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化革命中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鬥爭 ──為文革三十五週年而作 劉國凱 在所有中共官方的文革評述中，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是絲毫不 被提及的。然而問題並不僅此而已，令人更為憂慮的是，一些獨立知識分子也對民 眾的這些鬥爭報與冷膜的態度。在他們的著述中鮮有這方面的描述。甚至有的知識 分子不加區分地評論「紅衛兵」現象，籠統地譴責所謂「暴民政治」。這顯然是在 對文化革命史實作了殘缺不全的陳述的基礎上，不可避免地作了偏頗的評價。無論 是純粹從歷史學治學嚴謹的角度著眼還是從伸張社會正義的角度來看，這都不能不 是中國知識界的一大欠缺和悲哀。 本文將從陳述文化革命中的一些基本事實著手，繼而從幾個角度就這些史實 進行剖析和評論。希望能對文化革命的評價-這一中國當代史上最大課題起到拋磚引 玉的作用。 一、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行動發生的時間和內容 文化革命中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並不是均衡地存在於三年文革 中的每一時間，而是較為突出地表現於那三年中的兩個階段。(關於把文化革命定期 為三年，即1966年春末到1969年三月中共九大召開，筆者已在「三年文革與兩條線 索」、「文化革命是三年，不是十年」等公開發表於報刊的文章中進行了闡述。)現 對這兩個階段中的突出表現分述作如下。 (一)1966年10月──12月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群眾鬥爭 如果說1965年11月份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出籠和1966年 春對「燕山夜話」的批判還不足以使中南海的大員們理解「偉大領袖」的意向的話 ，那麼，1966年5月中旬毛主持對北京市委的改組和「五一六」通知的下達，就再清 晰不過地表明毛是旨在搞一場政治清洗運動。而且清洗對象並不是1964年-1966年春 的「四清」運動中矛頭所指的中、基層領導幹部。固然，那時劉、周、鄧等近百名 中共最高領導圈裡的人們並不能確切判定毛心目中這次是要清洗誰，但他們對毛的 基本意向應是大體明瞭的。 毛在主導了中共高層的這些大動作後，卻令人費解地沒有繼續直接掌控局勢 。他竟然離開北京，到外地巡視去了。中央的日常工作很自然地由劉鄧等主持。這 個時候由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所攪起的學潮已在北京和某些大城市 的高校捲起，其矛頭所指多為校黨委，有的還涉及到省市黨委。面對這種情況，劉 鄧們很自然地按照中共一向的工作法則於6月初向這些院校、繼而向所有院校派出工 作組以控制局勢。工作組力求要作到的是把學潮限制在校園之內，並使其鋒芒主要 指向「反動學術權威」，即知識分子階層。有時為了顯示工作組的革命性，也把有 的校黨委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 然而麻煩問題是各地都有那麼一些不聽指揮的學生一定要把矛頭指向校黨委 乃至省市黨委，說這些黨委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並與力求引導他們的工作組發生 摩擦。這摩擦很快發展為對抗。學生指責工作組壓制革命，是運動向前發展的拌腳 石。工作組指責這些學生干擾運動的主攻方向、別有用心、對抗黨的領導。於是運 動演變為工作組與激進學生的鬥爭。毫無疑問，這些學生當然不是工作組的對手， 他們紛紛被工作組打成了「反動學生」、「假左派、真右派」、「小吳含」、「小 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如果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運動(以1957年的那次為第一次)僅此而 已，那為禍尚不算烈。因為它限制在大學校園之內，打擊面不大。而且，在這場政 治鬥爭中，激進學生是事端的挑起者。他們主動攻擊工作組，工作組予以反擊實在 也在情理之中。更何況這些激進學生對工作組主要的指責是工作組沒有以更激烈的 態度來對反動學術權威和黨內修正主義分子進行批判鬥爭。可見這些激進學生的思 想行為比工作組更不可取。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以劉鄧為首的「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共 同把這場「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他們主導了在全國機關、學校、事業 單位、工礦企業、交運商業部門......一句話，在全國所有社會「細胞」中展開第 二次「反右」運動。作為文革的研究者們，有必要探究的是劉鄧們為什麼要把反擊 激進學生干擾的「反右」運動鋪開成一個全國性的「反右」運動。他們本來沒有必 要這樣作。因為(1)「偉大領袖」沒有指示他們這樣作。(2)激進學生在學校裡攻擊 校黨委、工作組，但一般機關、工廠企業、事業單位裡並沒有人攻擊單位黨委。 因此對於劉鄧們的這些所作所為恐怕只能從中共政權在文革前十七年的統治 中所養成的習慣性的政治虐待狂中去找答案。而如果說劉鄧們這樣作只是因為他們 洞悉了毛的真實意圖後，所採取的一種轉移禍水的政治權謀，那麼這種把大量無辜 民眾當作犧牲品推上政治屠宰場的權謀也確實浸透了陰險冷酷和凶殘。 這第二次「反右」比九年前的第一次「反右」更為惡劣、兇猛。這是因為： 1、它的打擊面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得多。被打擊的不但有知識分子，而且還 有許多工人群眾。當然，這些工人大多並不是根正苗紅的血統工人，往上查一代說 不定是破落地主或國民黨官吏之類。要不，就是平時「調皮搗亂」頂撞領導的傢伙 。 2、在第一次「反右」中，將某人打成「右派」的根據主要是他「鳴放」會議 上的公開言論。而第二次「反右」是根據某人的家庭出身、個人成份就認定此人是 「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右派分子」。或搜集某人平時有什麼「牢騷怪話」，私下有些什麼「攻 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的言論，以此把他打成「小吳含、小鄧拓」、「仇視 黨、仇視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3、劉鄧系的中共高幹所主導的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直接導致了 1966年8月以中共高幹子弟為骨幹的血統論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 當毛澤東發現劉鄧等把他發動的旨在黨內高層進行政治清洗的政治運動引入 與他的原意大相逕庭的第二次「反右」，他採取了措施。1966年7月底，他下令撤回 工作組。8月5號他寫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8月1-12號主持八屆十一中全會， 制訂了「十六條」。 但是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運動走上毛預想的政治清洗的軌道。第二次「反右」 運動是半途而廢了，但「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整不起來。而沿著第二次反 右的政治軌跡，「紅色恐怖」運動轟然炸開。劉鄧們的子女繼承了父輩的未竟之業 。如果說從劉鄧中央到地方各級乃至各基層單位的「書記」們還是在用「文鬥」來 「修理」那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傢伙。那麼以高幹、軍干子弟為骨幹的「血統 論紅衛兵」就是用拳頭、軍用腰帶、棍棒來對「黑五類」進行毆打乃至殘殺。 儘管「血統論紅衛兵」的瘋狂殘暴行為也完全偏離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但 毛一時並沒有打算制止它。因為它還具有很大的政治價值。那就是這些瘋狂的青少 年學生宣佈他們是毛的「紅衛兵」。他們在對「黑五類」進行狂暴殘殺的同時，口 中是高呼者「毛主席萬歲！毛澤東思想萬歲！」的。 毛深知，自己要搞的政治清洗欲得成功靠的是什麼？是巨大的政治威望。只 有以巨大的政治威望開路才能廓清來自黨內高層因「民主程序」所形成的障礙。而 「紅衛兵」所掀起的「紅色恐怖」狂潮對於樹立他巨大政治權威有著巨大的功用。 因此，8月18號他欣然地在天安門城樓上讓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北 京某中學學生給他戴上「紅衛兵」的袖章。他問宋彬彬叫什麼名字，當他聽了回答 後笑咪咪地說「要武嘛！」他的意思是不必那麼文質彬彬，應像他的一首詩句所說 的那樣：「不愛紅妝愛武裝」。「偉大領袖」這麼一句無頭無尾支離破碎的話(據說 這是革命浪漫主義)給「紅色恐怖」運動火上加油。全國範圍內不知因此增添了多少 死於「血統論紅衛兵」棍棒皮鞭下的「黑五類」冤魂。 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固然對樹立毛的絕對權威起了極大作用，但它畢竟不在 毛政治清洗的軌道之內。非但如此，尚若血統論紅衛兵的行動不予中止那終究會幹 擾他的清洗計劃。於是，在1966年10月毛髮動了一場「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 運動。毛的中央說以劉鄧為首的一批從中央到地方各級的領導人執行了一條旨在鎮 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的政治特色--凡是處於 被批判地位的事物、人物都冠以「資產階級」的前綴，儘管它(他)與資產階級毫不 相關)毛的中央向廣大人民群眾說：毛主席發動的這場文化大革命本是整走資本主義 道路的當權派，但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制訂了一條「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整走資派，反而是鎮壓人民。毛的中央告訴人民群眾，應 該起來批判這些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領導幹部。領導幹部應該接受群眾 的批判。給前段時期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群眾平反，賠禮道歉 。所有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要予以銷毀……運動由此翻開了全新的一頁。人民群眾 藉此展開了一場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運動。 「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運動10月間在學校首先發動，11月發展到一般 機關、事業、企業單位，高潮出現在11月中到年底。地方各級黨委和各單位黨的領 導人被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中共建政十七年來，尤其是在1957年反右以後，一個 小小單位的黨的領導人都是黨的化身，具有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威，遑論省市黨委書 記那樣的龐然大物了。人民曾經是多麼誠惶誠恐地匍匐在他們面前，聽從他們的「 教導」，服從他們的驅使，任由他們處置宰割。而現在毛主席說他們在前階段把群 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犯了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錯誤。 人民群眾向黨組織的領導人發出質問，指責他們把無辜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 主義的右派分子。一時間，真有人民群眾「站起來」了的味道。應該說，這種政治 秩序的顛倒也是有個過程的。開始，黨的書記們還為自己開脫，有的甚至指示自己 的心腹把前階段整群眾的材料收藏起來，以便日後再次派上用場。而群眾對領導干 部的批判也是有所保留的。不敢「放肆」，但隨著形勢的發展，尤其是另一派「紅 衛兵」--與「血統論紅衛兵」出身成份上有著明顯區別的「造反派紅衛兵」的崛起 ，給群眾批「 資反線」的運動起了極大促進作用。這批以一般出身的青少年學生為 主體的「造反派紅衛兵」在學校裡把工作組批倒以後便衝向社會，到機關、工廠裡 「串連」。他們大膽的行動鼓舞了社會上的群眾。群眾批判「書記」們的音量增高 了。甚至有的機關、工廠裡的群眾起來效仿「造反派紅衛兵」的做法。敢於衝進單 位的黨委辦公室、保衛科、武裝部去查抄單位領導收藏的整群眾的「黑材料」。更 有甚者，在沒有鑰匙的情況下，把檔案櫃打爛，搶走「黑材料」。(這些就是此後被 歸劃入鄧小平們所切齒痛恨的「打、砸、搶」。)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中，群眾的批判鋒芒其實並不局限於前 階段本單位的領導把群眾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他們還進而清算了 單位領導在文化革命前的種種惡行劣跡。比如，單位領導曾欺壓過群眾，曾在文革 前的「四清」運動中藉機迫害過群眾，曾對向他們提過意見的群眾進行打擊報復等 等。有的群眾甚至向單位領導提出要求，不但要給在前段運動被打成「右派」的群 眾平反，而且還應給在文化革命前受過政治迫害的群眾平反昭雪。要求讓那些在「 四清」運動中被錯劃為「逃亡地主」、「歷史反革命」而被開除公職，或押送回鄉 的群眾回來復職。 在這個高潮中還有個很值得著重肯定的是對「血統論」的批判。1966年的7月 至9月，「血統論」甚囂塵上。「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副對聯的橫 批從「基本如此」很快更改為「絕對如此」。它促使政治「種姓」的迫害狂潮從「 黑五類」的本身延及其子女和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少年身上。它使許多青少年深 陷政治歧視的苦境，生活在毫無前途毫無希望和自慚形穢悲觀失望之中。1966年十 月開始，在「批判資反線」的浪潮中「血統論」終究被推上了受審的地位。這使出 身「不好」的青少年如久旱之後始逢甘露，那份政治歧視高壓下的解脫感、那份受 盡凌辱後重獲若干尊嚴和希望的喜悅是難以形容的。在批判「血統論」的轟鳴中， 最強音是遇羅克的「出身論」。它受到出身「不好」和「不大好」的青少年的熱烈 歡迎。登載它的「中學文革報」在各地被大量翻印。(遇羅克的「出身論」突破了毛 中央「批判資反線」的底線，他為這一正義行動付出了血的代價--筆者對此另有論 述。) 文化革命中群眾組織的大量湧現是在1966年十月，尤其是11月之後。這些機 關公務員(中共語彙為機關幹部)和工廠工人的組織不叫「紅衛兵」，而叫什麼兵團 、戰鬥隊、造反團之類。而且這些群眾組織一開始就有著明顯的分野。基本按每個 人在文化革命前的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坐標實行「同類項合併」。「政治質量」較高 的人和較低的人有著涇渭分明的排列組合。所謂「高」、「低」系由階級出身、本 人成份、政治條件、領導關係等許多方面的綜合效應而成。政治質量較「高」的組 織構成了文化革命中最初的「保皇派」、「保守派」，較「低」者構成了最初的「 造反派」。 「保皇派」、「保守派」組織在「批判資反線」中往往是虛晃一槍。「造反 派」組織則是真槍實刀地對領導拉開批判的架式。 (二)、1967年4月--6月反政治迫害的群眾鬥爭 1967年1月，毛中央發出「奪權」的號召。毛中央告訴群眾；之所以在前階段 運動中革命群眾受到迫害，毛主席的正確路線得不到貫徹，是由於走資本主義道路 的當權派掌握了權力。因此，要想使革命群眾不再受迫害，使運動在毛主席正確的 路線上前進，就必需「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 按照前階段運動的政治慣性，在多數情況下很合乎政治邏輯地是那些「政治 質量」較低的，而卻在批判「資反線」中行動迅速群眾組織(造反派)迅速地進行了 「奪權」。但他們的「奪權」行動又很快被另一派「政治質量」較高的群眾組織(保 守派)指責為「右派奪權」、「牛鬼蛇神翻天」。不過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保守 派」無力對「造反派」構成實質性的威脅。然而，在軍隊介入後，情況馬上起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 前一階段運動中，毛中央曾指示軍隊不要介入地方的文革運動。但在1967年 1月底，毛中央又指示軍隊應該介入，並且是要支持左派群眾組織。但哪一派是「左 派」？全國各地都一片紛亂，毛中央並沒有向各地軍方指明該地區哪一派群眾組織 是左派，於是乎，誰是「左派」？就全憑各地軍方去自行鑒別評定了。 全國各地的軍方(大軍區、省軍區、軍分區)幾乎無一例外地認為政治質量較 高的群眾組織是左派。作這樣的鑒別評定是完全合乎文革前17年所形成的政治邏輯 。而問題是，如果該地區奪權的群眾組織是軍方心目中的左派，那當然皆大歡喜。 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產生軒然大波。因為軍方一旦認定奪了權的一派群眾組織 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麼軍方將非但不與奪權的一派合作，還會去指責他們。 這正是在全國多數地區發生的情況。而奪權派則不但不會在軍方的指責面前屈服， 還會對軍方實行反指責。他們認為自己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向走資派奪權，當然就是 左派。當然應得到軍隊的支持。軍隊不支持自己這一派，就是犯了錯誤。氣氛在軍 方和奪權派的互相指責中急劇緊張起來。在全國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奪權派群眾組 織衝擊當地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 1967年2月間各地奪權派群眾組織與該地區軍方的鬥爭是導致3月間全國性的 「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重要原因。在這個「鎮反」運動中，軍方大多採取這樣的措 施：1、在奪權的一派中挑選出一個或幾個成份尤其複雜的工人組織，將其打成「反 革命」組織。大、中頭頭予以逮捕，小頭頭在單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員進行「批評 教育」。2、對「奪權派」中所有的學生組織和成份不那麼複雜的機關職員組織、工 人組織進行攻心瓦解，挫其氣焰。3、對在「奪權」中受到排斥的政治質量較高的群 眾組織予以扶植。例如在廣州，軍方把「奪權派」中的「八一戰鬥兵團」打成「反 革命組織」，對「工聯」、「紅旗工人」等工人組織和「中大紅旗」、「華工紅旗 」等學生組織實行壓制和分化瓦解。對「工人赤衛隊廣州地區總部」、「紅色工人 」、「廣州紅衛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質量較高」的工人和學生組織給予扶植。 又如在武漢，軍方把「鋼工總」打成「反革命組織」，對「紅衛兵第二司令部」、 「工人革命造反團」等實行分化瓦解，對政治質量較高的機關職員和工人的聯合組 織「百萬雄師」予以扶植。 把軍方所主導的1967年的「早春鎮反」與劉鄧系統的文職官員所主導的「第 二次反右」相比，可以發現，軍方的作風乾脆利落得多。文職官員的作法是「號召 」「革命群眾」起來對「隱藏」在群眾之中的「右派分子」進行「揭發批判」，軍 方是直接把由它評定的「反革命分子」予以逮捕。 毛澤東似乎一再預測錯誤。1966年6月他沒有料到劉鄧會在他離開北京到外地 巡視時把他旨在黨內的政治清洗導入矛頭向下的「第二次反右」。(有一種說法是毛 有意讓劉鄧這樣作的) 1967年2月他又沒有料到，在他要各地軍方介入地方文革運動 ，支持左派群眾組織時，結果發生全國性的「鎮反」運動。 在「鎮反」期間，被鎮壓取締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組織的群眾心情自然是惶恐 不安。得到軍方扶植的一派組織就當然是揚眉吐氣得意洋洋。這時，毛才發現自己 失誤了。毛當然也應知道就出身成份政治等級而言，思想行動保守遲緩的一派群眾 組織，其政治質量比行動迅速的「奪權派」在整體上來說是要高一些。但他認為這 並不是關鍵問題。「奪權派」政治質量雖低於「保守派」，但其中一樣有一定比率 的紅色出身的人和黨團員。更為重要的是他們不但在高呼著忠於自己的口號，而且 正是他們在衝擊屬於劉鄧系統的省市黨委，這起碼是在客觀上為自己的政治清洗效 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軍方把這些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或進行壓制分 化瓦解的做法。否則，借用群眾力量來摧毀劉鄧體系這一計謀將會落空。固然，對 於自己來說，「保守派」群眾組織就其政治質量而言是比「奪權派」更可靠的社會 基礎，但他們思想保守行動遲緩，這一次的政治清洗不能依靠他們了。基於這樣的 考量，毛在4月份開始向各地軍方發出批評，指出他們在「支左「中犯了錯誤。即錯 誤地鎮壓了「奪權派」群眾組織。 毛的批評使社會政治氣氛發生極大轉向。原來已氣息奄奄頻於瓦解的「奪權 派」群眾組織不但迅速恢復過來，而且對軍方採取了進擊的姿態。他們指責軍方的 鎮壓行動是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他們要求軍方釋放在押的「反革命組織」的頭頭 ，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他們的這些訴求先是以標語 口號大字報來表達，接著使用了集會遊行乃至絕食抗爭的方式。由於軍方拒絕承認 錯誤，拒絕釋放所抓捕的人員，拒絕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群眾組織平反，致 使「奪權造反派」與軍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劇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發生了「奪權 造反派」組織對軍事機關的衝擊。 「奪權造反派」這些行動帶有明顯的反政治迫害的性質。然而，如果說1966 年10-12月民眾反政治迫害的鬥爭基本取得勝利--當然是暫時的勝利，那麼1967年4 -6月民眾反政治迫害鬥爭的結果就相對遜色。因為軍方必竟與劉鄧系統的文職官員 大不相同，他們在「奪權造反派」的進擊面前絕非一籌莫展。他們大力扶植「保守 派」組織，並使之作為壓制「奪權造反派」的前鋒力量。由此就發生了「保守派」 挑起的「武鬥」。武漢的情況就是此類的典型。在武漢軍區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 質量較高的人群所組成的組織--「百萬雄師」迅速壯大，並以「百萬雄師過大江， 牛鬼蛇神一掃光」為動員口號向「工總」、「二司」等「奪權造反派」的群眾組織 實行暴力壓制。從毆打很快發展為屠殺。關於這些已超出本文的議題，故在此不作 敘述了。 (三) 散佈於1967、1968年的民眾反政治迫害的鬥爭 除了以上所述那較為集中的兩段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之外， 還有很多散佈於67、68年間的這類情況。在此僅舉一個鮮明的事例加以說明。 在廣州「奪權造反派」中有一個組織叫「工讀600」。這個組織是由廣州的一 批下鄉支農青年組成。他們與其他支農青年的明顯區別是，他們在下鄉之前不是沒 有考上高中、中專、中技的初中畢業生和沒考上大學的高中畢業生，抑或其他失學 失業的社會青年，而是在校生。他們讀的是1964-1965年開辦的好幾間半工半讀的技 工學校。畢業後的分配定向為技工。這些學生在初中時學習成績都比較好，但家庭 又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政治問題。在「政治空氣」已很濃的64、65年，他們出於對自 己家庭政治等級的清醒估計，都不去投考高中--因為將來絕無「考」入大學的可能 --而選擇投考最低等的技校，以將來能有一份技工職業為滿足。當然還有少數是投 考中專因家庭政治原因或分數不夠被撥到技校裡來的。 文化革命前夕廣州市委認為這些學校的學生政治質量太差，連留在廣州市做 技術工人的資格都沒有，應該都下鄉去做支農青年，於是下令關閉了這些學校。學 生全部下鄉務農。這批學生的數量有600名左右。 1966年底，在批判「資反線」的高潮中他們大多回到廣州，四處申訴他們所 受到的政治歧視和政治迫害，他們要求復學，要求讀書的權利和畢業後做工的權利 。他們串連起來組織了一個「造反」組織。名稱就是「工讀600」。儘管並不是當時 被趕出校園的600名左右的學生都參加了這個組織，但這個組織的名稱則是極其鮮明 地表明了他們的構成和訴求。 作為一批在文革前的政治秩序中遭受過政治歧視，切身利益受到損害的青年 ，他們對原有政治秩序很自然地採取反抗和衝擊的姿態。故此在文革期間他們很自 然地大多回到廣州，投身到「批判資反線」和「奪權」的風潮之中。他們在參與這 些大風潮的同時，也不斷提出自己這一群體所受到特有迫害的事實，並要求恢復自 己應有的待遇。像這類事例在67、68年間是時常可以看到的。 二、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形式的特殊性 文革期間並沒有哪個群眾組織正式打出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旗幟。 但倘若以此來否定它的存在，那就流入膚淺偏頗了。考察研究問題毫無疑問地應該 從表象進入實質，否則就永遠得不出正確的答案。 就像幾乎所有的「奪權派」組織在正式場合和文宣中，都不會把自己籠統地 稱為「造反派」而務必加上一個漂亮的前綴--革命，成為「革命造反派」那樣，所 有起來反歧視、反迫害的人們都絕對不會籠統地說要反政治歧視和迫害，他們一定 會說是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他們的迫害。(政治歧視一詞在當時還很少用) 這就是說他們受迫害不是由帶根本性的社會制度所導致，而僅僅是一些反對毛主席 正確路線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執行了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他 們的行動不但不是反對共產黨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維護、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這究竟是他們真實的思想，還是虛偽的宣稱，抑或是一種政治策略？應該說 這三種成份都存在。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人群中各佔有不同的比率。對社會問題 進行定量的細緻研究當然很有價值，而定性的宏觀分析則又可以給人以鳥瞰全局的 感覺。從定性分析來看，三年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無論個 體的內心動機有怎樣的差別，就其整體而言都是在響應毛的口號的旗號下做著維護 自己權益的事情。這就是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鬥爭的特殊性。 這種特殊性的形成既是歷史的必然性也有它的必要性。 從本質上來看，毛與劉鄧等並無不同。但源於治國具體方略上的歧見導致權 力的爭奪使之勢同水火。毛必欲將其除之而後快。在文革前十七年中，尤其是文革 前夕對毛的個人崇拜已登峰造極。毛成了真理的化身正確路線的代表。整個社會能 以正面形像出現的事物都必然歸於毛的旗下。民眾進行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斗 爭也必然會以執行毛路線的旗號來進行。這個必然性同時也是必要性。試想，如果 民眾把毛拋在一邊，單純以民眾的身份去與中共地方官員或軍方作鬥爭那將會處於 多麼虛弱的地位。官方只須動個指頭就可以把他們碾個粉碎。無論是出於真心對毛 的崇拜或以毛的威望作保護傘，民眾的鬥爭都必須在毛的旗號下進行。 如果說1966年10-12月民眾責成當權派給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平反是毛「批判 資反線」的直接產物，如果說1967年4-6月民眾要求軍方給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 群眾組織平反是以毛的某些講話為憑借，那麼「工讀600」的這類「造反」行動就與 毛的指示、講話毫不相關了。但是，他們仍然是打著批判「資反線」，維護毛主席 革命路線的旗號。他們說當時把他們從學校趕到鄉下去，是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 線對他們的迫害。因此他們完全有理由要求回來。他們究竟是真的完全不瞭解文革 前兩三年間階級路線的厲行貫徹正是毛政策的產物(即使不是毛直接指示這樣做，也 是地方官員在毛大講階級鬥爭的理論熏陶下的「緊跟」行動)還是朦朧中也有所感覺 ，但強使自己的思維轉入正統的軌道，對這些進行深入的研究當然有其價值，但我 們首先要明瞭的是，文化革命中所有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鬥爭都必然、必 需塗上中共黨內路線鬥爭的油採來作掩護。 三、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鬥爭的性質 由於文革期間民眾的這些鬥爭有著這樣的特殊的形式，有些文革研究者認為 這些鬥爭沒有什麼積極意義，認為它不但在共產黨思想體系的範圍之內，而且在客 觀上也納入了毛政治清洗的軌道。這種看法過於表面化。評判民眾的這些行動，關 鍵要看它是鞏固還是削弱中共的統治秩序，是維護還是衝擊中共的政治制度。 無論民眾在進行這些鬥爭時是怎樣高呼著忠於毛的口號，都不會改變他們的 行動是在削弱中共統治秩序和衝擊中共政治制度的這個實質。 毛以群眾運動的方式來實行黨內政治清洗固然就得付出削弱中共統治機器的 代價，但他是要以重握絕對權力為補償。民眾的這些行動在客觀上的確為毛的政治 清洗開路，但卻以取得那些「削弱」和「衝擊」為收穫。儘管他們在主觀意識上或 許尚未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歷史已經證明毛並沒有得到他的補償，民眾卻得到了 他們的收穫。文革前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何等威儀神聖。那怕是一個小工廠、 一個稅務所的黨支部書記都是黨的化身，是絕對正確的。對他們有任何反抗言行都 可上綱為「反黨」，更遑論那些省市委的高級幹部了。然而，文化革命竟破天荒地 把他們推上了受批判的地位。反對某個黨員幹部不算「反黨」，反對毛和毛的中央 才算「反黨」這是文化革命的成果。1957年多少萬人就僅僅是因為向單位領導提了 點意見而被打成「右派」受盡懲罰並禍及妻兒。10年之後，民眾可以當面直斥共產 黨領導幹部的種種劣行，只要他們是打著忠於毛的旗號就可以無後顧之憂。 1957年中共的政治邏輯是，共產黨的領導不是空洞的，它必須由各級黨組織 的領導來具體地體現。宣稱擁護黨中央毛主席而攻擊本單位黨的領導那是對黨抽像 的肯定具體的否定，是「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伎倆。在這條政治邏輯下，幾十萬 人被打成政治賤民，中共的統治秩序也得到了空前的鞏固。10年之後，毛放棄了這 一政治邏輯，(文革中的政治邏輯是，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就是一個地方的黨組織，黨 中央是黨中央。)他得以完成了黨內的政治清洗，但是中共權威整體性的式微正由此 而始。當毛及其謀臣清醒過來，明白這代價實在太大，大到要危及他的統治基礎時 ，他們開始對民眾的「越軌」行為發出指責。指責的最嚴厲句式是「打著紅旗反紅 旗」。這就是說，毛中央已洞悉，相當數量民眾的行為只是以忠於毛主席為幌子， 而幹著反對中共政權的事情，起碼客觀上是這樣。在不斷發出的指責沒有獲得預計 的成效時，毛中央終究於1968年秋天開始了對民眾實行壓制的措施。而當地方各級 ，各單位的黨組織在1969年後得以重建，大多數領導幹部得以官復原職時，在毛的 默許乃至規劃下，他們向衝擊過中共政權的民眾進行了反覆的清算、兇猛的報復。 從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到1970年的「一打三反」再到1971年的「清查五一六 」，進行過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民眾終究因他們的一度「越軌」付出了慘重的 乃至鮮血的代價。 至此我們可以給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定性了──這是 一場初級層次的民主運動。說它是民主運動是因為它從政治上衝擊了中共專制政權 的統治秩序，打擊削弱了中共的統治機器。說它是初級層次，是因為它離多黨競爭 、議會選舉、三權分立的民主訴求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 四、暴民政治之辨析 中共官僚階級對文革期間的民眾鬥爭是深惡痛絕的。就個體而言，他們不能 忘卻民眾對他們指責喝斥，使他們昔日的威儀盡失。就整體而言，他們痛感中共政 權絕對權威之式微，百姓民間之「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皆源於「文革動亂」。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官僚集團對毛充滿怨恨。他們深知，倘若不是毛要借 群眾運動來搞政治清洗，那些刁民何曾能有機會向地方各級和各單位的黨領導發起 攻擊？但對毛畢竟不能徹底否定。因為他已是這個政權的象徵。公開全面地否定他 會動搖中共政權的根本，更何況說到底，劉鄧等與毛在本質上又會有多大區別？ 另一方面，儘管中共官僚集團對文革期間民眾的「動亂」切齒痛恨，但又感 到不方便予以清晰的責罵。因為如果那樣做有些歷史事實就得講清，而這對中共是 很不利的。比如要責罵1966年10-12月民眾對各地各單位領導幹部的犯上「造反」， 就很自然地會扯出1966年6-7月各地各單位領導在劉鄧等的規劃指揮下大搞第二次「 反右」，把大量無辜民眾打成「右派分子」這一劣跡。要責罵1967年4-6月民眾對各 地軍方的衝擊，就必然涉及1967年2-3月各地軍隊對民眾的血腥鎮壓。於是中共高層 採取了最為聰明的做法，一方面宣稱要徹底否定文革，另一方面又不允許對文革進 行細緻的研究評判。總之，只要說文革全是一場「動亂」這就夠了。因為「動亂」 這個詞是矛頭下指的。在漢語語彙中，「動亂」是指下層民眾的「犯上作亂」。於 是乎，對文革作「動亂」的整體性評價而不去拘泥於某些具體事實，那就既可隱去 中共政權在文革期間對民眾的戕害，又得以對民眾的反抗行動予以全盤的否定，何 其妙哉！ 如果說對中共高層出於其陰暗動機力圖把文革研究導向死胡同是很可理解的 ，那麼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觀點就令人極為驚訝意外了。他們拋出了一個「暴民 政治」的說法。他們在一些文章和演說中譴責文革中的「暴民政治」。作為頂著教 授博士頭銜又未受中共俸祿的文人雅士對文革作出這樣的評判是頗具影響力的。 「暴民政治」的說法不但與「動亂」論異曲同工，而且更加清晰。它突出了 一個「民」字，並在「民」之前加上一個修飾前綴：「暴」。在「暴民」這個絕對 負面的名詞之後是「政治」。 人民使用暴力與暴民政治是兩回事。人民使用暴力有使用得當和不當之分， 而暴民政治則首先已定明那些民眾已非一般民眾，而是一些不問青紅皂白專施暴力 的肆無忌憚之徒。並且他們的暴力行為不是發生於社會個體之間和源於經濟利益的 爭奪，而是群體性地介入社會政治生活。他們是純粹以暴力去對待政府機構、政治 官員，純粹用暴力去壓制與自己政治構成不同和思想觀點分歧的另一些民眾。 我曾很細心地聆聽這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演說，我很希望能聽到他們具體講 講文革中有哪些暴民政治，可是他們似乎都不大涉及具體的事情，而只是大談「暴 民政治」的危害。大談今後中國應怎樣防止暴民政治的再度發生，重複文革悲劇等 等。 不錯，文革悲劇是不可再現，但是否文革悲劇全歸結於暴民政治？而且文革 中究竟有哪些暴民政治？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是否也屬暴民政治之列 ？ 文化革命中確實有暴民政治。以中共高幹、軍干子弟為核心所組成的「血統 論紅衛兵」在「紅八月紅色恐怖運動」中(1966年8月)對「黑五類」及其子女的毆打 殘殺就是最典型的暴民政治。因為，1、這些青少年的父輩雖是中共高官，但他們本 身還是「民」。2、他們個人與這些被毆打殘殺的「黑五類」並無直接仇恨甚至素不 相識。他們如此殘酷地對待「黑五類」純粹是出於一種瘋狂的政治歧視。 1967年春末夏初發生在全國許多省市的暴力事件也是暴民政治。以武漢為例 ，「百萬雄師」自恃政治成份好，又有武漢軍區的支持，為了在政治上壓倒對立派 群眾組織，它首先挑起兩派群眾組織間的暴力衝突。在「百萬雄師過大江，牛鬼蛇 神一掃光」的充滿政治歧視的口號下，向另一派群眾組織施行暴力打擊。由於它既 有政治優越感作精神支撐，又在物質上作了充份的準備，故在暴力行動中以戰勝者 的姿態出現。另一派群眾組織在它的暴力打擊下頻於瓦解。 然而，中共高官以極其欣賞的態度來看待「暴民政治」論，就絕不是因為「 暴民政治」所指的是這些內容。在傳統觀念中。「民」相對於「官」而言。所謂「 暴民政治」當然也就是衝著「官」而來。在這種邏輯推理下，人們起碼在潛意識之 中就會把文革期間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行動都歸於「暴民政治」了。 然而，我要斷然指出，這完全不是暴民政治。因為，1、民眾的這些行動是正 義的。難道應該讓中共官僚或軍方把民眾打成「右派」、「反革命」而不允許民眾 藉著響應毛號召的機會去要求「平反」嗎？2、民眾在這些行動之中基本沒有使用暴 力。 文革這段期間我在廣州郊區稅務局和廣州有線電廠兩個單位工作過。我親眼 看到這兩個單位的造反派民眾在批判「資反線」過程中乃至在三年文革的全過程中 都沒有使用暴力。就個人而言，儘管當時我是個二十剛出頭的血氣方剛的青年，盡 管我激烈地「批判」過平時作威作福的領導，激烈地與「保」領導的另一派群眾爭 論過，但我一直沒有使用過暴力。我還到其他許多單位串連過，我發現那裡的造反 派民眾也都基本沒有對本單位的「當權派」使用暴力。倒是許多單位由政治質量較 「高」的人們所組成的「保」單位領導的群眾組織，經常以暴力對造反派群眾相威 脅。他們的構成和心態完全類似武漢的「百萬雄師」。事實上，最後也是由他們在 軍代表和「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於1968年秋把造反派群眾組 織徹底鎮壓下去。(這裡講的是廣東廣州的情況，其他省份可能不同。) 歷史留下許多照片，是一些中央和各省市級的中共高官被「揪斗」的情形。 他們被抓頭髮，反剪雙臂，場面十分暴力。但請留意，這些與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 治迫害的鬥爭無關。他們大多是被毛中央直接點名的大「走資派」。而「揪斗」他 們的只是一些直接聽命於毛中央的名牌「造反派」組織。至於那些對「黑五類」反 復進行的「揪斗」行動，則主要是「保守派」組織的拿手好戲。 必須說明的是，我儘管認定文革時期民眾的這些行動絕對不是暴民政治，但 卻並不對它採取完全推崇讚美的態度。任何社會中，哪怕是在民主制度下，民眾與 官方總會有矛盾衝突。要化解這些矛盾衝突，應該是遵循民主的原則，法制的途徑 。不應該搞什麼「批判」、「揪斗」。然而，我們又必須歷史地看問題。在當時中 國絲毫沒有民主法制的情況下，(三十多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民眾想要甩下「當權 派」已經扣或準備扣給自己頭上的「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求得生存的空間 ，他們除了趁響應毛號召之機去實現這一願望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辦法呢？因之，他 們的這些行動又有什麼可指責的呢？ 文化革命給一般人留下「暴民政治」的印象說來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 文革時期存在著大量的暴力事件。從1967年5月到1968年，有的省份甚至延綿到196 9年都不斷發生著群眾組織間的暴力衝突。然而，作為文革研究者就應該懂得區分暴 民政治和暴力事件。1967年5-7月全國各地「百萬雄師」類的組織使用暴力壓製造反 派民眾，這就是暴民政治。而造反派民眾倉促應戰則有著明顯的防衛性質。1967年 7月以後，全國各地除兩廣外，「百萬雄師」類的組織全部垮台。它們的垮台使造反 派得以上台，造反派上台後無一避免地產生了蛻化和分裂。接下來就發生了原造反 派組織分裂後的自相武鬥。這些武鬥的成因主要是對「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 會」中席位的爭奪和暴力行為方式的惡性氾濫。對這些情況毫無疑問要予以負面評 價和譴責。但又必須認清，這是暴力行為、暴力事件，而不是暴民政治。因為它的 矛頭不是對著官方，也完全沒有真實的政治內涵。這有如要分清兩軍交鋒中的殺人 和戰鬥之後殺戮俘虜，分清刑事犯罪殺人和宗教裁判所殺人。 五、文革中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鬥爭被忽視的原因 應該說被忽視的還不止這些。文革中人民線索的閃光部份還有1966年中下旬 中國最早的獨立工會運動──全國合同工臨時工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運動。還有以 「湖南省無產階級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向何處去？」為代表的 文革新思潮。這些統統都被忽視了忽略了。這是什麼原因呢？ 從整個大環境上去考察當然是由於中共政權對言論的鉗制。中共一方面說要 否定文革，一方面不准對文革進行深入研究。所有能夠出台的敘述評判文革的文章 都必須符合中共的胃口。還有，中共三十多年來一直對文革中有突出表現的人士進 行著監控。這使他們不敢，也不可能說出事實真相和擺明自己的觀點。這種監控在 1979年新一批七九民刊、民主牆戰士出現後才稍有放鬆。因中共政權有了新的目標 ，分散了精力。直到1989年之後，更大的社會波濤吸引了中共政權的注意力。二十 多年前鬧事的那班傢伙才不再是它重要的「心病」。 但是，這尚不足以解釋那個「忽視、忽略」。因為中共政權只能鉗制國的言 論鉗制 了國外。當年的那些：「突出人士」自己不寫，其他人也還可以寫。那為什麼人們 還是鮮見對此作中肯評價的文章呢？故此，有必要尋找其他的原因。 (一)有發言權的名人學士採取了「忽略、忽視」的態度 即使是在言論完全自由的民主社會中，也絕非每個人都擁有同等的言論影響 力。因為言論自由和言論影響力是兩回事。宣傳自己的觀點看法可以通過口頭也可 以通過書面。口頭可以是在人數很有限的私人朋友之間，也可以是在大庭廣眾的會 議之上。那麼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有誰才有能力有資格組織會議、發表文章、出版 書籍呢？當然是那些名人學士。頂著教授頭銜的人們比一個普通民眾擁有無可比擬 的言論影響力。 中國的名人學士大致可以分成兩部份。一是高齡群，一是中齡群。 高齡群在文革初期大多受到衝擊，他們當時的年齡多為五、六十歲。他們被 打成反動文人、資產階級學術權威，被批鬥、被抄家。而且在1966年10-12月的「批 資反線」中他們亦未翻過身來。這有如全國大量的「小吳含」、「小鄧拓」都在「 批資反線」中獲得平反，而吳含鄧拓則仍下九獄那樣，反動文人反動學術權威是被 毛拿來開刀「祭旗」的。當然從那時之後他們不再是主要目標。毛把他們用來「祭 旗」之後就把他們扔在一邊，繼而把政治清洗之劍揮向「祭旗」的刀斧手們。有老 捨那樣的名士熬不過「祭旗」之苦，自尋解脫撒手人寰了。而多數名士還是熬過了 那段非人的歲月。他們的境遇比吳含鄧拓要強一些，不必下九獄。此後他們基本以 旁觀者的心態和身份來看待這場社會大波。壓抑之中亦有另一番逍遙所得。十年之 後，當年那班實施「祭旗」儀式的「刀斧手」們重握了權柄。由於他們自己也深受 毛政治清洗之苦，故對當年的被「祭旗」者甚動側隱之心。他們力主對這班年事已 高的名士給予精神和物質的補償。歷史就這樣開了個大玩笑。被拿來「祭旗」的犧 牲和施行「祭旗」的刀斧手們多年之後「相逢一笑泯恩仇」。這樣的經歷就使高齡 名士具有這樣的特點。(1)、對文革中很多情況缺乏切身的體驗和瞭解。(2)、對文 革的陳述和詮譯自覺不自覺地與當年的「刀斧手」──當今的施恩者保持口徑基本 一致。在這種經歷、處境和心態下，他們怎麼不會對文革中的群眾反抗鬥爭「忽視 、忽略」呢？ 中國當今中齡群的名士實際上與高齡群斷代。即他們之間幾乎空了一代人。 中齡群又可分成兩個亞群。一是當今五十歲以上，一是四十歲左右。這兩批人的經 歷相當不同。年稍長的一群經歷過文革。他們多為老三屆畢業生，於1977、78年恢 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爾後還獲得更高學歷。老三屆中的幹部子弟大多早就通過各種 途徑脫離了社會底層，回城提干、參軍、讀工農兵大學等等。有志向有能力從社會 底層──「知青」和工人擠進大學門檻的很多都是當年的「黑五類」子弟。尤其是 其中有家庭知識背景的子弟。「黑五類」子弟在文革中大多數還是比較謹慎的。「 批資反線」雖然使他們脫離了被任意欺侮的境地，但出身成份「差」，政治質量「 低」這總是不爭奪事實。因此他們在文革中大多做「逍遙派」，或參加某一個大群 眾組織，做一個掛名成員。(造反派的政治質量「低」於保皇派，並不是說造反派多 由「黑五類」組成。) 他們這樣的經歷就使之對文革中的許多情況缺乏瞭解。更何 況民眾反政治迫害的鬥爭在工廠中才體現得鮮明，大中學生對此還是相當隔膜的。 這樣的經歷使他們產生了類似高齡群的那種「忽視、忽略」。 事情還不僅此而已。由於文革期間民眾的這些鬥爭只佔運動的一小部份內容 。若非親身參加進去，深切體會過其中的苦樂，那這些閃光的樂章很可能就淹沒在 一片雜亂的喧囂之中而無所聽聞了，因而文革留在名士們的記憶中可能就只有：批 判、抄家、武鬥、歇斯底里的吼叫、反覆無常的混亂、瘋狂暴戾的行為。你若跟他 說，文革中還有民眾的正義抗爭運動，他會認為這純屬杜撰臆想。再嚴重一些，他 甚至會認為提出這種觀點的人是否是「四人幫」的余櫱，在巧舌如簧地為文革浩劫 翻案。 中齡群中四十歲一輩的學者完全沒有經歷文革。他們只是從高齡群和中齡群 中年長者的著述、演說中瞭解文革，故此也就形成了與之基本相同的觀點和認知。 (二)文革中的突出人士們採取了沉默的態度 文革中的突出人士──各大專院校學生組織的頭頭、各地大型群眾組織的頭 頭對文革運動有比較全面感受。對文革那兩段期間民眾的反抗鬥爭不可能沒有記憶 。但他們對這些都絕口不提，(非但如此，而且是對整個文革史實都絕口不提)這是 什麼原因呢？如果說在國內有政治高壓，不能提，那為什麼不寫出來托人在海外發 表呢？原因有以下幾點。(1)、許多「突出人士」在文革之後當局對他們的反覆清算 中已遍體鱗傷奄奄一息，能苟活在世上已屬僥倖，哪還敢去書寫文革觸怒當局？(2 )有些「突出人士」通過自己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做人藝術，在山重水復之中又開拓 出柳暗花明。為了能繼續在當今體制內的仕途，他們當然要極力隱去自己當年的一 番經歷。否則，一旦被劃入「三種人」前程將一遍暗淡。(3)還有些「突出人士」在 困頓多年後於八十年代中期以後的經濟大潮中獲得生機。他們生性聰慧敏銳，一下 便捕捉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以其矯健的身手衝浪於大潮之中，不久就甚有斬獲。 這些人偶爾會回憶起文革舊事，也只是發出幾聲灑笑和歎息。是自嘲當年的少不更 事輕舉妄動，還是懷念昔日的青春熱血慷慨激昂，抑或歎息人生的風雲多變詭譎莫 測？算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有什麼比現在賺錢享受更為實際的呢？(4)這些年 來，在中共官方的強大宣傳和獨立知識分子「暴民政治」論的伴奏下，文革已定論 為百分之百的「浩劫」、「混亂」、「瘋狂」。在這種情況下還有誰敢說那熊熊大 火中還有些有用的東西並要把它取出來呢？不怕自己也被燒死嗎？更何況有些「突 出人士」確有某些不雅的記錄。他們雖然亦參加過民眾的反抗鬥爭，但也曾效力於 毛江(青)集團。以暴力「揪斗」過中共高幹、「反動文人」、「學術權威」等。「 沉默」對於他們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 (三)參加過反抗鬥爭的工人群眾缺乏文字表述能力 這些年來，在中國民間中年以上的工人群眾中廣泛流傳著這樣的說法：「再 來一次文化革命就好了！」這種說法會使那些持「暴民政治」論的名士們感到驚訝 。難道這些工人希望再來一次「破四舊」、「紅色恐怖運動」？再來一次「第二次 反右」、「鎮反」？或再來一次武鬥和「清理階級隊伍」嗎？當然不是！這些工人 是希望能像當年「批資反線」那樣把當今共產黨的貪官污吏送上審判台。文革之前 中共官僚與人民的矛盾主要是體現在政治壓迫上。對於大多數生性溫良順從的中國 人民來說，這個矛盾並不太激烈。如果沒有1966年6、7月的第二次「反右」一下打 擊了許多人，恐怕民眾的怒火還不會那麼猛烈。現在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官 僚與民眾的矛盾除繼續體現在政治壓迫上，更重要的還體現在貧富懸殊上。這就使 中年以上工人群眾產生再次象文革造反那樣衝擊共產黨官僚的願望。由此可見，經 歷過文革的工人群眾與那些名人學士對文化革命的記憶和認知是有多麼大的不同。 可惜的是文革前的工人文化水平都很低。大多只受過小學教育，初中生較少，高中 生更為少見。他們的文字表述能力很有限，實在難以把當年民眾的反抗鬥爭記述下 來，公之於世。(當然，就 算他們寫了出來也不會有哪個雜誌刊物會發表。)當年的中年工人現許多已去世。尚 生者只在默默地熬著那風燭殘年。當年的青年工人現今也已是五十歲以上的半老頭 。韶華已逝體力日衰。想要再以文革造反來對付那班共產黨的貪官污吏也只是說說 而已了。 (四)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弱點所至 前面三個方面的剖析還不足以說明為什麼文革時期民眾的反抗鬥爭會湮沒於 歷史塵埃之下。因為那畢竟是數億人投入的運動啊。中國人常以萬一來形容稀有， 可是如果一萬人中有一人出來那就有數萬人。如果一百萬中有一人出來那也有數百 人。可是，現在環視那縱橫萬里的中國並延及海外，究竟有幾個人在為文革時期民 眾的正義反抗行動正名呢？ 這個民族太聰明、太現實。它很能變通卻少一分應有的執著，它很能審時度 勢卻少一分應有的慷慨悲歌。正是這種聰明現實的民族性格，使它以凶悍的滿州人 也供奉孔夫子為由接受了那條長長的「豬尾巴」，也差一點使它以殘暴的東洋人「 同文同種」「攜手共建大東亞共榮圈」為由去接受太陽旗。還使它用共產黨「為人 民服務」的謊言去進行自我麻醉，以坦然地接受那專制統治。既然我們的民族有這 麼多莫大的悲哀，那再加上一個文革時期民眾正義反抗運動之被湮沒又算幾何呢？ 六、文革時期民眾反抗鬥爭被忽視和否定所帶來的後果 八十年代以後，中共政權在專制之上再添加了急速的腐敗。廣大民眾對其切 齒痛恨。但只要民眾或學生以集會請願的方式表達對它的不滿，它就氣勢洶洶地斥 責道：「怎麼？你們又想搞文革造反那一套嗎？」學生民眾倒也真在這斥責面前嚇 倒了。「文革造反」，那是多大的罪過呀！他們都諾諾而退了。 我們極力主張以和平演變的方式來終結中共一黨專政，實現中國的民主轉型 。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和平演變不可能在在書齋裡完成。設想僅僅以言官上書、書 生議政就可促使中共作根本改革，那只是幻想。一個專制政權以和平演變的方式轉 向民主體制必須以民眾的正義壓力為基礎。專制統治者不可能那麼順當地交出特權 。這不但在道理上顯而易見，也為當代歐洲、亞洲許多國家的實際情況所所證實。 民眾的正義壓力往往就體現為「街頭政治」──集會、請願、遊行、示威。 而這些絕對不是暴民政治。 那麼當今和今後，中國有沒有發生「暴民政治」的可能？有！這是指在某些 特殊情況下，專制統治機器突然崩潰，社會失序。對共產黨的貪官污吏憤恨已久的 民眾並發出沖天怒火。部份民眾以非理性的方式對待共產黨官員和具有官方色彩的 事物，如黨的辦公大樓。事實上中共的一些高官已看到這種危險。他們把自己的子 女送往國外求學就業定居，把存款轉往外國銀行。如果有一天中國發生了「暴民政 治」，那責任完全在中共。因為它既不能抑制官員的貪污腐化，又不以政治改革來 抒解社會矛盾，還極力壓制健康的公民社會的出現。這樣就為社會災難埋下禍根。 但這絕不是說暴民政治有理而是分析暴民政治的成因。某些社會賢達似乎也看到這 種危險。他們以暴民政治的可怕情景去諫說中共及早主動進行政治改革。這種作法 無可厚非。但是，他們不應把文革期間民眾的正義鬥爭也劃入「暴民政治」。因為 不僅僅從道理上來分析那並不是「暴民政治」，而且一旦人們真的都認為那是「暴 民政治」，就必將大大束縛了人民的手腳，限制了民眾的正義行動，極大地削弱了 民主力量對專制政權的壓力。中國的民主轉型也就更難實現。 有人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中國民主轉型的實現只能靠中共黨內的改革派來 完成。這種說法雖有道理但卻是片面的。從歷史事實得到的借鑒、從對中國社會各 個橫斷面作深層的分析都可得知，單靠中共黨內改革派不可能完成這一歷史重任。 換言之，中共黨內改革派只有在民間民主力量的鋪墊、拱托、支撐之下才會破土而 出並有所動作。講得更具體些，就是一旦民間民主力量能有效地在全國許多城市組 織萬人、十萬人甚至人數更多的和平集會示威之時，就是中共黨內改革派破土公開 行動之時。 向中共黨內的開明人士曉以暴民政治的可能及可怖當然不是錯。但更有意義 的是發掘出文革時期民眾鬥爭中閃光的東西予以借鑒。對於堅持專制、拒絕政治改 革的中共頑固派為什麼不可以用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那一套」 ？為什麼不可以把他們推上審判台？所不同的是，當年民眾是以響應毛「批資反線 」的號召為依托，而三十多年過去，社會情勢大相逕庭民眾思想水平也大大提高了 的今天，民眾的依托將是民主理念與法制原則。 文革時期民眾反政治歧視反政治迫害的鬥爭幾近湮沒在歷史塵埃中這一事實 ，使我內心產生了強烈的震撼和悲哀。對國家民族的歷史我懷有深深的感情，故在 修了機械專業用以謀生餬口外還修歷史專業用以探索先賢的遺跡。不過，我那對卷 帙浩繁之歷史記錄的真實性的信任感由此已產生了極的大動搖。如果文革時期的青 年人現在還年富力強，那一段歷史就已被寫得面目全非，推而論之，歷史的塵埃又 已經湮沒了多少有價值的本應值得記載流傳的東西呢？如此看來，那汗牛充棟的史 卷又有多大的真實性呢？然而，我還是要盡自己一份心力。我無力去勘正浩瀚史卷 之真偽，但對文革時期民眾的閃光之處將盡力發掘，使之重見天日並借鑒於當今的 民主鬥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