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主義消失十年 (法國) 陳 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在歷史上存在了七十四年的蘇聯共產黨帝國正 式壽終正寢的日子。 蘇聯的建立,曾經在世界範圍內激起了巨大的希望,共產主義思想隨著蘇聯 的創立而迅即普及半個世界。然而,從列寧到斯大林,從反法西斯到鎮壓匈亞利起 義,共產主義曾經帶來的希望灰飛煙滅,共產主義制度的現實將烏托邦的想像變成 強制的囚籠。在蘇聯崩潰十年之後的今天,在世界範圍內,已經沒有人懷疑共產主 義作為制度不合人性的本質。共產主義不僅在西方,在東歐、在前蘇聯受到深刻的 檢討和批判,甚至在名義上仍然舉著共產主義旗幟的中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也被 日益氾濫的市場經濟蛀空。 然而,一個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從思想到制度,懾服過數以億計的民眾的社 會運動的消失究竟意味著什麼?共產主義退出歷史舞台會否給世界留下缺失和真空 ?如果留下的話,這個真空又會對世界產生什麼樣的衝擊?世界歷史難道真的就從 此走向終結,而再無新的創造,新的發展空間?人類是否會從此放棄追求、放棄想 象,放棄對較為美好的未來的嚮往?很顯然,在缺乏對這一歷史巨變的全面總結的 今天,對於這些問題,世界還沒有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歷史終結還是文化衝突? 目前,對於共產主義消失之後的世界的歷史走向提出總體回答的有歷史終結論 和文化衝突論兩種流行較廣的說法。歷史終結論是由美籍日人福山提出的,他認為 共產主義消失之後,民主政體、市場經濟將成為人類在政治上追求的普遍形式,甚 至是最終形式。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所提出的文化衝突論恰恰相反,他認為, 歷史不會隨著東西冷戰的結束而停止演化,而僅僅是改變了內容,由意識形態的對 立變為東西方文化的衝突,衝突的基調並沒有實質上的改變。 九十年代以來,這兩種論點雖然流行很廣,但並沒有在思想界獲得廣泛的認同 ,倒是激起了相當多的不同聲音。然而,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現象是,雖然不贊成這 兩種說法的觀點甚多,但這兩種說法仍然不脛而走,似乎越批越香,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對於歷史終結論,雖然很少有人承認人類歷史會就此停止,但也很少有人具 體提出人類將朝什麼方向演化,什麼樣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可能會取代現今的市場 經濟、民主政體?十分明顯的是,如果思想界提不出人類可能演化的具體方向,就 不可能有力的反駁歷史終結論。 同時,對於文化衝突論的擁護者來說,九一一慘案正好反映了基督教世界與伊 斯蘭世界文化衝突的加速和激化,也就是證明了文化衝突論的預見性和現實性。但 另一方面,九一一事件又似乎表明,蘇聯崩潰以來世界上曾經興盛一時的經濟自由 主義顯示出其很大的不足。輿論越益不滿足以經濟為主導和以市場為準繩的價值意 識形態取向。就此,不少人提出,面對已經全球化了的恐怖主義,面對日益拉大的 貧富差距,面對全球性的生態問題,以國家政府為中心的政治權力不僅不能減弱, 相反,一個世界性的政治權力的組成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指出九一一事件之後 在民主世界出現政府權力回歸的趨向,卻不等於解釋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什麼如 此猖獗,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同共產主義的消亡又有什麼關係。 沒有制衡的世界 總體上說,蘇聯的消失給世界留下了巨大的歷史真空。由於共產主義的蘇聯是 一個巨大的歷史多面體,它的消失,在地緣政治、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宗教信仰 等各個方面都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是地緣政治的影響。這是最顯而易見的影響。蘇聯的消失,結束了自二戰 以來的長達近五十年的東西冷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國。從國內政治上來講, 美國雖然是制度健全的民主國家,但是在國際上美國卻基本沒有制衡。蘇聯的存在 曾經為人們提供了種種期待。期待之一就是蘇聯與美國的對峙對世界的平衡效應。 東西冷戰結束之後,一些政治人物所期望的多極世界並沒有來臨,現今一強獨存而 無制衡的世界局勢正是蘇聯消失之後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缺失。 從制度層面來講,蘇聯的消失不僅意味著一種強制性的社會組織形式的消失, 也意味著一種經濟模式的破產。失去了蘇聯的世界,不僅失去了能與美國抗衡的一 個超級大國,也使以自由經濟為支柱的現代資本主義模式一花獨秀。共產主義計劃 經濟的破產不僅證明了以公有製作為主導設計的社會制度的致命弱點,同時使得世 界上各種傾向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經濟模式失去了吸引力。在這一衝擊波 的影響下,歐洲各國,包括法國在內出現了私有化的潮流。強調自由重於強調平等 ,強調市場經濟自發調控重於國家對經濟的指導和規範作用的所謂新自由主義於是 在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成為社會重建的主導意識形態,在歐洲老牌民主國家,新自由 主義在社會生活中也取得強勢地位。左派政黨在選舉中退居逆勢,一些國家即使左 派執政,也不得不實行更為傾向於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 地上宗教與原教旨主義 從意識形態層面來看,共產主義正如一種地上宗教,在一種宗教退潮之後,總 有其他的替代物會填補真空。一方面,在老的宗教被摧毀的較為徹底的地方,民族 主義或者其他新創宗教乘虛而入。在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的地盤上,民族主義獲 得了充分的表現機會。蘇維埃聯邦在波羅的海三國、烏克蘭、阿塞拜疆等民族主義 的衝擊之下解體,擺脫了專政統治並走上民主化之路的捷克與斯洛伐克仍然分裂, 南斯拉夫拒絕民主化的道路,終於在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的衝擊之下走向分裂。而 這一民族仇殺的衝擊連鎖反應只是在國際社會的軍事干預之下才獲得遏制。 在中國、越南、古巴等國,共產主義作為國家權力體系雖然沒有退出歷史舞台 ,但作為意識形態則早已名存實亡,這就造成這些國家不同程度地宗教回歸現象, 而中國的法輪功的出現及其被鎮壓更是十分典型地說明意識形態真空與維持政權之 間的微妙聯繫。 另一方面,在宗教體系本來十分健全的地區,共產主義的退潮也加強了宗教的 力量。純宗教的來世追求與地上宗教的現世追求的結合,往往演化出極端的宗教形 式,從這個意義上講,當今伊斯蘭教世界的原教旨主義的凸現也是同共產主義的消 失有一定聯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