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詞語 ——讀劉洪彬的詩 ·王家新· 一 我最初注意到劉洪彬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二首翻譯詩：它們發表在大陸的 《詩歌報》上，原作為美國詩人拉裡·萊維斯(Larry Levis)， 警察把我像魚一樣抓起， ……他的拇指在骨下轉動 掀起我的眼皮 似乎它們是 裝滿黑夜的信封。 像這種超現實主義式的、並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怪詩」，眾多譯家望而卻步 ，洪彬卻能進入其中，並譯得如此之好，我當即把它們收入我編選的《當代歐美詩 歌選》(一九八八年)之中。 因此，即使還沒有讀到他的詩，從這譯作中，我已感到了他作為一個詩人獨具的 素質：那種對於事物敏銳的感知力，那種對詞、語感及詩的內在結構及張力的準確 無誤的把握，等等。我想正是在這最具難度的層次上，才見出一個詩人，也造就著 一個詩人。 何謂詩人？這恐怕是天下最難定義之事。但在我看來，詩人之為詩人並不像人們 所想像的那樣表面，這要從更內在、更隱秘的層次上去看，還有，他那種異乎尋常 的對「詞語」的敏感，和愛。而這種愛，它已轉化為更本質的愛；到最後，一個詩 人的全部生命會集中於此——在詞語間敞開和撞響的，不是別的，是他的生存與死 亡、拯救與絕望…… 因此，做一個詩人這就意味著對詞語的進入，而對詞語的期待，也就成了對生命 的期待。我剛讀到德國猶太女詩人Gertrud Kolmar(她於一九四三年死於奧斯維辛集 中營)的一句話： 「Somewhere in Russia is my soul」——在俄國的某個地方是我的靈魂。我太喜 歡這個短句，但在這裡我想把它變一下；在中文的什麼地方，在它的過去和未來裡 ，斷裂和隱藏處，是，我們的靈魂——如果你要發現並找到自己，如果你要在死亡 中誕生，你就得進入語言，雖然問題並非僅僅如此。 因此，洪彬在一首詩中最後寫到：「當你為文字不能描摹你青春的美麗而遺憾時 ，你或許會想起我」。此詩寫於一九八六年——我想那時，他已開始作為一個詩人 在為詩代言了；他說得那樣自信，因為他知道：萬物之中，唯有詩歌可以言說生命 。 二 山不轉路轉，我沒有想到在倫敦——一個二十世紀西方現代詩歌風雲際會之地， 但同時也是它最優秀的女詩人普拉斯(Plath)自殺之地——遇到了洪彬，並且讀到了 他出國來的詩作：這孤獨與流亡的果實。 「流亡」，這對我來說並不是別的：這是一個閃耀的詞，一種來自精神王國的語 匯。縱然它有時在我們忍受傷痛的內心裡發出嗚響，像一頭瀕臨滅絕的野獸，但是 ，一旦我們從旦丁(Dante)開始——或許要從屈原開始——追溯它的詞根，或是打開 曼德爾斯塔姆(Mandelstam)或米沃什(Milosz)的詩，領會那在流放中最終閃耀的「 存在的詩意」，我就不能不愛這個詞。並且因為這愛，我甚至不能輕易地說出這個 詞。 這就涉及到詩歌的起點和歸宿，以及那讓詩人們茫然戰慄的隱現中的命運。在比 利時朗誦時，一位記者問我出國是不是一種流亡。我回答流亡早已在出國前開始。 顯然這不是一種政治上的，而是精神上的。當一個詩人從現實轉入詩歌，這即意味 著流亡的開始：在他的詞語間流亡，在詞語間尋找他存在的依據和精神的家園。 從這個意義上講，詩歌一開始就和「流放」結下了不解之緣。而這個過程是沒有 終結的，只有不斷地上路，卻不知從何時開始，也永不到達。因此洪彬在《陌生的 海關》中會這樣寫到：「我再一次被放逐了。我第一次拿起筆寫詩時，我就被放逐 了。」 「再一次被放逐」之後，加深著一個詩人對自身命運的領悟。這使我想到了我所 熱愛的策蘭(Celan)。他的父母死於納粹集中營，他本人歷經關押與逃亡，倖免於難 。因此，在他沉默與痛苦的生命中，他說出了這樣一句話：「語言，這是戰後留給 我的唯一一樣東西。」 而這也正是洪彬和一切具有類似經歷的詩人想要說出的。出了國，我們沒有了過 去所擁有的一切，但是語言，卻留在記憶和血液裡。在我們喪失一切時，我們卻感 到了一種無言的期待，而那是母語對一個詩人的期待。 當時間的風送來我們遺忘的歌聲時， 記憶裡那些詞語又閃爍起來 插在心田的紅豆向我傾訴要發芽的慾望。 這真是一首美麗的詩，洪彬寫於出國後的第二年。但更重要的是：它使我想起了 剛出國時那些幾乎患上「失語症」的日子，那種迷惘、遺忘和失落，想起了「鄉音 」再次來呼喊我們的日子，和一位朋友的來信：「這是我的母語，我要一點一點把 她養活……」 我們經歷了這一切。我們「頂住了流放」(龐德，Pound)。在我們無家可歸之時， 我們走向了詞語，而這正是我們終生想要抵達、安頓的地方。 三 因此，當我和洪彬第一次暢開談詩時，他最希望我首先看到的，正是他的《詞語 》一詩： 我活在詞語裡 為意念找衣服 詞語是房主 我出賣自己 然後付他房租 我活在詞語裡 我說不出話想逃出時 詞語是看守 他硬把自己的詞語塞進我的腦袋 我抵抗的是無孔不入的聲音 我活在詞語裡 詞語賴在我的腦袋裡 我不想跟他性交時 他硬強姦了我 在榮耀和邪惡中跳起了舞 聲音的塵土飛揚 我活在詞語裡 詞語游進我的腦袋裡 我懷著復仇的心要毀滅詞語這房屋時 他卻變的友善起來 我們成了朋友 一起逃進另一個房屋 他還想做房主？ 而我也很高興讀到這樣的詩。雖然個別的字眼欠妥(在我看來)，但我卻由此感到 洪彬已更深入地進入了詩歌。而在這種進入中，在詩人與詞語的關係中，體現了一 種讓他恐懼、逃避，而又不可抗拒地誘惑著他的東西——那是什麼？ 龐德晚年曾這樣說過：「I did not enter silence. Silence captured me」— —「不是我進入沉默，而是沉默攫住了我」。我想洪彬在《詞語》中所想表達的正 是同樣的意思。人唯有在詞語無所不在的威力下屈服，詩才有可能呈獻出來，閃爍 起來…… 理論家們常說詩人、作家是創作的「主體」，但我想這只看到一個方面，唯有真 正進入語言寫作的人才會體會到：我既「主」亦「客」；我在寫詩，但同時也是某 種東西在寫我。詩人與語言的關係，說到底，正是這樣一種相生相剋，既相生又相 克，相剋又相生的關係。正是在這種關係中，詩人與語言相互構成命運——命運相 依，或相依為命。 洪彬的《詞語》一詩，正顯示了對此的自覺。它體現了一個詩人的「悟性」。而 這種悟性，我想並不是說到來就來的，它不僅由於詩人對詩歌的日益深入，恐怕也 出於流亡生活加速的驅使。正如布羅茨基(Brodsky)所說，詩人與語言的這種相互依 存關係，「在流放中演變成了一種命運」。我注意到在洪彬的這首《詞語》中，「 逃」的字眼頻頻出現。人們在逃避什麼？在逃避他們自己。而一個詩人最害怕的是 什麼？是進入寫作，但是流亡，卻把他推向一直在逃避的命運。而這正是他的「幸 運」。 而一個成熟的詩人不會只是被動地接受這一命運，由此他也會意識到他作為一個 詩人對母語的責任。漢語曾是偉大的、神妙的和美麗的，何以見得？因為在歷史上 曾有過那些偉大、優秀的詩人存在。所以，一種語言的命運要靠它的詩人們來體現 ，而且體現到什麼程度就是什麼程度。 所以，在母語對一個詩人的期待裡，從來就包含著一種請求，和尺度。正如洪彬 的詩所暗示的那樣，「我在詞語中活」，這並不意味這詩歌能給詩人個人帶來什麼 ，相反，它在要求我們個人付出代價，直到徹底交出——而這，不僅是命運所在， 也是「天意」所在了。 四 洪彬的詩即將結集出版了。其中收入了他在過去十年間所寫的詩作。像許多詩人 一樣，洪彬有點「愧對少作」，但我想那也是一種青春的紀念，或許還是記憶中最 讓我們動情的時刻。 所以在寫此文時，我從他的早期詩——開始。那大都是一些美麗而清新的抒情， 因為青春是美麗的，一個少年最初的心願是美麗的，雖然在這美麗中也投下有陰影 。像他一九八一年寫下的《鐵環》——這是一個苦澀的早熟，讓我想起了萊蒙托夫 (Lemontov)。 在洪彬最初的詩中，更多的是象徵主義詩學的影響，我想這很正常。每一個詩人 都有這他自己的秘密的營養系統，從書中產生書，從一首詩產生另一首詩，文學就 是這樣從它的內部秘密地發展起來的。問題是一個詩人能否漸漸擺脫開一些東西， 而讓自己變得成熟、開闊起來， 「走在時間手指愛撫 和撕抓的海岸……」 這是一九八六年他寫下的《點與線》的起句。這時，他已學會避開從文化中得到 的東西，避開那種「文學化」、「意象加比喻化」，學會了平靜地、真正表達自己 。 而在更晚的時侯，他從歌唱轉向對自我的審視，詩中多了一些自嘲與陰鬱的意味 ，在感情冷卻之後是更深刻的懷疑與追問，像《迷惘》中的下列句子： 我望著自己的鞋子弄不清誰在裡面走 我是一個衣不遮體的人？ 我的衣服已磨得露出線筋 我脫下衣服扔進衣櫥 我的衣服會怎樣評論我？ 我想這並非「迷惘」，而是靈魂的悸動與驚醒，是一種更深沉，悲愴的痛苦。才 使洪彬的創作獲得了一種新的力度。《發現》一詩更耐人尋味： 活在昨天和明天並不難 難得是活在今天 消費著今天研究時間兩端 突然發現自己離今天越來越遠 這已不是那種取巧式的所謂「哲理詩」，而是「此身雖在堪驚」式的對存在的發 現和感悟，是人在時空中的戰慄。因此洪彬很高興地對我講：他現在的詩要比以前 更「純」了。而這種「純粹」的獲得，只能得之於對生存與詞語更深入的進入。 洪彬在不斷地尋求變化，但靈魂仍是同一個，這恐怕在一開始就已注定。似乎他 具有萊蒙托夫式的唯在風暴和飄泊中尋求安詳的氣質，這使他不得安寧，他總是在 渴望什麼，哪怕是對死亡的渴望！於是，在早年詩中的「彼岸」、「虹」之類的意 象消失之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新的隱語；陌生的海關。 像在其它流亡詩歌中出現的「簽證已經過期」，「英格蘭的天空象情人的低語一 樣陰暗」一樣，這也是在流亡生活的擠壓下，命運在詩歌語彙中新的變形。「陌生 的海關」，這暗示著一種詞語的向度，但這已不是早年的那種理想主義式的憧憬與 追求，而是進入了一種夢魘式的、不透明的王國：「夢伏在我的身上，我無法向海 關官員申報……」 顯然，這已不是那種現實層面上的尋求，而是一種超現實主義式的偷渡：詩人並 不知道他要幹什麼，唯有一種流亡心態和詞語內部的黑暗在引誘著他：過關，與朝 向未知。 在另一首短片組成的詩中則有這樣一段： 書頁之間的空氣越來越稀薄 我在你灼熱的的目光裡無處逃脫 這個「你」是誰？同樣又是不可界說。但這卻是一種詩人所感到的存在——唯有進 入詞語，才會感到這一點。如果我們進入、再進入，以前從未顯現的東西才會顯現 出來，或許那就是詩——我們所嚮往的，或是不敢面對的…… 因此，在一個詩人走過了一段迂迴漫長的路後(而這是一個必要的前提！)，他可 以說：現在進入詞語就是一切。向上和向下之路都在詞語裡，死亡與誕生也在那裡 ；在那裡，一個未展開的未來，也恰恰是我們要極力追憶的一切…… 這才是對一個詩人的真正考驗；進入詞語。相比之下，這比「介入現實」要承受 更大的風險，要克服更難的語言的阻力，更深刻的絕望與更不可理喻的摧殘…… 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從這種流放中回來，或許被它摧殘毀，或許有幸在死亡中誕生 ，再次朝向這種流放，這種永不達到與完成…… 寫到這裡，我願引用我在《反向》(一九九零)中的一個片段《流放：致米沃什》 ： 既然走出了這一步，就不要回頭：記憶女神 永遠不會讓你安頓下來 我想這不僅是寫給一個波蘭流亡詩人的。對洪彬，我也一樣寄予同樣的祝願與希 望——在他的詩集出版，又一個旅程開始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