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恐怖中的藝術家 ──獄中讀書筆記 (北京) 劉曉波 路易斯.布努埃爾的自傳《我的最後歎息》，所記錄的不只是一個著名導演的 生平和藝術，更是一個災難重重而激動人心的時代，橫跨了一戰後的迷亂、西班牙 內戰、二戰等重要的歷史時期。最令我驚訝的：不是藝術成就或人生哲理，也不是 作者的飛動的靈性和藝術體驗，而是時代的迷亂和知識分子的困惑。 當時，西方正是資本主義陷入危機的時期，不認同現狀的人們大都持左派立 場，最熱衷於先鋒藝術和左傾團體，都把造反和暴力作為解決問題的可靠方式，把 新制度新人性的希望寄托於東方的社會主義。被今人常常以崇敬的口吻提到了一些 文學藝術大師，曾經都是紅色蘇聯的崇拜者，是暴力和革命的鼓吹者，著名者如作 家布勒東、詩人艾呂雅、畫家達利、導演戈達爾等人，莫不如此。特別是藝術中心 巴黎，更成為紅色暴力主宰靈魂騷動的試驗場，如超現實主義運動和達達主義運動 ，皆是充滿暴力傾向的藝術流派文學、電影、繪畫），並且帶有極強的流氓無產者 的造反意識。那些天才的作家和藝術家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盲目崇拜，猶如今天的天 真兒童或淺薄青年對明星的狂熱追逐。布努艾爾是西班牙人。他坦誠地指出，共和 派在西班牙內戰中的失敗，不是由於佛朗哥的法西斯主義的過於強大，而是由於共 和派內部的分裂──無政府主義和共產黨的分裂。由於對國內共和派的分裂的不滿 ，他才從西班牙來到法國。但他失望地發現，當時的法國著名知識分子大都是左派 ，對暴力和革命的崇尚，絕不次於大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恐怖和獨裁也滲透到 先鋒藝術之中。現在，很難想像在布努艾爾參加的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內 部，審查制度和小報告極為盛行，實施著對藝術品幾乎是蠻橫的思想專制，人與人 之間的明爭暗鬥，充滿了陰謀政治的伎倆。 布努艾爾的多部影片在拍好之後，首先要接受的不是政府有關部門的審查和 專家們的鑒賞，而是必須接受法國共產黨的嚴格審查，並被組織下令禁止放映。這 類法共內部的藝術品官司常常要一直上訴到蘇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法庭，最後是蘇 共的某權威發話後才開禁。這樣的事居然發生在自由的法國，而不是極權的蘇聯和 中國，實在令我震驚。 對藝術作品的預先審查已屬干預創作自由，審查又不是來自合法政府的法律 行為，而是來自法國的民間政黨組織的意識形態教條和黨員紀律，簡直不可思議。 太荒謬，然而是事實。正如現任法共總書記羅伯特在法共成立80週年的閉幕式上的 演講所言：法共曾經參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正是這一運動使法共成為一個受蘇 共支配的工具，成為在觀念上盲目、組織上極權、相信暴力和恐怖的工具。法共的 未來在於真誠地自我反省，從共產主義實踐的罪惡歷史中解脫出來，方能獲得新生 。 另一位深受法共迫害的著名作家，是在大陸知名度極高的瑪格麗特.杜拉斯。 據《杜拉斯傳》記載，著名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也是左派，她在二戰中參加地下 抵抗運動，並於1944年加入法國共產黨。她為黨做過許多具體而繁瑣的工作，擔任 過黨小組長，經常上街叫賣法共機關報《人道報》，直到懷孕後期才停止；她一度 曾經非常聽黨的話，黨指哪她就打哪，推銷、募捐、張貼宣傳畫、照顧罷工者的孩 子；她還經常深入基層，和工人階級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宣傳共產主義和 無產階級革命。 這樣一位為共產黨的失業而身體力行者，後來之所以於1950年退黨，不是由 於放棄共產主義信仰，而是受不了組織內部的殘酷而險惡的階級鬥爭，受不了思想 獨裁所要求的趣味一律和藝術政策，受不了黨組織的制度化的對陰險小人的鼓勵， 更受不了為了組織的利益而出賣良知和朋友。 她在退黨信函中指出：我可以為黨付出精力和時間，努力工作，但是我無法 改變我的生活趣味，特別是文學趣味；無法忍受組織對我的私生活的干預；更不能 與被黨組織開除的老朋友絕交，良心要求我不能不向極為痛苦的朋友伸出友誼之手 ，保證永遠不會因為他的被開除而拋棄他。同時，杜拉斯還說：自己雖然退了黨， 但我仍然認為自己是共產黨員，甚至除了做一個共產黨員之外，我不知道自己還能 做什麼其它的人。 像一切極權組織一樣，法共內部也充滿了陰謀政治的氣息，小報告極為盛行 。一些小人嫉恨杜拉斯的文學才華和女人的魅力，秘密地寫揭發信送交給法共組織 ，有的說她在德國佔領時期曾經為書報檢查機構效力；有的說她具有邪惡的政治意 圖；有的還說她是個生活腐化的放蕩女人，甚至侮蔑她是「妓女」。法共組織也相 信這樣的背後誣陷。於是，這位完全是性情中人的著名女作家，在小報告中成了「 黨的叛徒、小資產階級頹廢派、資本主義的看家狗。」換言之，極權時代的共產黨 組織系統的維繫，除了強權和意識形態謊言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制度性地依賴於政 治陰謀和背後的「小報告」。 最令我震驚的是，當時的法共與蘇共、中共在處理黨員的黨籍上，有著驚人 的一致：不許主動退黨，只能被黨開除，即便對於主動退黨的人，黨組織也要隨後 發表開除XXX黨籍的聲明。杜拉斯是1950年1月16日發出退黨信函，黨組織於2月26日 開會討論杜拉斯的黨籍問題，並於3月8日發表正式聲明，開除她的黨籍。理由是： 一是她「分裂黨」、「謾罵和諷刺黨委」、「背離黨的路線」；二是她與托洛斯基 分子以及蘇聯的敵人接觸頻繁；三是她在道德上政治上學術上的全面腐敗。類似的 史實也可以在紀德、薩特、阿隆、加謬、福科、德裡達等人的傳記中看到，儘管他 們中的一些人並沒有加入過法共，但是都曾信仰過馬克思主義，都與左派有著千絲 萬縷的關係。 無論什麼名稱的組織或政黨，一旦在組織上、思想上奉行獨裁原則和鬥爭哲 學，就必然脫不掉陰謀性質和道德淪喪，必然形成鼓勵缺德者和懲罰有德者的逆向 淘汰機制。進入這樣組織的人，都要面臨服從組織利益和保存個人的趣味、良知的 悖論窘境之中。結果往往是：堅守良知的高尚者被淘汰出局，而變色龍品質的陰險 小人則可以靠出賣良知而步步高陞。所以，列寧式的政黨無論在哪兒，都脫不掉獨 裁和陰謀，都將最終把人異化為道德上的無恥者。 共產黨最喜歡用「警惕」一詞教育黨員，但是在杜拉斯看來：「警惕這類詞 帶有專橫的意思。」所以她在組織和人性之間，選擇了為保全人性而自我放逐於組 織。一個時時心懷恐懼、用警惕的目光尋找可疑者和敵人的政黨組織，所得到的忠 誠只能是缺德者的犬儒化效忠，而有德者要麼主動地自我放逐，要麼被組織清除。 1997年1月3日─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