，與上一點相關，學生經嚴格的考試制度被選入「最高學府」，精英感 極強，「治國平天下」的抱負，候選人也是如此。像胡平、王軍濤等人的心態是， 如果我輩在這麼一個精英的社群裡都選不贏，中國的民主就別談了。 然而問題也正出在這裡。為什麼民主要以精英開始？為什麼它一定要從國家 大事談起？難道「愚民百姓」不能比精英「先民主起來」麼？難道雞毛蒜皮的小事 不能導向民主嗎？ 以今天的「後知之明」，我以為，當時雖然處於歷史的非常時期，但北大的 選舉，應盡可能跟著常態的民主形式走，即地方選舉集中討論地方事務，哪怕是雞 毛蒜皮的小事。盡量能避免中央的注意，使靜悄悄的變革更夠長時間地進行下去； 二是大家借此學會如何運用民主程度管理地方事務。北大學生若受了這樣的訓練， 畢業後自然會推廣北大的經驗。 然而，當時北大的精英們，並無此耐心。大家是什麼問題刺激討論什麼。一 夜之間，當局感到「黨的領導」受到了威脅，覺得開放地方選舉是個錯誤。迅速彈 壓、收縮，剛有的自由空間一下子沒了。而學生們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學了一些關於 民主的意識形態的大道理外，所獲並不甚多。 其時，民主難的不是在大道理上，而是在具體操作上，地方小事中的每一個 新細節，都可能對民主的原則構成挑戰。學會操作，要從小事入手，要有長時間的 練習。這種在小事上演練民主的機會，八零年並非沒有，但事情一過激，這種機會 就被葬送了。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一向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抱負。若仔細 考察一下，這種抱負本身就有很大的問題。人何以能從「修身、齊家」，一下子跳 到「治國、平天下」？這中間，是否還應加入一些參與基層社會的建設（比如處理 村落的地方事務）的層次呢？可惜中國傳統社會是官僚政治主宰一切，士大夫首先 要閉門讀書，「修身、齊家」，一離開家，那就是去中央或外地做官。這兩者之間 ，沒有一個第三領域可以作為讀書人的理想。大家一有機會，就會借科舉考試登龍 門，跳入政治的中心，當年北大的學生，其實還是科舉的心態。進了北大，誰把海 澱區放在眼裡？大家都忙著去主宰國家的命運。誰還有耐心談地方小事？誰還能沉 住氣而不去「指點江山」？ 近日研讀英國史，頗有些相關的感想。英國雖工業起步甚早，從一六四零年 起，又是弒君的共和運動，又是王政復辟，反反覆覆。然而到十九世紀以前，政治 基本上是被貴族控制，新興的中產階級在政治上沒有什麼發言權。但值得注意的是 ，這一階層，在擁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甚至主宰了英國的經濟後，並沒有馬上介 入國家政治。他們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自己的社區中。如辦學校、慈善事業，組織 教會活動等等。等社會基層建設有了樣子後，十九世紀初一些全國性的政治改革如 選舉權等才開始邁進。不用說英國，日本也有類似的發展。如江戶未年所謂的「村 方騷亂」。當時村民認為自己村內長老們借稅收之名敲詐村民，於是集體抗議要求 財政公開。結果許多村子裡村財政公開化，每年根據預算收稅，由此地方行政中的 「預算」概念得以建立。後來到明治時代，這些制度不僅成為現代地方行政的基礎 ，而且農村也成了自由民權運動的大本營。 與這些發展相反，中國明清以來社會基層的「共同體」就已解體，地方精英 的精力是一味向上而非向下，即要跳入上層政治，而非認真經營地方社會。科舉使 這些趨勢變本加厲。孫中山說中國人「一盤散沙」，實際上是指基層的社會缺乏「 共同體」把地方社會組織起來。這種上層高度集權，下層高度鬆散的社會形態，在 中共的治下並無根本改變。 在這種制度下，知識分子總以「在朝」、「在野」來定義自己的角色。「在 野」的人要表達自己的意願，一定要讓當朝的聽到。其實若朝野兩不相干，時間一 長，基層社會反而有機會發展。 話說回到八零年，當時的學生，進入政治中心的意願太強，上面一放鬆，下 面就要去「逼宮」，未能利用剛剛放鬆下來的政治控制去發展基層社會的政治程序 。其實真是中國目前一夜之間民主了，對民主在基層社會如何有程序地操作，大家 還是茫然無知。當年民運人士鬧分裂，自己無力以任何合乎程序的方式解決糾紛， 最後美國的法庭被請來介入。試想，在中國，沒有美國的司法制度，即使政治氣候 許可，你們能夠以民主的程序解決彼此間的糾紛嗎？ 我的結論很簡單，在美國的新美籍華人也好，將要留下來的中國人也好，實 在應多想想自己社區的事，多關心多參與美國的政治。民主是從基層社會演練起來 的，不是哪個精英「登高一呼」，然後「萬眾從之」這樣簡單的事。「修身、齊家 」之後，先多想想自己的社區，然後再去「治國、平天下」也為時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