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幻想 (之四) ·劉賓雁· 兩種作家 作家不戰而退，拱手交出自己的自由，還在第一次反自由化運動(一九八一年)以 前就開始了。記得是在一九八零年之初《當代》雜誌召開的一次討論會上，我第一 次聽到為這種傾向從理論上提供論據。小說家劉紹棠說，文學必須離政治遠一些。 文學只要和政治一沾邊，它的藝術性就必定受到損害。同三十年來的歷史一樣，在 中國人的概念中，政治、社會和現實這三者也早已混在一起了。因而劉紹棠的主張 是文學和當代現實脫鉤。他本人的創作，也一直是寫他出生以前三十年代的通縣農 村，正如十年以後的後起之秀們大寫特寫半個世紀或一個世紀以前的中國那樣。 《當代》主編老作家秦兆陽和我都表示不同意劉紹棠的觀點。三人本來走的也不 是一條路，雖然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都曾是右派份子。 有的人比劉紹棠更聰明，只做不說。 由於小說是十五年來中國文化和意識形態中享有自由最多的領域，所以小說家的 動向對於觀察這一段歷史和對於我們評價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態就特別重要。 天津有一位頗有名氣的作家馮驥才。他第一部有影響的作品是中篇小說《啊！》 ，寫文革中一封並未發出(粘在臉盆底上了)、卻被寫信人以為已經發出的信引起的 一系列悲慘故事，構思奇巧，很受歡迎。它也並未給作者造成什麼麻煩，還得了一 九八零年全國文學獎。可見作者完全可以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走下去。然而馮驥才不 肯，他轉軌了。此後，他以倡導通俗、大眾文學(其實《啊！》就很通俗)為名，寫 起武俠和「三寸金蓮」來了。他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被指定為全國政協委員。他 分到的新建住宅是全國作家中最寬敞、最考究的，大約有六間之多，因而他還可以 為自己設置一個畫室。他和天津市市長，後來的中共市委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李瑞環稱兄道弟。一九八七年年初，當第三次反自由化運動中胡耀邦被罷黜、三 個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之後，全國政協會議期間，顯然是在官方授意之下，在一次 記者招待會上，馮驥才和另一位全國知名作家一道為中共領導集團開脫。馮驥才還 現身說法：「我是打籃球的，打球要遵守規則，犯規到一定程度就要被罰下場。」 這次表演使馮驥才失去文學界的幾位深交，他卻在第二年終於達成宿願，成為中國 民主促進會的副主席，即政治領袖人物。 同在一個城市也差不多同時成名的工人出身的作家蔣子龍就沒有那麼運氣了。他 的成名之作《喬廠長上任記》，大膽地鼓吹改革、反對政治投機，在讀者中紅極一 時，卻得罪了天津市委。得罪到什麼程度呢？從此市委便以人們對「喬廠長」的態 度劃線，凡說過蔣子龍好話的便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作者本人的處境就可想而知 了。無奈蔣子龍生性倔強，不肯回頭，又寫了一篇「喬廠長」，並在這條路上一直 走到今天。可惜我和他疏於往來，只知道他後來主持的《天津文學》以開放、大膽 著稱。蘇曉康的報告文學《自由備忘錄》在北京的《報告文學》上被更改了題目、 本文作了刪節，仍不敢發表。幾個月後，政治氣候依舊，蔣子龍卻一字不改地在《 天津文學》上發出。似乎也並未給他本人造成什麼損害。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悲劇 發生了，政治高壓迫使很多人沉默，蔣子龍卻依然本色不改。最近又讀到他寫的一 篇為天津工人說話的文章。本來有人勸阻，說現在國內外紛紛讚美中國人生活大大 改善，你卻寫天津的工人怎麼窮、怎麼苦，不是太不合時宜了嗎？蔣子龍不聽，而 文章還是發出來了，我想也未必就惹下什麼大禍。 在同一時間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兩位中國作家，能夠享有的自由的幅度竟有如此 差異，這不是很耐人深思嗎？ 可以斷言，馮驥才的日子會過得很自在，要名有名，要利有利，然而他真正的自 我，他自身那真實的價值卻萎縮了。蔣子龍沒有多少居住空間，也不會有機會被官 方送到全國講壇上說話，然而他卻保全和發展了他真實的自我。 促使文學界一部分人退下陣來的三個因素，大體上也適用於一般知識分子。 一是威脅，二是利誘，三是知識分子同中國社會現實與下層人民的疏離。 三個條件 一九八零年年初起，中國的嚴肅的、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就開始負傷了。對劇本 《假如我是真的》(即《騙子》)、電影劇本《在社會的檔案裡》，胡耀邦一度企圖 給以保護和允許放行而終告失敗。熊召政的長詩《高舉起你森林般的手臂》和作家 張祖慰的主題相近(寫原新四軍五師、而後來霸據湖北省地方領導職位的李先念部下 如何象惡霸一般地魚肉、壓迫農民)的《啊，父老兄弟……》等報告文學被禁。寫了 第一部揭露六十年代初人為大饑荒的中篇小說《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系列反映中 國農民命運作品的張一弓在河南挨整。接下來便是葉文福遭鄧小平御口批判。一九 八一年中宣部的七號文件又明白地表示文學不要再寫反右派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了， 同時對新聞自由做出致命的限制：以後一切批評、揭露性稿件都必須經所寫對象的 上級黨委批准、並經本人過目，方得發表。 這許許多多信號(地方上被批被禁的作家、作品、刊物和被封口的記者、編輯我們 尚未提及)，已經足夠表明：這條路荊棘叢生，遍佈地雷！ 於是，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轉向便開始了。其實說「轉向」也未必合適，因為領導 新潮流的人物從未曾有過別的方向。中共對中國知識分子從來未象斯大林和金日成 那麼瞧得起，用特權和桂冠來收買。但它也有一根胡蘿蔔放在那裡。並不需要花錢 ，給個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之類的虛位，或大大小小的一官半職，再加上特准出國 的寵幸，也就夠了。若能進身為幕僚，更是受寵若驚。這是只要中共當政，便經常 起作用的誘餌。有人 不一定會孜孜以求，但一旦到手，捨棄便很痛苦。對於各種並 無實利的虛榮(還有首長接見、受獎、因「第一個」寫出了某種主題的書而青史留名 等等)，中國某些知識分子何以會有那麼大興趣，我始終未想清楚。像王若水那樣視 全國人大代表、中紀委員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副部長級待遇之類東西如糞土 的人，並不多見。 第三條，是知識分子同中國社會下層的脫節。 等了二、三十年，一九七九年以後好不容易有了一點從事自己專業研究的自由了 。讀書、寫書、譯書、出席各地討論會，為報刊寫稿，出國講學……等等，佔去的 時間也實在太多，同中國社會底層、同中國普通人接觸的機會自然就少了。 然而恐怕不容諱言，中國在多年隔離後的大門一旦打開，並且正好是在證明了毛 澤東、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大錯特錯之後，西方的一切就令人眼花繚亂了。普通 的中國人一鼓腦兒吞進了個人主義、消費主義和性解放，理論界傾心於一切西方流 行的理論，文學理論和評論界則生吞活剝地引入各種主義，作家則沉迷於現代主義 ，或任何被證明可以得諾貝爾獎金的流派。有一點大家都很一致：對於中國現實的 興趣越來越淡漠了；個人追求和專業興趣取代了對於十二億人的責任感。 為了使年青人記住那個重要歷史時機，我寧願再囉嗦一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 零年，那時侯中國人的興趣不在發財。你很難設想在一個多數人文化水平很低、收 入也很低的國度裡，《人民文學》這樣一個並非以大眾為對象的刊物，發行量會達 到一百五十萬份！而更厚、更貴、文學性也更強的大型文學刊物《收穫》、《十月 》和《當代》，也居然能銷售到五十萬份之多。那是一個值得中國作家們驕傲的年 代。在四川自貢市的工廠裡和在北京街頭，我都看到和聽到青年工人們在詢問新出 版的某一個文學雜誌現在誰手中——大家是在排著隊看。幾年以後，會有人出來說 ，這些人根本不應是高貴文學的讀者，文學也根本不應該承擔那種使命！人民如饑 似渴地企圖從文學中獲取對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真相的瞭解，從中吸取鼓舞自己的力 量，居然會成為中國文學和中國人的錯誤！說是文學的使命只能是表現自我；離現 實越遠，藝術性越強；文學絕不能承擔傳播什麼思想、影響人和影響歷史進程的任 務！看不懂？越是看不懂，那作品的價值才越高！……如此等等。其實到了一九八 四年和八五年，當非現實和非重大題材的作品成為全國文學刊物上的主流時，現實 對於這種文學的報復就很明顯了。很多文學期刊銷路一降再降，已到了揭不開鍋、 難以生存的地步了。借用青年文學評論家李潔非一九九三年說的話：「在評價這些 年的文學創作時，我……不得不使用一個常用詞，即『逃避現實』……結果怎樣呢 ？當中國社會和生活面貌不知不覺變成眼下這個樣子時，我們才幡然猛醒：如此一 個在歷史上鮮有可匹的巨變著的社會過程，文學居然超然其外——嚴肅文學迄今為 止也沒有拿出一部像樣的有力的作品！這是一種難以想像的、不可容忍的局面：一 方面，社會生活的每一角落——生存方式、人際關係、利益分配、倫理道德和人性 人格——無不面目全非地迅速而瘋狂地改變著，另一方面，作為『人學』的的文學 卻對此無動於衷、麻木不仁，既不為之驚訝，也不悲鳴或欣喜，而是毫無反應！」 (《新華文摘》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號)。 據兩個不同來源的統計，一九四九年以後畢業於大學的人佔大陸人口總數的千分 之五、六。這是把已經死去和離開中國的人都計算在內的。同前蘇聯和東歐相比， 這大約相當於那裡知識分子與人口比率的三十分之一。照理，中國知識分子肩上承 擔的社會責任，也應以相同的比例加重。然而奇妙得很，正由於這同一個原因，中 國知識分子反而離普通中國人更遠了。共產黨從來也未因這種供求關係而對知識分 子的身價看得更重一些，然而某些社會條件卻使很多知識分子在同人民的關係上把 自己的身價抬得很高。說起來似乎有悖常理：正因為中國老百姓對知識分子期望甚 高，後者反倒更易貴族化。我雖然早有些許感覺，卻是到了天安門事件之後才算認 定了這一點。兩位美國大學教授也是在那一年從青年領袖身上看到了這個東西。說 起學生領袖對於工、農的蔑視，他們那種痛心疾首的樣子令我吃驚，因為我尚未見 到自己同胞對這種現象這樣動過感情。 當然仍有很多知識分子在不失時機地繼續耕耘。詩人邵燕祥(他改了行，選擇了更 銳利的武器——雜文)、公劉，小說家高曉聲、陸文夫、李國文、美學家、作家和畫 家高爾泰、作家和社會活動家王若望、雜文家舒展，都沒有背離自己二十餘年前的 道路。我列舉的還僅僅是文學界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受難者，而且一定很不完全 。比較年輕和很年輕的知識分子通過在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譯著而引入中國的新 思想，在一個長期與外界隔離的中國，也起了重要的啟蒙作用。 但是中共的嚴密監督與限制，使中國知識分子也確實很難向大眾發出自己的聲音 ，若想用大眾的語言明白地論述中國現實中最迫切的問題，幾乎不可能。 總之，作為各種客觀和主觀條件的總和，中國知識分子是基本上無所準備地迎來 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運動，當然也不可能幫助中國大眾作出更好的準備。 這就難怪那場運動既無理論也無戰略的指導了。它幾乎沒有留下一篇因有新意而 值得再次咀嚼的文字。 這場規模遠遠超出十年前那場民主牆運動的運動，其內容和水平卻遜色得多。這 無疑是它難免失敗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劉曉波眼中的天安門 這段文字和讀者見面時，一九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大屠殺五週年已經逼近 了。運動的許多參加者來到海外，也已幾年。遺憾的是至今為止，我們還沒有參加 者本身關於這場規模空前的民主運動的客觀而真實的記述，更沒有對於它的成敗得 失的回顧與總結。就我所知，只有當年天安門廣場絕食總指揮部的副總指揮封從德 先生去年在香港《百姓》雜誌上紀念「六四」的文章中寫到：那年五月十四日，學 生代表與政府的談判，曾是一個重要的機會，可惜由於一些學生領袖的反對，談判 未取得任何結果。他承認他本人是有責任的，因為他也是激烈反對那場談判的一個 。 這個空白，當然不會沒有人來填補。第一個是北京政府，充滿謊言與誣蔑的書和 錄像帶，已經出了幾部。第二個，便是大名鼎鼎的劉曉波。劉曉波寫了一本書，叫 《一個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後來又寫了一篇文章，《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 》，發表於一九九三年八月台北的《中央日報》。劉曉波不同於中共，他參加了天 安門運動，又是在運動尾聲中開始絕食的所謂「四君子」之一，還坐過牢，因而他 的記述和分析的可信性，會被中外讀者認為比中共的宣傳高出許多倍。 僅就這是天安門運動參加者所寫的第一部關於運動全貌的記述和分析這一點，就 很值得重視。但究竟寫了什麼呢？ 那本書是從作者的懺悔開始的。他在被捕後向強權屈服了，寫了一個很長的「悔 過書」。很多人最先見到的是劉曉波為此而寫的懺悔錄。不瞭解劉曉波的人，十之 八九會被它的真誠、沉痛和責己之重所震撼。二十世紀大約還沒有一個中國人如此 公開地無情地剖析和鞭撻過自己！但是我由於對此人有所瞭解，讀到他把自己罵得 狗血噴頭和體無完膚的地方，便不無疑惑起來：眾所周知，咱們中國人缺乏懺悔意 識。劉曉波此舉真的是出於真誠，還是企圖借此放一個「衛星」，打破中國歷史記 錄，重振雄威呢？ 不久，我把這個疑問向也是「四君子」之一的周舵先生提出，他雖未正面回答， 似乎對劉曉波的這種做法很是不以為然。後來又從鄭義先生的文章中得到證實。 鄭義提到劉曉波「末日」一書的前言中的一段話。劉寫到有的朋友讀過此書的反 應是：「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 解釋和自我辯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偽裝……」書的作者寫道：「(這)種意 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 鄭義在香港同著名美學家高爾泰先生談起此事。高爾泰告訴他：「你還記得在成 都嗎？我給你講劉曉波最近來一信，說他不久又要一鳴驚人了。」鄭義一算那時間 ——一九九一年秋，他們夫婦匿居高爾泰家中，恰恰是「末日」成書之前。鄭義來 美後，又向詩人江河談及此事。原來劉曉波在紐約賣給江河一本「末日」時，曾向 他明白無誤地表達了這個意思：在獄中寫了悔過書，栽了，這次要通過懺悔，再撈 回來。 為自己有背於道德的行為而作的懺悔，居然可以是謊言，可以用來欺世盜名，對 道德再來一次踐踏！一個人的墮落，真的是沒有止境嗎？ 不能說「末日」中關於天安門廣場上事件與情景的記述都是不真實的。但通讀全 書，你得到的印象卻是：儘管作者在卷首的懺悔中把自己說得一無是處，但同其他 人相比，他仍然是一個佼佼者。作者達到了他的目的。 在「我們被我們的『正義』擊倒」一文中，劉曉波毫不掩飾地攤開了他的政治態 度。他對天安門運動的全盤否定和詆毀，令人髮指。奇怪的是迄今未見身居海外的 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提出異議。只有鄭義是一個例外。 劉曉波屈尊紆貴地把自己同他認為「連民主的A、B、C還要從頭學起的知識群體」 和「芸芸眾生」放在一起，通篇文章中都把「我們」作為敘述的主體。他認為運動 水平奇低和一敗塗地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在骨子裡仍然崇拜『革命』」，而「凡 人凡事只要冠之以『革命』之名，就充滿了正義感和進步性」。一切弊端都起因於 「我們」要「革命」：「我們」「唯我獨尊」；「我們」「拉山頭」，「自封為王 」；「我們」「睜著眼睛說謊」「造謠」，以及「流亡海外的『民主鬥士』們為了 誇大共產黨的滔天罪惡，為了塑造自己從血泊中爬出來的英雄形象，任意歪曲事實 ，渲染天安門廣場的血腥場面，誤導國際輿論。」 他所列舉的現象，可能是有的，但這同「革命」有什麼關係呢？依我之見，情形 正好相反。劉曉波是為了革命而匆匆趕去北京的嗎？不是。四月十八日北京學生上 街後，他還在《世界日報》發表一篇長文，對胡耀邦百般貶損，意思是胡耀邦算老 幾？不過是共產黨的一個頭頭罷了，有什麼值得悼念的？因而他本來是反對這場學 生運動的。可是不出兩日，他突然打電話告訴我，他決定回北京了，舊金山紀念「 五四」七十週年的會議他不去參加了。日後我才從他身邊的人獲知，他那時見到有 的人在國內已大出風頭，急得他抓耳撓腮，坐立不安，這才突然決定歸去的。臨行 之前，還不忘留下一個謠言：劉賓雁和一個什麼人到美國人那裡說劉曉波的壞話， 反對他參加那個會議。一到北京，又造出一個謠言，說他是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訪 問學者的高薪毅然回國投身「革命」的。 其實，天安門運動失敗的主觀原因，可以從劉曉波式的人物身上找到一些線索。 劉曉波比大學生更年長、更自信、更狂妄，因而在一般大學生身上處於比較稀釋狀 態的那種極端個人主義和蔑視人民的思想和情緒，在劉曉波身上便更濃烈、更露骨 和更瘋狂。他在「末日」一書中自認：「我蔑視人群，視社會為烏合之眾，崇尚天 才個人的創造力，終生的目標就是想看看究竟是一個有創造力的孤獨天才強大，還 是芸芸眾生強大。」鄭義的文章援引了劉曉波一書中描繪的一個情節： 一次(劉曉波)穿越糾察隊到廣播站演講，曾被學生糾察隊阻擋。他接過話筒，開 口之際，一種報復欲，「使我決定在演講的開始高聲重複自己的名字，讓他們清楚 地知道，此刻我就在他們嚴加把守的學運中心發表演講。『我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 系青年講師，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叫劉曉波……』我說出自己姓名時的那 種特殊的快感，令我終生難忘。」這個劉曉波，對不小心得罪了他個人的芸芸眾生 報復至此，令人不寒而慄！ 沒有北京市人民的竭誠支援(有的人家用光了自己的糧票和現款)和冒死阻擋軍車 ，天安門廣場很難支撐下來。你絕想不到人民的這種奉獻得到的酬報是什麼：當北 京數以百計的市民已橫臥血泊時，一位學生領袖居然還會說出這種話：「中國人， 你們不值得我為你們去犧牲！ 在五月十三日以前，此人不會說出這種話，儘管蔑視勞動人民的意識早已埋在心 底。二十幾天的領袖生涯，外國電視錄像機鏡頭不斷對準面孔，可以使一個人的自 我膨脹一百倍！ 倘若沒有這種自我膨脹，五月二十八日本應該撤出廣場了。那是北京市各界聯席 會議的決定，廣場總指揮也舉了手的。為什麼後來又忽然變了卦呢？ 五月十四日的談判若能成功，天安門運動將會取得可觀的成果。五月二十八日倘 能按已然達成的決定撤離廣場，六月三日到四日的血洗北京就不會那麼容易，因為 劊子手失去了藉口。 我並不是責怪學生群體。一九九零年六月四日我在和柴玲一起接受BBC電視台採訪 時就說過：「這樣沉重的擔子，本來就不應全部落在學生肩上。沒有哪個國家的這 一類運動是由學生挑大樑的，中年和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應負起責任。」 邪惡何以會逍遙 劉曉波一字不提「六四」事件是一場陰謀的結果(四月二十四日，學生上街還不到 一星期，陳希同和李錫銘就擬好向鄧小平匯報的稿子，把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 動亂」了。其後一次又一次挑動學生，激化矛盾，可以排出一張時間表)，卻在那篇 文章中十四次提到鄧小平——並不是譴責這個劊子手(哪怕有一點保留，比如說—— 像他女兒說的那樣，他又一次上了左派謊報軍情的當)，而是說「我們」「無法理性 地評價鄧小平十年改革開放的功過得失」，對他所得到的「民意支持」估計不足； 指責天安門運動「削弱了民眾對鄧小平政權的信心，延緩了改革開放的進程」，「 中斷了執政黨走向民主化的漸進的自我改造的過程，使中國發生了全面倒退」！ 劉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是以最極端、最激烈的叛逆的姿態一舉成名的。七年以後 ，他成了中共和中國現狀的辯護士。在這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軌跡中能夠找到什 麼始終一貫的東西嗎？只有他那塊一百多斤的個人。這個人之所以還值得一提，是 因為他代表了一種現象，一個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的信號：毛澤東耕耘過的這塊土 地，是野心家和叛徒的溫床。白天跑到領事館門前示威抗議，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說 ，晚間又跑到那裡去告密；一隻手拉住共產黨，另一隻手拉住國民黨，兩隻腳又站 在民運的船上；當年激烈反共，今天又動員人到大使館去悔過；象麥卡錫份子那樣 把「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標籤帖到別人身上，自己卻甘願為代表最壞的 也是最虛偽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政權效犬馬之勞……而在做所有這一切傷天 害理的非人勾當時，卻不以為恥，又受不到譴責！ 不以為恥，並不足怪；但不被譴責，逍遙自在，如入無人之境，就很危險了。最 近聽說一個(僅就在國外而言)自一九八九年起便在民運份子中行騙的騙子，早已被 人察覺，卻能在香港、歐洲(在那裡騙走幾百萬法郎)行騙之後五年還繼續在美國作 案！他還並未更名改姓，生理特徵又非常明顯！ 中國人(漢人)個人智商往往很高，自衛(常常是逃避)和報復的本事也很高強，為 什麼作為群體的中國人就會那樣愚蠢麻木和軟弱可欺呢？我們幾時才能不再以息事 寧人、明哲保身、不得罪人為處世準則呢？ 他們為什麼唱讚歌 從一九九二年起，西方輿論對於鄧小平「奇跡」的讚歌越唱越響。若認為那僅僅 是出於無知，就太簡單了。早在鄧小平南巡之前，一九九一年，即中共尚未放棄「 治理整頓」的經濟收縮和倒退路線時，世界銀行的亞洲部主任已在於巴基斯坦舉行 的一次國際會議上聲稱：中國的經濟情勢很好，應該讓它照這樣走下去，西方政府 不必再施加壓力，中國的一切就會很好了。正如鄧小平在「六四」屠殺後不久說的 ：中國是一塊肥肉，不怕他們(外國人)不回來。十幾億人的廣大市場和廉價勞動力 ，當然有極大的誘惑力。那些已經投入了大量貨款和資金的外國政府、商人和國際 組織，當然不希望本利無還。中共的運氣也不錯，正逢西方經濟衰退大病難癒，俄 國和東歐的動盪又使西方預言家關於歷史已經終結，從此天下太平，全人類將一統 於資本主義之說難以自圓。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若能創造一個專制制度不變而又 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樣板，則既可以使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的地區太平無事，又 能給第三世界提供一個不必造反的經驗，豈非是一件大大的好事？《紐約時報》前 駐華記者在文章中就寫過：「中國可以給第三世界上一課：政治壓迫可以成為經濟 高速發展的潤滑劑」。 也是在那篇文章裡，援引了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主席蘭普頓先生對中國形勢的評 論：他認為，中國人都認為現在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最好的一個時期(好大的口氣！ )！ 這種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從中國出口的。洋人在北京所能接觸到的那些中國官 員和知識分子對於現狀大都很滿意。這些中外人士未必不知當年導致天安門運動的 種種危機並未消失，但他們認為中國人只要過上好日子，對於再惡劣的政權也能夠 忍受，而他們眼裡的中國人是從來不包括中國人的多數的。 這種論調下面的潛台詞是：對於中國人，只能實行專制，不然就會天下大亂。專 制比暴民政治總要好些。中國人不配享有民主。 這種想法，不能說全然沒有依據，中國人從順民變為暴民的過程(有的是以暴抗暴 的正當自衛，有的是反社會的犯罪)，已有至少十年的歷史。問題是：中國人並不是 天然地想成為暴民，更不想天下大亂。那個暴和亂，乃是由毛澤東和鄧小平逼迫或 誘導出來的。 毛澤東的倒行逆施，一次又一次把中國人逼入絕境，終於逼得中國人明白了自己 是人，有權維護和爭取自己的權利和利益。但毛澤東的壓搾在擠走了中國人的奴性 的同時，又破壞了中國人的人性。十五年鄧小平式的改革，一次又一次挫傷覺醒了 的中國人參與政治變革的良好願望，卻給人慾橫流、人性淪喪以充分的自由。 這就造成了九十年代中國的一個最大矛盾：中國人要作自由人的願望和努力，不 僅必定要摧毀鄧小平式的專制，而且不可能接受李光耀式的權威主義；但現政權和 新、老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和中國社會精神和道德的危機，又使中國奔向自由與民 主的道路坎坎坷坷，隱患重重。 自我一九七九年重新回到社會，將近十年光景我的目光是集中在中國社會前進的 主要阻力——官僚特權階層和中共保守勢力上。我見到的一般中國人，主要是受害 者和抗爭者。他們身上的消極面中，引起我注意的又主要是多年受迫害而造成的不 同程度的精神疾患。同志趣相投的知識分子交往，一些人道德品質上的缺陷又往往 被他們政治上的表現所遮掩。少數人的政治投機和背叛，我並不以為奇，也不覺得 會給民主事業的大局造成多大危害。 我開始睜開眼睛 真正對中國人道德問題之嚴重有所警覺，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海外的自由環境使 某些人的自我膨脹也自由起來。一些自稱為國為民的民主運動份子，對於社會和他 人的不負責任、在實現個人欲求中之不擇手段和不計後果，以及不講信義、不顧廉 恥所達到的程度，令人觸目驚心。 我親身經歷的第一個事件，發生於洛杉磯的《新聞自由導報》。管惟炎先生去年 在攻擊我的一篇文章中說，凡我未當頭頭的組織，我便要搗亂破壞，也舉了這個報 紙為例。其實我「搗亂、破壞」時已是它的理事會主席了。長話短說，衝突起於執 委會主席與總編輯之間實質上是要不要把這張報紙辦好的爭端。由於長期借用的電 腦被主人收回，執委會主席主張把編輯部五人裁減為二人，用節餘下的錢把報紙送 到外面排版。總編輯程凱認為二人總管編輯、採訪、校對、發行、廣告等等，無法 辦好報紙。堅持人不能減，必須設法添置電腦，自己排版。討論這場衝突的理事會 開到第三天，程凱提出一個新方案：可以把編輯部人員由五人減為四人，以節餘的 這一人的工薪分期付款買一台電腦。我以為這兩全其美的方案應該是無懈可擊了。 不料忽然站出一人，聲言要和程凱競選總編輯職位。她的方案與執委主席一模一樣 。此人承認「兩個人無法改進這張報紙，只能維持」，同時聲明她只能幹三個月， 就要去讀書。投票結果，居然是七比二(幾次表決都是這個比率。理事會的人選就是 執行主席確定的)，支持只留二人「維持」報紙而反對以同量經費而可使報紙改進的 方案。我至今不明白這位競選者的動機，都說她是天安門運動學生領袖中品德高尚 、也更成熟的一位，怎麼會出此一擊呢？結果《新聞自由導報》連「維持」也沒有 做到，它從週刊後退為雙週刊了。嚴格地說已經不再能稱為報紙。 這一事件給我很大衝擊。在整個事件中起主導作用的一對夫婦，能力很強，有一 定魅力，據說整個南加州的留學生都在他們的把握之下。我自一九八八年初認識， 對他們印象極好。其他方面的疑點暫且不說，僅就《新聞自由導報》事件而言，他 們大力張羅成立理事會，似乎是想把這張報紙辦好。但是從他們在條件極為不利(第 二任總編輯被辭退，編輯部內人心惶惶)的條件下，草草決定把報紙從十日刊改為周 刊，還企圖增印若干萬份，而後來在經總編輯程凱等人積極努力，幾個月內報紙有 了明顯起色的情況下又非要逼走 程凱、解散編輯部不可，最終無理拒絕程凱的方案 ，強行使一張週報倒退為半月一期的刊物。他們究竟意欲何圖？是自始至終不過是 把這張報紙作為個人的政治資本呢？還是按照中共領事館或北京的旨意行事？很難 揣度，但不想把這張報紙辦好則是無可置疑了。 這時，已經聽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上學生內部發生的種種事件，對於逃到國 外的學生領袖們也有所瞭解。民運內部爭端也愈演愈烈。後來又出了華盛頓中國人 權民主基金會的事件。 不可目中無人 伴隨這個過程，一個思想在我心中日漸成熟。 那就是：一百餘年來第一次，中國人不再能把自己的災難與不幸歸咎於外敵侵略 、異族統治、國民黨或共產黨政權了。眼下這個政權之所以還能維持其統治，不過 是因為中國人還容許它存在。中國人的潛在力量只要真正動員起來，完全可以迫使 中共改變它自己，作出讓步，實行政治變革。幾千年來第一次，中國人民將扮演政 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不再是跑龍套了。中國人今後最大的敵人，很可能就是中 國人自身，就像五年來海外民運的歷史所預演的那樣。 一九九零年我到東歐去過兩次，走了三個國家——捷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亞。我 曾長時期認為，只要政權和制度問題一解決，一切都好辦了。那三個國家和後來的 俄國，這兩個東西都變了，又怎麼樣呢？人們普遍地不喜歡他們的議會和整日價在 議會裡辯論的那些政黨。我不想在這裡討論這種民主制度的是非問題。而是要說： 在所有那些國家，包括有過驚人規模的團結工會的波蘭在內，人民並未真正主動地 介入政治過程。最近俄國大選把那麼多選票投給極端民族主義份子日利諾夫斯基， 又一次證明政權和政治制度的改變，只能說是一個開始。在人民中間，還有大量的 工作要做，最好是在政權易手、政治巨變以前就進行。 在布拉格，我曾向一位女漢學家問到捷克的社會治安情況。她說：「我在布拉格 住了三年，一次也沒有失竊過。可是在北京呆了兩個月，就被偷了三次！」這句話 提醒我注意到一個事實：在東歐，社會失序和道德淪落大都發生在政治巨變之後； 在中國，時間卻提前了。 總之，一個巨大的問題聳立在我們面前：在不久即將到來的政治大變動中，十二 億中國人會有多少人投入，並成為建設性力量？有多少人會袖手旁觀當「看客」？ 對於必然會出現的破壞性力量，人們能有多少準備，有多大力量去制止？ 說到這裡，就可以見出我們談論的不是倫理道德問題了。有三個因素使我對中國 的事情不敢樂觀。一、不同於世界許多國家，在我國，道德、宗教和教育的效應從 內部、法律和社會的力量從外部對於人的邪惡慾念所起的制約作用都很微弱；二、 一個龐大官僚集團的腐敗和政府的無能對於犯罪與墮落的引誘和鼓勵，其力量之強 大，中國也遠遠超過外國；三、中共長年來對於國家和人民生活無孔不入的壟斷與 干涉、社會被扼殺和中國人將近半個世紀的無權地位，使很多中國人不覺得自己對 於國家甚至自己故土鄉親的吉凶禍福負有多大責任，因為事實上也從未被允許負起 什麼責任。在他們的直感中，這個國家是共產黨的財產，而這個感覺同事實也相距 不遠。人們甚至把對於政權的怨恨向社會和他人發洩。自七十年代後期以來屢屢發 生的萬眾圍觀強姦作案、對落難的同胞甚至兒童冷眼圍觀、見死不救的事件，已經 把那種令人不寒而慄的非人冷漠足夠充分地傳遞出來了。一旦中國大難當頭，這些 人又將如何？ 當然我們也有相反的事例。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席捲全國，發生趁火搶劫之類 事件的大城市不過一、二處。北京的社會秩序與道德風氣反而比平時好得多。我們 可以從這裡得到一些啟示。當人民投入了共同的事業，看到勝利的希望和自己的力 量時，他們的精神會經歷一場昇華。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期待——在未來類似的長期 共同實踐中，我國人民的心靈將完成一種淨化？ 那將是人民的自救運動 那將是比天安門運動更直接、更具體地捍衛自己的安全、權利和改造中國社會的 過程。在每一塊發生社會動盪的地方，人們都將不能不起來集體自保和自救。那個 無能的並很可能陷於癱瘓的政府的許多職能，有一些本來就應是屬於社會的職能， 很可能必須由人民接管。 正是這個人民廣泛參加和實行的社會自治，方是解救中國可能陷入的大危機、大 災難的出路。這也是中國人擺脫冷漠、學會民主、學會負責任和建樹起嶄新的社會 秩序與倫理秩序的最有效途徑。那時侯，中國人才會對這個真正屬於人民的共和國 及其人民恢復自己的愛。 有些事情，現在就可以做起，而且非做不可。在有些地方，不是已經做起來了嗎 ？ 那些鄙視中國人民的政客和學者是盲目的。他們不相信中國老百姓完全有能力首 先從基層、從自己身邊建立起民主秩序，並不需要再來五十年「訓政」。他們看不 見中共的長年政治壟斷使中國處處「野有遺賢」。那些自發的、潛在的民間領袖人 物，往往是中共幾十年來各種迫害的產物。我不相信半世紀中國人的苦難會是徒然 的，根據之一便是苦難造就了許許多多賢能，他們身上凝聚著大學學歷和留洋身份 所不能提供的財富。 需要的是我們這些有自由回顧中國真正的歷史和研究世界經驗與理論的人向國內 提供一些新鮮而有用的思想，甚至可以立足於中國的特殊國情進行一點設計。當然 ，不同於那些老的和新起的幕僚與謀士，我們會時刻想著中國的勞苦大眾。 捫心自問 中國的國情獨特而複雜。一九八九年以前，我覺得自己還算是比較瞭解這個國家 的，其實還差得很遠。天安門運動之後，我雖力圖跟蹤國內形勢的發展，仍常覺得 眼花繚亂，難以把握。似乎什麼事都可能發生，而真正發生的又可能並不是你所期 待或擔心的那一種。 常聽人說：你回去時，北京已經不認得了。我相信。但我覺得更大的變化也許是 人。有些人很可能已面目全非。當年志同道合的人，有一些已變成政權的辯護士。 在既得利益集團中，我們會看到一批熟悉的面孔——昨天的朋友，現在的政治對手 。其實，在海外難道不是已經如此了嗎？ 然而，我卻堅信國內會有更多的人和我們站到一起。不過前提是我們要做實事， 在道義上不能比我們的對手——中共更低。這樣，有朝一日再見江東父老時方好有 個交代：在海外吃洋飯這幾年我們未曾游手好閒，或挑動內鬥，對得起血灑京都的 中華兒女，在魏京生、王軍濤、陳子明、王希哲、劉山青、任畹町、徐文立、王丹 、李貴仁、劉剛等等英雄們面前，也不致無地自容。 最可怕的幻想是自我迷醉，把中國人的智力估計過低，又把他們寬容的限度估計 過高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