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學運的體制與歷史原因探索 ──八九高校動態分析 （北京）陳小雅 一、 兩個「舉世無雙」之間的關係──「學人干政」的舊體制依據 中國現代學生運動或知識集團干政議政，如果要自敘家譜的話，最早源頭，一 般會追溯到19世紀末期戊戌維新時期的「公車上書」。之所以會有這種聯想，一個 淺近的原因是，這兩次事件與今天的「學運」一樣，均處在政治「民主化」與「現 代化」這個歷史背景展現之後。鑒於一種知識與精神的傳承譜系，現代學運、尤其 是八九民運中許多弄潮兒的思想、口號和行為方式，都是以戊戌維新志士為楷模的 。至於更深層的原因，恐怕就是古代士大夫傳之於今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傳 統了！ 不過，如果仔細搜索，人們會發現，戊戌維新之前，中國早有學人干政的傳統 。它不僅絕非「空前舉措」，而且至少延續兩千年之久。這種現象，可以說，是世 界歷史上罕見的。那麼，這一「罕見」現象原因何在呢？無獨有偶的是，與它同時 並行的，中國歷史上還有一個「舉世無雙」的存在，這就是它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 。那麼，這兩個「舉世無雙」之間有沒有關係呢？我想是有很多相生相長的關係的 。而在諸多關係中，其中有一種血肉相連的關係，那就是體制關係。 1、「公車上書」與「幹部口糧」 首先，作為一種有干政能力的「學人集團」，中國古代知識份子並非單個個體 的偶然聚合。如果說，在春秋時代，他們還是以比較自由的、「獨立知識份子」的 姿態發揮作用的話，到了戰國時代，它們已經成了潛在的政治利益集團供養的，為 角逐王位而凝聚的「士」的群體。自秦朝專制帝國到清朝的兩千多年中，這個群體 已經被整合到統治集團內部。 今天，經常有人誤會古代的「太學」就是今日的大學，古代的「取仕制度」是 一種教育制度，古代的科舉就是今日的考試。其實，這是一個極大的誤會！這其中 最大的差別就是，古代的太學，是為朝廷培養幹部而設立的；古代的「取仕制度」 （無論是推薦還是考試），都是一種「幹部制度」。所謂「太學」，其實是朝廷官 員的「預備班」；「讀書進士」，即是官吏選拔的「初級階段」；考試的內容── 策論，就是對治國能力的一種測驗；取得了學位，叫做成就了「功名」；而科舉考 試的第一名──狀元，與宰相──這個人臣之首，是直接掛鉤的。 因此，那時的「學人集團」，是直接依附於王權、服務於王權，為國家在王權 容忍的範圍之內，行使其社會價值功能的。即使在行使「清潔」功能時，這種指向 ，也是毫無疑義的！能夠辭官不做的只有極少數、極少數；所謂「眼睛向下」，只 有在王朝危機時才發生。而且即使是「眼睛向下」，也是在民間尋找「新天子」， 以便輔佐之。 因此，太學生的「干政」，雖稍有躐越等級之嫌，但基本上是他們的「本分」 。而「學人」與官吏「勾結」（今日叫「互動」），除非他們從事的是不名譽的事 業，他們只為這事業的不名譽而拖累，並不要為之背負額外的道德重負。 宋代以後，民間的「書院」興起，算是在體制之外，有了獨立的高等教育事業。但 這種「民間學人」干預政事的意興，遠不如「太學生」的濃厚。唯一的例外──明 代末年的「東林黨人」雖是以「東林書院」為集結地，但它與被貶朝官的關係，才 是其捲入政治的動力。戊戌維新前的「公車上書」，「公車」指的就是坐「公家的 車」去考試的學人──雖然還未入官，但已然是吃「幹部口糧」的人了。無論從何 種意義上說，他們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 2、「國家治學「與「學為國家」 在這裡，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經過了數次「革命」，在大陸，高等學人與國家 的關係方面仍沒有多少改觀。有能力「干政」的古代學人集團，與近、現代學人團 體之間，仍存在著許多相似性：除上述「以天下為己任」的價值關懷外，表現在體 制上的是，直到近二十年來，大學生與「商品糧」，與「國家幹部」，與一種「高 人一等」的身份，乃至與「干政權利」是天然聯繫在一起的。大學生犯錯誤，最嚴 重的處罰（不包含觸犯刑律的），就是開回「原籍」！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國家治學「與「學為國家」不僅有一種歷史的聯繫， 甚至也是一種道義存在。前者是社會的壟斷者為學人的支出，後者是學人對社會壟 斷者的回報；前者是一種權利，後者是一種義務。想要學人不「干政」，只有斬斷 國家與學人之間的這根「臍帶」，它才會成為一種行使特殊社會功能的名副其實的 獨立的社會群體，而不至發生「角色」的混淆。從蘇聯時期的教育體制我們可以看 出，儘管我們1952年的院系調整是學習蘇聯的體制，但是在蘇聯，哪怕是斯大林時 代，黨對學校和知識集團在政治與思想上的「管制」並不比中國更嚴厲、更深入到 個人的細枝末節。這就可以解釋，雖然其知識群體在社會轉型中也起到重大作用（ 如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及其所屬的文化群落），但在那裡，並未 伴隨有「舉世矚目」的學潮發生。同樣，在西方國家歷史中（即使是戰後法國── 薩特的那一代知識份子也不例外），知識集團與政權是不相干的，他們獨立地行使 著智識傳播與社會批判的角色功能──它不僅批判政府，也批判社會的一切弊病。 二、 湖南的文科實力是如何被打垮的 筆者對「學人干政」現象與高校制度之間關係的懷疑，得之於一個偶然的機緣 。 1977年，全國大學恢復統一高校考試時，在湖南應考的本人竟找不到適合自己 的文科大學與專業。雖然分數達到重點學校錄取水平，入學通知比一般學校提前一 個月送達，但錄取的卻是湖南師範大學的「師資班」。──這件事給我留下了一個 隱痛：為什麼全國那麼多好的文科大學、好專業就是不到湖南招生？我第一次意識 到，湖南除了師大外，竟沒有一所綜合性高等院校！以後，我瞭解到，湖南的大學 在文科方面的實力，是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被摧垮的。許多專業、學術帶頭人、教 師骨幹，被分散到全國，……保留一個專業比較齊全的師大，僅僅是為了「傳宗接 代」而已！ 在共產黨執政以前，湖南是以中等教育在全國拔尖著稱的。如果沒有所謂「名 額分配」制度，其高考錄取率也是名列前茅。為什麼共產黨執政後，反而要削弱它 的生長呢？採取那些「肢解」措施的動機是什麼？──這需要對當時院系調整的宗 旨進行調查研究才能得出結論。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當年的院系調整，是學習蘇聯教育制度的產物；與毛的 教育思想也是不相干的。我當時的主觀感覺是：這也許與湖南出了個毛澤東有關！ 與毛澤東的老師──曾國藩是湖南人有關！與梁啟超在長沙辦的「時務學堂」在戊 戌維新時期起到的「開風氣」的作用有關！與蔡鍔、黃興是湖南人有關！顯然，在 中共已取得政權以後，它已經不需要再出另一個毛澤東了！ ──如果沒有八九民運，我不敢把這種沒有根由的想法端上檯面。 三、八九民運中扮演主角的高校類型考察 在八九民運中，高等學校的學生和教師扮演的是運動的主導角色。據國家教委 統計，在僅僅56天當中，中國大陸的80個城市500餘所高校中，計有153萬人次參加 了遊行。可以肯定的是，實際的參加人次要大於這個數字，因為這個 數字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事發當時的統計，它不可能是全天候的監測結果；其 二是清查中當事人供認的統計，為避免遭到懲罰，當事人和單位都會採取「縮小事 態」的策略。 但是，這500餘所高校，並不是同時發動的。它們的投入，表現出如 下特點： 1、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率先發起； 2、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級推及中級、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內地城市 （或換言之，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 3、創議來自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 先來看第一項：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率先發起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 的消息是早晨7時播出的，中午1：30時，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就出現了悼念胡耀 邦和批評政府、不滿現狀的大小字報。緊接著，在下午的3時以後，中國人民大學、 清華大學、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出現悼念性的大字報和輓聯。晚7時，北京師範大學出 現一批抄自北大的大字報。此後僅僅一天之內，北京的17所高校出現輓聯標語、大 小字報約500餘份。據國家教委統計，其中「屬正常悼念的」占80%；屬「發洩不滿 的」占10%；屬「攻擊黨和政府、煽動鬧事的」約占10%。這些大小字報內容，已經 包含了後來發生的、全國性民主運動的幾乎所有要點。由此可見，這次運動的發起 ，與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是分不開的。 全國的情況如此，那麼省會的情況又如何呢？在天津，率先起來的是南開大學 ；在上海是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在西安是西安交通大學；在武漢是武漢大學和華 中師範大學；在廣州是中山大學；在湖南是湖南師範大學與中南科技大學……它們 也呈現出重點大學與綜合性大學領先的局面。 再看第二項：八九民運中的高校運動，也呈現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等學 校推及中等專業學校的「梯級推進」狀態。 在前述重點大學與綜合性大學發動以後，緊接著起來的有：北京──美術、財 經、戲劇、外語、民族、理工、化工、郵電、公安、印刷、服裝、衛生等院校；天 津──外貿、紡織等院校；武漢──水利、理工、財經等院校；廣州──理工、師 大等院校…… 在地域上，高校動態則呈現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 的狀況： 4月15日──5月3日 北京、合肥、南京、上海、長沙、西安、武漢、長春、成 都、重慶、蘭州、鄭州 5月4日──5月15日 太原、杭州、貴陽、昆明、福州、哈爾濱、呼和浩特、西 寧、石家莊、大連 5月16日──5月19日 新鄉、保定、石家莊、青島、漢中、海南、拉薩 ──這個統計雖不盡準確，但大體可以反映出由綜合性推及專業性、由高級推 及中級、由大城市推及中小城市和內地城市（或換言之，由交通、信息發達地帶推 及交通、信息次發達地帶）的線索。 再看第三項：創議來自重點大學和綜合性大學 遊行：中國政法大學（行動時間：4、17） 綱領：北京大學（成型時間：4、18） 串聯：南開大學（行動時間：4、21） 罷課：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大學（行動時間：4、21） 成立獨立學生會：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行動時間：4、23） 設立廣播站：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行動時間：4、23） 募捐：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行動時間：4、23） 對話：清華大學（提出時間：4、28） 自辦報刊：北京大學《新聞導報》（議論時間：4、29）；南開大學《寬容》雜 志（行動時間：5、7） 絕食：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議論時間：5、11） ──有這些創議，大大提升了八九學運的檔次，使之與僅僅發發議論、貼貼標 語，進而至打打玻璃或觸及皮肉的老式學生運動區別開來。 四、信息推動型社會中知識載體的特殊地位 顯而易見，以上羅列，雖然也勾畫出作為學運中堅的高校與國家的相互「供養 」關係，但它並不證明，高校的級別是現代學運「領頭羊」的「充分必要條件」。 相反，只有在高校滿足了它作為「相關信息」網絡之中最敏感、最開放地位，它才 能充當「先鋒」或「領導者」的角色。 1、「三角地」現象透視 現代高等院校，尤其是綜合性重點大學，是「廣大基層社會──各級政府直至 中央機關──知識社會」三邊組成的社會「三角地」。由於其所處地理位置（一般 在省會、而且新興城市都有一個「學院區」，互相聯絡非常方便──這是實行「趕 超戰略」計劃經濟的產物，距離城市中心既不太近，也不太遠）；由於其學生來源 和師資傳承（一般越是綜合性大學、其學生來源越廣泛，重點大學至少要有半個世 紀以上的歷史，因而其師資代際之間的傳承關係越是久遠。即使是幾十年政治運動 ，也不能完全抹殺這種特徵，一有風吹草動，便會有人興風作浪）；更由於其在與 國際交流中所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位（這一點，左派們反「和平演變」的報告 已經寫得很充分），它不僅瞭解政府的信息，而且能反映民間的信息；它不僅站在 首都（或首府）的高度，而且視野伸向廣袤的國土；它們代表了國內的最需要，也 能夠反映海外的最敏感，其同情民間疾苦、針砭社會弊病、批評政府腐敗、闡揚改 革思想、領導開放文化的作用，在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替代的。而且，他們 是青年人朝夕相處的聚居地。在這裡，一場足球賽的勝敗足以使人們「揭竿而起」 ，衝出校園；一個教師的任免和一本刊物的被查封，可以令人們憤世嫉俗。穿著「 超短裙」 不是關於裙子和大腿的問題，關乎的是青年人的情志、意向和個性的表現 ，是青春期的反叛的旗幟！鄧麗君和崔建的歌曲，也不是被當作娛樂、消遣的商品 看待，而是一種權利的象徵！總之，種種這些在成年人看來「莫名其妙」、 "污七 八糟」的東西，正是構成高校生活風景畫的基本素材，正是它們和政治因素的「風 雲際會」，才釀成了1989年的氣候突變。 --這種「三角地」現象，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說的「地望」。 2、「師承關係」透視 在八九民運中，我們發現四個例子，與「三角地」現象的關係並不明顯，但與 「師承關係」或本校、本地區的歷史有重大干係──這就是中國傳統政治所說的「 人緣」。 其一，在八九民運中，北京第一批發動的高校中，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似乎並非 重點大學，但是，作為中國共青團中央的直屬高等學校，它可以說是「胡派」的「 嫡系」部隊。因為這一關係，它成為當時先進思潮比較具結的地帶之一。胡耀邦的 失勢與逝世，對他們的影響應比別的地方來得更為重大。對他們來說，各種相關信 息在這裡的傳輸和發酵也比別地迅速。 其二，與北京同時啟動了八九民運的，是坐落在安徽的中國科技大學與合肥工 業大學。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們離中國政治的中心似乎過於偏遠，在相當的程度上 ，人們很容易把它劃入東部貧困地區。但是這兩個學校是86學潮的發源地，是被學 生視為青年領袖的方勵之和溫元凱教授的教學故鄉。86學潮的果實雖然落地，但其 影響沒有消失、種子已經撒向學人心田。他們較其他內地學校更為敏感、行動更快 ，是理所當然的。 其三，僅次於北京和安徽高校，較早對胡耀邦逝世作出值得官方重視的反應的 ，是南京大學和南京政治學院。而且，這種現象不僅1989年發生過，還屢見於中國 現代史當中。其中原因，筆者尚無具體考證，但它的政治敏感性，與其地處最開放 和富裕的華東地區政治中心的地位、與其曾經是「國都」的歷史地位，應是不無聯 系的。 其四，本人的母校──湖南師大是八九民運期間較早行動起來的中等城市裡， 一個級別不高的高等學校。但它是沒有受到院系調整打擊的唯一的湖南省歷史最長 、科目最齊備、又地處省會的綜合性大學。更重要的是，它是1980年全國高校民主 選舉風潮的發源地。至今，在北京八九民運領導者們的記憶中，70年代以來曾起到 這種觸發作用的事件，其一是1972年的廣州的「李一哲大字報」；其二便是湖南師 大的人民代表競選運動。那次運動的「火種」，通過77、78屆畢業生大量留校任教 而留傳了下來。在後來的八九民運中，他們起到了「酵母」的作用。 五、「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特點及依托主體 "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的發展模式，實際上是一種「信息推動型」發展模式 。在經濟基礎落後、文化水平低下的國家搞現代化，尤其是實行「趕超戰略」，本 身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定律」的。選擇這樣的國 家戰略，意味著超越「生產力提高──經濟發展──階級分化──利益集團壯大─ ─黨派產生──民主格局形成──政治經濟文化現代化目標達到」這樣一個事物發 展的梯級，或大大縮短其漫長的成長和成熟過程，而發展的可能性押在「統治集團 明智地選擇社會藍圖──行政機構最佳地配置社會資源──知識集團提供最新信息 "這樣一個迷信之上。在這個迷信中，明智與否？最佳與否？一個是客觀標準，一個 是主觀標準。統治集團和行政機構在多大程度上是「明智」的和「最佳」的，客觀 上依賴沒有利益關係的知識集團的判斷。由此決定了知識集團在「晚發外生型」現 代化國家中「信息橋樑」與「信息載體」的地位。 另外，除了行使「認識功能」以外，知識份子集團還是一個行使社會「價值功 能」的集團。在與社會各階層的關係中，它處在從上到下各層級的「截面」，所以 能表達社會各階層的聲音。而這個群體，是現代傳播技術的運用者和信息操縱者。 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在西方已經實現了「三權分立」的國家裡，被認為是樹立起 「第四權」──即無冕皇帝的地位，在「晚發外生型」現代化國家實際上是樹立了 「第二權」的地位──即知識份子的地位。在今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主宰國家 的三大勢力，其一是政治集團；其二是經濟集團；其三便是文化集團了。他們雖然 不得不在政治上服從前者，在利益上依賴第二者，但他們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人們 的閒暇時間以及一切政府和金錢過問不到的私人領域，而這個空間，從70年代末期 以來，已經大到…… 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再遠一點，我們可以看到，在類似中國的「晚發外生型」 現代化國家，不僅現代政治家的眾多代表人物出自知識群體，甚至現代企業家的眾 多代表人物也出自這個集團。整個從清末以來的現代化進程，都是由一批擁有先進 思想、掌握先進知識而具有獻身精神的知識份子所推動的。自洋務運動以來一百五 十年的歷史中，他們承載了整個民族崛起和興旺的希望，他們既是思想和知識的提 供者，也是行動的先鋒！ 而當經濟現代化目標實現以後，政治轉型的任務被提到顯著的位置。這可能就 是現代以來，知識集團愈來愈頻繁地干預政治，而在處於基本相同發展階段的南韓 、印尼的學運，也日漸起到舉足輕重作用的原因。 六、 歷史形成的關係只能在歷史中去化解 綜上所述，中國士人干政的現象並非出於「士人」的嗜好，它是中國歷史幾千 年專制體制的遺留物，同時也是其現代不發達與「後起」狀況的遺留物。歷史結出 的果實，只有靠歷史來消化。我們可以預計，中國未來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教育和 高等院校，將成為社會獨立的份子，但在它與社會和歷史的各種關係理順之前，在 它承載的責任逐漸轉移到專門的社會集團身上之前，換言之，在政黨政治與議會政 治確立之前，它是不可能最終實現的。 200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