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京生被捕的日子裡 ──為劉京生入獄十週年而作 (北京) 金艷明 一、入獄 1992年的5月28日，那個難眠的初夏夜，我永遠不能忘卻。那天，我的丈夫劉京 生沒有像往常一樣回家。經過一夜漫長的等待，當窗戶重又放亮時，我心裡產生了 不祥的預感。 第2天，我聯繫劉京生的好友胡石根，找不到，聯繫王國齊，也找不到。劉京生 的朋友們似乎都失去了消息，我明白：預感中的事終於發生了！ 對於他所從事的事情，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從來來往往的朋友和他們的交談 中，我感覺到他們在做著危險的事情。在中國這個政治環境中成長的我們這一代人 ，對政治有著天生的敏感和畏懼。由於家庭背景的原因，我從小對政治敬而遠之。 政治對我們這個滿清遺族來說，等同於「整治」。這種天生的敏感使我覺得劉京生 他們很幼稚、天真。但是，我不能阻止劉京生。 我把劉京生徹夜不歸的事告訴了我的公婆。他們陰沉著臉，什麼也沒說。我驚 詫他們的沉著。作為早年加入中共組織的中國科學院的中級領導，他們有著太強烈 的組織意識和政治原則，連自己兒子的事都不願發表議論。 父親幾天不露面，兒子劉曉光向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就騙他說， 爸爸出差辦事。由於劉京生曾經做過小商品的生意，也有過外出的經歷，所以兒子 當真了，沒再問什麼。 在沉默、壓抑的氣氛中過了半個月。6月14日的一天早上，幾個警察敲響了我的 門。我打開門，看到警察的神情，明白了即將發生什麼。當時我的兒子劉曉光正在 屋裡。我告訴他馬上到旁邊樓的爺爺、奶奶家去。 警察向我展示了一張寫著搜查證的紙片，宣佈道：「劉京生因為涉嫌反革命罪 被刑事拘留了，現在要對你的家進行搜查。」接著便開始翻箱倒櫃。政治，這個我 從童年起就被父輩告誡要躲避的東西終於還是找上門來。這是宿命，忘不掉的政治 記憶，脫不開的政治噩夢。許是我過於粗心，我從來就沒翻動過劉京生的個人書櫃 。警察們從裡面翻出一捆印刷品。他們也搜查我的私人物品，把我搜集的六四期間 的資料也抄了出來，盡數沒收。警察走了，我看著被翻得狼藉一片的房間，眼淚一 下子湧了出來。我想起了我的兒子。我急忙下樓往公婆的家裡走去。公公陰沉著臉 開了門，把我叫一邊小聲說：「曉光一直叫著要去找你，我們沒讓去，怎麼樣？走 了？」 我茫然地點點頭，視線一直在尋找我的兒子曉光。 曉光跑過來，我捧著他的臉，使勁地摸。婆婆從屋裡走出來，站在一邊，默默 地看著我。我們這一家人都有點呆呆的，只有不懂事的曉光抓著我的衣服在叫我。 二、審訊 劉京生被捕，家裡不再有安寧的日子了。派出所的片警上門，市公安局政治處 的人光顧。在單位裡，我也成了被「關注」的對像。對於這樣的局面，我並沒有足 夠的思想準備，所以難免手足無措。 我不知道該怎樣面對警方的盤問，我不知道怎樣面對同事的目光，我不知道怎 樣告訴我的孩子，我不知道怎樣面對未來的生活。 抄家後的半個多月，我接到北京市公安局7處的通知：到7處接受問話。 我利用休假的時間，轉了幾趟公共汽車來到位於北京城南半步橋的7處辦公樓。 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預審和一位青年預審。他們都嚴峻得繃著臉。問話從我是否參 與了劉京生的活動開始。 「你知道劉京生做的事嗎？」 「不知道。」 「不可能，你們夫妻倆生活在一起，他做的事，你難道不知道、不參與？」 「你們大概不瞭解我，我對政治沒興趣，不光沒興趣，我討厭政治。」 「別說得這樣無辜。我不相信你對政治沒興趣。」 讓我說什麼呢？我想告訴他，讓我給他講述我的家族背景、我的家傳，讓我告 訴他，我從來就沒有申請過加入共青團，讓我告訴他，政治在我看來就是揪斗、就 是抄家、就是喊口號、就是人整人？這麼醜惡骯髒的東西，我憑什麼要對它感興趣 。 話題一轉，他們又問我：「劉京生平時都接觸什麼人？」 「我再說一遍，我對他接觸什麼人沒有興趣。」 「你認不認識一個叫胖子的。」 胖子，我想起來了，叫許東嶺，一個充滿活力和熱情的青年。我不知道他的政 治抱負，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理念，同他的幾面之交，我只感覺這個青年人，政治 熱情很高，處事城府不深，至少我覺得他不像是搞政治的。 「某年某月某日，有人讓你把某某的東西轉交給劉京生，有沒有這回事？」預 審員又問。 「沒有。」我一點沒有猶豫，斬釘截鐵地說。 短暫的沉默，中年預審說，「說不說的結果是一樣的，我們掌握了事實，不會 因為你不承認，就不作為證據。你如果不說實話，後果你自己負責。」 「如果你覺得我必須承認你所說的事，那我就胡說一氣。」 「那倒不必。是事實你必須承認。不是，你也可以否認。我們要求講真話。」 「我要說的話就是：沒有這事。」 問話結束了。他們站起身。我也偷偷喘了一口氣。他們要我走到審訊桌前，在 那個白白的記錄紙上按下了血紅的食指印。 盤問過後，我要求見劉京生。 「現在不行。」警官回答。 「什麼時候行？」我追道。 「結了案再說。」 此後，我就開始等待結案。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半年過去了。我多 次打電話，但是，結果都是一個：「不行。」 我實在忍不住了，憤懣之極。我提筆給寫了一封信，斥責7處無理關押，是藉機 要挾。我還寫了一首順口溜： 醫生從病人身上掙錢，老師從學生身上掙錢，交警從司機身上掙錢，領導從工 人身上掙錢，你們從犯人身上掙錢。 寫完，我覺得出了一口惡氣，把信封好，到家門口附近的一個信筒，將信放了 進去。 幾天後的晚上我回到家，婆婆告訴我公安局來電話，叫我去一趟。 我說：「不去。」 婆婆說：「他們怕你不去，還特別提醒說，如果你不去，他們用警車把你帶走 。」 我沒說話。兩天後，我又擠上公共汽車，幾次轉車後，坐到了7處預審室那個受 審的位置上。 還是那熟悉的預審室，還是那故作威嚴的預審員，他拿著我的信，用略帶憤怒 的神情看著我：「這是你寫的吧？」 「是。」我答道。 「你知道這是什麼性質？」 「這是我對你們執法不公正的宣洩。」 「不對，你這是誹謗。告訴你，就憑這一點，我就可以把你也抓進來。」 當時我不知從那來的勇氣，突然站起來，對著他嚷起來：「好啊，你們平白無 故抓了劉京生，今天還要抓我。可以啊，抓吧。我今天就不走了，明天把我的孩子 也帶來，我們一家三口正好就在這團聚了。」 看我大發雷霆，他的神情反倒緩和下來，露出笑容：「別激動，別激動，有話 好好說。」 三、誘供 取證的工作並沒有結束，警方動用了別的方法。幾天後的下午5點鐘，我出車回 來，準備收拾東西下班。休息室門口站著一位中等身材、有些魁梧的年輕人。「你 是金艷明嗎？」一個略帶顫音、又似乎有點笑意的聲音。 我注視著他，有點似曾相識，但我並不認識他。 「我是某某。我到過你家，是和劉京生一起組織自民黨的。」 哦，是這樣。這時，一個念頭從我的腦海閃過：大家都被抓了，怎麼他一點沒 事呢？ 他有點神秘地把我叫到一邊，語氣親切地問我：「你現在怎麼樣？」 我說：「我很好。你們要保重，劉京生坐牢了，你們一定不要再進去了。」 他臉色變得嚴肅地說：「我們都沒事，警察找過我們，但是我們都應付過去了 。」說完，還「咯咯」地乾笑兩聲。 那聲音在我聽來十分不舒服。就在此時，我忽然注意到他的腰間皮帶上有一個 小答錄機。而且我注意到那答錄機的錄音鍵竟然是按下的。這時，我的腦袋一陣暈 眩，只覺得渾身的血都往腦門上湧。 我知道他是誰了，我也知道他是來做什麼的了。我當時有種怒髮衝冠的感覺。 但是，我努力地克制自己，告誡自己，別衝動，別衝動，看他要幹什麼。 說了幾句淡如白開水的話，青年人問我：「最近沒有什麼人來找劉京生嗎？」 我說：「沒有。」 「哦，如果有人找他的話，告訴他，我們的組織還在，可以和我們聯繫。」 我語氣堅決地說：「不可能。不可能有人再找他，我也不會讓他找你們。」 他訕訕地笑笑。 我告訴他要回家了。他便起身和我道別。 我看著那個遠去的粗壯的背影，心裡充滿憎惡，但更強烈的情緒是在譴責劉京 生：「愚蠢的劉京生啊，你看看你都結交了些什麼人，看看你身邊都是些什麼人啊 ？」我永遠地記住了那張胖胖的臉。通過他的來訪，使我發現一個意外的情況：「 中國自民黨」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抓了，有些人還很自由，而且，還在繼續從事著 所謂的「自民黨」的事情。 這是為什麼？我不能不畫個問號。我永遠地記住了這個名字。 1994年12月，在審訊劉京生等人的法庭上，我又一次聽到了這個名字。他出具 了書面證詞，證實了劉京生等人的犯罪事實。 又是幾年後，在我的朋友、著名基督教活動家劉鳳鋼的婚禮上，我忽然看到一 張熟悉的臉。我的心裡一震：是他？我當時還怕我看錯，向另一位朋友詢問：「那 個人叫什麼？」當朋友說出那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名字時，我驗證了自己的猜測： 沒錯，就是他。 沒有被抓的不止他一個。一個在自民黨中擔任著核心職責的人也沒有被抓。後 來在法庭宣判時，他也只被判處兩年管制。判決書下來後，我到他家去詢問：「你 們明明是大家在一起做事的，為什麼你沒有被抓？為什麼你只被判處管制？」 他支吾著，講了幾個理由：他的腿有殘疾，是在六四坐牢時被打傷的；他沒有 老婆，家裡小孩太小，需要有人照顧，所以警方沒有抓他。但是，我覺得這個理由 顯然太牽強了。 此後，此人遠離了這個圈子，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還有一個在這個圈子裡十分活躍的人，可以說，每次他們的會都有他在場，許 多人的聯絡都是他負責的。但是，他竟然在被關押一段時間後被釋放了，而且竟然 沒有被起訴。 他被釋放後，來到我家。我很不客氣地問起：「我不瞭解你們的活動，但是， 我看你們這些來往的人中，你比任何人都活躍。你們所有的會你都在現場，為什麼 你沒事？」 他結巴半天，也沒說出什麼。我又追問：「聽說你認識市委書記？」 他又結結巴巴地說：「那，那是他們說的。」 說實話，我不信。我想也沒有什麼人會相信。此後，他再也沒來我家。 四、責難 1994年12月，在經過了漫長的羈押和審訊後，法庭開庭了。 當法庭宣佈帶被告進庭時，我迫不及待地站起身。我看見了身體瘦弱、臉色蒼 白的劉京生。他顯得很憔悴，走進法庭後，不住地向旁聽席上看。 我特意起身，以使他能看到我。我們的目光終於對視。他的嘴角露出一絲微笑 。 法庭最後陳述時，劉京生的聲音低沉、語速緩慢。他對法庭指控的事實一概承 認。但是，他不認為自己有罪，而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憲法所允許的，比如結 社自由，比如言論自由。最後，他看了我一眼，說道：「我沒什麼後悔的。我只是 對不起自己的家人，對不起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和我一起受苦了。」 說到這裡，他的聲音略帶哽咽。我的眼睛一下子濕潤了。 後來法庭宣判，劉京生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胡石根20年，康玉春17年，王國 齊11年。這些人在我看來都是些青年才俊。他們中年齡最大的不過41歲，更有人是 剛畢業不久的大學生。 尤其應當指出的是，有一些人真的很無辜，他們只是參與一些事情，甚至可能 並不清楚「中國自民黨」這個組織的情況，也被判處了較短的刑期。 一個人僅僅為「自民黨」運送過資料就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1997年他服刑期滿，來到我家。他神情萎靡，衣著邋遢，看了叫人心酸。 他向我陳述了他淒慘現狀：他的一輛汽車被沒收了，老婆離婚了，年幼的兒子 不明緣故地患上精神病。 說著，他開始掉淚，開始向我抱怨起劉京生，告訴我都是劉京生害了他。 我很同情他，但我改變不了他的情況，我也幫不了他什麼大忙。當時，我真想 替劉京生說聲對不起，但是，我沒說出口。因為，我覺得我沒有這個資格，我想這 話應當等劉京生出獄那天，由他向這些無辜受牽連者說聲抱歉。 五、鼓勵 我盡力想幫助那些因為自民黨案而受牽連的人。我找到了北京知名的宗教活動 人士、北京平安醫院精神科醫生徐永海，請徐永海為他那患精神病的小孩治病。 徐永海是虔誠的基督徒，在北京的圈子裡以為人厚道、樂於助人著稱。別人有 難，他每每施以援手，而且決不計報酬。徐永海開始利用業餘時間自己出資為他的 兒子治病。後來出於種種原因，他的孩子放棄了治療。但是，我永遠地記住了徐永 海的忘我和犧牲精神。 提到徐永海，我覺得還應該談談那些在我最艱難的日子裡幫助我的人們。 劉京生被正式宣判的那些日子，是我最迷茫的時候，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空虛 、無助。 於今想來，如果沒有劉京生的這些朋友，我真的不知那段日子會怎樣度過。 我忘不了劉青、還有劉念春夫婦，他們的登門看望，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有一 個在雜誌工作的編輯，怕我經受不住這沉重的打擊，隔三差五來看我，陪我聊天， 談天說地，轉移我的注意力。我知道他們的好心，我也就盡力做得很輕鬆，表現出 我的無所畏懼。我曾經笑著向一位朋友發誓：「我決不會以淚洗面。我會永遠笑著 面對生活。」 1993年，王丹剛剛出獄就來到我家。看到我每天上班，兒子的爺爺、奶奶又年 事已高，很難照料孩子，他就給我的兒子劉曉光找了個家教，輔導他學習，另外也 幫我照料孩子。 更令我難忘的是：一個開書店的朋友潘青，把我叫到他的書店去幫助賣書。一 來讓我有事可做，忘卻煩惱，二來讓我掙點外快，補貼孩子的學習費用。我每天早 上4、5點起床去公交公司上早班，下午3、4點下了班，就往位於海澱鎮的書店趕， 直到晚上9點書店關門，我才回家休息。這樣的日子，我過了整整一年。還有魏京生 、江棋生，他們那兄長般的關心照料，在我和我的兒子最艱難的時候，給予了我們 心理上和生活上無微不至的關照。還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北京著名的基督徒 王美茹。 結識王美茹是我人生的轉捩點。1998年起，我經常每週一次到她家去參加基督 教家庭聚會。1999年，在那個狹窄的兩居室裡，我受洗成為基督徒，從而樹立起我 人生的一個里程碑。對主的皈依，使我的世界觀有了徹底的轉變。 我忘不了這些朋友。10年的時間，我的人生經驗超過了我此前所有經驗的總合 。 今年4月底，我接到北京市監獄的來函，通知我5月28日到監獄探望劉京生。我 竟然呆了，這是巧合，還是冥冥中的上帝在昭示什麼？ 10年了，無論對於我、還是對於劉京生，這都是一個漫長的日子。10年之後， 我應該對劉京生說什麼呢？我想我要把《保衛孩子》交給他。我還要把這篇《在劉 京生被捕的日子》交給他。然後，我只對他說一句：10年啦，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 金艷明瞭。□ （2002年6月20日）