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問題的獨特性 ──一個中國學者的觀點 (北京)張博樹 中國的民主化是一個令全世界關注的重大課題，尤其自「六四」天安門事 件後，中國民主化的內在性質、歷史經驗和未來前景引發了海內外有識之士更深入 的思考。在這篇講演中，我想和大家討論這樣幾個問題：如何界定中國的民主化？ 中國的民主化是否等同於「西方化」（Westernization）？理解中國民主化進程如 此艱難的歷史因素都有哪些？為什麼西方政治哲學回答不了中國的問題，中國學者 必須建立起自己的以專制社會為對象的批判理論？ 在這篇講演的結尾，我還擬就與這個論題相關的、近年來中國學術界所謂 「新左派」（New Left）和自由主義（Liberalist）之間的論爭做一簡要的評析。 一．如何界定中國的民主化？民主化是否意味著西方化？ 在近現代中國史上，曾有一部份知識分子真誠地認為中國的民主化就是西 方化，中國作為現代化的後來者，只有學習、採納西方的立憲、議會及其他民主建 構，才能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另一個極端表現為今天仍在執政的中國共產黨 。二零零一年七月一日在慶祝中共建黨八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再一次表示「 要堅決抵制西方的多黨制與三權分立制度」。 如果我們可以把前者視為囿於時代條件而對中國民主化得出的過於簡單的 理解，那麼後者則是出於統治需要而精心設計的意識形態戰略。 我個人傾向於不用「西方化」這個詞來指稱中國民主化的目標，其理由是 ： 1. 在哲學人類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水平上，民主化本來是 人類從前現代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具有社會進化意義上的普適性（Un iversal Law）。西方國家（如英、法、美）不過是以各自經驗的特殊性證明了人類 社會進化的普遍性。說得形像一點兒，西方國家並不能因為在歷史上率先進行了民 主改制而享有「民主化」一詞的專利。 2. 每個西方國家實現民主化的經歷也各不相同，因此「西方化」並不是一 個十分準確的概念。以美國為例，這個由英裔美國人創造的、植根於新英格蘭鄉鎮 自治傳統的民主精神，以及在這個精神基礎上生發出來的「新世界」，其成長經歷 顯然與已有數百年專制傳統的歐陸國家不同。難怪一百七十年前法國的年輕學者托 克維爾來美國考察時，對美國的民主制讚不絕口。當時，密歇根這塊土地還沒有納 入美國的行政版圖，如今這裡已經是一派欣欣向榮。我想，「美國精神」中這種獨 特的東西恐怕也非「西方化」一詞所能概括。 3. 更重要的是，用「西方化」指稱中國民主化的目標，有可能使人們忽略 中國民主化所遭遇的特殊語境和中國民主化必須面對的特殊挑戰。無疑，中國民主 化是世界民主化進程中的一部份，也有「Universal」的一面，但它的特殊性（Par ticularity or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一面，更值得重視，更值得研究。事 實上，正是這個「特殊性」或「獨特性」的方面，成為人們理解當代中國民主問題 的關鍵。 二．構成中國民主化特殊語境和困境的主要因素 首先，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制度現代化 史，從一八九八年戊戌變法以來的中國民主鬥爭與民主建構史，更多的是一部失敗 而非成功的記錄。為什麼是這樣？有兩個因素似乎帶有關鍵性。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悠久的文明與前現代遺產構成中國社會民主化轉型的巨 大文化障礙。中國古代文化中有許多優秀的東西，但缺乏現代民主所需要的思想與 制度資源。在二零零零年中國歷史中居支配地位的儒學基本是農耕文明的產物，從 漢代始儒學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後，直至近世，它更多地發揮著維護君權統治與地方 宗法一體化（ Integration ）的功能。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 傳統之墮性力量仍十分強大，條件適宜時，這種對於民主化而言的文化障礙很容易 轉換為制度障礙。一九一五年袁世凱之復辟帝制和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南 京國民政府的「黨治」獨裁都是證明。還有一點必須提及的是：對中國人來說，歐 洲現代化的先行者是以侵略者的形像出現於東方的，這個問題與哲學人類學水平上 世界現代化進程之二律背反（antinomy ）有關，我們不可能就此詳細展開討論；但 作為事實，它卻迫使中國人做出文化保守主義與防禦型現代化的選擇，這顯然不利 於中國社會的民主化改造。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所有擁有較長歷史傳統的後發現代化國家都會面 臨與中國類似的文化困境。使中國民主化問題更為凸顯的也許是下面所述的第二個 因素，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運動及其建立的政權本來以超越「資產階級民 主」為目標，結果反倒走向自己的反面，兌變為中國專制制度的當代繼承者。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政府的專制與反民主遭到國際社會的一致遣 責，但人們往往因此而忽略了毛澤東一代共產黨人曾真誠地相信他們是在馬克思主 義的指導下推進一場社會革命，這場革命的目標之一就是實現「人民民主」，一種 比十八世紀歐洲啟蒙主義更先進的民主。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宣 告了毛澤東這種農業烏托邦神話的終結。 往下的故事就是盡人皆知的了： 一九七八年開始，鄧小平推動了中國的改革。但這個改革設定的目標卻是有限的， 即推動經濟市場化的同時，堅持共產黨對政治權力和公共領域的壟斷。這種經濟改 革與政治－社會改革的失衡是造成官場腐敗現象蔓延的根本原因，它同時構成了一 九八九年民主運動以及－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的「法輪功」現象之所以勃然興起 的深層社會背景。 上述兩個因素的並存與互動，就是我理解的中國民主化的特有的問題情境 。 三．為什麼西方政治哲學理論回答不了中國的現實問題？ 一百年來，中國學界曾有數次譯介西學的熱潮。一次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 代，一次是改革開放後的八十年代，一九九五年以來，似乎又形成了一次新的翻譯 高潮，而且多以西方政治學、政治哲學方面的著作為主。這是一個重要的信號，說 明中國知識界有越來越多的人正在進入中國民主化問題的深層思考，並希望從西方 政治哲學理論中汲取有用的養料，或至少通過翻譯，「借他人之口，說自己想說的 話」。 我以為，西方政治、社會哲學傳統中的確有很多思想資源可供中國人借鑒 ，特別是歐洲反專制主義鬥爭中的優秀作品，其討論的主題往往令中國知識分子感 到十分貼近，「似曾相識」。但總的來說，似乎沒有哪一部西方作品能回答中國的 問題。道理很簡單：它們產生的語境不同，討論的前提不同，面臨的問題不同，所 要解決的矛盾也不同。以頗受中國知識界尊重的美國政治哲學家John Rowls 為例 ，他的《正義論》（On Justice）早在八十年代就被譯成了中文。近年，他的《政 治自由主義》（Political Liberalism）和《萬民法》（ The Law of People ）也 被譯介過來。然而，討論問題基本是美國式的，或者說，他是以美國社會為原型作 為設問的出發點。Rowls 與德國哲學家Harbermas 之間的爭論，與威權主義（ Aut horitarian ）社會的學術興奮點很少關聯。 中國特有的問題情境正在呼喚自己的批判哲學與政治哲學，它應該是民主 化所內具的哲學人類學的一般原則與中國獨特經驗與設問情境的統一。由於中國是 一個正處於激烈變革中的社會，各種社會矛盾的交叉與互動（ Interaction ）提供 了足夠豐富的背景資源與思想刺激，使得中國學人有可能也有條件去創設以專制社 會和威權主義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哲學、制度經濟學、知識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等 等。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沒有對專制社會的活生生的生命體驗，這樣的學問是做 不出來的。 四．關於近年來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論爭的簡要評論 應該講，目前正處盛年的中國新一代知識者，已經開始向這個目標邁進。 由於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思想控制的相對放鬆、一些學人開始在學術刊 物上大膽而又謹慎地發表不同於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觀點。由於這些學人理論傾向 的不同，被分別稱之為「自由主義者」與「新左派」。自由主義者的立場是堅持八 十年代的啟蒙主義，批判專制社會對個人權利的漠視，認為積極推進中國的市場經 濟改革將有助於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新左派」則更多地強調中國市場經濟已經被 納入國際資本的運作範圍，認為自由主義對「主體性」（Subjectivity ）的抽像主 義論無助於解決資本主義現代性（ Modernity ）危機引發的負面結果，主張中國社 會中的「平等」問題更甚於「自由」問題，應該引起更多的關注，等等。 我以為，無論「自由主義者」還是「新左派」，他們思考問題的態度都是 嚴肅的。當然，如果讓我對這兩種不同的學術傾向作出判斷，那麼我會對「新左派 」持更多的批評立場，因為中國社會目前存在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並非單純由講 效率但「弱肉強食」的市場經濟所致。更重要的是，片面強調中國被納入國際資本 運作這個因素（儘管這個因素確實存在），事實上□避了本土政治專制仍是中國社 會發展與制度現代化的最大障礙。 應該指出的是，有些持「新左派」主張的學者，長期滯留海外，對中國國 內的實際狀況不無隔膜，難免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斷。他們有言論自由，但其言 論是否切中國內問題的要害，就很難說了。身在國內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學者 的最大難處則在於：他們並無真正的言論自由，所以他們闡述自己的主張就不可能 徹底。他們深知哪些話不能講，文章寫出來也沒有地方去發表。像我今天在CMU的講 演，在中國國內是不可想像的。這是什麼？這就是專制社會的力量！有人把知識分 子拐彎抹角的抗爭自嘲為知識分子的「群體自言自語」，這話很形像，因為無論自 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他們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都還微弱得很。 上述可悲的事實告訴我們：要在中國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自由交往空間 和健全的公民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它也再一次證明了中國民主化的獨特性與 艱巨性。但我仍然相信：只要敢於正面面對看似可怕而實際很虛弱的專制體制，又 有對中國社會的深入體察，中國知識分子一定能夠建立自己的批判話語系統，並以 此貢獻於自己的民族，也貢獻於國際學界。 謝謝各位。 二00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這是本文作者於二00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美國中密歇根大學所作的學術演 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