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運的建言 ──再訪美國歸來為海外民運進一言 (北京) 周 舵 早春三月，應某基金會之邀，我重訪美國。這個基金會正在拍攝一部關於中 國近代史的紀錄片，要我接受採訪。趁便，我臨時決定在哈佛大學作一次關於漸進 民主的演講，又應邀給哈佛的本科生講了兩堂課。時隔七年，美國還是如此誘人地 美麗，而且──與中國大不相同──美麗得如此熟悉，好像我前天才剛剛離開。在 演講中我說起七年前「逃離美國」，不是因為美國不好，恰恰相反，美國太誘惑我 ，我擔心，時日稍長，我會動搖了回國的決心。在洛杉磯的姨媽、表弟、表姐妹們 ，在台灣的舅舅，苦苦勸我長留美國，至少，拿了綠卡再回國，兩位老人甚至老淚 縱橫，勸我不要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婉言謝絕了，但心裡酸酸的，並不好受 。我自問：我是不是太不近人情，太做作（我最討厭的品質之一）了？親戚們問我 回去的理由，我說：兩個字，愛國，或者，六個字：我是個愛國狂（親西方的，不 是反西方反美的）。這個理由她們不能接受，問我中國有什麼好，值得你愛？ 這個質問，深深刺痛了我。我心想：人只能愛可愛的東西嗎？我想回答說： 我愛中國，不是因為她好，她可愛、優秀、有什麼「優越性」（很痛心，拿今天的 中國和美國比，我實在找不出中國比美國優越之處），恰恰相反，因為她是如此不 幸，如此多災多難，讓你感到肩上有一份無法卸除的沉重責任。 愛國不是出自理性認知，不是來源於優劣比較，對我而言，愛中國是溶於我 全部血液中的東西。我為中國的每一個缺點痛心，為中國的每一點進步高興得要流 淚── 「為什麼我眼中常含淚水？因為我深愛這片土地」（艾青詩）； 但我沒有這麼說──雖然是實情但難免被人解說為自我拔高──我只能說， 留在美國很好，對我個人而言甚至可以說雖不在天堂也離天堂不遠了，只不過，這 就像翻日曆，除去數目字不同，其他都相同，從現在開始，你一眼可以望到底，看 到幾十年以後你會是什麼樣（天堂大概都是這個樣子吧）。中國卻恰好相反，每日 、每時都在變，變化之大、之快，令人難以置信，更重要的是：中國將來變成什麼 樣子，很可能就取決於我們做了什麼或沒有做什麼。 就這樣，我逃離了美國。回國後的種種經歷，千言萬語無法盡述，我會選擇 一部份寫在明年殺青的加長的「六·四親歷記」（題目是：《血腥的黎明》）當中 。在這裡，我只能提及一點：我本應經常把國內的情況通報給海外民運的朋友們， 但由於種種不便，我似乎是失職了。從現在開始，我要做些彌補工作，否則的話， 我們與海外民運的朋友們之間，隔閡和誤解會越來越深，這當然不是好事。從我「 關注人權，支持申奧」的聲明受到的批評來看，這個隔閡和誤解確實不容小視。 讓我先從三點建言說起。 一．邊緣化的危險 余英時先生在剖析中共的一篇大作中談到中共的「痞子化」，極為中肯。事 實上，共產黨和幾乎一切革命黨一樣，大體上由兩部份人組成：理想主義的激進知 識分子，和邊緣群體。所謂「邊緣群體」，是指那些在大動盪的時代，從原本有序 的社會職業分工位置上被排擠出來，又找不到新的位置的失意人群：失意的知識分 子，失業工人、手工業者、小商人，失去土地的農民，等等。革命的初起階段，是 激進知識分子為主流，正是他們鼓動、組織、領導那些邊緣群體起來造反。隨後， 這一類人逐漸被排擠出領導核心，邊緣人日益成為主導。邊緣人的不擇手段、非道 德主義、赤裸裸的實力主義和殘忍冷酷，便成為革命黨的常規。這大概應該算是一 種「革命的內在邏輯」吧！ 有一部關於這個題目（「痞子文化」）的大書，很值得推薦：中國社科院文 學所研究員王學泰先生著《流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學苑出版社，1999年9月），我 極為欽佩的李慎之先生為該書作了序，其中引述了王元化評述杜亞泉（杜亞泉先生 是近代最早注意該問題的學者）的一段話： 杜亞泉在《中國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會革命不發生之原因》一文中，將中國 歷史劃分為三個時期，以大量的篇幅談到遊民與遊民文化問題。他說遊民是過剩的 勞動階級，沒有勞動地位，或僅僅作不正規的勞動。其成份包括有兵、地棍、流氓 、盜賊、乞丐等。遊民階級在我國社會中力量強大，他們有時與過剩的知識階級中 的一部份結合，對抗貴族階級。他認為秦始皇以後，二十餘朝之革命，大都由此發 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們自己就貴族化了，於是再建貴族化政治，而社會組織 毫無變更。他說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會革命，只能說是「帝王革命」。遊民 和知識階級結合，就產生了遊民文化。這種文化以尚遊俠，喜豪放，不受拘束，不 治生計，疾惡官吏，仇視豪富為其特色。 這部書告訴我們，中國的傳統文化，說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也好，「陽儒 陰法」也罷，都忽視了極其重要的另一部份，所謂「隱性文化」即遊民文化、痞子 文化，它「支配著半個中國，半部歷史，還時時冒出頭來一統天下」。自秦始皇以 後，爭奪天下，流血漂杵的大拚殺之中，有成功的「豪傑」，從劉邦、朱元璋到毛 澤東；有失敗的農民起義領袖，從陳勝、吳廣到張獻忠、李自成，絕大多數都是這 個流民群體的傑出代表；所謂「江湖俠客」,正是遊民的理想；影響中國人(從擔夫 走卒,到官臣士子)至深至遠的通俗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乃一代又一代 遊民的經典教科書。這個反貴族、反主流社會，反知識、反道德的遊民文化，已經 成為中國人靈魂深處一種最堅執的情結和本能，每逢亂世，必定冒出頭來大顯神威 。及至近世，再被激進知識分子抹上一層民粹主義的油彩，它就尤其威力無比，真 說得上是所向披靡。 這就是為什麼我自九四年回國伊始，就向劉曉波、王丹和其他民運朋友極力 告誡「千萬不要邊緣化」的理由所在。當然，邊緣化不是我們選擇的，但責任在誰 並不影響其危害性。如果我們脫離主流社會，脫離廣大民眾、知識分子和中產階級 ，日益封閉，成為一個自彈自唱、自吹自擂，自我激勵、自我強化的小圈子，民運 就死定了。請注意：我所謂「主流社會」，是指正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那些健康 力量，正在發育著的、代表未來的主流。 請海外民運的朋友們想一想：我們是否一直在認認真真地去設法接近、瞭解 、體諒和同情海外華人的主流意見？更不用說，國內從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到企業 界、商界、政界人士的主流意見？如果我們用一句「他們都是中共的應聲蟲」把自 己孤立起來，這到底意味著什麼？它離列寧的職業革命家陰謀小團伙有多遠？共產 黨尚且有「三大法寶」──黨、軍隊、統一戰線，「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 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敵人」，而我們，除了理想、熱忱，主張和口號之外 ，還有什麼？ 二．極端主義的陷阱 極端主義與民主格格不入，這早就是民主理論界的共識，本來不必贅言。遺 憾的是，在中國民運這塊土壤上,民主不得不從ABC說起。這既是由於中國的傳統中 沒有多少民主化的資源可資憑借，也由於知識界對自由民主主流的陌生(相反的，是 對非主流的激進民主極為親切和熟知)，更是由於執政者至今不提供自由民主主流思 想傳播和社會實踐的機會。自由民主理論自身的模糊、混亂、不完善也要負一部份 責任──和中國人的普遍見解相反，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理論，一直落後於民主實 踐，是最近二、三十年，才逐漸清晰和完善起來的，而且，至今也還在不停地爭論 之中，遠遠談不上成為大多數人系統化的理性認識。 我個人認為，「極端主義」要從「目標」和「手段」兩個角度去定義。從目 標角度說，極端主義者認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是唯一正確、正義、至高無上和「神 聖不可侵犯」的，不能兼容（寬容）其他的目標（主義、主張、立場、價值觀…… ）；從手段的角度說，極端主義者堅持，為了達成這個唯一正確、正義……的目標 ，可以不擇手段，可以不惜任何代價。這兩方面可以合而為一，也可以互相分離， 成為僅限於目標範疇的極端主義（如哈耶克、諾齊克），或僅限於手段範疇的極端 主義（如機會主義、現實主義者）。就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而言，危害最大的是三種 極端主義：極左（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極右（各種暴力推翻共產黨，不計代 價地推行「休克療法」的政治派別），以及狹隘狂熱的民族─民粹主義。我認為， 這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真正陷阱。詳細的論證，收入我正在寫的《漸進民主論──極 端主義批判》一書，預計明年出版，此處不便多說。 按照我「漸進民主論」的「六分法模型」，歐洲自由民主的主導類型──中 左+中右（我所謂「中派的聯盟」即中左、中右的競爭─合作）是中國民主化的合宜 目標，美國式的過份偏右不適合中國（無法倣傚）；途徑（手段）是漸進有序地培 育中左和中右，使之分別成為體制內、外的主流，同時，防止社會大動盪，盡力防 止三種極端主義勢力的崛起。 順便提一句，按照這一模型，迄今為止，國內近年來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 爭並沒有切中要害。什麼樣的自由主義？哪種左派？如果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中左， 和溫和的新自由主義的中右，兩者沒有什麼可爭論的，既競爭又合作便是；如果是 新毛澤東主義的極左，和暴力顛覆中共的極右，那也同樣沒有什麼好爭論的──兩 者都是不容爭論、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命打殺便是。 我必得重申一句：我決沒有任何反對何清漣女士的意思。只不過，我建議她 要把左派和右派都稍加細分：左派有中左、御用左（官方左派）和極左之分，右派 有中右和極右之分，太粗糙的左、右二分不是一個好用的分析工具。 極端主義不僅和自由民主格格不入，處處與自由民主為敵（不管其信從者主 觀認知是否如此），而且，各種極端主義派別互相之間也是既你死我活，同時又互 相激發──一個極端的崛起，一定引發另一個極端的反彈。極端主義的極大危害性 ，從本·拉丹身上得到集中體現；值得美國人警惕和反省的是：你的自由民主再好 ，如果你用極端主義的手段去推行，也會引起本·拉丹式的瘋狂反彈。照此下去， 在今天這個科技發達到最弱者不久也有能力毀滅人類的世界上，最終除去同歸於盡 ，不會有別的結局。共和黨右翼的「北風主義」，自戀式的一意孤行，就多半會有 這樣的效果；只有金大中式的「陽光政策」，曼德拉式的海一樣寬闊的胸懷，才能 使民主化少些坎坷和反覆。當然，像「九·一一」如此震撼性的事件，不是這樣三 兩句話可以概括的，容日後再談。 我要請求海外民運的朋友們想一想：我們離極端主義有多遠？我們真懂自由 民主嗎？我們具備實行民主的資格了嗎？ 三．讀書、回國的重要 七年前我「逃離美國」還有一個原因，在《北京之春》的一篇文章「答傅春 雨先生」之中提過兩句：對海外民運某些人身上那種極端主義的品性──粗暴、仇 恨、不寬容、不容異說、以真理正義自居和痞子作風，我避之惟恐不及。有時候我 甚至覺得，海外民運的所謂「爭論」，就像一個原始叢林，一不小心，你就會踩上 一條不知從哪裡冒出來的眼鏡蛇的尾巴，被它狠狠咬上一口，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如果這就叫「民主鬥士」，那麼，「Byebye，再見了鬥士」，我與你們無關。 聽聽真正懂得民主的人是怎麼說的吧；與之相比，某些「民主鬥士」只能說 是有近乎狂熱的「斗」，卻沒有起碼的民主素養：一些內在性元規則對於自由民主 非常重要，其中包括「使爭論非個人化的規則：踢球，不踢人。與個人譭謗博得普 遍喝彩的社會相比，在一個專事人身攻擊的論戰讓位於實際爭論的社會裡，更可能 存在和平的、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演化」（W·Kasper＆M·E·Streit）。 並不是說，極端主義者都不是好人。只不過，好人如果走火入魔，可以做出 讓世人驚駭不已的大壞事，成為危害人類的大禍害。沒有什麼理由認為，好心一定 會辦好事。極端主義也不一定就是瘋狂、非理性、沒腦子。從眼鏡蛇的角度看，你 踩了它的尾巴，它置你於死地，再合理不過。極端主義也未必都不值得同情。兔子 被逼急了，還要蹬蹬腿呢，何況人乎。甚至我敢說，極端主義者身上經常不乏極可 欽佩的品質──勇敢，堅定，正直，熱忱，嚴格，理想主義，自我犧牲……這個美 德單子可以開得很長。我能說的只是：在今日之中國，極端主義危害極大，萬萬不 可行。如果是二十年前，則另當別論。 我們又萬萬不可存有幻想，以為極端主義可能被根除。俗語雲，「樹林子大 了，什麼鳥都會有」，幾十億的人類，不可能個個溫良恭儉讓。但我們至少可以設 法抑制極端主義的勢力，緩和它的為害。這要靠執政者和反對派雙方共同努力。 中共執政者方面：應當充份認識極端主義的危害性，從自身開始放棄極端主 義的信念和施政，對各種不同聲音，國內的持不同政見者也好，法輪功也罷，以及 海外民運的溫和派、激進派乃至極端主義派，只要沒有極端到真正使用極端主義手 段，都不妨對話、溝通，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否則，如同一隻壓力鍋，底下猛燒 火，上邊連個出氣孔都不留，遲早有一天要總爆發。 民運方面：不要把中共一棍子打死，那一套「中共的專制本性注定不可能接 受民主」的造反有理論根本不符合當前的現實，我在國內眼看著中共一天天在和平 演變，令人擔憂的反倒是，中共進步得比某些簡單化的民運極端派還要快！──這 話聽來刺耳，追究起來有「冒天下之大不韙」之罪，但我仍然非說不可，否則我就 是一個怯懦的、昧良心說假話的、追著浪頭跑的投機分子。當前的基本國情之一是 ，中共早已不是當年的中共，甚至，它能不能叫做共產黨尚且大可置疑（不管從哪 個角度說）。「共產黨人」與「共產黨」（共產黨的一整套信仰、價值觀、理論和 制度）是兩回事，共產黨裡有太多的有識之士，他們在不斷地受著西方自由民主的 影響，開始認真地思考中國民主化的道路。儘管發生了「六·四」這樣讓我們在某 些方面分道揚鑣的大悲劇，他們過去曾經是，現在仍然是我的好朋友，而且，我眼 看著這樣的朋友在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有什麼理由悲觀絕望呢？ 我要再提一句老話：海外的朋友們，請你們多讀書，多回國。我堅決反對那 種無根據的信心，說什麼自由民主是人的天性，只要推倒專制，民眾的民主天性就 會迸發出來。正相反，自由民主只能由精英從西方小心在意地引入。這就必定意味 著精英們首先要真正懂得什麼是自由民主，而這不僅僅要生活在民主的空氣之中， 從事民主的實踐，還要系統地接受民主理論的教育。自由民主不是那麼好懂的，它 未必比其他學術更容易入門。沒有什麼比只要有良好願望，人人都可以大談民主更 可怕的事了。也許，我們應當互相商量，加上請教專家，開出一份自由民主必讀書 的書單，不讀完這些書，民主可以免談。開汽車這樣簡單的事，尚且要上駕校訓練 上三個月，民主這種關天大事豈容馬虎？ 民主理論是洋人寫的，沒有幾個洋人真懂中國──我就沒見過幾個。中共誇 口說，他們之所以成功，是因為能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 ，這話前一半是胡扯，馬列主義不是普遍真理，是極左的普遍謬說，但後一半卻近 乎普遍真理。幾年、十幾年不回國，還談什麼中國問題？從何談起？我離開中國不 過一年多一點，回來之後好幾個月都找不回感覺，居然就有那麼多若干年，甚至一 輩子沒踏上過中國土地的中國人、外國人，放心大膽地橫說縱論中國的民主，指手 劃腳，這個對那個錯，簡直叫人哭都不知從何哭起。誠然，不回國怪不得海外的朋 友們，是中共讓你們有國不得回。但是，謙虛一點，自信和武斷少一點，總是應該 做到的吧！「知恥近乎勇」，知無知近乎有知。蘇格拉底說過：我只知道一點，就 是我什麼都不知道。這話不能作極端主義的理解，讀作世上沒有有知識的人，但它 肯定比「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離真知更近。我不是想貶低什麼人，我真是在 替很多朋友擔心！而我們這些在國內的人，則需要警惕另一種信息不全--被中共的 片面宣傳誤導。 最後，我一定要再次感謝這次重訪美國有幸會面的朋友們，我不會忘記你們 ──王軍濤的辯才與厚道，胡平的睿智與深刻，劉青的正直、踏實（他回憶獄中生 涯的文章竟能把分寸掌握的恰到好處，曾經令我大為吃驚），何頻的幽默、精明、 玩世不恭假面掩藏下的理想主義，楊建利的才智與親和力，王丹的成熟老練，貝嶺 冷峻的機鋒和詩人的文才，陳小平的爽直豁達，吳稼祥的妙語連珠，陳軍的細緻文 雅，李進進的滿腔熱忱，吳仁華的執著與奉獻，陳志強的仗義任俠，宋書元的無私 、正直、對中國國情的準確理解，李偉的真誠、善良和謙卑……我都會記在心裡。 還有許多民運圈外的朋友，我不便提他們的名字。最讓我感動的是軍濤，為了接待 我，他自己在哥大圖書館的長椅上過夜，還騙我說他要寫paper，不需要睡覺。這樣 忘我的待友之道，換了我肯定做不到□ 。我們之間可能有分歧，如果不能說服我，在原則問題上我永遠不會讓步，但我們 怎麼可能不是朋友? 下一次，我要講講我為什麼要支持申辦奧運。□ (2001．10．24．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