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問題研討會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召開 2月17日下午，多維新聞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召開中國農民問題研討會，與 會專家從經濟發展、利益分配、人權、憲政體制和教育等方面探討中國農民問題的 根源及出路，呼聲最強的是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保障農民依法組織起來，集體維護 自己的合法權益。 會議由著名大陸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劉軍寧主持。在開場白中， 劉軍寧介紹了會議的由來。最近，明鏡出版社出版了白沙洲關於農民問題的書，《 中國二等公民》引起人們對農民問題的關注；多維新聞社總編輯何頻先生決定主辦 今天的討論會，推動各界關注中國農民問題。劉軍寧提出，討論應當沿政策與制度 兩個平面展開。 哈佛大學法學院研究生、《中國二等公民》一書作者白沙州強調，中國農 民問題的出路在於讓農民成為公民，能夠以憲法保障農民集體行動維護自己的權益 ；中國知識分子和各界精英應當幫助農民完成這一轉變。他首先介紹了他寫《中國 二等公民》一書的始末和反響。白沙州原為大教授憲法和行政法學的教師，1987年 在大陸參與做過中國公民政治心理調查，初步瞭解農民問題。1992至93年，他在北 京做《紐約時報》的記者，有機會接觸農民和農村問題。當時，《紐約時報》老闆 指示駐京記者，中國政治不在北京，而在農村，因此，他們每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 二的時間在農村調查，得以知道大量情況。《中國二等公民》一書就是根據那時形 成的直覺並總結公開發表的資料情況而寫的。他講到當時瞭解到的事例。湖北省監 利縣自然條件不錯，但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主要因為在發生特大洪水時，要 掘堤保武漢。當某農民在親手挖開大堤時，全村人站在他身後，痛哭不已。他親見 水退後的慘象。有位八十多歲的老太太不能站立，坐在地上一點點幫兒子刮去磚上 泥土，以蓋房子。農民付出如此代價，國家補償款卻一分都沒到農民手中。他深深 感到不公平。1997年，在《紐約時報》安排下，他來到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天安 門紀念基金會找到他，請他寫一本為農民說話的書。是基金會的秘書長馬什明鼓勵 他為中國最不幸的農民鼓與呼！現在，書出版了，他特別感謝天安門紀念基金會為 中國農民做的工作。其後，明鏡出版社和憲政民主論壇資助他的書出版。他在書中 將農民問題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使中國農民由農奴變為二等公民，第 二階段應當通過憲政安排和法律結構使農民由二等公民成為真正的公民，讓農民自 己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書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一般而言，看熱鬧者喜歡第 一部份，專家喜歡第二部份。無論如何，這是從法律結構方面看中國農民問題的第 一本專著。有位體制內高位農村工作官員對書評價也不錯，只是覺得對現狀描述太 黑，改革開放的成就估計不夠。不過，白沙州堅持認為，目前，中國農民反抗層出 不窮；加入WTO後包括農民在內的弱勢群體問題會更突出。他強調，中國知識分子有 責任幫助農民組織起來依法維護權益。他也指出這方面的可喜動向。如：河南省上 蔡縣愛滋病患者召開新聞發佈會，寫請願書，都不是農民自己能做的，一定有高人 在其後指導和幫助。據他不完全的查看，目前已有專門關注農民問題的網站五、六 個。像溫鐵軍、黨國峻、曹錦清和李昌平等人的文章和書籍都引起強烈反響。農民 問題已經是熱點問題。他還指出，允許農民組織起來不是不可能；農民組織化早已 是體制內農村研究的關注熱點；朱鎔基訪美時也曾表示，中國應當學習美國農民協 會和專業協會的經驗。最後，白沙州希望，通過進一步的討論，能將中國農民問題 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原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現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吳稼祥認為，中 國的農民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遺留問題，在這種制度中，農民身受三座大山壓迫 ；深化企業改革、建立聯邦制在內的新的政治體制和土地私有化是解決中國農民問 題的必要出路。吳稼祥出身漁民，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有許多長期從事農業問 題研究的同班同學；1987年受當時中央領導之命，前往調查農村主要作物起伏過大 的原因；1989年後，他從事過多種職業，也接觸過農民。吳稼祥認為，中國的農民 問題實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三座大山。第一是國家為維持龐大的不以盈利為標 准而組建的國營工業體系而搾取農民收入以提供補貼。改革開放後，由於企業進入 市場，自負盈虧，這方面壓力減少了。但第二座大山，龐大的官僚體系仍然在壓搾 農民。他舉例，縣及縣一下幹部經常發不出工資，就到農村去吃喝。搬掉這座大山 應當通過實行聯邦制來實現。這與道家「小國寡民」的思想相通。根據老子，在一 定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只能養活一定的人，官員應當越少越好；因此，應當縮小國 家規模。在今天的世界，不可能將中國分為許多小國來減少國家職能，但可以通過 聯邦制，減少許多國家職能和相應機構、人員，從而減少開支，降低官僚人員開支 對農民壓搾的需求。吳稼祥先生目前主要研究如何以聯邦制解決中國具體問題，上 述想法是他研究聯邦制對農村影響的心得。第三座大山是各方面的尋租行為對農民 的盤剝，應當通過土地私有化和允許自由轉讓來解決。根據周其仁先生的研究，土 地權力包括使用權、轉讓權和食利權；其中的任何一項受限制都會影響土地收益； 因為土地不是私有因而不能轉讓，土地收益不能最大化，農民客觀上減少收入。另 一方面，中國經濟改革後，土地產權不歸農民，但使用權卻可以有限轉讓；這使得 各界得以通過尋租行為，影響政府決策，在不規範轉讓土地使用權時攫取土地收益 ，從而減少農民的可能收入。大量的房地產投機生意就是這類事例。目前，政府不 放開土地私有和轉讓，一方面是通過堅守最後一道意識形態防線表明其「社會主義 性質」，另一方面，則是為政府留下最後的財政收入的可能來源以填補解決金融投 機等危機所需的資金缺口。這類尋租行為和政府轉移財政負擔給農民的措施，不僅 損害農民利益，而且極大地腐蝕了政府本身。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康州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認為，在討論農民問題 這類大問題時，應當以理性解決感性痛苦，中國農業問題應當在發展的困境中理解 ，應當創造條件，讓農民能自由遷徙，以分享加入世界體系後發展的收益。文貫中 長期研究中國土地制度沿革，最近研究WTO對中國農業的影響。他首先表示，對中國 農民問題應當以理性解決感性痛苦。中國面臨許多問題是任何制度和政府及人事安 排都不能消除而必須面對的。農民問題與許多其他問題一樣，是中國長期疏離世界 而造成的過渡開發、技術落後、資源貧乏、生態惡化和人口負擔重的惡果之一，這 些都不是短期的政策和體制變革能解決的。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以最大限度發揮比 較資源和成本的優勢，可以緩解問題，並在長期逐步解決問題。拒絕加入世界體系 ，只會浪費資源，加重問題。文貫中提出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後的兩項措施：第一， 發展高附加價值的農作物，以增強農業積累能力，採用節約資源、改善生態的技術 ；第二，將農民大規模轉出農業，以使有效補貼成為可能。轉移農業人口的出路有 ，第一，世界市場開放使其他國家進口中國農產品的配額下降，增加需求，中國農 民可以有更多機會。客觀上使農民走向更廣闊的空間。第二，降低某些作物自給率 ，這樣能影響國際市場價格，增加農民收入。第三，讓農民轉入服務業。發展經濟 分析表明，服務業在提供就業和改善生活水平方面有顯著的功效。而服務業需要人 口高度集中，因為服務業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代價昂貴，只有到達一定規模並且相對 集中，才能降低成本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因此，中國應當有適度的城市發展戰略， 改變城鎮化戰略，轉向城市化；前者強調所謂大中小城市並進，人口不夠集中，後 者則強調規模經濟效應。中國應當改變人口因土地分佈的情況，通過改革制度，鼓 勵農民遷徙，離開窮鄉惡水，奔向光明。事實表明，農民居住於窮山惡水，不僅生 活貧困，而且破壞生態，浪費財富。最後，他總結，只有讓農民自由遷徙，進入城 市，才能發展服務業，從而分享加入世界體系後發展的收益並解決農民問題。 哈佛大學法學院人權訪問學者候文琢認為，應當改變農民問題的觀念，農 民問題不是貧困問題而是權利問題；廢除歧視農民的戶口制及相關制度，是解決農 民問題的關鍵。候文琢受過難民法教育，經年以國際法和國際比較研究遷徙自由問 題、流民問題和勞工權利問題。到哈佛大學後，她比較中國的戶口與南非的種族隔 離制度和印度的種性制度後吃驚地發現，中國的戶口制度在對被歧視群體的影響後 果上竟與南非種族隔離和印度種性制度異曲同工。例如，南非黑人選舉權相當於白 人的五分之三，中國的農民只相當於城裡人的八分之一。候文琢由此推斷，中國農 民問題不是貧困問題，而是權利問題；解決出路不僅是發展政策，而且應當是創造 條件讓農民能自我維護權益。 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嚴蕭指出，中國農村基層政權的性質已經蛻變為幹部盤 剝農民的工具；應當加強對農民問題的深入調查，揭露中國農村基層政權及官員對 農民的壓搾；只有解決這類問題，才能減緩農民負擔。嚴蕭關注農民問題始於李昌 平的書。書中兩點對基層政權和幹部盤剝農民的事實令他吃驚憤怒。第一，中國農 村基層政權債務自95年起發生變化，此前，主要債主是銀行，此後債主是幹部和親 屬。這些債的年利率是35%，是高利貸，而銀行的貸款利率是15%。一般村債務是20 萬，鄉鎮是200萬，縣則上億。幹部和親屬以此獲取暴利，而支付利息的是農民。中 國基層農村政權已經成為幹部壓搾農民的工具，其性質已經變化。目前國家行政能 力和財政能力尚可以在兩到三年清理這些債務；如果再拖延數年，政府除賴帳外已 無別法，因為農民不可能再支付那麼多利息。第二，是農村基層政權幹部嚴重超編 。湖北監利縣有個鎮某部門有編製12人，但事實上有100多人，編外人員主要是農民 支付工資。幹部膨脹動力機制源於城鄉分割導致幹部子女、大專畢業生和退伍軍人 必須在城裡就業。李昌平長期接觸基層，對農村每筆經常收入的來龍去脈瞭如指掌 。據他估計，上述高利貸問題和幹部膨脹問題是農業大省普遍存在的問題。嚴蕭還 從教育體制的問題解剖農民問題，他去農村發現，農村教育內容與城市一樣，然而 只有少數農民升大學需要這些知識，多數當農民的學生學習這些知識既不懂，有無 用。 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候選人王軍濤認為，中國農民的問題不是僅靠政策和制 度設計能解決的，也不能只寄希望於官僚理性，而必須讓農民組織起來，形成壓力 ，然後使理性官僚對之反應，解決問題。王軍濤曾插隊兩年，後在湖北省做過縣市 發展戰略和規劃制定工作，80年代後期又任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得與主要經濟學 者討論農業問題並到基層考察。王軍濤在分析文貫中和吳稼祥等人的觀點後提出問 題，誰推動政府立法和制定政策去解決問題？能想到的有三類：政治領導和官員， 各界力量，和農民自己。事實證明，靠官方不行。王軍濤舉例剛剛出版的藍皮書討 論農民問題的章節給出農民收入漲落情況，即使在由依靠農民、瞭解農民、同情農 民並擔心農民問題的危害的領導人執政期間，農民也遭天災人禍，收入也會下降。 其原因是農民壓力不夠。理性決策的官僚不僅從客觀分析中制定政策，而且要考慮 政治壓力。目前第三代領導人的知識結構和工作閱歷使他們忽視農民利益，農民收 入嚴重惡化。當有農村研究人員撰文呼籲中央重視農民問題時，竟被撤職，甚至裁 撤機構。王軍濤還提到他在80年代末期接觸到許多專家為利益剛性無法實施公正有 效政策而苦惱。而農民利益卻由於政治制度嚴重不公正缺乏必要的「剛性」。其結 果是每有危機，首先犧牲農民利益。甚至從容其他利益團體有盤剝農民的機會而換 取他們贊成改革。這使得各界力量也靠不住，正如吳稼祥先生所分析，各界都在尋 租以利用政府盤剝農民，這是正常功利理性的經濟人所為，不應苛責。不能在迷信 所謂官僚理性的決策模式；所有決策都有政治過程在影響；官僚和政治領導都會對 剛性利益反應。因此，解決農民問題最可靠的方式只能靠農民自己，國家應當創造 條件允許和鼓勵農民組織起來自己維護自己的權益。這不是鼓勵農民造反，而是利 用合法渠道形成壓力，最後在與理性官僚互動中，平衡其他利益團體的壓力，確保 政策和制度對農民利益有基本底線。 多維新聞社總編輯何頻認為，農村的矛盾不僅是農民與政府的矛盾，分散 的農民無法與高度壟斷資源並組織化的政府對抗，農民問題主要是農民之間的矛盾 和衝突，如家族、村莊間衝突。多數人不會關心農民問題。從文先生的分析中看到 出路，但不能僅靠官僚理性。而是要解決產權問題，解決了產權問題就會有流動和 競爭，就會有資源重組，就會改善農民收益。 著名政治學者、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劉軍寧則指出，在許多問題中，政府是 問題的一部份根源或是問題本身，不能寄希望於政府善意，而是應建立制度。儘管 解決農民問題有政策和制度兩個層面的空間，關心制度建設更重要。劉軍寧還認為 ，中國至今雖然已經廢除人民公社，但制度並沒有根本改變，將農民當成牲畜的牧 民政策沒變。必須建立制度，建立制衡，另一方面保障農民活動權利。 會議就某些問題展開了有益的爭論。例如，文貫中先生認為，土地私有制 和自由轉讓之所有緩行是因為考慮到政治穩定的需要，隨時在必要時讓轉入城市的 農民回到農村。嚴蕭也指出，城市化雖然比城鎮化更好，但當局為政治控制需要， 更願意城鎮化。 最後，多維新聞社總編輯何頻感謝大家參加會議，表示類似會議還要繼續 舉行，如工人問題，宗教問題和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還對天安門紀念基金會和憲 政民主論壇的支持表示感謝。哈佛大學的研究生王丹、法學院工作人員沈遠遠及其 他哈佛大學的學生和學者也參加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