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9印象 ──紀念「六四」十三週年 (北京) 蔣培坤 八九天安門民主運動十三週年快來到了。關於這場運動，今天保留在我記憶裡 的，也許僅僅是一些零星、殘缺的片段印象了，但這對我來說仍然是重要的，因為 它曾經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因此改變了我的後半生。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那場學生運動開始時，我和丁都只是一個旁觀者。這對我們 來說是很自然的。經歷過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我們，已經對政治 產生了厭倦；特別是對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幾乎可以說有一種類似於本能的憎惡。 因此，對於這場學潮，最初我們是抱著規避和觀望的態度；有關這次學潮的消息， 也只是被動地接受；消息來源也很有限，僅僅來自自己的學生和正在讀中學的兒子 。 當時，我和丁正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我還擔任了該校美學研究所的所 長職務，而丁則是所屬美學教研室的主任。我們都帶了一些攻讀美學碩士學位的研 究生。也許是因為所學專業的緣故，這些學生對當時各種流行的思潮尤其是人文方 面的思潮有著更多的敏感和關懷；在整個八十年代比較寬鬆的環境中，他們也較早 從舶來的西方著作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觀念。因此，無論在日常的言談中，還是在有 關社會、政治及學術問題的討論中，我們都能從他們身上察覺到一種不安和躁動。 一種對新的生存狀態的渴求。這些學生在讀大學本科和研究生期間，趕上了幾次被 主流意識形態斥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浪潮。雖然執政當局一次又一次地發動 對這種所謂「自由化」的批判運動，但他們卻把自己的全部同情毫無保留地給予了 那些遭受到整肅的「自由化分子」，比如王若水、劉賓雁、方勵之等等，因為在他 們看來，恰恰是這些被當時的所謂正統派視為叛逆的人士以及他們的異端言論，給 予了他們掙脫傳統僵化教條的勇氣和力量，並向他們展現了一個有可能作出個人自 由選擇的新的視野。 這是一個思想禁錮逐漸被衝破的年代，一個對於有幸步入大學殿堂的青年學子 來說惟恐落在別人後面或惟恐被別人看成落後的年代，他們渴望變動，渴望參與， 渴望實現自我的價值。漸漸地，在這新一代青年群體中萌生了一種富有挑戰性的政 治意識。他們像置身於曠野的狩獵者那樣注視著周圍的每一個動靜，尋找著各種可 能的機遇。一九八九年春天，一個新的機遇終於來到了。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 樣，他們敏感地抓住了一位開明領導人的死，以此作為表達自己述求的突破口。 這次是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突然死亡，胡是一位深受知識界尤其是青年學生 愛載的中共領導人，他在一九八六年遭鄧小平等黨國元老罷黜掛冠而去的時候，就 曾引發過一次學潮。四月十五日胡的含冤而逝，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巨大震動，不平 憤懣之聲隨處可聞。但人們意想不到的是，這件事竟成了引發新一輪學潮的導火線 。在短短的幾天裡，北京的大學生們紛紛「揭竿而起」，匯成了一場當時被視為神 聖的學生示威請願的運動。 在發生學潮的最初幾天裡，我和丁還是照常給學生們上課，照常指導他們的課 堂討論，但大家的心思已不在課堂裡了。他們講述著首都各高校及天安門廣場發生 的一切，興奮、激動、憤慨，毫無顧忌地慷慨陳詞，完全把正規的課程撂在了一邊 。我作為他們的師長，也顧不得什麼師道尊嚴了。我意識到自己所講的一切已變得 蒼白無力，不再受他們歡迎了。我理解他們的情緒，也覺得不應該阻攔他們投入這 場運動，但我心存疑慮。我想到「文革」中的紅衛兵運動，想到七六年的「四五」 天安門運動，想到兩年前因胡耀邦被黜而引發的那場從安微到上海一直蔓延到北京 的學生運動，內心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給他們一些忠告，譬如告訴他們，以 往的幾次學生運動結果都不很美妙，它們不是被當局所鎮壓，就是被當局所利用， 最後無可倖免地成了高層派系鬥爭的犧牲品。我還想告訴他們，在我們中國，政治 是一個骯髒的泥潭，跳下去就會滿身污臭，很多人因此而為世人所不齒。但是，我 沒有把話說出來：我想，現在給他們上這樣的課他們未必聽得進去。我決定靜觀事 態的發展。 在家裡，我和我妻子要面對的是自己的兒子。兒子當年還只是一個不滿十七歲 的中學生。也許是出於青少年的好奇，也許是政治上的早熟，我注意到幾乎從學潮 開始的第一天起，他便對這場運動表現出一種異乎尋常的關切。我和丁都還記得。 在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學校剛貼出第一批大字報的那天傍晚，他就把有關的 消息帶到了家裡。以後幾天，他常常利用課餘時間往返於附近的幾所大學，聽大學 生們演講，從那些學校抄錄下一些標語、對聯和大字報，幾乎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 。我們至今還能回憶起他抄錄的一付對聯中有這樣一句：「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 的卻死了」。當時他心裡明白，我們心裡也明白，那該死的和不該死的，都指的是 誰。 兒子對這次學潮的關心，我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因為這對他來說已不是第一 次。在八六年底八七年初的那次學潮中，他就經常冒著嚴寒去各個學校聽講演，抄 大字報，瞭解學運的情況。那時他還是一個不足十五歲的孩子。 面對兒子強烈的參與意識，我們作父母的，內心是矛盾的。我們是過來人，總 希望自己的兒子好好讀書，不要去關心什麼政治，但反過來一想，又覺得現在時代 不同了，不應該再讓他走我們的老路，何況，他不過是一個未成年的中學生，沒有 可能像大學生那樣捲入到運動中去，那麼，就讓他用課餘時間去開開眼界，瞭解了 解社會，感受一下運動的氣氛，對他的成長也許是一件好事。我曾委婉地對他說過 ：「你現在還小，不能像大學生那樣參加運動，可以出去看看，算是對民主的一種 學習吧。」但是，他母親的態度卻十分明確，也許是出於母親的天性吧，從運動一 開始她就為兒子擔心，生怕出什麼事情。因此總想把兒子留在家裡。現在回想起來 ，她當時的這種擔心是不無道理的。 在以後的幾天，我們聽說大學生上街了，天安門廣場聚集了很多人，到四月十 九日，又聽說有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西側的新華門請願，那天晚飯後，兒子在家裡耽 不住，他提出要去看看。他母親多次勸阻無效，我就讓他的姐夫，當時清華大學的 一位博士生隨他一起騎自行車去了新華門。為了讓母親放心，他答應到了那裡給家 裡打電話。後來我們從他的電話裡知道了發生在新華門的一些情況：學生靜坐、演 講、呼口號、警察驅趕人群、打人、抓人，最後把學生塞進大轎車拉回他們各自的 學校。第二天，我們又聽說當天夜裡新華門前還流了血，有一位女學生被打成了重 傷。 這個時候，北京的學潮已成為全國乃至全世界關注的重大事件。在校園裡，一 些人公開傳播從美國之音和BBC等外國電台收聽到的學運信息，更多的人則以目擊者 的身份在大庭廣眾中發佈有關的消息。有些消息可能是以訛傳訛走了樣的，但人們 都感受了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迫氣氛：事態的每一個最新發展那怕是一件 小小的事情都牽動著人們的心。 此時此刻，我和丁的課是再也無法講下去了：但我們還是按時去課堂，儘管課 堂已空無一人。 四月二十二日那天，是官方為已故總書記胡耀邦舉行追悼會的日子，聽說那天 天安門廣場聚集了來自各個學校的很多大學生，他們沒有被允許進入大會堂，只能 在當局劃出的警戒線以外舉行悼念活動。後來又聽說發生了幾位學生代表在人民大 會堂前下跪請願的事件。這件事引起了人們的廣泛議論，有人把它與清末的「公車 上書」相提並論，覺得今天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對於這件事我們也很不以為然 ，覺得今天已不再是皇權時代，這樣做有悖於新的時代。但當時人們普遍地認為， 學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應予以適當滿足，那怕允許他們選派一些代表參加。然而， 學生們的克制、忍讓乃至屈膝以求都沒有換來政府當局的善意響應，反而遭到了羞 辱和嘲弄。這自然激起了他們的憤怒。在以後的幾天裡，有更多的學生上街遊行， 更多的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整個北京城瀰漫著一種惶惑不安的情緒，人們都不知 道將要發生些什麼。 這種令人窒息的日子一直挨到四月二十六日。這天晚飯後，我在校園裡碰到了 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他們神情緊張、詭秘，都在議論同一件事情，說是鄧小平 針對學潮有一個講話，鄧明確表示要制止這場動亂，還 說了不要怕外國輿論，不要 怕流血，那怕是死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這類話。我對這些話將信將疑，覺得事情並 沒有嚴重到這個地步，怎麼會想到死人上去呢，但當時聽起來殺氣騰騰，令人毛骨 悚然，也就是在這天晚上，突然從電台的「新聞聯播」裡聽到了《人民日報》的一 篇社論，標題為《要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校園裡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人們的 臉上無不顯露出一種憂慮和驚恐。第二天，大家搶著看報紙，印證了傳聞中鄧的那 個講話。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把很多人都打懵了。 此前，幾乎所有同情學運的北京民眾，包括那些思想觀念稍新派一點的知識界 人士，都認定這次學潮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那時，「愛國」還是個讓所有中華 兒女熱血沸騰的好字眼，並不像今天一提起「愛國」會讓人產主一種被愚弄的感覺 。就我所能接觸到的一些學生來說，我覺得他們投入這場運動，確實是出於一種愛 國的熱忱。雖然他們對政府的一些舉措有很多不滿，但絲毫看不出他們有任何想制 造動亂或推翻政府的意向。這從當時流傳的一些口號也可以看出，他們無非是要求 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要求懲治官員的腐敗，要求給予公民言論和結社的自由等等 。那時人們對造成深重災難的「文革」動亂還記憶猶新，有一些人也確實擔心這次 學運會重蹈「文革」覆轍；但更多的人覺得這次學潮與「文革」不一樣，他們不相 信會再來一次「文革」那樣的動亂。 在這些日子裡，兒子常常帶回來一些最新的消息，間或發表他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覺得他突然長大了，在他身上似乎有了一種責任感，他告訴我們，他很想參加 遊行，但大學生不讓陌生人加入他們的遊行隊伍，因此他只能幫著在馬路兩旁維持 秩序，當一名義務的糾察隊員，也許，我對兒子的一些想法已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溝 通吧，在當時，我無法否認兒子渴望參與的正當性；我甚至產生了對自己的懷疑-- --懷疑自己是不是成了時代的落伍者。一直到今天，每當想起這件事我都還有一種 難以解脫的歉疚，覺得愧對已經死去的兒子。很難想像，在四月二十七日那次學生 的大遊行之前，我們做父母的竟然沒有跨出校門一步，去實際感受一下學運的氣氛 。是一種什麼力量使我們自我禁錮在狹小的書齋和課堂呢？所謂對學運的同情啊， 理解啊，這不是太廉價了嗎！ 為了抗議《人民日報》那篇把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以北大、清 華、人大為首的全市各高校大學生在社論發表的第二天，發動了一次聲勢浩大的大 遊行。據說那天上街的人包括前往圍觀、聲援的首都各界民眾有百萬之眾。 這天上午，我終於鼓起勇氣第一次跨出校門，作為旁觀者目睹了那令人振奮的 宏大場面。遊行隊伍從清華、北大朝人大方向緩緩行進，遇到了大批軍警的堵截， 每到一個路口，隊伍都不得不停止下來，與軍警形成對峙的局面，似乎向前挪動一 步都十分困難。但不久一道道封鎖被衝破了。我目堵馬路兩旁如潮湧般聲援的民眾 一個路口一個路口地逼退了軍警們列成方陣的圍堵阻截，使遊行隊伍得以在兩邊築 起的人牆中間順利通過。我親身感受到了人心的向背。共產黨的宣傳一向用所謂「 魚水情」來比喻軍民之間的關係，一些上了年紀的人也常常談起四九年北京市民夾 道歡迎「解放軍」進城時的動人情景，想不到今天所看到的卻是這另一番景象，一 向倍受尊敬的「解放軍」竟站到了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但學生和市民似乎並不憎 恨「解放軍」，更不想同派來鎮壓他們的軍警發生衝突；相反，為了盡可能減少與 軍警的摩擦，他們主動地把遊行隊伍限制在靠邊的人行道上。那浩浩蕩蕩、望不到 頭尾的遊行隊伍一路上秩序井然，秋毫無犯，既沒有過激的行動，也沒有過激的標 語、口號。為了表明這次遊行的正當性，學生們甚至標語牌上用顯眼的大字體抄錄 了憲法中的有關條文......。目睹的一切，我越來越覺得政府當局把這場學運說成 「動亂」是多麼的不講道理，多麼的荒謬！ 我開始意識到了自己有某種責任，應當以一個運動目擊者的身份來為這場學運 作辮護。 「四二七」大遊行震撼了整個北京城，迫使社會各界不得不表明自己對這場學 運的態度。第二天上午，我所在的民主黨派----九三學社的一個支社就目前時局召 開了一次特別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不約而同地議論到那篇不得人心的「四 二六」社論以及由此引發的百萬人大遊行，認為社論把學運定性為「動亂」是完全 違背事實的，政府當局必須加以糾正。當時我作為這個支社的負責人之一，提議發 一個書面聲明，以表明自己黨派的態度。我記得這個聲明的大意是：政府應公開承 認這次學運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並收回那篇社論，對於學生們提出的要求，政府 應以對話的方式解決，放棄採取鎮壓的手段。這反映了當時普遍的民意，也是我當 時的一個內心祈求。 在「四二七」大遊行以後的一些日子裡，大學生們並沒組織更大的行動，據來 自各方面的傳聞，好像是政府要求學生回校復課，而學生則要求與政府對話。記得 這期間政府曾安排過一次對話，從電視裡看到，參加這次對話的學生代表很多，滿 滿的一屋子，有些人看起來是官方指定的。至於這次對話雙方都說了些什麼，已經 沒有印象了。給我最深的倒是政府方面一個叫袁木的，此人口若懸河，從容應對著 學生代表的提問和責難，但每一句話都顯露出某些共產黨官僚所特有的圓滑和虛偽 。當然，這樣的對話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那個時候，社會上普遍擔心事態進一步發展會弄得不可收拾，因此希望政府能 同學生進行有誠意的對話，以免再次激化矛盾。在學生方面，似乎也有一些人想放 棄抗爭，希望能早日回校復課。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最放心不下的。除了自己的兒 子，就是我們的學生。我們知道在自己的學生中有幾個自學潮以來一直表現得很激 進，我們擔心他們做出不理智的事情，就常常跑到學生宿舍去勸說他們；尤其是丁 ，她覺得作為一個教師，保護好學生是自己的天職，因此，幾乎每天晚飯後她都要 去找他們。但是我們發現，這時我們已很難說動他們了。 五月四日那一天，各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個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 年的大會，聽說還宣佈了復課的決議。當時的氣氛似乎稍稍緩和了一些，但大家也 都清楚，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並沒有消除，學潮不可能很快平息下去。 也就是在這一天下午，中央統戰部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由閻明復部長主 持的知名人士座談會，另一個是他委託一位副部長主持的高校民主黨派座談會。我 參加了後一個會議，記得出席這個會的有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的一些人。作為 民主黨派的成員，大家都知道開這樣的會對解決學潮起不了多少作用，但大家還是 都發了言，會場的氣氛十分活躍，因為大家知道，當時任統戰部長的閻明復是一個 比較開明的共產黨官員，他主持的統戰部也比較尊重來自民主黨派的意見。在這個 會上，很多人對鄧小平處理學潮的做法提出了批評，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鄧不能妥 善地處理學潮就應該讓別人來處理。當時大家心裡明白，發言者所說「別人」指的 是趙紫陽，因為趙當時是總書記，由他出面來處理學潮不僅名正言順，而且有可能 通情達理一些。後來聽說，也就是在這一天，趙在亞行(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上的 一個講話中，提出把這次學運納入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決。這個主張在當時得到 了社會各界的普遍贊同，包括參加學運的多數學生，但似乎並沒有獲得中共高層一 些強硬派人物的認可。 那個時候，社會各界的一個普遍願望，就是希望政府改變對學運的強硬態度。 在我參加的那個座談會上，幾乎所有的發言也都集中在這一點。他們除了要求政府 收回「動亂」的說法，還提出政府應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因為這是消除學 生和政府之間隔閡、實現平等對話的基礎。會上有發言者還談到引發這次學潮的原 因，認為這是政府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因此要求 政府啟動並加快政治改革的步伐，採取具體步驟盡快落實憲法中的各項公民權利， 在朝野間建立起有效的溝通機制。發言者尤其強烈地要求政府順應民意，採取切實 措施來懲治官倒和官員的貪污腐敗，從根本上消除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這次會議 一掃以往民主黨派開會時那種坐而論道、言不及義的沉悶氣氛，與會者言辭激烈、 懇切、直率。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統戰部召開的一系列此類座談會，很有可能是中 共高層趙的一派促成的，後來閻明復在處理學潮中的一些開明做法，以及「六四」 後閻隨趙的下台而受到整肅，也許說明了這一點。 在以後的日子裡，政府與學生之間能否達成一致以實現平等對話成了各界民眾 最為關注的一件大事。人們的情緒隨著不斷傳來的消息起伏、波動，整個北京城處 於一種焦躁的等待之中，大家都期盼著能出現一個好的轉機。但時間一天又一天地 過去了，這種對話卻變得越來越渺茫。那些天我在校園裡碰到的幾乎每一個人，都 對目前的局勢感到焦慮和悲觀，覺得這個政府已變得不可理喻；為什麼那些口口聲 聲自稱為「公僕」的黨國首腦就不能「屈尊」同學生坐到一起呢？難道這樣做就失 去了他們的臉面，而政府也就不成其為政府了嗎？ 終於，在五月十三日那天傍晚，人們等來了一個震驚全城的爆炸性消息，學生 們宣佈絕食了！ 人們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居然發生了，政府把學生逼到了絕路。 那天下午我正好外出，在雙榆樹路口碰到了由北大方向過來的學生隊伍。令我 感到詫異的是他們既沒有打什麼標語，也沒喊什麼口號，看起來並不像是遊行的樣 子，但每一個人都像疾行軍似的，神情都很嚴肅。我拉住一位學生想問個究竟，對 方避而不答。後來才知道他們是去天安門絕食的。 在以後的整整一周時間裡，人們把自己全部的關注、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憂慮 和希冀都傾注到了天安門廣場；尤其是北京的普通民眾，無論是年邁的老者，還是 尚不諳事的小學生，無不時刻關注著絕食學生的安危。他們源源不斷地往廣場送去 各種必要的補給物品，衣服、被褥、避雨用的塑料布、飲用水等等。當不斷傳來有 越來越多的絕食學生昏厥倒地被送往醫院搶救的消息時，幾乎所有的人都變得焦灼 不安、憂心如焚，急切地希望這種局面能早一點結束。 在那些日子裡，首都的各界民眾包括知識界、文化界和一些黨政部的公務員 紛紛走上街頭，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示威，整個北京市成了沸騰 的海洋。這期間，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一些學者和社會名流，包括好幾所名牌 大學的校長，也都紛紛發出公開信，表示對時局的關注，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呼 吁學生撤離廣場。這場聲援運動甚至擴展到了共產黨內，記得我所在學校的哲學系 就有一百名共產黨員聯署發出了類似的呼籲書，當時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也在這份 呼籲書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更引起了人們注意的是，當時首都各家主要媒體的新 聞記者也加入了聲援的行列，他們以「不要強迫我們說謊」為口號，利用新聞管制 的短暫失控，對這場全民聲援運動作了及時、廣泛的報導 。這是自四九年中共建政 以來從未有過的。 五月十六日下午，我所在的學校自發組成了一個教授慰問團，前往天安門廣場 看望絕食的學生，這是發生學潮以來我第一次踏上天安門廣場。那時候廣場上已是 茫茫人海，一片喧囂。但是，那節日般熙熙攘攘的熱鬧景象卻難以掩蓋瀰漫整個廣 場的濃重悲劇氣氛。我們一步步向廣場中心移動，心情也隨著逐漸沉重起來。在那 裡，人們的視線不時地轉到同一個方向，注視著一輛接一輛不斷發出淒厲叫聲的救 護車呼嘯而過，我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慢慢移動的腳步幾乎停止了下來。我們走 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通過學生糾察隊設置的一個個檢查口進入了學生的絕食圈。 那裡面的情景令人目不忍睹。在臨時搭起的帳篷裡倒臥著許多因飢餓而失去行動能 力的學生，他們目光呆滯，神情委頓，有個別學生看上去已氣息奄奄，臨近生命的 極限。我們向他們表示慰問，一些人勉強掙扎著同我們緊緊擁抱在一起，淚水順著 面頰濕透了衣襟，在場的人也都禁不住流下了眼淚。這是生與死的抉擇，但想不到 竟是在象徵著共和國的天安門廣場！什麼是古人所說的「捨生取義」！我毫不懷疑 ，在這些學生身上仍然流淌著中華民族歷史上那些可歌可泣的殉道者的血液。我常 常想，無論人們因時代的變遷會有多麼不同的價值取向，但這種捨生取義的精神恐 怕是永遠不應該丟棄的，因為人都有一種追求自由的天 性，一個人只要天性尚存， 在必要的時候他就會為了這種自由而拋棄自己所擁有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 這樣的時刻對我來說是終生難忘的，它使我震顫的靈魂無法安寧，我覺得自己 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安然地生活下去了。 在這天下午，我們還意外地碰上了統戰部閻明復部長到廣場發表講話。由於 廣場上十分嘈雜，只能從高音喇叭裡斷斷續續地聽到他講話的一些片段。當時給我 印象最深的是，閻幾乎是帶著哭聲求學生撤離廣場，話說得很誠懇，也很直率。記 得他在講話裡向學生擔保，黨中央一定會修改《人民日報》關於「動亂」的說法， 黨中央也決不會對參加運動的同學秋後算帳。他說如果同學們不相信他的話，他可 以作為人質，隨同學生們一起回他們的學校去。閻的講話使廣場上的人包括絕食的 學生都深受感動，我們也稍稍鬆了一口氣。但結果學生並沒有撤離廣場，中央也沒 有改變「動亂」的結論，後來的事態變得越發不可收拾。那時大家已看得很清楚， 中共高層已出現了嚴重分歧。 以後一連三天，北京各界聲援絕食學生的大遊行達到了高潮，一場以爭自由、 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學生請願運動最終演變為一場有著廣泛訴求的全民抗議運動， 而反對中共的專制腐敗則成了運動的最主要口號。這是一場獨立的、自發地形成的 公民運動，其性質完全不同於共產黨發動的歷次群眾運動，而運動規模之宏大，參 加民眾之廣泛，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到了五月十七日那一天，不僅是北京的普通民眾，即使是一向對共產黨言聽計 從的各個民主黨派也匯入了首都百萬民眾示威抗議的洪流，包括我所在黨派----九 三學社。那天，使我意想不到的是，當我們的遊行隊伍來到廣場的時候，竟受到了 在場民眾的熱情歡迎。這對我來說猶如經歷了一場洗禮，一種重獲「解放」的感覺 在我的心底油然而生。 下午四點多鐘我們的遊行結束，我騎車返回人大。在過了復興門立交轎不多遠 的地方，我望見馬路對面有一遊行隊伍，正緩緩往天安門方向行進。這是一個自行 車隊，每輛車上都坐著兩個人，一人蹬車，一人舉著標語坐在車子的後架上，所有 的人後背都斜挎著一條寫有各種口號的寬幅紙條。我隔著馬路一眼看到了自己的兒 子，他也看到了我，微笑著向我示意。他的自行車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坐在後架上 的同學高舉著人大附中的校旗。當時，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激動，覺得自己的 兒子長大了，我們父子間的距離也一下子靠近了，我原想騎車過去叮嚀他幾句，但 他們的車隊很快就過去了。 這天兒子很晚才回到家裡，看到他那疲憊不堪的樣子，他母親也不忍心去責備 他了，她默默地為兒子準備了晚飯，催促他洗了一個熱水澡。這個晚上我們的心情 都很不平靜。兒子告訴我們，這次遊行他們全校共出動了一千多輛自行車，有兩千 多人參加，他說他們的隊伍是在放學以後才出發的，開始很順利，但到了復興門立 交橋，就再也無法向前騎了，於是就地把自行車擱在了馬路邊，重新整理好隊伍， 徒步到了天安門廣場。他說當他們的隊伍到達廣場的時候，已經擠不進去了，只好 在廣場外圍繞了一周，當他們返回復興門的時候，那裡的道路也同樣是水洩不通， 他們是騎車繞道東郊、北郊才返回自己學校的。他告訴我們，在回來的路上，一位 女同掉隊了，他請她坐到了自己自行車的前架上，於是一輛車上由兩人變成了三人 ，回到學校時他已無法動彈了。 事後知道，這是北京市的中學生首次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的大學生。後來我 們還從他的同伴那裡知道，這次遊行是他們班上的幾位同學發起的，他是其中之一 ，因此他和那幾位同學始終走在隊伍的最前面。現在兒子離開我們已經十二個年頭 了，我們一直保留著他那次遊行的照片。在其中的一張照片上，隊伍前排拉起了一 條大橫幅，上面寫著：「你們倒下，還有我們！」白底黑字，特別醒目。這個給予 我們美好回憶的珍貴鏡頭是一位參加遊行的女同學偷偷地拍攝下來的。在上小學的 時候，兒子和那位女同學是同班同學，兒子去世後她把照相底片交給了我們。這是 我們要終生感激她的，因為這是我兒子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 那些天，北京的局勢是嚴峻的，但也是令人鼓舞的，人民顯示了力量，政府陷 入了被動。因此很多人樂觀地認為，只要把運動再堅持一段時間，政府就有可能作 出讓步。但是，出乎人們意料的是，到了五月十九日，整個局勢頃刻間風雲突變， 人們的樂觀情緒頓時被一掃而空。這天下午，就已有一些人驚恐地奔走相告，說是 政府要戒嚴了，解放軍已開到了北京的郊區。於是，幾天前沸騰的北京城一下子沉 寂下來了，從大學校園，到居民小區， 乃至偏僻的街巷胡同，到處是一片臨難前的 恐懼和慌亂。到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日，人們終於等來了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發 布的戒嚴令，與此同時，又不斷傳來從外地調來的野戰軍分多路挺進北京市區的消 息。歷時一個多月的學生和民眾抗議運動面臨大兵壓境，隨時有可能被鎮壓的危難 關頭。 從那個時候起，運動的形勢急轉直下，廣場上的學生一天天地減少，除了少部 分學生(其中有不少是外地學生)由絕食改為靜坐，繼續堅守在天安門廣場，更多的 學生陸續回到了各自的學校，甚至離開北京回到了外地的老家。當時，擺在人們面 前的已不再是什麼政府學生的對話，也不再是學生運動能堅持多久的問題了，而是 整個天安門廣場的安危，整個北京的安危。然而，在這十分危急的時刻，首都民眾 並沒有被突如其來的白色恐怖所嚇倒。一場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逐漸消退了，但一 場波瀾壯闊的全民反抗運動卻開始了。這場反抗運動以北京百萬民眾群情激憤堵截 軍車的義勇之舉拉開了帷幕。 這是至今令所有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們都難以忘懷的。從五月二十日到六月三 日的那些日日夜夜，人們只要聽說哪裡有軍隊進城了，就會有成千上萬的普通民眾 立刻奔赴出事現場。他們是身上帶著泥土氣息的郊區農民和沒有來得及脫下工作服 的城市工人，他們是來自各行各業、富有正義感的血性青年，男的或者女的，他們 之中還有剛剛從廣場撤退下來的大學生和在校的中學生，最讓人感動的是，人們還 會發現在這個人群中有一些已經是白髮蒼蒼的老者，他(她)們本來是可以圍著兒孫 輩在家裡安度晚年的。現在，所有這些人都彙集到了一起。他們並不想與軍隊發生 衝突，更不想以暴力來對抗暴力。他們手無長物，只是以自己的身軀去擋住戒嚴部 隊的進軍道路。為此，甚至有一些老婦人焦急得躺在馬路上，或跪著向軍人苦苦哀 求，因為在她們心目裡，即使在這樣的時刻，解放軍仍然是自己的「子弟兵」。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的兒子最擔心的是廣場學生的安危，他曾多次背著我們深 夜獨自去天安門廣場，幫助大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的秩序，每次都是凌晨才乘頭班 公交車趕回校上課。那個時候我們學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在校門口設立了一個廣播站 ，每天晚上都有上千人聚集在那裡聆聽有關民運的消息，以至馬路上的交通經常發 生堵塞，每當這個時候，我兒子只要在場，就總是把他心愛的紅布條往自己的額頭 上一扎，充當起義務的糾察隊。有一次已經很晚了，我不放心他一個人獨自在外， 就在離他不遠的馬路邊整整守候了一個夜晚。 他也曾多次向我們表示要去參加堵截軍車的行動，卻都被我們勸阻了。但終於 在一晚上，他乘我們不備騎車去西南郊的六里橋，一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他一 進家門就興奮地告訴我們，果然是解放軍戰士受了蒙騙。他說他和一個小戰士交上 了朋友，給小戰士講大學生絕食的緣由，小戰士則悄悄告訴他，也不知幹啥來了， 反正每人給發了九十元的出差補助。一路上也不看報、聽廣播----現在被就地圍困 得沒吃沒喝的，那一夜，兒子把老百姓送給他的麵包、汽水等都轉送給了小戰士， 而他自己卻用身上僅有的兩元錢，從個體攤販那裡買了兩套煎餅果子果腹充飢。 這種令人忐忐不安的日子挨了一天又一天，終於，在六月三日的夜晚，共和國 首都的上空響起了槍聲，一場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開始了，而我的兒子蔣捷連，一個 未成年的中學生，居然成了這場大屠殺的第一批罹難者，帶著他對這片土地的深深 的愛，帶著他對未來的憧憬，倒在了木樨地橋頭的血泊中。 「六四」大屠殺快十三年過去了，我不能為死者做什麼，謹以此文告慰我的死 去的兒子，告慰所有在這場大屠殺中倒下的人們！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