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重慶的「一號專案」 巴 蜀 「文化大革命」，按照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有關決定，以 及當時「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成員們的一再強調，其鬥爭的重點、大方向是中國 共產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的中央「一號專案」，就是 打擊中共黨內所謂「頭號走資派」劉少奇的大冤案。 然而，在這場始終強調「大方向」，始終強調要把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 」的文革運動中，在重慶，卻出現了一起把鬥爭矛頭對準原國民黨軍起義將領、民 主黨派成員的奇冤大案──重慶「一號專案」。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事？這起大冤 案是怎麼炮製出來的？ 重慶陷入「全國內戰」炮火 要瞭解重慶「一號專案」炮製出籠的背景，就得瞭解重慶文革中的武鬥。 武鬥，本來是伴隨著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而產生的一種很難避免的現象 。若再加上領導者左傾路線、左傾思想的指導，則必然會更加惡性發展。因此，盡 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時就作出了「要用文鬥，不用武鬥」 的規定，但這場「史無前例」的文革運動畢竟是集左傾路線、左傾思想之大成，武 斗不但不可能避免，而且只會出現「史無前例」的高潮。 自文革開始後，重慶就陷入空前動亂之中。1966年12月4日，就發生了造反 派與「保守派」在重慶市體育場內外的數萬人大規模流血衝突。這是文革中的首次 大規模武鬥（比以往宣傳為文革首例大規模武鬥的上海「康平路事件」不僅規模更 大，而且時間要早近一個月）。當時盛傳「保守派」的工人糾察隊打死了造反派， 因而在1966年12月17日由紅衛兵首都三司發起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全國在京 革命派為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奪取新的偉大勝利誓師大會」上，首都三司負責 人所致的大會《開幕詞》中便特別提到：「在這場尖銳複雜、你死我活的鬥爭中， 同志們，在重慶，在成都，在長沙，在上海，在北京等地，我們的一些革命戰友為 奪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重慶被列在 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流血衝突並有造反派「犧牲」的城市的第一位。 到了1967年，毛澤東號召的「一月奪權」導致造反派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 大派，在重慶駐軍支持下奪權建立了「革聯會」的八一五派，為「捍衛新生紅色政 權」，對反對「革聯會」的一派造反派進行了堅決鎮壓，其間，發生了許多相互進 行打、砸、搶、抄、抓和對抓到的人「觸及皮肉」的武鬥。造反派的兩派矛盾和武 斗上升到主要地位。 入夏以後，重慶因反「革聯會」而一度被打成「反革命」的一派造反派獲 得平反並恢復組織，並集結為「砸爛革聯會」的「砸派」，後於7月中旬經支持該派 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副組長劉結挺提議（鑒於該派已建立了紅衛兵反到底 司令部），改稱為反到底派；革聯會一派仍稱八一五派。5月16日，《中共中央關於 重慶問題的意見》發佈，「革聯會」未得到承認，中央決定另建革命委員會籌備小 組。月底，因八一五派有人提出「誰要砸我革聯會，先交遺書和腦袋」，反到底派 的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便公開發表了慷慨激昂的《遺書》，表明為砸爛革聯會不 惜犧牲的決心。兩派的武鬥，不可避免地在更大規模上展開了。 6月5日至 8日，位於北碚區的西南師範學院八三一戰鬥縱隊（反到底派）與春雷造反兵團（八 一五派）使用棍棒、鋼千、石頭、石灰等進行武鬥，市內兩派均派人前往增援，揭 開了重慶造反派兩派大規模武鬥的序幕。此後，隨著武鬥的發展，重慶大學八一五 戰鬥團建立了「衛戍司令部」、三0一野戰隊等專業武鬥組織，各區八一五派建立了 「捍紅指揮部」等武鬥指揮機構，反到底派也建立了北碚猛虎團、黃山警備區等專 業武鬥組織。 7月1日，兩派在重慶醫學院附屬一院武鬥，使用鋼千、刺刀、自製燃燒瓶 等，死2人，傷數十人，附屬一院門診部被迫全天停診。這次武鬥中，重慶醫學院6 6級畢業生、反到底派《東方欲曉》報主編於可被鋼千刺死。反到底派在市中心解放 硪鬧市區為於可等「烈士」舉行了規模空前的「追悼大會」，「我失驕楊君失柳」 的「毛主席詩詞歌曲」歌聲在山城上空迴盪。「烈士」親屬作了悲憤的控訴發言， 表示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堅決跟著毛主席繼續「革命到底」。 7月7日（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30週年紀念日），兩派在連結市中區與江 北區的嘉陵江大橋南橋頭（市中區一端）武鬥，八一五派在進攻反到底派佔據的市 二輕局大樓時被小口徑步槍擊斃2人。這是重慶武鬥中第一次開槍打死人事件。 7月14日，路經重慶的中央代表謝富治、王力在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接見兩派 代表，分別作了要求立即停止武鬥的講話。陪同中央代表到渝的四川省革籌組組長 張國華、副組長劉結挺上午9時發佈停止武鬥的六條命令。重慶國防工業系統兩派（ 八一五派八一兵團，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達成停止武鬥14條協議。中央代表謝富 治應邀主持了簽字儀式。兩派代表3000餘人召開「團結大會」。但協議轉眼就被雙 方撕毀。武鬥野火再次在各地燃起。 7月25日，因反到底派控制的重慶市工業學校位於連結沙坪壩區至市中區的 公路中化龍橋山坡上，對來往於兩區間的八一五派形成威脅，八一五派文攻武衛指 揮部組織多路人馬攻打工業校，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動用了槍支。八一五派攻佔 該校，但付出了血的代價：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三O一武鬥隊一成員和一「戰地攝 影師」被小口徑步槍擊斃。重慶武鬥由此升級為槍戰。 隨著武鬥升級，7月27日至28日，重慶大型國防企業嘉陵機器廠、建設機床 廠、望江機器廠等兩派爭相搶奪軍械庫和成品車間武器彈藥，並向外擴散。重慶自 抗日戰爭爆發以來就成為中國兵工企業的重要基地。文革前，又是「援越抗美」等 援外鬥爭的重要軍火基地。在文革武鬥中，重慶的大型國防企業所生產的現代化武 器被大量使用於武鬥，使武鬥規模迅速升級。 7月30日，大型國防企業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武鬥隊以改裝炮艇與長江電工 廠八一五派武鬥隊對戰，長江電工廠油庫中彈，漏油5噸，傷亡各1人。31日，大型 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八一五派武鬥隊從廠內向鶴高路居民區發射燃燒彈，燒燬區 勞動調配站、廢品收購站及民房18戶。 8月1日，解放軍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派到楊家坪地區制止武鬥和進行救護的 人員遭到槍擊，死2人，傷10人。 8月2日，兩派在大型國防企業空氣壓縮機廠武鬥，死傷多人，動用了坦克 。廠俱樂部被燒燬。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三O一武鬥隊在參加該廠武鬥中3人被擊 斃（其中一人為縱隊長），重傷致殘1人。八一五派佔領全廠後，出於報復，竟槍殺 「俘虜」洩憤。 8月3日，兩派在大型國防企業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八一五派佔據的制 高點──謝家灣有名的弧形建築「彎彎大樓」（辦公樓）被反到底派用四管聯發高 射機槍擊中燒燬；反到底派在進攻該廠軍庫時，中學生紅衛兵九一縱隊頭頭、紅一 連連長王木全等被擊斃。同日，重慶軍分區交通艇被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 武鬥隊封鎖長江航道的高射炮擊沉，解放軍3人遇難。 8月5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制高點清水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坦克、高射 機槍等武器，死22人。當時有報導此次武鬥的小報文章用了「屍橫遍野，血肉橫飛 」的語句。 8月8日，大型國防企業望江機器廠反到底派「金猴」武鬥隊為向建設機床 廠反到底派運送增援物資，用改裝「炮艇」三艘組成「艦隊」，沿長江溯江而上， 沿途與佔據東風造船廠、紅港（朝天門碼頭在文革中的名稱）、長江電工廠等地的 八一五派武鬥隊交戰，打死24人（此為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重慶市志·第 一卷·大事記》所載數字，《南方週末》2001年4月19日《青春墓地埋葬重慶文革武 斗》中錯記為240人），打傷上百人，打沉「長江207」拖輪等船隻3艘，打壞12艘， 長江航運為之中斷。這就是當時著名的「重慶八八海戰」。同日，空氣壓縮機廠八 一五派武鬥隊將坦克開出廠區，經沙坪壩到市中心解放碑示威，進城公路瀝青路面 上被壓出的坦克履帶印痕很久未消…… 與此同時，重慶市革籌組和重慶警備區力促兩派談判，停止武鬥。8月9日 ，兩派達成《關於成立協助警司制止武鬥和處理停止武鬥後有關事宜的工作組的協 議》和《關於處理各種武器、凶器、彈藥的協議》。8月10日，重慶兩派又達成《關 於立即無條件釋放被抓被扣人員的協議》和《關於保證傷員正常治療的協議》。但 是這些協議完全無用。轉眼就被雙方撕毀。 8月11至13日，八一五派攻打設於市中心解放碑西北側市交電公司大樓（今 新世紀百貨大樓處）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據點，13日深夜大樓被八一 五派以反坦克炮發射燃燒彈擊中燒燬，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當年重慶市國慶 節遊行照片中即可見遊行隊伍一側與紅旗交相輝映的交電大樓黑色廢墟。 8月13日，反到底派望江機器廠「金猴」武鬥隊向佔據著該廠區制高點郭家 沱中學的八一五派展開進攻，設於該中學內的駐廠部隊指揮部出面干預。衝突中， 重慶軍分區參謀長張廷勤和解放軍戰士2人、工人1人遇難；「金猴」一方被打死10 人。 8月18日至20日，八一五派為固守其佔據的沙坪壩區，保證該區與市中區之 間的道路暢通，打掉位於兩區之間大坪、潘家坪一帶的「攔路虎」，凌晨向這一地 區反到底派佔據的石油路重慶河運學校、郵電器材廠和潘家坪高幹招待所（國賓館 ）、大坪重慶醫學院等地發起總攻，兩派展開大規模武鬥，使用了榴彈炮、三七炮 、高射機槍、坦克等武器，死傷百人；河運學校、醫學院、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 被打壞，郵電器材廠一幢宿舍被八一五派前線總指揮、重大八一五頭頭下令炸毀； 僅潘家坪高幹招待所房屋和設備損失即達400餘萬元。另據重慶市博物館統計，文革 前陳列於潘家坪高幹招待所供國家領導人觀賞的館藏珍品碧玉香爐等10件珍貴文物 在武鬥中流失，當時估計損失127.5萬元。 為配合大坪、潘家坪地區武鬥，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三O一武鬥隊駐空氣 壓縮機廠的三三、三四、三五、三七縱隊參加攻打反到底派佔據的九龍坡黃桷坪王 家大山重慶電力學校，在武鬥中死8人，傷7人，是重慶大學八一五戰鬥團在文革武 斗中損失最大的一次。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一武鬥隊頭頭李魯沂在增援電力學校時 被擊斃。反到底工總司武鬥頭頭鄧長春聞訊後在武鬥「艦艇」《反到底一號》（即 原人民5號）上舉行追悼會，下令槍斃八一五派俘虜2人，拋屍江中，為李魯沂「祭 靈」…… 8月22日，重慶警備區司令部3輛小車送在市革籌組工作的軍隊幹部回警備 區聽報告，途經兩路口時，遭到佔據路口制高點山城寬銀幕電影院封鎖交通的反到 底派工人造反軍一支隊武鬥隊槍擊，死處長1人，傷副處長等5人…… 說到文革中的武鬥，人們通常都會提到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見河南二 七公社一派造反派時那個關於贊同「文攻武衛」口號的講話，有人將那個得到江青 贊同的口號誤傳為是江青「提出」的，甚至認為大規模武鬥就是那個講話挑起來的 。其實，文革中如此普遍、如此大規模的武鬥，豈能是一兩個人就挑動得起來的？ 實際上，在江青講話之前，各地大規模武鬥已呈燎原之勢。而且，「文攻武衛」這 個口號本是群眾組織提出來的，而早在江青公開肯定這一口號之前，重慶武鬥的雙 方就已經分別都有了與「文攻武衛」基本精神相似的提法，各自都提出了要打一場 武鬥的「人民戰爭」的號召。 7月5日，八一五派西南師範學院春雷造反兵團《春雷》報發表評論員文章 《打一場人民戰爭，粉碎反革命復辟逆流》，提出：「我們對敵人不能抱絲毫幻想 ，也不能單純依賴專政機關」，「我們必須奮起自衛」，「只有這樣，才足以制止 反革命的武鬥歪風」，「只有用這種人民戰爭的方法，才能捍衛鬥爭大方向」，聲 稱「七月血戰的戰鼓早已敲響」，號召「打一場漂漂亮亮的人民戰爭」。 7月13日，反到底派軍工井岡山望江東方紅公社和重慶井岡山紅衛兵總部 合辦的《井岡山》報發表長篇專論《人民戰爭救山城》，文中以江青6月3日講話提 出的「對自衛的武鬥不能反對」為依據，提出「我們必須拿起武器來，給予打人殺 人的兇手以沉重的反擊！」「用革命的武裝力量和強大的政治攻勢來制止武鬥！」 號召打一場「千千萬萬革命人民粉碎李任死黨反革命圍剿的自衛反擊的人民戰爭」 。 重慶如此大規模的武鬥，使得「無產階級司令部」也深感震怒。 1968年6月，擔負著國防科研、生產重要任務的第七機械工業部兩大派「九 一五」和「九一六」在北京市郊爆發「南苑大武鬥」。事後，周恩來把七機部造反 派「九一六」頭頭葉正光（抗日戰爭中著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之子）找去進行 嚴厲批評時，就說：「你們打得還不夠格，你們向重慶學習嘛，也去燒房子，也去 開坦克。」（任捷《火箭在發射──任新民傳》144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 版。該書將「南苑大武鬥」時間誤記為1967年，據《天涯》雜誌發表的時任七機部 軍管會負責人楊國宇的《將軍軍管日記》記載，應為1968年） 「國民黨殘渣餘孽」與「武鬥黑手」 1968年6月2日，取代原中共重慶市委和市人民委員會的文革「新生紅色政 權」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支持八一五派的駐軍領導藍亦農、白斌分別擔任正、 副主任。兩派頭頭各數十人（其中一些是直接指揮和參與武鬥的頭頭）進入革委會 擔任了委員、常委職務，其中各有二人擔任副主任。市革委下設四個組（為表示「 革命化」和「精簡機構」，以往的黨政機關部、委、局等辦事機構名稱不再使用， 而代之以聽上去小得多的「組」），其中之一為「人民保衛組」，即公檢法軍事管 制委員會（兩個牌子，一套班子，不過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早在此前的2月即已成 立）。 6月4日，市革委主任藍亦農在市革委全委會上佈置對「鑽進兩派」的所謂 「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清查。隨後，市革委人民保衛組（即市公檢法軍管會）布 置對全市原國民黨起義將領、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統統視為「國民黨 殘渣餘孽」）進行調查摸底，列出逮捕、拘捕、集訓、管訓名單。 ──「國民黨殘渣餘孽」是文革發展到此一階段時提出的新概念。1968年 4月1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社論《芙蓉國裡盡朝暉──熱烈歡呼湖 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其中公佈了毛澤東的一段「最新指示」，稱「文化大革命 」「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 」。在這篇社論中和同時發表的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慶祝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 電》中，出現了「殘留下來的國民黨反動派餘孽」和「國民黨反動派殘渣餘孽」的 提法。文革中的許多概念都是模糊不清，可作隨意解釋的。這個概念很快便被簡化 為「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而，凡歷史上與「國民黨」三個字沾過邊的人，哪怕是 當年的國民黨左派，國民黨民主派，曾與中共風雨同舟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的成員，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工作過的小公務員，甚至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 部隊當過兵、為民族解放流過血的人員，都統統被算作了「國民黨殘渣餘孽」。 在對「國民黨殘渣餘孽」進行大清查的同時，6月27日，重慶市公檢法軍事 管制委員會將原市公檢法機關的領導幹部143人送往巴縣武裝看管、隔離審查（至1 0月結束）。在此期間，僅市公安局處以上幹部就有10人遭到殘酷批鬥。此外，軍管 會還在重慶市公安局各分、縣局成立了以「砸爛公檢法」為宗旨的「斗批組」，建 立了誣陷迫害原市公安局局長劉佑東、副局長王一的「專案組」。──「砸爛公檢 法」，使文革中大批冤案的炮製出籠更加暢通無阻。 就在「新生紅色政權」剛剛建立之後，就在重慶市和各區、縣公檢法軍管 會展開對「國民黨殘渣餘孽」的調查摸底期間，重慶兩大派的大規模武鬥繼續惡性 發展。 6月12至13日，兩派在北碚第十三中學（今兼善中學）和北碚區新華書店武 鬥，死6人。八一五派攻佔反到底派猛虎團佔據的新華書店大樓，在武鬥中被擊斃的 猛虎團頭頭王樹良等3人被暴屍街頭示眾三天。八一五派隨後實行戒嚴並挨戶搜捕反 到底派人員。據目擊者稱，當時一些手提衝鋒鎗挨戶搜查的女中學生有如凶神惡煞 ，令人望而生畏。 6月30日至7月2日，兩派在建設機床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三七炮、四聯高 射機槍、水陸兩用坦克、野炮、履帶火炮牽引車、輕重機槍等，八一五派攻佔全廠 ，隨後從廠內 6月30日至7月2日，兩派在空氣壓縮機廠大規模武鬥，動用了 三七炮、四聯高射機槍、坦克、裝甲車、輕重機槍等，八一五派攻佔全廠。 7月6日，兩派在江北大石壩地區大規模武鬥，動用了輕重機槍、高射機槍 、三七炮、120榴彈炮、火箭筒等，江陵機器廠4個車間和中心計量室、廠內家屬區 、街上居民區遭連續炮擊，若干精密機床、計量儀器遭破壞，廠內203小學和一些家 屬區房屋及石門街上民房被打壞。傷亡多人。駐軍領導召集兩派頭頭談判，達成於 11日20時停火的協議。但簽字1個多小時後（次日凌晨）武鬥又重新開始。 7月7日至9日，兩派在大坪地區大規模武鬥，動用了輕重機槍、高射機槍、 三七炮、炸藥等。八一五派攻佔後字242部隊、煤炭設計院、地質部第二普查大隊、 重慶醫學院及其附屬第一醫院等單位。多處房屋被毀，重醫一院藥房、庫房、材料 科被搶劫一空，大量貴重醫療設備遭到破壞。傷亡多人。後字242部隊反到底派「紅 總」頭頭張龍寶在撤離途中被擊斃。 這一時期兩派在大坪、楊家坪地區的大規模武鬥，使國家財產遭受嚴重損 失，群眾死傷慘重，兩路口至楊家坪無軌電車線網被打壞，導致全線停車一年餘… … 這時，各地愈演愈烈的大規模武鬥已經對毛澤東的文革部署起到了極大的 干擾破壞作用，「無產階級司令部」不能再聽任其發展。於是，中共中央、國務院 、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連續於7月3日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發生破壞鐵路交通、搶 劫援越物資、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佈告》（習稱 《七三佈告》），於7 月24日發出針對陝西地區連續發生搶劫銀行、燒燬倉庫、中斷交通、搶奪武器等事 件的《佈告》（習稱《七二四佈告》）。 接著，7月28日，毛澤東與林彪在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姚文元、 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等陪同下召見首都紅衛兵「五大領袖」， 毛澤東專門談了制止武鬥問題，嚴厲指出：「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 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在這樣的形勢下，重慶的「全面內戰」才終於平息下來──可見，只要最 高決策者一旦不再對「全面內戰」抱觀望、默許甚至欣賞、縱容的態度了，局面是 可以馬上改觀的。 8月10日，重慶警備區召開支左領導小組碰頭會，傳達林彪關於「制止武鬥 是當前的戰略部署」、「當前誰離開制止武鬥，誰就是離開中心」的指示。 8月22日，因武鬥外逃的反到底派群眾首批4500餘人從成都遣返，到達重慶 火車站。以後數日，每天都有數千反到底派「難民」返回重慶。 9月5日，重慶兩派分別舉行紀念《九五命令》下達一週年大會，並分別到 警備區上繳武器。許多武鬥人員在繳槍途中最後「過把癮」，拚命對空鳴槍，山城 上空一時槍聲大作，震耳欲聾。 9月23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作出《貫徹執行省革委、成都軍區〈關於 進一步深入學習、貫徹中央《七三佈告》和《七二四佈告》的決定〉的決定》，嚴 令一切群眾組織、團體和個人，必須於10月15日前無條件上繳一切武器、彈藥、運 輸車輛，拆除武鬥工事、據點，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 10月15日，重慶市兩派群眾組織在人民大禮堂集會，宣佈從即日起撤銷各 自總部，解散組織。此後，重慶主城區及附近地區兩大派群眾組織間真槍實彈的全 面內戰基本平息。 嚴刑逼供炮製冤案 就在群眾組織間的武鬥漸趨平息的同時，重慶打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 行動開始了。 9月13日，重慶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建立了管訓隊和集訓隊（集訓隊於196 9年2月合併到管訓隊）。當晚全市戒嚴。14日凌晨開始，全市對「國民黨殘渣餘孽 」等「牛鬼蛇神」實行大搜捕，逮捕62人，拘押326人，集訓、管訓234人（周邊幾 個區管訓隊另拘押了388人）。 在管訓隊，市革委人民保衛組制訂了不准回家、不准通信、不准交頭接耳 、不准家屬探望等「規章制度」，並以法西斯的嚴刑逼供加上精神折磨，在被管訓 人員中追查所謂「劉少奇黑根黑線」，為毛澤東的文革重要部署之一「清理階級隊 伍」提供線索，重點則是挖出「武鬥幕後指揮」、「潛伏、派遣特務」、「私設電 台」等問題。僅一個月，就挖出所謂「黑根黑線」材料356件，其中「重大線索」4 1件，包括所謂「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包括重用壞人」、賀龍「與特務關係密切 」、葉劍英「被捕變節」及楊尚昆、李維漢、張友漁等中共高級幹部的「政治歷史 問題」之類捕風捉影、胡編亂造的材料。這些材料很快便被中央專案組取走。 不過，重慶市革委會管訓隊更大的「成績」，卻是在深挖「武鬥黑手」中 ，挖出了一個所謂的「反到底派黑高參團」和「反革命組織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 」，炮製出重慶文革「一號專案」──即所謂《「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 嫌疑案》大冤案。 這一大冤案中，涉及到重慶市人民委員會（即人民政府）參事室的大批參事和民革 重慶 重慶市人委參事室建立於50年代初期，主要安排了一批在民主革命時 期曾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事的民主人士和國民黨中、高級軍政人員，以及有代表性 、有影響的知名人士，從事「研究政策，參與政務，聯繫群眾，反映情況」等工作 。但由於50年代後期階級鬥爭擴大化日趨嚴重，參事室實際上已淪為無地位、無作 為的「養老」機構，參事們對國事除了「歡呼」、「擁護」一類表態外，實際上已 失去了參與政務的權利。這時，因為參事中大部份屬於原國民黨軍政起義人員（按 當時說法即是「國民黨殘渣餘孽」），便成了清查「武鬥黑手」、「反到底派黑高 參團」的重點。在9月14日的大逮捕中，參事室幾乎被悉數打盡，連著名國民黨左派 將領馮玉祥的長子馮洪國也未能倖免，也被當作「殘渣餘孽」關進了管訓隊。據當 年參事室最年輕的參事盧繼東（時年55歲，原國民黨軍起義將領）多年後向筆者回 憶說： 1968年9月，一些人接到市革委通知，說是到「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即管 訓隊）學習。我們那幢樓裡，只有我、趙援、鄧翰沒有接到通知。另外還有樊培基 （北大畢業的工程師）、熊哲帆（熊克武親弟弟，正臥病在床），劉叔禹（劉伯承 之弟，原是一藥材商人）。黃以仁（原劉文輝部下，起義將領）對我說：「裴昌會 都接到通知了，魯崇義也有了，你怎麼沒有？」我感到很不安。 不一會兒，戶籍給鄧翰送來了通知，叫他去區革委報到參加學習。鄧翰也 高高興興地走了。我更緊張了，和趙援一起去參事室打聽，沒有消息。回到家不久 ，老伴在陽台上看到來了一輛吉普車，把趙援逮捕走了。她趕緊對我說：「這裡還 有一杯牛奶，你把它喝了。現在是9月了，天馬上就冷下來，你多穿條褲子。進去後 不管怎樣，你放心，我會把孩子帶大……」真是生離死別！ 我就在家裡坐著等人來逮捕。一天不敢出門。第二天，瞿國眷卻來通知我 照常上班。那時上班也沒有什麼事，就是看看報紙。後來才知道為什麼不通知我進 管訓隊，原來是我解放後在部隊和南京軍事學院經過了肅反和反右，已經接受過審 查。 鄧翰老婆送他去區革委報到，看到去的都是地段上的地、富、反、壞、右「牛 鬼蛇神」，心想不好。進了管訓隊的人，很快就不准家屬聯繫了，每月送工資和生 活用品只准送到統戰部轉交。連管訓隊的地點家屬也沒人知道。 鄧翰，原為國民黨軍第七十二軍少將師參謀長，起義將領，著名川軍起義 將領鄧錫侯的堂弟。他平時愛發議論，對文革中重慶的兩派鬥爭公開表現出同情反 到底派，有些言論被反映上去，他在管訓隊便成了重點突破口。 據1970年10月管訓隊《關於對「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嫌疑集團 的調查結案報告》回顧此冤案的「線索來源」時稱：「管訓對像鄧翰（偽七十二軍 少將師參謀長，軍閥鄧錫侯之堂弟，1949年12月起義，原任市人委參事室參事）， 1968年9月14日被集中到管訓隊後，反動氣焰十分囂張，不服管教，經幾次訓話點名 批判後，鄧又情緒緊張，態度反常。當即對其審訊，責令坦白交待。」（見孫曙《 「一號專案」始末》，《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總第46輯）》190頁，重慶出版社1 999年1月版。原文未說明所引內容系出自1970年10月管訓隊《關於對「國民革命軍 第一集團軍」反革命嫌疑集團的調查結案報告》。） 10月13日晚，冤案炮製者開始對鄧翰進行既「觸及靈魂」又「觸及皮肉」 的刑訊逼供，逼其交待「插手兩派指揮武鬥的罪行」──所謂「插手兩派」，不過 是一個冠冕堂皇的說法（以示其「支左不支派」的正確立場），實際上誰都知道他 們要的只是「插手反到底派」而非「插手八一五派」的材料。鄧翰交待不出，便被 抓住衣領把他的頭反覆往牆上撞。鄧翰哀叫頭痛也無人理睬，要求上廁所也不得准 許。最後又把他押進另一小屋通宵毒打逼供。 第二天下午，有南岸區某工廠造反派來管訓隊提解「犯人」回廠批鬥。管 訓隊負責人郭春華（重慶駐軍某師後勤部副政委）藉機召集眾人訓話，聲稱若在這 裡不好好交待，送回原單位交「群眾」批鬥就更沒有好結果，以「群眾專政」的威 懾力向被管訓人員施壓。郭某還當眾撕毀了鄧翰頭一天寫的不合他們意圖的「交待 材料」（只承認了一些「生活錯誤」），威脅說：「你這種狡猾態度，只能受到嚴 懲，決不能饒恕！」同時宣佈將鄧翰隔離。 這些名為「政府參事」的老人，當初被當作「座上賓」受到歡迎、優待的 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又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越來越凌厲的反覆衝擊，自我意識 中的「有功之臣」這一概念早已退縮、淡化，「有罪之人」的「原罪」意識已越來 越強烈地佔據了主導地位，精神上本已十分脆弱，哪裡經得起在「革命」的名義下 施行的嚴刑逼供！鄧翰終於在10月15日被迫「交待」了冤案炮製者所索要的材料， 承認了「插手反到底派，出謀獻策，指揮修築武鬥工事，挑動武鬥」等幾十條「罪 行」。 當時對「專政機關」的「政策」有一個流行的誇張說法是：「坦白從寬─ ─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即是說，若按照冤案炮製者的逼供誘供去 「坦白」，只會越坦白罪行越大，處理越重，倒是硬頂過去了反而沒事。鄧翰「坦 白交待」後，不但沒有得到解脫或稍微改善處境，反而被更進一步加大了逼供力度 ──按冤案炮製者的經驗叫做「趁熱打鐵」。冤案炮製者先將他的「交待」進行「 上綱上線」，分析出其所作所為決非個人行為，而只能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反革命 陰謀活動」（這是自反胡風、反右派以來人們都已熟悉的上綱手法），然後逼其按 此高度再作交待。這位62歲的老人哪裡經得起那些年輕力壯的審訊者們法西斯的「 觸及」，只得在假供的泥坑裡越陷越深，終於承認：他於1967年3月參加了裴昌會、 魯崇義、夏仲實為首組織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集團…… 一個荒誕離奇的神話被編造出來了。這個神話講的是──裴昌會（全國人 大代表、國防委員會委員、重慶市副市長、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原 國民黨軍川陝甘邊綏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團司令）、魯崇義（全國政協委員、重 慶市人委參事室主任、民革中央候補委員，原國民黨軍第十八兵團中將副司令兼三 十軍軍長）、夏仲實（全國政協委員、重慶市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員、民革重 慶市委主任委員，曾任國民黨軍第七十八軍中將軍長、立法委員）三人，趁文革之 機，從1967年2月即開始密謀策劃，分頭拉攏過去在國民黨軍中的舊部下、舊關係， 並請示了「走資派」李止舟、廖伯康、任白戈，得到同意，於1967年3月6日在重慶 市市中區春森11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重慶市委禮堂召開了「國民革命軍第一集 團軍」成立大會。裴、魯、夏三人分別作了形勢和任務的報告，趙援（重慶市人委 參事室參事，原國民黨軍一二四軍少將軍長）作會議記錄，參加者還有卿雲燦（重 慶市人委參事室參事，原國民黨軍七十二軍副軍長）、龐佑嶼（重慶市人委參事室 參事、市政協委員、原國民黨軍新編361師一團團長）、駱湘浦（重慶市有色金屬加 工廠業務員，原國民黨第九綏靖公署第三處少將處長）、郭崇皋（重慶市人委參事 室工作員）、陳希武（重慶市人委參事室參事，原國民黨國防部部員、國民黨軍第 三十軍三十師少將副師長）、周紹軒（曾任國民黨軍副軍長、中將，1949年奉民革 派遣到四川從事反蔣軍事策反工作事洩被捕，重慶解放前夕由中共黨員羅廣斌率領 從白公館監獄越獄脫險）、黃以仁（重慶市人委參事室參事，原國民黨軍二十四軍 劉文輝部將領）、陳先器（重慶市人委參事室參事）、杜隆基（重慶市人委參事室 工作員）、江誠（重慶市第37中學體育教師，原國民黨軍新編361師一團龐佑嶼部少 將副團長）、楊學端（重慶市人委參事室參事，原國民黨軍二十四軍西康軍管區少 將司令，紅軍長征搶渡大渡河時駐防大渡河邊的第五旅旅長）等16人。 裴昌會宣佈了組織機構和領導成員任職名單：集團軍設總部，裴昌會任總 司令，魯崇義任副總司令、夏仲實任副總司令兼參謀長；周紹軒任參謀處長和政工 處長。集團軍轄兩個軍，三個獨立師，魯崇義兼第一軍軍長，卿雲燦任第二軍軍長 ；每個軍轄三個師，駱湘浦、趙援、陳希武、黃以仁、杜隆基、龐佑嶼、陳先器等 9人任師長。 兵力來源：插手群眾組織，將所有反到底派編為三個師，並利用國民黨殘 渣餘孽，網羅袍哥土匪。 戰略方針：立足四川，發展雲南，聯絡緬甸，迎接反攻。 軍事部署：命令卿雲燦率第二軍去自貢、富順一帶，插入雲南；命令趙援 師先占北碚，轉向川南挺進；命令魯崇義的第一軍以兩個師對付重慶警備司令部， 一個師控制重慶市中區，先占重慶，發展全川，若失敗，則向雲南靠攏。 武器裝備來源：一是利用反到底派手中的槍支，二是搶解放軍的武器。 裴昌會宣佈後，還拿出1600元作為反革命活動經費，每個軍發500元，各獨 立師發200元。 此外，還刻制有「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長方形印章和「總司令裴昌會 」方形印章各一枚；在裴昌會家中架設有電台，由裴直接掌握，與台灣蔣介石匪幫 聯繫，還與上海的「朱明坤」、廣州的「邱長明」等人通電；並指揮趙援和卿雲燦 在北碚一帶的活動。 隨後，該「反革命集團」於1967年7月至1968年7月先後在春森路11號召開 了三次大會，策劃了重慶兩派群眾的武鬥問題，聲稱：龐佑嶼在市中區搜羅了土匪 、袍哥七八百人，與反到底派一起活動；卿雲燦在自貢糾集了1000多人，有1000多 條槍；趙援在北碚組織了反到底派武裝人員百多名。 鄧翰還交待：他在1967年重慶武鬥期間，插手群眾組織，操縱反到底派一 些負責人，策劃武鬥，訓練武鬥人員，修築武鬥工事，指揮攻打八一五派控制的第 六中學、兒科醫院、第三人民醫院、楷杷山等處…… 被列入參加了反革命組織「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成立大會名單中的人 員，後來在逼供中又不斷有了增加，最初的16人最後增至54人。其中大部份是重慶 市人民委員會參事室參事或民革重慶市委成員。他們大多是原國民黨軍起義將領， 是西南解放的「有功之臣」，有的還早已加入與中共風雨同舟、並肩戰鬥的民主黨 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為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進軍而甘冒風險對國 民黨軍作過策反工作。 面對這些聳人聽聞的「交待」，不明真相的人可能會以為真的是「階級斗 爭觸目驚心」。然而，對於冤案炮製者來說，他們是應該知道這些「交待」的虛假 程度的，其中的破綻實在太明顯了。 比如：所謂這個反革命組織的成立請示了「走資派」李止舟、廖伯康、任 白戈並得到同意一說，就明顯是毫無根據的。李止舟（前中共重慶市委副秘書長） 和廖伯康（前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與前中共重慶 市委組織部長蕭澤寬一起，在文革前的「四清運動」中就已被定為所謂「蕭、李、 廖反黨集團」而揪出、打倒，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批判「三家村」高潮中又被當時 的中共重慶市委拋出來作為「反黨黑幫」批判，再次被隔離審查，同年底，首都紅 衛兵分別在四川關押地點找到李、廖二人（蕭澤寬在北京），並將他們送到北京地 質學院東方紅公社「揭發西南局和重慶市委走資派罪行」；任白戈（前中共中央西 南局書記處書記、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兼市長）在文革初期1966年7月被中共中央 理論刊物《紅旗》雜誌點名批判後，就已停止工作「請假檢查」，隨後被「罷官」 ，隔離看管，1967年雖多次交給群眾組織批鬥，但都有解放軍武裝看押。在1967年 2、3月，裴昌會等人根本不可能見到他們，「請示」自然就無從說起了。 又比如，所謂在春森路11號民革重慶市委禮堂召開成立大會一事。春森路 11號是民革重慶市委機關工作人員宿舍，並無禮堂，而民革重慶市委辦公地點，在 春森路10號和15號，也早已從1966年10月起就被改成了接待串聯紅衛兵的住宿點， 後來又被一些群眾組織佔據使用，已經成了開放性的、人員來往十分混雜的公共場 所，任何一個「反革命組織」也不可能到這樣的地方去召開「成立大會」。 再比如，被說成是參加了反革命組織成立大會並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魯崇 義、夏仲實等人，自1966年9月就已被抄家、批鬥、遊街示眾，並處於群眾監督管制 之中。離家走哪裡去都要請假。根本不可能相互秘密串聯或出席「成立大會」…… 但是，冤案炮製者需要的只是有一個「交待」，並不在乎其是否真實。有 了鄧翰的這些「交待」，管訓隊當局又將所謂「獨立一師師長」駱湘浦隔離起來， 進行逼供。經過連續七天六夜彎腰90度罰站、不准睡覺等折磨，駱湘浦多次暈倒後 又被拳打腳踢拉起來。在心力交瘁、神志恍忽的狀態下，他按照審訊者所提示的鄧 翰「交待」的藍本，作了類似的「交待」。 冤案炮製者明明看到鄧、駱二人的「交待」矛盾重重，漏洞百出，但卻采 取「棄異取同」的方法加以總結上報。重慶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得到報告，如獲至 寶，下令「乘勝前進，繼續深挖」。 這時，重慶兩大派武鬥的直接責任者已開始受到清理。1968年11月7日至8 日，在北京召開的國防企業工廠和協作工廠抓革命促生產會議（自8月15日起召開， 簡稱「八一五會議」）上，經有關方面權衡、挑選後定為「典型」的重慶兩大派各 一位武鬥頭頭：反到底派工總司頭頭、四川省革委常委鄧長春和八一五派空氣壓縮 機廠八一兵團頭頭、重慶市革委常委方文正被逮捕。與會代表揭發了二人指揮武鬥 、槍殺俘虜等罪行。 11月9日，重慶市革委會、警備區召開「全面落實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精神 ，進一步動員清理階級隊伍大會」──「八屆十二中全會」的歷史性決定，是將劉 少奇永遠開除出中國共產黨並公開宣佈以「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打倒、批臭 。在「落實」這個全會精神的大會上，重慶駐軍負責人宣佈：鄧長春、方文正兩人 在北京「八一五會議」上已「按照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逮捕」，並公佈了鄧、方 二人的罪行材料。 重慶駐軍一負責人在講話中談到要進一步揪「黑手」、揪「後台」時，宣 稱：「據我們掌握的確切材料，有一個秘密參謀組，一個很大的黑高參團，很大的 反動集團。」並且把管訓隊逼供出的虛假材料當作鐵證加油添醋地拋了出來：「重 慶過去是國民黨的陪都，留下了大批國民黨殘渣餘孽。重慶又是和平解放，在劉（ 少奇）、鄧（小平）、李（井泉）、任（白戈）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統治下，包庇重 用這些人，現在我們已發現這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搞了若干個反革命集團，他們沒 睡覺，他們打算在重慶建立一個國民黨基地，把從舊社會留下的渣滓搜集起，叫他 們混入革命群眾組織中，搞隱蔽活動，在武鬥中引導奪取武器庫，佔領兵工廠，拿 下市中區，再後是江北、沙坪壩、大渡口、北碚等區，然後控制全重慶後經貴州、 雲南與緬甸國民黨殘餘勾結，佔領江南各省，接台灣國民黨反攻。」 即將隨同原部隊換防調走而交卸重慶市革委會副主任職務的白斌，也抓住 這個機會敲打一下反到底派：「現在比較清楚的是在鄧長春背後有一個黑高參團， 這些黑高參團成員已經有一部份落到我們手裡（鼓掌）……」（《11月9日重慶警備 區雷副政委、白副軍長的重要講話》，文革宣傳材料，無印發單位及時間） 他們的講話中，還將前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於克書、前中共重慶市南岸區 委書記路斌武等幹部公開點名指責為操縱反到底派的「黑手」，將重鋼公司以中層 幹部為主的群眾組織《遵義紅旗》稱為「壞組織」，誣稱這些幹部「挑動兩派武鬥 」，在武鬥中「出謀劃策」，甚至「赤膊上陣」等等。為大批冤案的炮製出籠定下 了調子。 緊接著，11月14日，管訓隊上報的「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反革命嫌疑集團案」被 正式批准立為重慶「一號專案」。 正式立案後，重慶市革委會先後抽調了以軍代表為主的數十人組成專案組 展開「偵辦」工作。他們將原關押於集訓隊的「涉案」人員裴昌會、魯崇義、龐佑 嶼、陳希武、陳定、陳華等提解到管訓隊，連同管訓隊中的其他一些「涉案」人員 ，分別隔離逼供，進行「車輪戰」、「疲勞戰」，使用了毒打、罰站、罰淋雨、罰 曝曬、罰反覆上下樓梯、不准睡覺等法西斯的手段，進行違法的指明問供、引供、 誘供和刑訊逼供。對拒不按他們要求招供的魯崇義、龐佑嶼、江誠等人在大會上宣 布拘捕。 72歲高齡的裴昌會在刑訊逼供中遭到毒打，連續幾夜不准睡覺並罰站彎腰 ，致使腰不能直，雙腿腫脹不能彎，皮膚水腫潰爛化膿，並被毒打致右腿股骨頸骨 折，留下終身殘疾。 79歲高齡的夏仲實被刑訊逼供致神志恍忽，全身浮腫，大小便失禁，最後被折磨致 死。 被誣為「獨立師副師長」的江誠被毒打得遍體鱗傷，慘不忍睹，放回家後 即含冤而死。 被誣為「副軍長」的楊學端被毒打致頸椎傷殘，頭不能抬，含冤慘死於管 訓隊…… 打人，在管訓隊成了家常便飯，有的受審者被一巴掌打出鼻血，有的受審者被 一巴掌打倒下去將身後夾壁牆撞穿一個洞……此外，冤案炮製者還進行「內外結合 」的夾攻，在外對涉案人員進行抄家、扣發工資、強佔住房、強迫家屬揭發和請罪 等等。 在這樣的法西斯刑訊逼供下，被定為「集團軍參謀處長」的陳希武和「反革命組織 骨幹」陳定（重慶市政協委員，原國民黨軍第六十五軍少將政工處長）又被迫作出 了「交待」。只是交待的許多細節不同，反革命組織名稱也不同，一個說是「保安 救國軍」，一個說是「反共救國同盟軍」。 在1970年的管訓隊《調查結案報告》中，總結當時冤案炮製經過時稱： 「對鄧翰、駱湘浦、陳希武、陳定等四人的交待，我們進行了分析研究。 認定：裴、魯、夏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五十四名成員，都是反動派的高級軍、政官吏 ，雖在解放前夕被迫起義，但在過去劉、鄧投降主義路線的庇護下，對他們的反動 立場沒有認真進行改造。妄圖趁文化大革命混亂之機，組織反革命集團活動的思想 基礎是具備的。雖然四人交待的反革命集團名稱、成立時間、地點、組織編制、參 加人員和活動情況都各說不一，矛盾很大，但又有不少相同相似的地方，與我市19 67年和1968年所發生的一些反革命事件和嚴重的政治事件相吻合。」（見孫曙《「 一號專案」始末》，《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總第46輯）》192頁） 請看，有關「交待」是「各說不一，矛盾很大」（其中的「不少相同相似 的地方」，冤案炮製者也應該清楚是由於他們的指明問供、引供、誘供而產生的） ，可見冤案炮製者明知「交待」有假，明知這樣搞會鑄成大錯，但他們仍然一意孤 行，堅持要立案，堅持要以此為突破口打擊一大批「階級敵人」，以便在「文化大 革命」中「立新功」。 據裴昌會親屬回憶，裴昌會生前曾告訴他們，他當時還「有幸」受到過重 慶市革委負責人藍亦農、白斌的親自審訊。儘管他向藍、白作了許多足以推翻冤案 的陳述，但藍、白二人根本聽不進去，還無中生有地說：「你不是想和我們較量嗎 ？那我們就較量較量看！」裴昌會只得回答：「過去我手中有部隊，有槍有炮，尚 且率部起義。現在我手中什麼都沒有，不知你們要我如何與你們較量？」重慶市的 最高長官都因「左」迷心竅而對冤案抱這樣的態度，下邊辦案人員的態度就可想而 知了。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管訓隊報請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批准將拒不按要 求招供的魯崇義、龐佑嶼、江誠等人宣佈拘捕，抓進監獄後，重慶市公安局預審處 審訊時查明對他們的指控確是不實之詞，預審處軍代表王哲彬堅持實事求是，提出 了對拘捕三人的否定意見。這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確屬難能可貴之舉。但在文革 的大氣候下，這種意見是不可能得到採納的。那位領導管訓隊的郭春華，竟提出了 這樣一個振振有詞的理由：「反正他要反革命，要活動，（交待的出入）或者大點 或者小點也好，這不管它！敵人總是不會老實，不會服貼。」這樣，魯、龐、江等 人仍被冤枉關押了九個多月。 在管訓隊，冤案炮製者還以同樣手法，逼供出了重慶水泥廠中醫尹良臣「 反革命集團案」，西南師範學院教授漆宗堂「反共救國軍案」和教師陳東原「反革 命案」，吳天鶴、楊德翹「特務潛伏案」等四起冤案，涉案二十餘人中，尹、漆、 陳被原單位提回批鬥關押中迫害致死；吳、楊在管訓隊被迫害致死。此外，管訓隊 還以「內外結合」逼供方式，將第十七中學李世楷、大渡口區聯合診所覃少海、李 翰書等三人叫原單位提回批鬥，拷打致死。（以上材料均見孫曙《「一號專案」始 末》，《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總第46輯）》，並參照其所引原始材料作了校訂） 「調查結案」後冤案的繼續 對「一號專案」的進一步「偵辦」，卻使得冤案炮製者們失望了。他們得 到的不是有關「反革命組織」的更有力的證據，而是更加不著邊際的胡騙亂造。鄧 翰原說反革命組織的後台是重慶的幾個「走資派」，在進一步審訊中，他交待的後 台就升級為劉少奇、鄧小平、李維漢等中央級的「走資派」了。反革命組織的名稱 ，又出現了新的說法，如「反共救國第一兵團」、「忠義救國民主黨」之類。參加 人數、任職份工、組織編制等也越說越混亂，越說越對不上口徑了。 就在「一號專案」批准立案期間，重慶局勢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 1968年10月，按照毛澤東的部署，重慶駐軍換防。11月26日（即「一號專 案」批准立案12天之後），重慶市革委會在大田灣體育場舉行20萬人「熱烈歡迎十 三軍光榮進入四川和重慶大會」。原在重慶「新生紅色政權」中佔據著領導地位的 駐軍領導幹部陸續交卸職務離去。新調來的部隊，與重慶文革造反派兩大派沒有歷 史上、感情上的任何聯繫，不至於再帶著恩怨成見來辦案，這就給了陷入冤案苦海 中的人們一線希望。 1969年1月，管訓隊原負責人郭春華調離，「一號專案」涉案人員紛紛申訴 、翻供。 但是，飽受折磨的夏仲實再也等不到翻案的一天了。就在這個月的23日，夏仲實在 管訓隊被迫害致死。 1970年4月13日，飽受折磨的鄧翰在管訓隊被迫害致死。 1970年，是值得歷史學家們認真研究的一個年代，這是文革浩劫中一個特 別恐怖的年代。從這年1月開始，「無產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 打三反」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行反革命」為中心，而所謂 「現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在這一年裡，各地 由文革政權「革命委員會」召開群眾大會公審處決的政治犯特別多。《中國共產黨 執政四十年》書中記載：「據統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 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於冤假錯案。」（《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330頁，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8月版） 在這樣的形勢下，可以想見，陷入冤案中的人們和他們的家屬們心理上的 壓力會有多麼大！在這樣的形勢下，也可以想見，要否定一個冤案，會有多麼艱難 ！ 然而，重慶「一號專案」畢竟是太荒謬、太離奇了，竟在這樣一個冤案劇 增的恐怖年代裡被初步否定了──這真可以算是一個奇跡。 1970年10月22日，管訓隊作出《調查結案報告》，認為「這個反革命組織，是 沒有根據的，應予否定，案件中的所有人員均不以反革命集團成員對待。」但是， 在文革根本指導思想依然不變的前提下，他們顯然不可能對冤案作出正確的平反糾 錯和反思，反而歸結於：「這個反革命嫌疑集團的出現，主要是鄧翰、駱湘浦兩人 堅持反動立場，妄圖矇混過關，在管訓隊內製造混亂所致。」並提出：「對有意制 造混亂的鄧翰，雖在1969年（註：應為1970年）4月在管訓期間病死，擬仍定為反革 命分子；對有意製造混亂的駱湘浦，擬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嚴加懲處。」 在基本否定「一號專案」時，這個報告仍然給冤案受害人員留了這樣一條 粗粗的政治「尾巴」：「……這些人的反動世界觀，解放後未得到應有的改造，其 中，有少數人，一貫堅持反動立場，敵視我黨，惡毒攻擊我無產階級司令部，妄圖 變天復辟」。同時，又對另一個冤案作出了肯定性的結論：「有個別人，具有特務 潛伏的重大嫌疑。」（見孫曙《「一號專案」始末》，《重慶文史資料第二輯（總 第46輯）》197頁） 這個「個別人」，主要指的是原國民黨軍起義將領劉宗寬。 劉宗寬，原為楊虎城將軍陝西蒲城同鄉和西北軍部屬，西安事變後其部隊 被國民黨中央軍吞併，其本人被誣下獄險遭處死。抗日戰爭勝利後，奉農工民主黨 和中國共產黨的派遣，利用機會和上層關係打入國民黨重慶軍事機關。1949年時任 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中將代參謀長，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提供了大量機密軍事情 報，同時向國民黨方面提供了許多導致其軍事失利的參謀意見和虛假情報，其貢獻 被中共中央西南局領導人譽為「解放西南第一功」。但在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 他卻受到打擊，文革初期1966年9月又被重慶市黨政領導授意進行的紅衛兵抄家抄出 國民黨時期的文憑、獎狀、國旗、手槍之類物品，即被以「反革命」、「妄想變天 復辟」等罪名抓捕，關押至1967年3月下旬才獲釋出獄。在「一號專案」中，他也曾 被誣為參加了反革命組織「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成立大會並任「參謀長」，但 因所謂「成立大會」召開時的3月初他還關在獄中，此罪名很快即被否定。50年代初 ，他曾被聘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暨西南軍區司令部高級參議，隨後又調到 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事學院任教，許多解放軍指揮員都作過他的學生。而這時， 他卻被另一些有著解放軍名號的年輕「左派」們無中生有地打成了所謂「國民黨潛 伏特務」！他在文革中先後被隔離審查五年半之久，妻子崔東亞（時任農工民主黨 重慶市委常委兼宣傳處長）被迫害致死。 1970年11月12日，重慶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組長（重慶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主 任）徐國棟在管訓隊有關「一號專案」的《調查結案報告》上批示：「同意打印上 報審批。」 事後查明，在被重慶市革委會人民保衛組管訓隊管訓的234人中，迫害致死 夏仲實等20人，致殘裴昌會等3人，以「反革命罪」逮捕7人，管制6人，戴「反革命 」帽子20人，交原工作單位或居住地街道審查批鬥130人。共佔被管訓人員總數的8 0%！ 此後，管訓隊人員被轉送到設於重慶市政協的重慶市統戰系統「毛澤東思 想學習班」繼續審查。據倖免於進管訓隊的參事盧繼東回憶，他這時也被關進了這 個統戰系統學習班： 去後就不准回家，不准通信，連上廁所都要幾個人一起去。沒有行動自由 了。學習不久，我就成了重點。政協裡那個大字報喲，鋪天蓋地！你攻擊我是軍統 ，我攻擊你是軍統，百分之九十幾的人都變成了「軍統」，真是「洪洞縣裡無好人 」哪。許多大字報要我交代問題。統戰部一位領導幹部，剛「解放」出來，當時正 是結合對象，找我談了三次話，說：「老盧，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一定要老實交代 ，現在我們已經掌握了第一手材料，什麼都搞清楚了，只等你自己承認，給你一個 樓梯下。」當時作為重點的還有民盟副主委李嘉仲（中共老黨員，參加過八一南昌 起義）和民建組織處長黃世忠。統戰部召開大會宣佈說，劉宗寬不屬於「裴、魯集 團」，是潛伏特務，屬另一個案子。我們三人被排除在眾人之外，單獨編組。別人 可以自由活動，我們不能。那時在政協樓上集體住宿，看到嘉陵江上的海鷗飛翔， 想到自由多麼寶貴，決心這次若沒有事了，以後叫幹什麼事都是幸福的。 後來管訓隊的人出來了，也參加政協學習。范眾渠（註：重慶市工商聯副 主任委員，重慶解放前夕任市參議會議長，參加了迎接解放軍入城工作）和劉宗寬 住單間，范眾渠上吊自殺了。馮洪國（馮玉祥長子）悄悄告訴我：「老盧，你這次 糟了，劉宗寬已經承認是潛伏特務，說你是一號情報員，二號是秦一民（農工民主 黨辦公室主任，西安事跡時的學生運動幹部，去過延安，抗大畢業，後來隱瞞了那 段歷史進入國民黨軍校學習，解放前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作戰科參謀，我是科長） 。」我一聽，完了。起義時劉宗寬是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參謀長，我是作戰科長，這 叫我怎麼交代呀！聯繫前前後後找我調查的情況，我才明白已經定了我這樣一個罪 ！這一次我認為真的回不了家了。老伴哭著說：「你放心，不管出什麼事，孩子我 負責帶大。」 我吃不下，睡不好，又被認為是心中有鬼，更遭到批判。當時睡的綜床， 有的綜繩斷了，發了些綜繩讓自己捆上。我也要了兩根藏起來，準備自殺。我還看 好了汽車房頂上有梁，可以上吊。丁榮燦（參事，已被宣佈為「反革命」）看出來 了，勸我說：「你急什麼？劉宗寬都還沒有槍斃嘛，你怕個屁！你要死，等劉宗寬 槍斃了再死也不遲呀。」這一句話救了我。 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發，領導文革的「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 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突然垮掉了「為副」的一方，形勢劇變，這個學習班才草 草結束，長時間遭受冤案迫害的人們才陸續恢復自由。此後，在1973年、1979年都 對此案進行過程度不同的平反，但平反過程幾經周折，而真正徹底的平反和落實政 策，及查清冤案炮製經過、明確有關人員責任並提出處理意見等，直到文革結束整 整九年之後的1985年底才得以完成。 關於「一號專案」，還有這樣一則小軼事。在文革結束後，裴昌會到北京 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會見了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老朋友胡耀邦（50 年代初期兩人曾在川北行署共事）。胡耀邦發現裴昌會行走時腿跛了，關心地問他 是怎麼回事，裴昌會回答：「被狗咬了。」在這簡短的回答中，包含著對那場浩劫 多麼憤慨的控訴和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