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往事，感懷王老 凌 鋒 王老病逝，有很多想法，但不知從何說起，有些事也不知道該不該說，該怎麼 說。 但是不管怎樣，看到臨終前王老對看望他的朋友說，他很高興看到鄧小平先他 而死，他到了地下也要同鄧小平鬥。我看了很受感動，這是一個戰士戰鬥不息的精 神，也是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當然，這裡的「革命」，有別於共產黨的革命。因此 當12月16日晚間去醫院探訪他的時候，我同他說：「你不放過鄧小平，我不放過江 澤民。」這是我們不同輩分的「革命分工」吧。 王老臨終前，我也回憶起最近幾次耳聞目見的情況： 大概是1999年，辛灝年兄宴請來紐約的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我們夫婦 叼陪末座，席上就有王老羊子夫婦，熱鬧起來，王老和金老都童心發作，席上大唱 京戲。對王老的感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2000年，李鵬、江澤民來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民運和台灣朋友組織開車到李 鵬住宿的華爾道夫酒店繞場示威。內子楊月清也開車，我們是白天去的，那是相當 考驗車技的，還要應付警察和便衣的干預；第二天看報，知道王老和羊子是晚上開 車去的。以王老的年紀還親自上陣，心裡很感動。 2001年10月，辛灝年兄主持的《黃花崗》雜誌創刊，王老也上台講話，但是他 的「台」同別人不一樣，他沒有站在講台後面，而是主席台前面，拉近了他同與會 者的距離，這該也是他很普羅化和感性化的一面。 再不久，剛在費城成立的中聯發於紐約召開記者會，可能這個組織的激烈態度 在民運圈中有爭議，或者非週末的中午時間大家在忙，也可能沒有通知好，至少我 是前幾個小時才接到通知，只能抽點空去聽一下，遲到早退。那個場合除了中發聯 的自己人馬和記者外，沒有其他民運人士捧場，只見王老在那裡洗耳恭聽。可見他 反對中共專制獨裁政權的執著。 除了在紐約的接觸外，其實同王老也神交已久。五十年代開始，在上海的報章 上就看到過他的大名。但是真正的關注，是文革結束後他對中共的批判以及被中共 的迫害。那時我已經在香港了。1986年底北京、上海爆發學生運動，記得12月底的 香港《信報》發表兩篇報導上海學生運動的文章，由於是上海來稿，報導了學運實 情，頗引起外界重視，因為那時還沒有傳真機，遑論伊妹兒，稿子是托人帶出來的 ，那時中港之間來往人不多，海關查得很嚴，攜帶「反動」文章有很大風險。果然 當局後來嚴查，似乎是王老把底稿夾在廢紙裡賣給回收店時被查出來的。王老因此 也同方勵之、劉賓雁一起被鄧小平欽點開除黨籍。其後香港常有王老的消息，包括 他的電話線給當局卡斷等等。大概也就在那時，陸鏗、胡菊人主持的《百姓》雜誌 ，雖然經濟上相當困難，還是給王老出書，作為永恆的歷史記錄。 1992年，王老獲准赴美，到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不久他到澳洲訪問，我 和內子所屬的香港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也邀請他到香港訪問，在香港呆了幾天， 我的妻子負責全程接待。在歡迎晚會上，王老表示了在回國後要競逐民陣和民聯合 並後的主席職務，當時與會者對他的雄心壯志給予肯定的喝彩，但是輪到我上去講 話時持不同意見，這是當時我對民運內部的是是非非已經有所感覺，因此奉勸王老 以古稀之年，不必淌這個渾水。但是我講完後王老再次出來講話，表示他問鼎主席 的決心不變。我當然也不能再說什麼了，心想，喝彩的聲音使他處於亢奮狀態。當 時我工作非常忙，沒有參與對王老的接待工作，也沒有時間同他個人多接觸交換意 見。現在看來，當時我對他的理解是有片面性的：對頗為感性的王老來說，自然會 有亢奮的一面，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同中共專制政權鬥爭的決心，要為此貢獻他的畢 生精力。這一點到臨終前更得到充份的表達。 不久那個著名的民運華盛頓會議，鬧出比我想像中更嚴重的分裂，局內人各說 各話，我們局外人更搞不清楚了。想來是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誰 是民，誰是友，又豈容易分清？民運內部缺乏寬容精神應該是分裂的主要原因。而 王老的政治生命也從此走了下坡路。 1997年我們移居紐約以後，自然也聽到有關王老的風言風語，我一向害怕捲入 人際關係上的是是非非，因此對王老就沒有個人之間的接觸，更不要說是關心了， 這也令我們現在後悔不已。我認為民運之間缺乏寬容之心，我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不是怪傳話的一些朋友，因為我們到新的地方需要眼觀八方，耳聽六路；我只 怪自己沒有以正確的態度面對這些問題。 風言風語，有真有假，但是就是真，在王老的一生中，又佔多大的比重？即使 強大的中共為維護內部的團結，毛澤東不斷要人們分清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支流 和主流的關係，中共在幾乎無官不貪的情況下，還宣傳「大部份幹部是好的和比較 好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作賤自己？當然，民運的道德形像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是 也應該知道，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高要求的同時，也應該多一點包容之心。何 況持之以恆的同中共專政政權抗爭，而不是想同中共進行利益交換，就是民運最崇 高的道德形像，這是大節。對生活作風上也有高尚形像的，我們更加崇敬，作為楷 模，但是對有可以理解的瑕疵者，也不必撻而伐之。特別是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首 先面臨生計的問題，又不熟悉海外的環境，如果有行差踏錯，只要不是越陷越深， 也不應揪住不放，當「敵我矛盾」處理。特別是我們沒有生計問題的，容易「飽漢 不知餓漢饑」。因此在強調民運的道德形像以凝聚道德力量時，也應該通過王老的 逝世，強調民運之間的相互關心和愛護，不但是政治上的關心，還包括生活上的關 懷，特別是年紀漸大而又日漸喪失謀生能力者。 衷心希望民運除了剛性，也有柔性，特別是內部的柔性，不要用對付共產黨的 辦法對付自己。多一點寬容才能增加團結，才能發展成長，悼念王老也才不至於停 留在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