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人道與反人道 (北京) 張耀傑 對於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的恐怖事件公開表示認同的，是中國民眾和伊 斯蘭國家中的本拉·登及其聖戰追隨者。不少論者對此表示了頗為隔膜的驚詫，他 們似乎並不知道，被奉為「民族魂」的魯迅，在其不朽名著《阿Q正傳》中，早就勾 畫出了中國人最為本質的「民族魂」：從董仲舒「以人隨君，以君隨天」的天人合 一到宋儒「存天理滅人欲」的宗教神道一直在奉行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向維度的二 元對立、一元絕對的聖戰思維與聖戰圈套。換言之，中華民族是一個連最為赤貧的 流氓無產者阿Q都自以為擁有把對方不當人、置對方於死地的「存天理滅人欲」的神 聖法權的聖戰民族。而魯迅自己，正是這種阿Q式「民族魂」的最佳代表。 一、魯迅的人道覺悟 與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相比，魯迅畢竟是見過洋世面、讀過洋書本的一位半新 半舊的文化人，他對於人類社會的理解要新奇得多也遠大得多。 1919年8月2日，魯迅在《〈一個青年的夢〉譯者序》中，藉著翻譯介紹武者 小路實篤日文戲劇的機會，正面表白了自己眼中的人類、國家和個人： 「我對於『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 民眾覺醒不可』這意思，極以為然，而且也相信將來總要做到。現在國家這個東西 ，雖然依舊存在；但人的真性，卻一天比一天的流露：歐戰未完時候，在外國報紙 上，時時可以看到兩軍在停戰中往來的美譚，戰後相愛的至情。他們雖然蒙在國的 鼓子裡，然而已經像競走一般，走時是競爭者，走了是朋友了。」 「中國開一個運動會，卻每每因為決賽而至於打架；日子早過去了，兩面還 仇恨著。在社會上，也大抵無端的互相仇視什麼南北，什麼省道府縣，弄得無可開 交，個個滿臉苦相。我因此對於中國人愛和平這句話，很有些懷疑，很覺得恐怖。 我想如果中國有戰前的德意志一半強，不知國民性是怎麼一種顏色。現在是世界上 出名的弱國，南北卻還沒有議和，打仗比歐戰更長久。」 「但中國也彷彿很有許多人覺悟了。我卻依然恐怖，生怕是舊式的覺悟，將 來仍然免不了落後。」 當時正是「五四」運動餘波未盡的時候，魯迅在介紹自己的人道覺悟的同時 ，連帶著也交待了相關背景。 其一，魯迅是在周作人的直接影響下細讀《一個青年的夢》的：「《新青年 》四卷五號裡面，周起明曾說起《一個青年的夢》，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將他 看完，很受些感動：覺得思想很透徹，信心很堅強，聲音也很真」。 其二，魯迅是應自己紹興師範時期的舊學生、北京大學新潮社骨幹成員、時 任《國民公報》副刊編輯的孫伏園的約稿，開始翻譯《一個青年的夢》的：「昨天 下午，孫伏園對我說，『可以做點東西』。我說，『文章是做不出了。《一個青年 的夢》卻很可以翻譯。但當這時候，不很相宜，兩面正在交惡，怕未必有人高興看 。』晚上點了燈，看見書脊上的金字，想起日間的話，忽然對於自己的根性有點懷 疑，覺得恐怖，覺得羞恥。人不該這樣做，──我便動手翻譯了」。 關於「自己的根性」，魯迅接著寫到：「武者小路氏《新村雜感》說，『家 裡有火的人呵，不要將火在隱僻處擱著，放在我們能見的地方，並且通知說，這裡 也有你們的兄弟』。他們在大風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卻想用黑幔去遮蓋他，在睡 著的人們的面前討好嗎？」說得直白點，所謂「自己的根性」就是以自我為中心站 在反人道的舊傳統一邊扼殺人道覺悟的「存天理滅人欲」或者說是禮教吃人的舊根 性。 與《一個青年的夢》的翻譯相配套，魯迅當時曾在《新青年》「隨感錄」中 發出過一連串的「人道」吶喊── 「歐戰才了的時候，中國很抱著許多希望，因此現在也發出許多悲觀絕望的 聲音，說『世界上沒有人道』，『人道這句話是騙人的』，……其實近於真正的人 道，說的人還不很多，並且說了還要犯罪。若論皮毛，卻總算略有進步了。……人 類尚未長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長成，但總在那裡發榮滋長。……不滿是向上的車輪 ，能夠載著不自滿的人類，向人道前進。」（《隨感錄六十一·不滿》） 「我們更不要借了『天下無公理，無人道』這些話，遮蓋自暴自棄的行為， 自稱『恨人』，一副恨恨而死的臉孔，其實並不恨恨而死。」（《隨感錄六十二· 恨恨而死》）「我們改良點自己，保全些別人；想些互助的方法，收了互害的局面 罷！」（《隨感錄六十四·有無相通》） 遺憾的是，魯迅的人道吶喊並不持久，代之而來的對於超人間、超人道的「 黃金世界」的置疑與認同。 二、魯迅眼中的「黃金世界」 1920年10月，魯迅在小說《頭髮的故事》中，藉著「恨人」N先生之口，開始 吶喊「自暴自棄」的人道變調── 「改革麼，武器在那裡？工讀麼，工廠在那裡？」 「仍然留起，嫁給人家做媳婦去：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 自由的話，便要苦痛一生世！」 「我要借了阿爾志跋綏夫的話問你們：你們將黃金時代的出現預約給這些人 們的子孫了，但有什麼給這些人們自己呢？」 「阿，造物的皮鞭沒有到中國的脊樑上時，中國便永遠是這一樣的中國，決 不肯自己改變一支毫毛！」 在此後的生命歷程中，阿爾志跋綏夫的「黃金世界」逐漸成了魯迅用以取代 武者小路實篤的「人道世界」的「存天理滅人欲」式的精神制高點。 1921年4月15日，魯迅在《譯了〈工人綏惠略夫〉之後》中引進了「個人的無 治主義」的概念。1925年3月18日，魯迅在《兩地書》原信四中再次提到阿爾志跋綏 夫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在採用「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稱謂的同時，又把 以「大同」為標誌的「黃金世界」高高懸起： 「我疑心將來的黃金世界裡，也會有將叛徒處死刑，而大家尚以為黃金世界 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們各各不同，不能像印版書似的每本一律。要徹底地毀滅這 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工人綏惠略夫》裡所描寫的綏 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雖在將來，是要救群眾，而反 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 自己也歸於毀滅。」 對於自己所懷疑並且要勢不兩立的「黃金世界」與「大同的世界」，「個人 的無政府主義者」魯迅並沒有放棄追求，反倒在1925年4月8日致許廣平信中，把子 虛烏有的「黃金世界」與「大同的世界」神聖化為「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制高點 ： 「大同的世界，怕一時未必到來，即使到來，像中國現在似的民族也一定在 大同的門外，所以我想無論如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現在我想先對於思想習慣加以明白的攻擊，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 年。」（《兩地書》原信十） 到了1925年5月30日致許廣平信中，魯迅乾脆抬出自己：「其實，我的意見原 也一時不容易瞭然，因為其中本含有許多矛盾，教我自己說，或者是『人道主義』 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罷。所以我忽而愛人，忽而憎人；做 事的時候，有時確為別人，有時卻為自己玩玩，有時則競因為希望將生命從速消磨 ，所以故意拚命的做。」（《兩地書》原信二四） 說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其實 是通過搶點和獨佔等同於天堂天理的「黃金世界」與「大同的世界」的精神制高點 ，以贏得凌駕於人道之上「存天理滅人欲」的神聖法權。對於魯迅，動不動就要以 自我為中心把同國同種的中國人劃分成勢不兩立的敵對陣營的「存天理滅人欲」的 單向思維和專制根性，許廣平在《兩地書》中曾有一番分析與批評： 「你的弊病，就是對一些人太過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同在一地呼吸，而對一 些人則期望太殷，於是不惜赴湯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種為殊遇而淡漠處之，或以 尋常人者對你，則你感覺天鵝絨了。這原因，是由於你的感覺太銳敏太熱情，其實 世界上你所深惡痛絕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頭，還不是一樣嗎，而你把十字 街頭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藝術之宮』，這不能不說是小說家，取材失 策，如果明瞭凡有小說材料，都是空中樓閣，自然心平氣和了。」（《兩地書》原 信八十七，1926年11月16日） 從哲學本體論的意義上說，人類之成其為人類的根本大同，只在於一切個人 都是天然擁有謀求生存的權力和自由思想的權力的精神生命體，用馬克思《黑格爾 法哲學·導言》中的話說，就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按現代人道的要求， 大同人類中每一個精神生命體的個人，都毫無例外的是一個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擁 有自由生存權和自由思想權的有限責任人，借用《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就是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魯迅得之於武者小路實篤的「 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不是國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從民眾覺醒不可」的 人道啟示，所強調的同樣是「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而不是像他所理解的那樣 ，在同為精神生命體的一切個人之上或之外，另有一個宗教神聖化的「黃金世界」 或「大同的世界」存在著；更不是像中國傳統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宗教神道那樣 ，在每一個個人天然合理的「人欲」之上，再虛擬出一個絕對神聖的神道「天理」 。生長在傳統中國社會既有的「天地君親師」的神聖道統和「存天理滅人欲」的二 元對立、一元絕對的聖戰圈套中的魯迅，顯然不明白這一點。他假借「黃金世界」 與「大同的世界」的神聖名義所說的「先前我只攻擊舊黨，現在我還要攻擊青年」 ，雖然自稱是「『人道主義』與『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兩種思想的消長起伏」，實 際上恰恰是捨本求末、背道而馳地站到「人人都是人類的相待」的大同人道的對立 面，幹起了搶佔和獨佔「存天理滅人欲」的精神制高點替天行道的聖戰勾當。他自 己想要扮演的，則是凌駕於「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的現代人道和「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的現代法理之上的政教合一的立法者加執法者，或者說是裁判員加運動員 的全能角色與超人角色，而不是現代人道社會中只承擔有限責任的「人」的角色。 魯迅所謂「個人的無治主義」和「個人的無政府主義」的真實含義，就在於此。 三、魯迅眼中的國人：吃人禽獸 在成名作《狂人日記》中，魯迅一下子推出兩個著名的文化命題：禮教吃人 和救救孩子。在致許壽裳的信中，他更為明白地寫道：「偶閱《通鑒》，乃悟中國 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寥寥也」。 換言之，魯迅眼中的國人就是被他排斥在「黃金世界」或「大同的世界」門 外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吃人禽獸。 多少年來，筆者一直想弄明白魯迅在「五四」運動中有些什麼表現，結果除 他自己的零碎交待之外，具有可信度的材料一無所得。 1925年5月10日，魯迅在自稱是「我的對於女師大風潮說話，這是第一回」的 《忽然想到（七）》中，為證明自己對於國人的一大發現：「凶獸的羊，羊樣的凶 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吃人禽獸，舉出「五四」運動時學生 們的表現作為實際證據，說是「我還記得第一次五四以後，軍警們很客氣地只用槍 托，亂打那手無寸鐵的教員和學生，威武到很像一隊鐵騎在苗田上馳騁；學生們則 驚叫奔避，正如遇見虎狼的羊群。但是，當學生們成了大群，襲擊他們的敵人時， 不是遇見孩子也要推他摔幾個觔斗麼？在學校裡，不是還唾罵敵人的兒子，使他非 逃回家去不可麼？這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在黃金世界還未 到來之前，人們恐怕總不免同時含有這兩種性質，……我想，要中國得救，也不必 添什麼東西進去，只要青年們將這兩種性質的古傳用法，反過來一用就夠了：對手 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 在搶佔和獨佔「黃金世界」的精神制高點的魯迅眼裡，一會兒如羊、一會兒 如凶獸的國人「在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爭取「得救」的唯一途徑，只是把「遇 見比他更凶的凶獸時便現羊樣，遇見比他更弱的羊時便現凶獸樣」的「古傳用法」 略作變通──「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而不是像同樣 處於「黃金世界還未到來之前」的「雖然蒙在國的鼓子裡」的歐美人那樣，把敵人 當「人」來對待，從而「像競走一般」，實行「走時是競爭者，走了是朋友了」的 費厄潑賴（fairplay）。 此時的魯迅對於「自己的根性」，也就是搶佔和獨佔「黃金世界」的精神制 高點「存天理滅人欲」的「個人的無治主義」的舊根性，還是有所顧慮的。1925年 6月16日，他在《雜憶》中寫道：「不知道我的性質特別壞，還是脫不出往昔的環境 的影響之故，我總覺得復仇是不足為奇，雖然也並不想誣無抵抗主義者為無人格。 但有時也想：報復，誰來裁判，怎能公平呢？便又立刻自答：自己裁判，自己執行 ；既沒有上帝來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償頭，也不妨以頭償目。有時也覺得寬恕是美 德，但立刻也疑心這話是怯漢所發明，因為他沒有報復的勇氣；或者倒是卑怯的壞 人所創造，因為他貽害於人而怕人來報復，便騙以寬恕的美名。」 到了1925年12月29日，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中已經堅定地站 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反人道立場上：「土紳士或洋紳士們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 特別國情，外國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潑賴』也是其一。 ……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 人氣之後。……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 事實上，動不動就罵人為禽獸，同樣是自孔孟以來從事「存天理滅人欲」的 禮教吃人勾當的中國衛道士的一種反人道的「古傳用法」。把中國人當作大同人類 之外的吃人禽獸的魯迅，只不過是把這種「古傳用法」充份發揮到登峰造極的極限 境地罷了，他自己與被他斥罵為吃人禽獸的國人非但沒有區別，反倒有過之而無不 及。 在五四運動中幾乎沒有做出任何表示的魯迅，由於許廣平的關係捲入女師大 學潮後，對於先禍害到自己的女人之後又禍害到自己的飯碗的章士釗、陳源、楊蔭 榆們，自然是連「不打落水狗」的最低限度的「費厄潑賴」都不願遵守的，經過變 通的「古傳用法」──「對手如凶獸時就如凶獸，對手如羊時就如羊！」──在他 那裡也顯得多餘。直到事過境遷的1926年6月，他還在自己編輯的《莽原》半月刊上 發表大翻舊帳的《再來一次》，盡情發洩自己把對方不當人、置對方於死地的「存 天理滅人欲」或者說是「痛打落水狗」的聖戰情緒： 「但據我看來，他（指 章士釗──引者）其實並未落水，不過『安住』在租界裡而已，北京依舊是他所豢 養過的東西在張牙舞爪，他所勾結著的報館在顛倒是非，他所栽培成的女校在興風 作浪；依然是他的世界。」 這裡正好可以反問一下被北洋政府教育部「豢養」過14年的魯迅，你自己這 種一網打盡的做法和「古代暴君的滅族的意見，有什麼區分」呢？！和你所反抗的 「腦子裡存著許多舊的殘滓，卻故意瞞了起來，演戲似的指著自己的鼻子道：『惟 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又有什麼區別呢？！ 實際上，魯迅之所以最終與圍攻斥罵他的「惟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 走在一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雙方都是極力奉行中國傳統宗教神道所固有的「存 天理滅人欲」的二元對立、一元絕對的聖戰思維的恐怖聖戰者。比之於魯迅和「惟 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們，1927年重返美國的胡適所找到的，才真正是通向 人類大同的現代人道之路： 「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愈集中，必做到資本 全歸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來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眾。 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僱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的資本就不 妨有一萬人的股東。……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為小資 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力不發生效力。」（《漫遊 的感想·往西去》） 在此後的歲月裡，魯迅和「惟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文學家們對於捍衛人道 與自由的胡適、周作人、梁實秋們的精神強暴與文化圍剿，所採取的依然是把對方 不當人、置對方於死地的「存天理滅人欲」的「古傳用法」。這其中最為經典的個 案，就是魯迅把同國同種的梁實秋比做禽獸的一場惡罵：「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 多少年來，官方的文學史與政治史只收錄一面之辭，梁實秋基於同為精神生 命體的大同人道的答辯文章《魯迅與牛》就鮮有人知。奇文共欣賞，筆者現予摘錄 ： 「別人的話靠不住，讓他自己來供：『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 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 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了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魯迅先生一生做人 處世的道理都在這一匹疲牛的譬喻時很巧妙的敘述了。一匹牛，在張家可以耕田， 在李家可以轉磨，在趙家店前可以做廣告，一個人，在軍閥政府裡可以做僉事，在 思想界可以做權威，在文學界裡可以做左翼作家。這譬喻來得切確。不過人應該比 牛稍微靈些，牛吃李家的草的時候早忘了張家，吃趙家的草的時候又忘了李家，畜 生如此，也自難怪；而人的記憶力應該稍強些罷，在喘氣的時候，也該自己想想， 你自己已經吃了幾家的草，當過幾回『乏』『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 》第2卷第11號） 視國人為「存天理滅人欲」的吃人禽獸，同時又要自相矛盾且變本加厲地對 國人發起「存天理滅人欲」的絕對聖戰的魯迅，最為便當的辯護理由就是1925年5月 3日致許廣平信中所說的「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 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的「個人的無治主義」的強權邏輯。在筆者看 來，魯迅自以為「目的是正的」的絕對聖戰，還可以借周作人的兩句打油詩「猶幸 制熏臘，咀嚼化正氣」來予以形容。在《吃烈士》一文中，周作人寫道：「中國人 本來是食人族，象徵的說有人吃人的禮教，遇見要證據的實驗派可以請他們看歷史 的事實，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時一路吃著人臘（就是人肉乾）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 東忠義之民。」 筆者堅持認為，把周作人當人臘來犧牲、來咀嚼的那些以愛國自居的恐怖文 人，無論如何也比周作人更「漢奸」；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反右派、大躍進、文化 大革命等一系列聖戰化的群眾專制與政治暴行，無論如何也比山東忠義之民的「猶 幸制熏臘，咀嚼化正氣」更野蠻、更恐怖。對於美國「9·11」事件幸災樂禍的新一 代的中國愛國者，所發洩出的，自然還是經魯迅們發場光大的「猶幸制熏臘，咀嚼 化正氣」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聖戰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