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明的衝突嗎?

──再談911


胡 平


(1)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

	八九以來,國際上有兩種理論最流行,一個是福山提出的「歷史的終結」
,一個是亨廷頓提出的「文明的衝突」。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歷史終結論大受
奚落,文明衝突論倍加重視。最近一期《大西洋月刊》(theAtlanticMonthly,Dec
,2001)登出一篇長文介紹亨廷頓學術生涯和政治思想,將亨廷頓譽為「先知」。
	不過,亨廷頓本人的反應比較謹慎。他並沒有直接說911事件就是文明的沖
突,他只是說本拉登力圖挑起伊斯蘭世界與西方的衝突,美國政府必須要防止這種
衝突發生。
	福山則發表文章為歷史終結論辯護。他提醒讀者,他所謂的「歷史」指的
是人類長期以來邁向現代化的進程,其特徵是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等體制的建立。
福山宣稱,現代化是一部強有力的貨物列車,不會因為近來發生的事件而出軌,無
論這些事件多麼痛苦或者無先例可循,民主與自由市場還會繼續發展擴張。911事件
反映出激進的伊斯蘭教派對伊斯蘭國家在當代世界的衰敗和西方國家的興盛而產生
的失落與仇恨,但是,它們沒有、也不可能成為西方自由民主體制之外的另一種可
行的選擇。這意味著自由民主理念必將在包括伊斯蘭國家在內的全世界取得最終的
勝利。
	嚴格說來,把歷史終結論與文明衝突論加以比較並不十分合適,因為前者
屬於歷史哲學領域,後者屬於國際關係領域。撇開這點不談,福山理論與亨廷頓理
論的基本份歧在於,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這套源於西方的價值和制度究竟是不是普
遍適用的,抑或它們只適用於西方?
	按照亨廷頓,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都只是西方的特產,不具有普遍適用性
。因此,在西方文明和那些非西方文明──譬如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之間就
可能發生衝突。然而我們要進一步探詢的是,這種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嗎?它最終會
導致怎樣的結果呢?對此,亨廷頓並沒有給出明確的回答,他只是告訴西方人不要
指望別人也會接受西方珍視的那套價值與制度,他強調西方必須加強自身團結,壯
大自身力量,以便應對不同文明繼續共存的現實。
	亨廷頓談到文明的衝突時提到中國,這使人聯想起所謂中國威脅論;不過
,亨廷頓把中國算成儒家文明,這未免令人啼笑皆非:今日中國,儒家文化究竟還
保留了多少?眾所周知,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莫過於共產黨
一黨專政,而這個最大的特色恰恰最不「中國」。
	如果我們接受亨廷頓的觀點,認定今後的世界將是多種文明繼續共存的世
界,那麼,避免不同的文明間發生衝突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各種文明嚴守自己的邊
界,井水不犯河水。假如我們把嚴守邊界定義為不搞軍事擴張和不搞殖民統治,那
自然很好辦。事實上,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時代已經成為過去;可是,可不可以
有經濟往來呢?可不可以有文化交流呢?問題是,在全球化的當今世界,不同的國
家或社會是可以彼此隔絕的嗎?

(2)「相遇的創傷」

	早在寫於一九六八年的《工電時代的美國》一文裡,布熱津斯基就專門討
論到「相遇的創傷」。布熱津斯基指出:「由於傳播系統的革命,世界不斷在縮小
,但新的工電社會的出現,卻會使這逐漸縮小的世界成為更多分別的世界,這真是
一個悖論。」
	不錯,在過去,社會與社會之間也存在著很大的區別;但是唯有在今日,
區別才如此巨大。一方面有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國家,另一方面,有些國家的生活
環境幾乎和一兩千年沒有多大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以往,人與人或社會與社
會的不同是可以『過得下去的』,因為時間與空間把人分開了。今天,工電儀器消
除了時間與空間的分隔實際上卻把分別加深了」。「由此產生的創傷幾乎可以製造
出各式各樣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人會變得沒有安全感,嫉妒和懷著敵意」。不同的
人與人之間,不同的國家與國家之間彼此間的鴻溝越來越觸目驚心,這就「使得業
已困難的全球性諒解更為困難,助長了潛在的或現實的衝突」。
	布熱津斯基講到美國。按照他的觀點,「美國在這個時代之所以獨特,是
因為它是第一個經歷到未來的社會」。「不論是好是壞,世界的其他部份都可以看
美國今天發生的事情而預料到自己的未來」。「美國是除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創造
性』社會,其他國家,不管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都是跟美國『相比』的社會
。」「結果是人民大眾通過在最落後的地區都可以買到的晶體管收音機(不久將是電
視)而越來越強烈地察覺到自己相形之下的貧困和被剝奪」。俗話說:「人比人,氣
死人。」這樣,「落後國家很可能產生另一種意識形態,那便是對已開發世界的排
斥,種族仇恨可以提供必要的情感力量,這種力量可以被浪漫主義而憎恨外國人的
領袖們所利用」。「這種排斥的意識形態跟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混合在一起,將會
更為消滅有意義的地區合作」。
	布熱津斯基引用肯尼斯.波丁的預言:「電子傳播系統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一
種世界性的超級文化,而在這超級文化和往日留下來的傳統的、民族的和地區性的
文化之間的關係將是日後五十年間的大問題。」不難看出,這種觀點已經為爾後的
文明衝突論埋下伏筆。

(3)撒旦的本質是誘惑

	回到伊斯蘭世界的問題上來。
	我們知道,在結束了塔利班政權五年多的統治後,如今的阿富汗人又可以
看電視了。
	這裡有個問題:為什麼塔利班政府不准自己的老百姓看電視呢?因為根據
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解釋,禁止一切有形像的事物,因此電視也在被禁之列。不過
,這就和塔利班炸毀佛像一樣,借口是反對偶像崇拜,實際上是為了廢黜百家,獨
尊伊斯蘭教;塔利班政府禁止人們看電視,實際上反映出他們對現代大眾傳播媒體
的敵視與恐懼,反映出他們對其他文明──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
敵視與恐懼。
	塔利班政府的做法當然是走極端,就連其他的伊斯蘭原教旨教派也很少有
效仿的,但是,那種對西方大眾傳播媒體的敵視與恐懼卻在伊斯蘭世界卻比較普遍
。
	國際知名的伊斯蘭學者阿克巴.阿赫梅德(AkbarS.Ahmed)寫過一篇文章,題
目就叫「西方媒體大軍兵臨城下」。在作者看來,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最大威
脅不是來自政治,不是來自軍事,而是來自媒體,來自大眾文化。「美國政治勢力
做不到的事,美國的大眾傳播媒體做到了:美國已經可以支配全世界了。五角大樓
沒辦成的,好萊塢辦到了」。
	阿赫梅德聲稱,當今世界,西方文化席捲天下,唯有伊斯蘭文化可以與之
抗衡。西方文明是世俗的,重物質;伊斯蘭文明是精神的,重信仰。在過去,當穆
斯林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炮火的轟擊而抵擋不住的時候,他們還可以退避到遼闊的沙
漠和山區,沙漠和山區是可以避開西方勢力的地方,在那裡,穆斯林們可以繼續生
活在過去,就當現在並不存在。傳統在那裡保持著實力,風俗在那裡保持著威信。
俗話說得好:「眼不見,心不煩。」
可是今天的情況就不同了。阿赫梅德說,現代大眾傳播媒體已經滲透到窮鄉僻壤,
使人無可逃避。在有電的地方就有電視機。在窮得連電都不通的地方,因為有了柴
油發電機和錄放影機這兩件奇妙的東西,人們也能看到最新出品的外國電影。一九
八五年,阿赫梅德曾以特派員身份前往巴基斯坦最偏遠的地區──俾路支省的馬克
蘭,發現那裡最偏僻村落的居民都有這兩樣設備。於是,西方大眾傳播媒體,憑著
它的快速、多變、新奇、發達,憑著它的無休止的喧嘩、令人眼花繚亂的色彩和跳
動不安的畫面,構成了極大的引誘和騷擾,使得傳統宗教所主張的靜默、含蓄和冥
想等美德受到極大的衝擊。西方傳媒展現出的富裕奢華的生活,使得那些生活在貧
窮封閉下的人們可望而不可及,它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卻刺激起人們的羨慕和慾望
,把傳統的忍耐知足的平靜心態徹底打破,從而使得整個傳統的生活方式難以繼續
保持下去,再也回不到西方媒體進入之前的完整。
	霍梅尼把美國稱為撒旦(魔鬼)。這一稱謂不但表明了霍梅尼仇恨美國,而
且也表明了在霍梅尼心目中美國為什麼可恨。按照可蘭經,撒旦被描繪為「蠱惑人
心者」。這正是撒旦的本質:他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掠奪者。總的說來,他是一
個誘惑者。
	這就是說,美國之所以可恨,不是──或主要不是──美國的作為,而是
美國的存在。因為美國的強大、富裕、自由、開放,因為美國的生活方式,借助於
現代媒體,以理念的形式和音象的形式,無孔不入,無遠弗屆,滲透到伊斯蘭世界
的每個角落,使得那裡的人民心猿意馬,使得傳統的生活方式難以為繼,對伊斯蘭
世界構成了強烈的衝擊。

(4)對比與聯想

	順便一提,阿赫梅德認為,「共產主義衰亡與極權統治崩潰乃是西方媒體
的最大勝仗。西方媒體以持續不斷的宣稱攻勢,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侵蝕到共產
世界的深處,早在戈爾巴喬夫未上台以前就宣告共產主義必亡的命運了」。這話當
然講得不對,因為在共產國家著手改革開放以前,西方媒體根本不可能深入共產世
界的內部。例如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廣大民眾哪裡能接觸到西方媒體?電視電影、
錄音帶錄像帶自不必說,就連書籍(甚至包括學術性書籍)也是嚴格控制,「只限內
部發行」;美國之音的廣播則受到強烈干擾,而收聽美國之音就是犯了「偷聽敵台
」罪,要挨批要判刑的。在這方面,伊斯蘭世界倒比共產世界更開放些。
	雖然在改革開放之前的共產世界,西方媒體被鐵幕阻隔,但是極權統治者
仍然堅持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為頭號敵人。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煽動反美
,固然也指控美國的侵略剝削,但主要是指控美國要搞「和平演變」,指控美國宣
揚反動虛偽的資產階級自由民主,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和貪圖享受追逐名
利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用以腐蝕人心,引誘人們走上萬惡的資本主義道路,淪為
西方的附庸。在這裡,美國的可恨也主要是由於美國的存在,由於它的誘惑力。這
和霍梅尼把美國視為撒旦的觀點異曲同工。我們中國人很可以從我們當年對美國的
仇恨而理解到今日伊斯蘭世界對美國的仇恨。
	不少人說,產生恐怖主義的社會根源是貧困與愚昧。若泛泛而論,此話自
然不為錯,滋生恐怖主義的國家大都是經濟很不發展,教育很不普及。但是,絕大
部份恐怖分子卻並非貧困和愚昧之人。資料顯示,大部份恐怖分子出身中產家庭,
受過一定教育,有的還曾經在西方留學和工作(譬如911主犯阿塔)。美國新聞週刊的
查卡瑞亞(FareedZakaria)告訴我們,那些強烈反西方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組織「並不
是訴諸最窮苦的人,因為對這些人來說,西方化有巨大的誘惑力(它意味著食品和醫
療)。他們訴諸那些受過半吊子教育,進入中東城市或到西方尋求教育和工作的人」
。
	這又使人聯想到中國的文革。你當然可以說中國發生文革也是因為國人的
貧窮愚昧,但是,對毛澤東發動文革作出熱烈響應的卻是在相對富裕的城市和受到
教育的大中學生。

(5)原教旨主義是對現代化受挫的反動

	查卡瑞亞提醒道,阿拉伯人對美國的怨恨只是晚近才發生的現象。在五十
年代六十年代,要說美國和阿拉伯世界將會爆發文化的衝突,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直到七十年代初期,查卡瑞亞到中東遊歷,那時候阿拉伯人對美國的印象仍然是
正面的。
	我們知道,在七十年代初期,以色列已經和周邊的阿拉伯人打過好幾仗,
佔領了不少巴勒斯坦的地盤;中東地區豐饒的石油資源已經被發現被開採。如今一
講到美國和阿拉伯人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無不強調以色列問題和石油問題;可是
這兩個問題當年就已經存在,且未必比今日不尖銳,為什麼當年沒有出現今日的反
美仇美情緒和針對美國的恐怖主義呢?應該說,伊斯蘭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國家)勃
興於七十年代後期的反美仇美情緒,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緊密相關。
	簡言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對伊斯蘭世界現代化受挫的反動。
	二戰結束,阿拉伯國家先後贏得獨立。起初,它們也和許多發展中國家一
樣,積極追求現代化;曾經一度,也取得了若幹成就。但是到後來卻接連遭受挫折
。它們嘗試過多種道路──社會主義,世俗主義,民族主義,可是都失敗了。在這
種情況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便應運而生。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宣稱,當今阿拉伯世界的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社會不
公與道德失序,都是受西化毒害的結果;唯有回歸真正的伊斯蘭教教義,才能建成
一個更美好,更高尚,更和諧的偉大社會。可以想見,在充滿著挫折、混亂、困惑
和迷茫的阿拉伯國家,這種訴諸自身光榮傳統並喚起往昔輝煌記憶的呼籲會產生不
可低估的感召力。儘管在眾多的阿拉伯國家裡,伊斯蘭原教旨派贏得政權或佔據社
會主導的還很少,但其思想影響卻相當大。一句「你是真正的穆斯林嗎」的咄咄逼
人的質問,使得許多具有現代觀念,因而不喜歡極端和偏執的人士們也不敢正面反
對。
	查卡瑞亞講到十年前他和一位阿拉伯知識分子的對話。查卡瑞亞對中東的
政府們未能像東亞國家那樣推動改革與發展深感失望:「看看人家新加坡、香港和
漢城吧」。然而這位溫文爾雅的阿拉伯學者卻尖銳地反駁道:「就看看它們吧,它
們只不過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它們的城市無非是休斯頓和達拉斯的廉價翻版。
這對於那些原先的漁村或許還算不錯。可是,我們是世界上偉大文明之一的後裔。
我們不能變成西方的附屬品。」
	就這樣,許多阿拉伯的穆斯林對現代化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從原先的熱烈擁抱到後來的激烈拒絕。這其實是人在追求遇挫後並不少見的一種反
應,吃不著葡萄就說葡萄是酸的,並宣稱自己別有更高的追求。

(6)目標轉移與價值替代

	人總免不了要和別人作比較。當他發現自己在某些自己本來也看重的項目
上比不過別人,他就會產生自卑感。如果他很自大很虛榮,為了避免自卑感,他就
可能學阿Q,竭力貶低這些項目的價值(「孫子才畫得圓呢」),並努力找出別的什麼
項目,賦予這些項目更高的價值,而在這些更有價值的項目上,自己比別人更具優
勢──至少是自己以為自己更具優勢。「你們重物質,我們重精神,而精神當然比
物質更重要」。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最大功用就是,它給一個有著古老文明和輝煌
過去的人們,在現代化進程中飽經挫折而深受自卑之苦的時刻,提供了一個最方便
的目標轉移和價值替代,從而由自卑一躍變為自傲。
	前面提到的伊斯蘭學者阿赫梅德並非原教旨主義者,然而就連他也要重彈
「西方文明重物質,伊斯蘭世界重精神」的陳詞老調。在阿赫梅德看來,舉世滔滔
,「唯有一種文化──伊斯蘭──仍舊屹立不搖」。發達工業國文明的問題在於,
「該有『心』的地方只有一個洞。它的內在是空的,少了一套道德哲學」。
	話講到這裡,還只算講了一半。因為幾乎所有的宗教或精神信仰都有類似
的功用。它們都可以為在世俗生活中感到挫折,感到失敗的人提供一種精神的慰藉
與優越感。所以毫不奇怪,就在現代化凱旋進軍的當今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也在
復興。這並沒有什麼不好。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特殊問題在於,它堅持政教合一,不滿足於個人的靈
魂得救或修身養性;它還要對異教展開聖戰,重建穆斯林神權帝國。有人說這是伊
斯蘭教的本性使然,因為伊斯蘭教本來就迫害異己,政教不分。不過這種說法似乎
也有問題,因為有些伊斯蘭教派(例如蘇菲教派)就不是這樣;另外,就連歷史上的
穆斯林帝國也比今天的原教旨主義更為大度寬容。這或許和原教旨主義產生的特殊
背景有關: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是在和西方現代文明相遭遇,先是被西方現代文明所
壓倒,繼而向西方現代文明學習,然後又畫虎不成,於是又回歸傳統這樣一種背景
下產生的。因此,這就造成了其扭曲的性格:格外的暴烈,苛刻,不寬容,對西方
現代文明不僅僅是拒絕,而且敵視仇恨。我們確實不應把它看作伊斯蘭教的嫡傳正
宗。
	出於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敵視仇恨,作為其象徵的美國就成了原教旨主義心
目中的首要敵人。如前所說,在這裡,美國的可恨主要是因為它的存在,而不是因
為它的作為;然而,一旦連美國的存在都被賦予反面的意義,那麼,美國的那些被
視為不正義的作為(例如支持以色列和獲取中東石油)也就加倍放大,上綱上線為更
可恨的罪行。911恐怖襲擊就體現了這種極端的敵視仇恨。

(7)中國的「原教旨主義」

	我們中國人可以從自身的經歷中更好地理解伊斯蘭世界的原教旨主義。在
某種意義上,毛澤東晚期的某些思想,就好比中國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其中,從六一、六二年到六五、六六年
這一段最值得研究。「大躍進」慘敗,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為大饑荒,暴君
昏君的毛澤東不因此而垮台已經夠不可思議的了,殊不知三、五年後,毛澤東的個
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還增至最高點,豈非咄咄怪事?
	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我認為關鍵的一點是,毛澤東巧妙地完成了一次目
標轉移和價值替代。
	中共贏得政權後,本來是打定主意從事經濟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似乎
取得圓滿成功,毛澤東心急意切,說「我們不能走各國經濟發展的老路」,遂發明
「大躍進」。當時對鋼鐵、煤炭、糧食和棉花等主要生產項目都提出了產量加番的
具體指標,把年產多少鋼多少糧看得比天還重。像「十五年趕上英國」「超英趕美
」這類口號,今人只知道去批評它的不切實際,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後的價值標準
。所謂趕上英國和超英趕美,無非是指在短時期內使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達到英美
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質生產的發達程度視為衡量社會先進與否的標
准。中共「八大」決議聲稱,現階段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生產關係與落
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既然生產關係的先進性就體現在它能解放生產力,因此
最終還是要落實到生產力的先進或發達上。
	可是,大躍進遭到慘敗。如果繼續遵循生產力標準,中國的情況簡直是令
人沮喪,令人絕望的。就在這時,毛澤東轉移了目標,提出了另外的價值標準。「
超英趕美」的口號悄悄收起,「反帝反修」的口號取而代之。「向科學進軍」變成
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經濟講得少了,革命講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講思想的革命
化。物質的指標變成了精神的指標,革命不是為發展生產力的目的服務,革命本身
就成了目的,成了標準,成了先進的同義詞。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與意義,那時
候人們評判一個人的唯一標準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就像問「你是不是真正的穆
斯林」)。資本主義早就是垂死腐朽;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要如何追趕西方(那意
味著我們不如西方先進),而是我們要怎樣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民
(那意味著我們才是最先進)。蘇聯墮落變「修」,喪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們追
隨的榜樣。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歷史地移到了中國,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
太陽。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還不算發達,但那都是先人的錯,洋人的錯。經濟不發
達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寧不是早就講過「先進的亞洲,落後的歐洲」嗎?林彪
更進一步宣佈,北美和歐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國為首的亞、非、拉廣大地
區則好比「世界的農村」。今天的世界正處於「農村包圍城市」的局面,勝利屬於
我們不屬於他們。在這種「原教旨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對內部更加嚴厲苛刻,對
一切舊文化舊觀念徹底否定,毫不寬容,說是維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其實比老祖
宗還要左上三分;對外部世界則充滿敵意(幾乎一切境外電台都被視為「敵台」),
富於攻擊性──雖然多半還只是停留在理論上口頭上,美其名曰「支援世界革命」
,「解放全人類」。在那時,最為這套思想瘋魔的,是城市裡的大中學生。在那時
,有多少狂熱的青少年,只恨碰不上機會親手殺死階級敵人,為革命獻出自己的生
命,等等,等等。
	當然,所謂中國的原教旨主義只是一種比喻。在很多方面,它和伊斯蘭原
教旨主義都很不相同。不過,作為同樣的對現代化受挫的反動,同樣的目標轉移和
價值替代,以及同樣的扭曲性格,我們可以從中獲取較深的理解和有益的教訓。

(8)現代化觀念具有普適性

	伊朗是原教旨派最早贏得權力的國家。意味深長的是,在原教旨派掌權二
十三年後,伊朗在變得溫和,尤其是伊朗的年青一代,明顯地表現出對正常的世俗
生活的嚮往,對寬容與自由的嚮往。如同中國在經歷了文革後再度轉向開放,轉向
現代化。原教旨主義似乎有這樣一個特點,它越是成功就越是失敗。反動引起對反
動的反動。可是,我們又不能為了讓它自敗就由任它成功。所以,要克服極端主義
的狂熱並非易事。
	我們可以把反恐怖主義之戰看成一場文化戰。要打贏這場戰爭,我們需要
幫助那些社會走向開放,學會寬容。這也就意味著我們相信諸如人權、自由一類觀
念具有普遍適用性。亨廷頓是不相信這些觀念有普遍適用性的,所以我們並不贊成
文明衝突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