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強的母親 ──我所認識的張先玲 (北京) 石巖 說起十二年來為「六四」奔走呼喊的母親們，不能不提到張先玲，她是第一 個與丁子霖相識的母親。那是八九年冬天，她們兩人的丈夫都是大陸所謂民主黨派 「九三學社」的社員。張先玲的小兒子王楠比丁子霖犧牲的十七歲兒子蔣捷連大兩 歲，也是個有心志的青年。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晚，他帶著照相機想把天安門的情景 照下來做歷史見證，結果六月四日凌晨頭部中彈，戒嚴部隊禁止別人搶救，終因流 血過多死去。張先玲不見兒子歸來，顧不上休息吃喝，連續二天到各大醫院打聽。 後聽人說天安門西側某中學大門外有幾具屍體草草掩埋，數日後又被挖出。王楠剛 參加軍訓回來，身著軍裝，誤為是戒嚴士兵，被送到護國寺醫院。張先玲直到十天 後才找到死去的兒子。他與丁子霖兩位母親共同的遭遇使她們緊緊地連繫在一起， 決心把悲痛化做尋找其它難屬的動力，開始了她們艱難的尋訪歷程。數年後由於丁 子霖向國外公開了屠殺的真相，受到了當局嚴密監視，行動不便。為了使尋訪工作 不因當局壓力而中斷，兩人達成默契，大部份的尋訪工作由張先玲來承擔。 十來年的光景，在恐嚇、監聽、封鎖、跟蹤、囚禁等政治高壓下，能尋找到 一百五十五名死難者的家屬及六十五名傷殘者，豈是件輕鬆容易的事！張先玲和丁 子霖都是五六十歲的老人了，由於親子之喪及當局的都留下身心的傷痛，丁子霖體 質很弱，諸病纏身，張先玲直到今天，夜睡時還時時驚醒。她的神經衰弱已成痼疾 。她說，她們能支撐到現在，尋訪能有進展，除靠不渝的信念外，也因為得到眾多 好心人的支持。 她講了幾次尋訪的過程，一次聽人說有位姓高的難屬，也打聽到了地址，但 白天幾次登門都碰上鐵鎖，她就改為晚間去找她，但依然是鐵將軍把門。最後一次 她失望到了極點，就使勁敲起門來，驚動了隔壁的鄰居，他們告訴她高某已經搬走 ，基本上不回來，鄰居也說不清她的新住處。張先玲無奈，只得留個條子給鄰居， 條子上署名老張並留下自家的電話，指望高某有一天能回來看見。 往回走時，又心 境黯然地在高家門外躑躅，大街上人車稀少，並下起了小雨，霏霏雨絲在昏黃的路 燈下閃爍。失落、淒楚與悲憤一起湧上心頭。她想，如果殺了人的政府肯主動承擔 罪責，安撫難屬，我又何苦臨至夜晚還獨自一人在雨中徘徊？幸好上蒼幫了忙，第 二天一大早奇跡般地接到高某電話，說：「我很長時間沒回這個家了，昨天回來看 見你的條子，你是誰呀？」「我是老張，你不記得啦？」「哪個老張？我想不起來 了。」「咱們明天見個面，見了面你就知道了。」第二天高某在家等她，當見到陌 生的張先玲，很有戒心地不肯接待她。張先玲就如尋找其他難屬一樣，先把自己兒 子的照片拿出來，又敘述了王楠犧牲的過程及找難屬的目的。高某心裡亮堂了，她 告訴張先玲，她丈夫前一年猝死，第二年她女兒又死於六四之晨，她孤零一人，觸 景生情就搬走了，不願再回到這個家來。後來張先玲說，她的努力沒有白費，高某 自認識張先玲後，參加了難屬的活動，明白了很多道理，也從沮喪的心境中掙脫出 來，後來成了六四母親群體中積極的一員。 雖然相遇高某並非一帆風順，但結局圓滿。而有些尋訪令張先玲至今窩心。 去年她聽說某地有個叫小德子的家中有死難者，在北京酷熱的一天，她到某地一帶 尋找。「您知道小德子住哪兒嗎？」「不認識他，你找居委會吧！她們清楚。」她 七彎八拐找到了居委會。兩位值班的居委會老太太問她有什麼事。她像以往尋人過 程一樣又編造起故事來。「我騎車摔破了腿，有人用手絹幫我把傷處包起來，我忘 了問他姓名，只聽別人喊他小德子，大概就住有這個小區裡。今天特來謝謝他。並 還他手絹。」兩位居委會老太太張家李家地猜起來。「誰叫小德子啊？」「對了， 韓家有個孩子叫韓某某，會是他嗎？」「他這人能幹這種好事？」張先玲一聽有門 兒，忙說：「那也難說，可能就是他吧！」「他家就住對面。」張先玲按指點敲了 門，出來一個男人，問她：「你找誰？」「我找小德子。」「小德子不在，你找他 有什麼事？」張先玲見居委會老太太正好奇地看著她，就說：「咱們進屋談吧。」 她主動向屋裡走，那男人用身子把屋門堵住，說：「不用進屋說，你到底有什麼事 ？」張先玲見居委會老太太正好奇地看著她，就說：「咱們進屋談吧。」她主動向 屋裡走，那男人用身子把屋門堵住，說：「不用進屋說，你到底是什麼事？」張先 玲放低聲音說：「是十年前的事，還是進屋說吧！」誰知那男人卻大叫起來：「你 有病啊！十年前的事現在找上門來了。小德子不在，你快走！」居委會老太太一旁 搭碴了。「喲！她剛才還對我們說是前幾天的事，怎麼這會兒又成了十年前的事啦 。」那男人更加無禮，用手推她，說：「你是有病，快走！別再搗亂了。」事後， 張先玲說：「我這麼大年紀的人，從沒有遭受過這樣的羞辱，當時又氣憤又委屈， 汗水、淚水同時流滿全臉，強忍著沒哭出聲來。 現在大陸社會也沒見義勇為獎，儘管有弊端，但出發點是做好事的人應得到 好報，如張先玲這樣不辭辛苦想給處於絕望境地的難屬帶去溫暖，反遭羞辱，換個 人早就撒手不管了，但張先玲沒有退縮，幾天後她輾轉得知有個朋友住在小德子家 附近，她還是先把口信帶過去。她說對別人的誤解和無禮不能計較，不找到這家她 難屬她難以放下心中的負擔。 六四母親們從九五年開始連續數年向大陸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常委會上書，要求對六四慘案做出合理交代。九九年更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 追究六四慘案主要責任人李鵬的刑事責任，告李鵬的訴狀就是張先玲和另一位母親 送交的。 當然，她們知道，在集權專制的統治下，她們上書肯定是泥牛入海，丁子霖 老師曾說，或許她這輩子看不到六四平反昭雪的日子了，但難屬們仍要年復一年地 鬥爭下去。其實，六四母親們的作為早已不能看成是單純救濟難屬幾個錢的事了， 重要意義在向世人表明：中國大陸人絕非全是自私怯懦、麻木、冷漠，有相當多的 愛國忱民者，更有勇士為正義挺身而出。其中，以丁子霖、張先玲為首的六四母親 們，正是在言行兩方面，顯示出她們挺直的脊樑，不折的韌性和做人的尊嚴。 十幾年的磨練，使六四難屬們靠得更近，貼得更緊。九五年當丁子霖夫婦被 當局無理扣押在無錫某地四十三天時，張先玲等十六名難屬聯名抗議要求釋放，向 中共全國人大上書的簽名人數也由九五年開始的二十五人，發展到九九年的一百零 五人。他們中的代表人已超越了只為難屬說話，更為改善中國人權惡劣狀況而積極 呼籲。張先玲是其中之一。 中共主管宣傳的大員，繼承了前任們心照不宣的傳統，迷信謊言重複一千遍 就成了「真理」了，迎合長官意圖的傳媒已習慣用官話、套話、媚話喋喋不休地向 「愚民」、「群氓」們猛灌，使看電視、聽廣播的大眾的耳神經早已與腦神經分了 家，任它們如何不厭其煩地嘮叨，極少有人通過大腦。(這種特色在官場尤為顯著。 例如，今年大陸人禍災難頻繁，有人寫文章說：靠什麼防止事故？一曰靠從年初開 到年終的會議，每次安全會議都有領導「重要講話」……然而有誰把講話當回事呢 ？二曰……)所以稍加用心就很容易抓住大陸傳媒胡說亂侃信口雌黃的辮子，張先玲 說只要認真聽，總能聽出毛病來。例如九九年大陸慶祝政權成立五十週年，大陸媒 體不時地冒出「慶祝偉大祖國母親五十華誕」這樣的頌句，可能傳媒主編認為這是 句很討巧的頌詞，但張先玲聽了覺得不對勁，於是打電話給電台質問，她說：「你 們宣傳祖國母親五十華誕，我今年都六十多歲了，按你們的提法，五十年前我就不 是中國人了？我沒有國籍啦？你們怎能只顧唱頌歌隨便抹掉中國數千年歷史？」 還有，在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時，中共幾位中央領導人分頭來到某省人大 代表小組會，當播放到江澤民來到某省代表團的畫面時，電視台解說：「江主席來 到代表團時，代表們起立熱烈鼓掌，情緒十分激動……」張先玲立即打電話給電視 台，她說：「按中國憲法及江澤民的說法來領會，國家領導人實質應是人民的公僕 ，他到人民代表中聽取意見是他應履行的責任義務，是很正常的事，你們何必強調 代表情緒十分激動，這種宣傳很有封建皇帝御駕親臨大臣們感恩涕零的味道。」接 電話的人回答：「你很有民主意識，但中國的現實只能如此。」 其實，幽閉在百姓中的民主意識，若都能無畏地提出來，民主的浪花能匯成 洪流。是麻木與膽怯縱容了官話製造商和套話媚話販子。 去年，張先玲去美國探親，臨行前她的上級機構派了兩位幹部來找她，進門 說：「你要去美國啦，我們奉命請你在這保證書上簽字。」交給她一張鉛印紙，張 先玲看過後，又把保證書還給他們，說：「我拒絕簽字，上面寫的三條保證有損我 的人格。第一條，讓我保證在境外不接受記者採訪，我做不到。我在國內已接受過 外籍記者採訪，為什麼在國外不接受記者採訪？記者問的問題我都如實回答，只要 我說實話，境內境外都是一樣的。第二條，保證不接觸民運分子。這條辦不到，民 運人士腦門上沒刻字，胸前不掛牌，我怎麼知道誰是民運人士？若有朋友來看我， 我能問他嗎？即使是搞民運的我能拒之門外嗎？這豈不顯得大陸知識分子太沒素養 了？第三條，不要說或做有損國家形像的言行。這太高抬我了，如果我這種無職無 權的小人物，說幾句就損害了國家形像，只能說明咱們國家的形像太脆弱了。真正 有損國家形像的是那些身居高位的大貪污犯，我和他們有天壤之別，不能同樣看待 。」兩位幹部實在想不出駁她的話，說了句：「我們猜想你也不會簽字。」訕訕地 走了。 從以上這些有理有力的鏗鏘話語，一個性格堅強，反應敏銳的張先玲，鮮活 地呈現出來。 六四母親，一個壓不垮，拖不散，難以分化離間的群體，得到海內外一切有 良知正義感人士的尊重。張先玲是其中出色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